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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而前进的道路却是蜿蜒曲折。红色革命如大河奔流，泥沙俱下，鱼龙混杂。
1928年11月的一天，中共山东地方党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因贪污党的经费被开除出党的省委原组织部部长王复元
走进济南国民党市党部，无耻叛变，倒向反动营垒的怀抱，充当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疯狂捕杀共产党员的鹰犬。1929年6月，已是国民党山东“捕共队长”的王复元来到潍县，带领潍县公安局的反动警察，兵分几路，突袭庄家、东曹庄、坊子煤矿等党支部，捕走了以县委书记马宣元为首的党员40余人，潍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阴云密布，凄风苦雨。然而，在极端的“白色恐怖”中，潍县的共产党人没有被吓倒。危难时刻，调往青岛市委工作的牟鸿礼受山东党组织委托来到潍县，重新成立起县委。自此，潍县党组织工作中心由潍南转移到了潍北。
至抗日战争爆发前，数届县委和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许多党的优秀儿女壮烈牺牲，他们的鲜血浸透了渤海湾南岸的这片土地。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潍北大地，经历了一段苦难辉煌的岁月。
1925年，牟鸿礼经宋伯行介绍，在济南加入党组织，成为潍北地区第一个共产党员。1926年6月，第一届潍县县委（地执委）成立，为县委委员，1927年兼任城北区区委书记。“投身革命即为家”，在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的日子里，牟鸿礼出生入死，与国民党反动派斗智斗勇，担负起了领导潍北地区革命斗争的重任。
1928年4月，赤卫队砸了大柳树税局后，为扩大革命影响，县委发出了《告农民兄弟书》。事后，牟鸿礼带领几个同志化装成青年农民，随赶集的人群到了潍北固堤镇，将《告农民兄弟书》撒遍了集市上的大小摊点。当他正要将传单贴到警察局门口的一对石头狮子上时，被门口的警察发现，牟鸿礼迎上去，掏出一个纸包信手一捻递给警察，轻声说：“一点小意思。”警察误以为是送上了钞票，愣怔间，牟鸿礼飞起一脚踢倒警察，带领同志们飞快撤离。第二天，反动警察赶到牟家院村准备抓捕牟鸿礼，正巧牟鸿礼走出胡同口，不认识他的警察问牟鸿礼的家在什么地方。牟鸿礼警觉地顺手向后一指说：“进胡同拐过弯儿就是。”趁着几个警察走进胡同，牟鸿礼翻墙跳院来到村外，安全脱险。
这一年，济南五三惨案发生，牟鸿礼奉命前往发动工人罢工，不幸被捕，在押解途中，他趁一警察小便之机，猛力撞倒另一位解差机智脱险，后辗转回到潍北。他在风雨中奔走，置生命安全于不顾，在建立潍北地区第一个党支部后，又秘密建立起河南、李家埠、阙庄等村支部组织，点燃了潍北地区的革命火种。
牟鸿礼的革命行动，引起了潍县反动当局的极度仇恨。1928年底，公安局局长李朝英亲自下令，悬赏通缉牟鸿礼。牟鸿礼不顾生命危险，坚持斗争，借助同乡关系，在县城阜通煤场建起了秘密联络站，使这里成为潍县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的指挥中心。
一天，一个叫张明洲的国民党军队团长突然闯进煤场，讯问煤场掌柜：“认识牟鸿礼吗？我想见见他。”煤场掌柜感到情况危急，待张明洲走后，就劝牟鸿礼赶快撤出联络站，躲开敌人的搜捕。牟鸿礼临危不惧，说：“明天请他来，我要见一下这位团长先生。”第二天，牟鸿礼见到了张明洲，第一句话就说：“你可以抓起我来去请功领赏了。”革命者的大义凛然感动了这位团长，通过推心置腹的长谈，张明洲临别时感动地说：“寒舍在城里大十字口门牌18号，有用到张某人之处，一定尽力。”不久后的一个早晨，由于叛徒泄密，反动警察突然包围了煤场联络站。千钧一发之际，牟鸿礼跳出后窗潜入城里，毅然走到了张明洲家中。后来在张的帮助下，牟鸿礼逃出了敌人的魔掌。
