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乔纳森·弗兰岑
由于大学课程安排上的一次诡异意外，我发现自己成了德语专业的学生。最后我去德国待了两年——一年在慕尼黑，一年拿着傅尔布莱特奖学金在柏林。那以后我就与世隔绝，和外界的主要接触之一就是看报纸。我需要报纸，但也痛恨报纸。我试图做个严谨的作家，做个小说家，而我感到失望的是，即使是如《纽约时报》那样的优秀报纸，也满篇陈词滥调，语言问题百出。我认为新闻界对我热衷的话题不太关注——环境、核武器、消费主义——有一阵子，我觉得他们让罗纳德·里根为所欲为。好像这个世界一切都错了，除了我以外，谁也看不见这些问题。除了我和卡尔·克劳斯。
我在上大学时偶然接触到克劳斯的著作，后来在柏林再次读到。这个人在道德上有着绝对坚定的态度，他对维也纳布尔乔亚报业的批评也极其严厉、愤怒和有趣。他尤其抨击了两件有关联的事情：一是少数媒体巨头越来越富，二是他们掌管的报纸不断向读者保证这个社会在变得更民主、更先进、更有力、更开明、更具有公共性。这把克劳斯逼疯了，因为他看到这些赤裸裸的营利企业漂亮地伪装成促进平等的有利因素——并且 大获成功 ，因为人民已经对此上了瘾。
克劳斯非常聪明、有趣，而且还很狂热，以至于在维也纳拥有了一群疯狂的追随者，成千上万的人来读他的著作。七十年后我也几乎成了他真正的狂热追随者。他的语言冷酷无情，但它们真的有种爆破开来的感觉。没有什么东西能像道德上的确定性这样，可以让文章的语气如此义愤填膺，我因此迷恋上了他的书，因为我正在为我自己的写作寻找那种义愤填膺又有趣的语气，也因为我对着报纸生闷气时感到孤单。克劳斯吸引我的另一点是他坚信我们人类在走向世界末日。那时候，对我来说这意味着核灾难的末日，因为我们当时仍处于冷战军事恐怖的后期。只要我依然相信我是对的，这个世界是错的——这个思想基本上贯穿我二十多岁的时期——我就真的还受他的魔咒蛊惑。
后来我步入了三十多岁时的黑暗时期，原来黑白分明的一切开始变得灰暗一片。报纸看起来不再像是文化敌人，而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和记者们开始失业，报业陷入困境，我意识到，你知道的，他们真的在努力工作，是竭尽全力、负责任报道新闻的人。他们不会装成不是他们的人。把他们的语言罪过归咎于他们是错误的。就在这个时候，我父母快不行了，我自己又在闹离婚，诚实地说，我真的有些扛不过去了，然而我还是相信自己是正确的，别人错了。三十五六岁的时候，清楚地呈现在我面前的是，在个人生活中我十分肯定的一些事，其实是想错了。一旦你在一件事上错了，你可能在一切事上都错了。
因而我对克劳斯失去了兴趣，虽然我一直在翻译他的作品，以备以后出版。我放弃了翻译，一直到几年前遇到几个克劳斯的仰慕者后，我才重新继续翻译他的作品。他们鼓励我翻译下去，等我再翻译时，我意识到，比起关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报业的观点，他对于我们这个科技和媒体年代的观点更加正确。他说的很多话似乎都有着难以置信的预见性。你可以把他的批评直接用到报纸的博客化上，用到社交媒体的兴起上——一百年前他真的看到了这一切的到来。尽管我现在不再有他那种炽烈的道德确信感，但我还是决定回去翻译他的作品，努力让英语读者尽可能接受他的作品。
克劳斯的一句话对我最为重要，那就是“Ein Teufelswerk der Humanität”，即 人类的恶魔机器。 九十年代中叶，随着第三屏幕的出现，以及随着日益唯物主义的人性观被药理学推崇，我开始为文学会如何而担忧。我在寻求某种描述方法，描述科技和消费主义如何相互促动，并占据了我们的生活。它们多么具有诱惑力和侵略性，但又多么不令人满足。我们如何越来越回到科技和消费主义里去， 因为 它们不令人满足，而我们越来越依赖它们。互联网的群体思维，以及不断出现的产品的电子刺激，开始侵蚀一个有能力写小说的人的见解。我能找到描述这一切的词是“恶魔机器”。从定义上看，这是某种消费主义的东西，是某种排斥一切其他形式的集权主义的东西，是某种出现在这个世界上，通过自身发展的逻辑制造我们欲望的东西，是某种会造成破坏，但看上去自身保持不朽的东西。为我总结上述观点的话很大一部分得归功于克劳斯的作品：“技术-消费至上主义是恶魔机器”。
