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机快乐

尼尔·盖曼

十二三岁时，有一次经历改变了我对文学的理解。我在一家英国二手书店买了一本R. A.拉夫尔提《地球暗礁》便宜的平装本，是美国版的。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那本书是从哪儿来的，或者它是怎么到了那家店的，但它彻底改变了我。

记得第一次读这本书时，我注意到每章的标题有点儿奇怪——看上去挺好，实实在在的，也描述了章节中的内容。后来有一次，我回头再读目录时才明白过来：这是一首诗，一首极好的诗。这就好像突然有一道巨光出现，天使们，肮脏的天使们，从天而降，嘴里嘟嘟作响，梳子上盖着薄纸，宣称规矩不复存在了。就是在这个时刻我明白了—— 天哪，在文学里你想干什么都行。不管别人告诉你写作是什么，你都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

我很高兴我还记得这个目录。我真的可以凭着记忆写出所有十六章的标题：

1. 杀死人们，清洁大地

2. 给世界留下一辆臭气熏天的跑车

3. 这是英勇乐队的最高目的

4. 还有六个小孩和一个鬼

5. 一个小孩变成四仰八叉的魔鬼

6. 世界变成陷阱，没人能阻止

7. “吵闹不休的杜兰迪”和这个世界

8. 很有可能是他们不适应……

你往下读着，想着：“你玩得也太开心了。”可是身为作家很容易忘掉有趣，忘掉快乐。忘记那些绚丽、累赘的花体字，因为——好吧，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因为你能做到。你应该能从遣词造句中获得快乐。你做这件事的原因和上帝创造鸭嘴兽的原因一样。海明威式的上帝可创造不出鸭嘴兽。它太怪诞、太累赘也太不可能了。但如果整个世界都充满了鸭嘴兽，这个世界会有趣得多。

没有什么规矩，只有一条：你能满怀信心地去做吗？你能坦然自若地去做吗？你能做得很有风格吗？你能快乐地去做吗？如果能，你就可以写个关于十六世纪的绘制地图的短篇小说，一切都会像这样：“天哪，多么令人愉快的短篇小说啊。”这是因为你自己很享受。你可以写得很押韵，可以加上脚注，有时我甚至让角色们用五步抑扬格的方式说话——你这么写是因为你想。最重要的是，我就是喜欢这种该死的随机快乐。做这些事是因为你能做。你从中找到乐趣。当作家的快乐就是在于感觉我能做任何事。这是我，这是我写的，我就是上帝。

并不是每天都会快乐，不是写每句话都会快乐，也不是做每件事都会快乐。不是这样运作的。如果你写一部很长的作品，比如一部长篇小说，你好日子得写，坏日子也得写；偏头疼的日子得写，老婆离开你的日子也得写。你在身心轻松愉快的日子写，每个字从笔尖或你的指尖流淌出来，就像阳光下的液体钻石在闪烁。你抬头一看，这一天你不知怎的已经完成了五千字，精彩绝伦。

但有趣的事情发生在三四稿后阅读校样时。你收到它们，正在核对。从理智上你知道有些是在愉快的日子里写的，有些是在糟糕的日子里写的。有些是在你经历过的世界上最糟糕最可怕的写作瓶颈里写的，你只是抛弃老掉牙的废话，试着写下点儿什么而已。有些是在神奇的日子里写下的。事实上你无法分辨，但所有这些读起来都像是你写的。这些都是同一本书的一部分。

本来不应该是这样。如果你能这样写那就很不错：“哦，这一页很棒。这一页太烂了。”但一旦你有点儿时间的话，就真的发现不了这些问题。这是因为这就是你所做的全部。这就是你建造这座城墙的方式，选一个字放进去，再选一个，然后再选一个。

最近我在网上回答了一个问题。有人这样说：“当小说写到中间卡壳了时，明知道情节要往哪里发展，可是身处的地方看不见从这儿到那儿的路。这样的话，你会怎么办？”我的回答非常简单：你瞎编就行。

这句话把几个人惹毛了——他们的反应好像是我在拿他们寻开心，或是我不愿意给他们传授真经。但我想回去和他们说：“你编出一件完整的事。你编出开头，编出结局。现在你就是只走鹃，你用你编造的东西在空中搭一座桥，从一个山头跨越到另一个山头。你停下来，往桥下看，发现下面什么也没有，然后你再抬头看看前面的山，又开始跑起来。”

我想人们在小说中真正回应的，也许也是在生活中回应的，就是知道你是安全的。你感觉你知道那个在做事的人清楚他在干什么，而且乐在其中。这一切也都是编出来的。所有所谓的规矩都只在被你打破之前是规矩。一旦你因为不再需要而抛弃它们，规矩便不复存在。

我唯一有信心与之通信的作家是拉夫尔提。那时候我大概十九或二十岁，从本地图书馆的一本作家名人录里找到了他的地址。我想，我可以给他写封信。于是我写了。那封信走了很多地方，从他六十年代的住所送到他七十年代的家里，最终成功抵达他手中。三个月后，我收到了回信。一段时间里，我和拉夫尔提一直通着信。