1929年春，牟鸿礼调任青岛市委委员，离开了家乡潍北。
王复元叛变投敌后，潍县县委遭到破坏。1929年秋，牟鸿礼和团省委书记徐宝铎受省临委派遣来到潍县，运用牟鸿礼在潍北打下的党组织基础，联系党员，重新建立起了潍县县委，由张德善任县委书记。
张德善是潍县北乡柳科村人，13岁父母双亡，成为孤儿，带领弟弟流浪到胶州靠给地主扛长活和沿门乞讨艰难活命。苦难的人生使他恨透了黑暗的社会制度。1928年返回本村，共产党员管文山
正在村中秘密开展工作，认识管文山后，知道砸大柳树税局就是带领农民翻身的共产党时，就迫不及待地要求加入党组织。当年夏天，他由管文山介绍入党。在很短时间里，他先后发展农民党员10余人，建立起了柳科村党支部。
张德善担任县委书记只有短短一年多时间，却在潍北地区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被山东临时省委确定为全省七个革命斗争中心区之一。
1929年11月，张德善调往济南，参加省临委举办的干部训练班学习。1930年2月，省临委交通员叛变投敌，出卖了临委机关秘密住址，临委书记雷晋笙
和部分同志惨遭逮捕，张德善也在济南被捕入狱。
在狱中，张德善被敌人施以酷刑。敌人先将他打得鲜血淋漓，然后用水胶将其全身粘贴上麻缕，待结为血痂后，再一片一片往下撕，张德善疼得一次次昏迷过去。面对这样的酷刑，张德善意志坚定，只字不吐，严守了党的秘密。
这年春天，张德善被敌人折磨致死，年仅25岁。
1929年春夏时节，潍县县委根据山东省临委指示，领导了震动潍北的农民运动。
猪鬃加工是潍北一带的传统手工业，自清朝末年兴起，至民国初年，已形成一定规模的产业工人队伍。20世纪20年代末，只前阙庄就有较大鬃行5家，雇佣女工300余人。鬃行资本家低价购进猪毛原料，由当地女工制作成成品鬃后销售于青岛口岸的外国洋行，牟取暴利。为获取更多利润，资本家对工人残酷压榨剥削，随便开除工人，还对工人进行侮辱性搜身。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一触即发。
1929年春，党员女工于芝荣
所在的恒盛德鬃行雇有女工90余人，每人每日工资却买不到半升高粱，“二掌柜”还随便打骂工人。原本加工一副（10斤）猪毛，工资是5毛，资本家增加到一副20斤，工资还是5毛。因为争论工资，工人于品三的姐姐遭到打骂后被撵出鬃行，女工们气愤难耐，反抗情绪顿时高涨。
于芝荣是于清书的学生，在校时由于清书介绍入党，她向党支部汇报了恒盛德鬃行开除工人的事件。支部书记于清书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束反抗的火苗，他立即向县委进行了汇报，县委决定发动鬃厂女工罢工，带动起全县的工人农民运动高潮。
夜幕降临，星月在天。党员于芝荣家的一间柴草屋里，党支部会议在秘密召开。罢工斗争的前夜，一个周密的斗争方案在这里产生：抓住恒盛德资本家与青岛洋行供货合同即将到期的有利时机，立即举行罢工；于清书负责指挥整体行动，将80余人的罢工队伍分为两组，两名女党员任组长；党员于芝荣、刘素贞公开出头，带领喊口号，向资本家掌柜提出复工条件；党员曹金香、于兆云联络外厂工人和女工家长，形成声援队伍。
4月4日早晨，一场震动潍北的罢工斗争爆发了。罢工队伍多达1000余人，女工和赶来声援的农民兄弟潮水般涌上大街，越来越多的人围住恒盛德鬃行，大街上写满了“反对搜身侮辱制度”“增加工人工资”等标语口号。隐蔽在人流中的党员带头唱起了于清书早已编好的《罢工歌》：“绑鬃工人真可怜，从早干到晚，又要带夜班。冷粑古，真难咽，生活好凄惨。思想起来啊，绑鬃十几年，没剩半文钱。”歌声越来越大，越传越远，变成了此起彼伏的齐声怒喊：“不增加工钱，不给他们干了！”强大的声势突如其来，鬃行掌柜一片惊慌。