有趣的是，九十年代，许多不同的作家和思想家都已经对这些东西有所担忧。你可以把《无尽的玩笑》 [1] 看作一部回应科技-消费主义的大部头——它有着胶片盒的感觉，一旦开始看，就永远停不下来。在九十年代，机器似乎已经开始用它们的逻辑控制我们，而不是为我们服务。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摩尔定律告诉我们，两年半以后，计算机的功能和体积将是今天的两倍。显然二十年后，我们达到了摩尔定律的极限，但那个时候，一切还处于活跃的发展阶段。各种应用程序被开发出来，人们不得不扔掉旧机器设备，因为一堆新机器和新应用程序被生产开发出来了。还没等我们主动赞同，它已经变成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尽管我有着强烈的顾虑，但这还是成为了 我 的生活方式。
克劳斯的话还有第二部分，“der Humanität”，即“人性”。九十年代我没太注意这一部分，但再翻译时，我开始苦苦寻思克劳斯到底在说什么。这个奇怪的词Humanität（人道）让我很受触动。他本可以用另外一个词Menschlichkeit（人性），却并没有用。他的方法和瓦尔特·本雅明
写《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有些类似。本雅明看到机械复制和日益增加的生活技术能带来真正的社会效益，但代价是生活呈现出扁平化趋势。当下的科技性特别令我不安的是，听见人们开心、骄傲、激动地再三说计算机正在改变生而为人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这些心潮澎湃的人在暗示我们正在变得更好。而我浏览社交媒体时，仿佛看到一个成年人的世界正在变成八年级的食堂。当我浏览脸书时，我看到的是拉斯维加斯的视频扑克室。
对我来说，总体看来，克劳斯这一句话指的是，科技-消费主义这个邪恶的逻辑与生而为人没有关系，而现在已经与自由、人权和人的自我实现这些言辞结合在一起了。这种结合中的有些东西我们不应该视为理所当然——因为，还是老问题：谁从中获利？谁又因此贫穷？克劳斯有点像是个阴谋论者。他认为那些疯狂赚钱的财阀大谈人性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当然那时候那种观点只是出现在社论版上，但今天，硅谷文化里充斥着这种论调：“我们正在让这个世界更美好。”或比如，推特试图把“阿拉伯之春”归功于自己。对克劳斯来说，荒唐的事情不在于机器是邪恶的，有了自己的逻辑，而是它只能靠处于其中心的这个天大谎言运作。
这还和克劳斯的另外一句话有关联：“我们聪明得能造出机器，但还没聪明到能让它们为我们服务。”天哪，简直振聋发聩。瞧瞧我们和电脑互动的实质吧——有很多好的方面，但也有大量时间花在看别人参加愚蠢聚会的脸书照片上。我真不是说这些都不好。直到一九九六年我都拒绝使用电子邮件，但现在这已经成为我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实际上我喜欢用电子邮件——比起打电话，我更喜欢发邮件。我没有强硬地否认这一点。我反对的是那种观念，即仅仅因为我们 能 做，我们就会机械地去做。现在每个人都有一台全天候监控的摄像机，这是件好事，还是坏事呢？没有人真正讨论这个事情。这种潜在性是存在的，所以它还是会被发现利用，会被推向市场，会被出售，我们也会相信。这就是恶魔的机器。
克劳斯极其怀疑进步这个概念，即事情在变得越来越好。一九一二年，当他在写那些我翻译的书里面的文章时，人们对科学会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的态度还是非常乐观的。每个人都得到了科学上的启迪，政治自由化了，这个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好——是这么一套故事。
可是，两年后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战争爆发，紧接着二十五年后，更残酷的战争又爆发了。克劳斯在某些事上是对的：他不相信那些告诉我们科技会为人类服务、会让一切变得越来越好的人。身处于科技乌托邦主义和科技狂热主义的疯狂中，我们似乎有必要把目光投向这样一个作家：他亲历现代媒体和科技诞生，怀疑那种大谈一切都在变好的言论。我不确定我对这个新科技媒体世界的某些事保有戒心是对的。可也不认为自己错了，所以有一种言论让我不安，它断然否定那些在我看来相当合理的异议——我见过很多这样的驳斥。
我们 正在 因为互联网变得更好吗？我的立场是这样的：在很多方面，互联网特别了不起。它是特别棒的研究工具，用来买东西也不错，把人们聚集起来处理公共事务也很好，比如说研发软件，或者为那些有共同爱好的人们和病友提供交流机会。互联网在这些方面都特别棒。然而总的来说，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催生了一种信念，即 所有的一切 都应该共享，一切都是共有的。