我给他寄去了一个衍生出来的故事，一个拉夫尔提式的故事。他回了信，语气很有礼貌，回答了很多问题。大多情况下，你十九、二十或二十一岁时常常充满梦想，而最终似乎真有个人愿意认真地对待你，把你当成年人一样对待。在那个年纪，你最需要的是被别人认真对待，因为这是你信心的来源。

突然，我有了一种很真切的感觉，就是作家都是真实的人。在这之前，他们更像是某种有魔力的鬼魂。但突然，有个我喜爱的作家写信给我，这给了我一种美妙的感觉：好，我可能也会当个作家。

有趣的是，拉夫尔提信里的语言读起来很像他本人的风格。我开始意识到风格不是什么矫揉造作，而是一种情不自禁。我记得很多年前我读到感恩而死乐队成员杰瑞·加西亚说的一句话。他说：“风格就是你弄错了的东西。”因为如果你把他排除在外，所有一切都会完美无瑕——从完美里跳脱出来的是我们辨识到的，就是这个东西形成了风格。他的这句话很有魅力，可是等我去网上搜索时，能找到的只是我自己在采访中引用过（大概他自己从没说过）。可是归根结底肯定有那种感觉，即风格是你情不自禁流露出来的。

我很同情教写作的教授们，不过我认为他们的存在是件可怕的事情（我把自己也列入其中）。他们最大的问题是规定太多。很多时候，教一个还没形成自己风格的年轻人写作，就像教小孩子除了花生果酱三明治，还有其他可吃的东西。学写作的学生登场。除了花生果酱三明治，他们什么都没读过，他们就想写花生果酱三明治。那么，现在你作为教授会说：“这样吧，吃点儿中国菜。很好，再吃点儿咖喱。让我们来试试沙拉吧。”有人说：“不，就要花生果酱！”然后你说：“好吧，好吧——但现在不行。先让我们说说其他东西。我们讨论一下埃塞俄比亚菜吧。”

问题是，热爱和快乐往往会消失。他们想当作家的原因就是他们热爱花生果酱三明治。他们从课上真正学到的是他们过去喜欢花生果酱三明治，而现在被告知这不行。他们得吃那些他们不喜欢的东西，现在一切尝上去都像菠菜一样，他们也受够了。

这就是为什么年轻时广泛阅读很重要。你身上的接收器在合适的年龄应该是开放的，是能接收许多事物的。你甚至不必在那个时候理解这些影响来自何处，或是它们意味着什么，你也不应该这样。

不管你多大了，好的影响反正最后都会变成肥料。这就像你用残渣做堆肥：鸡蛋壳、吃了一半的萝卜、苹果核等等。一年以后，它们变成一堆黑色的覆盖物，你还可以在上面种东西。好的影响力也是这样。想清楚是什么影响了你很难，就像说这堆黑乎乎的东西原来是半个苹果。

几年前，我在讨论自己很多年以前写过的一篇短篇小说——有人问是否可以读一读。我找出我的旧笔记本，把那几页撕下来，开始读我十八、十九、二十岁时（大约是开始阅读拉夫尔提并且给他写信的那个时间段）写的东西。事实上，如果现在有人让我看，并说：“这个人当作家有前途吗？”我会想：“没有，应该没有吧。”这里面没有什么能证明我有当作家的潜力。那篇故事看上去像长篇小说的开篇，也像一个十九岁孩子写出来的糟糕的短篇小说，无话可说，却特别渴望说话。

我想当作家，可是我没什么可写的。我有点以神童的标准评价自己了。从查特顿到塞缪尔·德拉尼，人人都在十九岁时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我没什么可说的。没关系。其实没人指望你说出什么新鲜或有独创性的东西。在那里的某个地方，我环顾四周，确实有些话要说。

我认识一个优秀作家——《Y染色体》的作者布莱恩·K.沃恩，现在他还做了很多很棒的电视节目。他讲过遇见我的故事，那时他是个年轻作家，发表不了作品。他出现在我的一次签售会上，停下和我聊时，基本上只是简单讲了讲自己的问题。我听了后说：“听着，通常我给别人的建议是：写就行了。可是你这个情况，我给你的建议是去生活吧。别为写作担心了。去做点什么吧。去让自己伤心，去找一两份工作，去闲逛一下。让事情自然发生吧——因为你还没什么可写的，所以你需要这些。你已经写得很不错了，也具备了写作能力，但你就是没什么可说的。”

他说他去那么做了，然后一切都顺利起来了。几年后他来找我说：“你给每个人的都是这条建议吗？”我说：“不，我几乎没给过别人这样的建议。”很有可能他是唯一得到过我这条特殊建议的人：去生活吧。有时候，这也是必要的。

就这么发生了。

——道格拉斯·费尔贝恩《射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