管用的时候，互联网的确不错，但我想，它在文化创作领域还是不灵的——尤其是文学创作。好小说不是由委员会写出来的，不是合作出来的。好小说是那些甘愿离群索居的人写出来的，他们深入下去，报告他们在深处发现的东西。他们把发现的东西放在一个可共有、可共享的地方，但不是放在生产端。除了作家的技巧，一部小说之所以能成为好小说，在于它对个体的主体性有多真实。人们说要“找到你的声音”：是的，就是如此。你在找的是你个人的声音，不是群体的声音。
克劳斯谈论想象空间，或暗示想象空间存在时，用了Geist（精神）这个古德语词。他发现科技进步和这种精神是对立的。你得是德国人，才会相信这种特别的构想，不过也可以用美国方式解释，而我认为这作为对互联网的批判是说得通的。不是将其视为一个对人们有用的工具，而是视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而为人的方式。如我所说，电子世界实际上对某些类型的艺术作品尤其有害，二者甚至到了毫不相容的地步。
你不用像品钦
那样极端，远远避开互联网自我推销的能力。但如果论及近几十年来北美地区真正伟大的作家，我会想起艾丽丝·门罗
，会想起唐·德里罗
，会想起丹尼斯·约翰逊
。他们不是隐形的，但都建立了相当严格的界限。你知道，艾丽丝·门罗有工作要做，她要做的工作就是做艾丽丝·门罗。德里罗是这样，约翰逊也是这样。如同塞林格
，品钦的离群索居是很极端的，有可能产生与预期相反的效果——变成一种绝对反对宣传的反向宣传。我视为榜样的作家都参与了一定的公共生活——毕竟我们都具备公共性，但他们有所节制。作家有读者，要对他们负责。但我们也有保持自我的责任。这是保持平衡的行为。还是那句话，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十分具有诱惑性，如此容易让人满足，它们以令人上瘾的方式，让你很容易就忘乎所以。
我觉得我们处于一个科技远远超过人类其他能力的时刻。你可以从很多方面上看到这一点——经济差距不断扩大，各处的仇恨、冲突与恐怖主义，以及政治功能的紊乱。对我来说，从某种程度上讲，如果要存活下去，我们不得不开始识别科技发展中不可取的方面，对其说不。一次意外的核爆炸和更多的发电灾难后，人们会说：“我们 能 分裂原子，但我们选择不这样做。我们要作为一个星球的整体团结起来，确保我们不会去做这件我们能做的事。”这相当不可能，但其实它也并非不可思议。在各种形式的转基因生物和DNA重组上，我们听到人们说：“仅仅因为我们 能 做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做。”但是我们对新数字科技的拥抱呢？虽然负面的后果很明显，但人们还是很莽撞。我是说，互联网几乎摧毁了新闻业！一个民主国家怎么能拥有三亿人口却没有专业记者呢？支持者总会说，好吧，可以众包，可以泄露，可以用iPhone拍照。真是一派胡言。众包人员不可能取代二十年来都在跑国会大厦新闻的资深记者吧。我们需要批判地思考机器带来的后果。我们需要学会怎样说不，学会怎样支持重要的社会服务，比如我们正在摧毁的专业新闻。
这是真的，尤其对渴望写严肃小说的人，这的确是真的。我第一次遇见唐·德里罗时，他就表明了这样的看法：如果我们不再有小说家，那就意味着我们放弃了个人的概念。我们只会是群体。
因而我认为今天作家基本的责任是：继续做一个人，而不仅仅是群体的一员。（当然现在这个群体聚集的地方大多数是电子的。）对要当作家或已经成为作家的人，这是一个主要任务。所以即使花半天的时间在互联网上处理邮件、预订机票、订购东西、欣赏鸟的图片等等，我个人还是需要小心限制对互联网的访问。我需要确保我还有一个私人的自我。因为私人的自我是我写作的来源。越是脱离这个自我，我就越只会成为既定事物的另一个传声筒。作为作家，我努力关注人们 不 注意的那些东西，尽可能努力仔细地探测我的心灵，找到方法表达我在那里发现的东西。
[1] 《无尽的玩笑》（ Infinite Jest ）是美国作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于199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
洛丽塔，照亮我生命的光，点燃我情欲的火。我的罪孽，我的灵魂。洛-丽-塔，舌尖顺着颚，走三步，停在齿上，敲三下，洛-丽-塔。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洛丽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