从清早直至太阳下山，罢工斗争的人越聚越多，工人们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决心越发坚定，口号声、歌声响满大街，没有一人走进鬃行干活儿。供货合同到期就在眼前，鬃行掌柜急得满头大汗，只得屈服，对工人低声下气地央告：“都是本村老少爷们儿，什么事儿都好商量。”抓住时机，党员于芝荣、刘金香走进恒盛德帐房，代表工人提出了复工条件：提高工资，恢复10斤猪毛为一副，1两不能增加，干完一副就支工钱，一天不能拖；不准欺负工人，取消搜身制度，不能随便开除工人。所有条件必须立即答复，一天不答复，一天不上工干活。
迫于合同快要到期的压力和罢工队伍的强大声势，天黑时，恒盛德掌柜软了下来，答应了工人们提出的条件。第二天，其他鬃行掌柜情知不妙，不得不悄悄提高了工人的工资，罢工取得了胜利。
后来的党史资料记载，前阙庄村的绑鬃女工罢工，是此前山东党组织领导的妇女工人运动中唯一没有流血而取得的胜利。罢工亲历者于芝荣后来回忆，取得胜利主要是于清书带领党员事前进行了局势的周密分析：选择资本家的薄弱环节，先在势力较小的恒盛德举行罢工；资本家之间钩心斗角，相互争夺利益，一时不会形成镇压工人的联合势力；女工大多是本村工人，一人罢工，全家声援，罢工队伍必然壮大；国民党当局设在高里镇的“局子”虽拥有枪支，但距离村庄较远，反动警察唯利是图，不会赶来为资本家卖命镇压工人。
女工罢工斗争的胜利，激起了潍北工农运动的高潮。1929年6月，县委指示党员牟铭勋、高松溪
、于清书等人，再次领导“短工罢市”运动。麦收即将开始，于清书与牟、高等同志先领导了麦季抢坡，发动农民抢收了地主的部分麦田，给当地地主形成了紧张的心理压力。麦收开始后，齐集在高里、前阙庄、一空桥等村庄短工市上的农民成群结队，高唱于清书编写的《短工罢市歌》：“可怜短工汉，鼓打四更天，就往市上蹿。财主们，吃什么？吃我的血和汗。财主们，尽享受，拿咱当牛马看。团结起来闹罢工，看他们怎么办？”一时，《短工罢市歌》传遍了潍北。
小麦已经焦穗，短工们在党员的带领下，向地主提出：不提高工资决不下市干活。进行到关键时刻，前阙庄南门外的短工市上，短工们坚持不下市。内心恐慌的地主几家联合，仍在极力压低工钱。这时候，于清书突然出现在集市上，他以每天三块大洋的最高价格，把几名短工领到自己家的地里。这一机智的行动，瓦解了雇工地主的侥幸心理，坚定了农民兄弟取得胜利的信心。雇工地主只得屈服，将工资提高了数倍。消息很快传遍潍北，一场短工罢市斗争在潍北大地取得了胜利。
继短工罢市胜利之后，县委又组织了农民“吃坡”斗争。为鼓舞斗争意志，于清书暗中发动农民，白天时间里，公开抢光了自己家的10余亩麦田。由此，“吃坡”运动风起云涌，此起彼伏。最激烈时，一夜间风卷残云，把潍北乡安固村一名反动乡长家的几十亩小麦抢得颗粒不剩，吓得这位乡长日夜不安，躲在家里几天不敢露头。在这次“吃坡”斗争中，仅前阙庄周围村庄一带，就有400余亩地主的麦田被抢光。潍北的“吃坡”斗争，震动了整个鲁东地区，地主阶级的反动气焰受到震慑，不再敢随意欺压贫苦农民。农民兄弟扬眉吐气，抱团斗争的革命意识进一步增强了。
织发网是潍北妇女的传统手工艺。在柳疃、安固、北孙、柳科等较大村庄集市上，发网商人将原料发放给女工，加工完成后，网商收回成品，按数量支付工钱。潍北一带，贫苦农民缺少生计，发网女工数量巨大。发网商人利用潍县北乡劳动力价格低廉，层层盘剥，大发黑心财。发网女工辛苦劳动一天，所得收入仅够买两个火烧。即便如此，发网商人还经常拖延工钱。
面对如此情势，继制鬃女工罢工、短工罢市之后，潍县县委又组织发动了发网女工罢市斗争。
1929年农历十月初五，县委发动潍北二百余名发网女工，集合在安固集上，同发网商进行讲理，为保证斗争胜利，还选派出20余名青年来到现场，暗中保护女工队伍。时近中午，聚集而来的二百余名女工团结一心，坚持不领加工原料，发网商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女共产党员王金华按照县委事先的安排，带头喊起了反对剥削、反对压低工钱和反对拖延工钱的口号。几家发网商见人多势众，全陷入了惶恐之中。
抓住时机，王金华挺身而出冲到发网商面前，义正辞严地提出了增加工资的条件。起初，发网商不答应，女工们便一拥而上，口号声再次响成一片。发网商见不远处20余名壮汉密切注视着现场的事态，这才醒悟：这么多人铁了心不领原料，原来是一场有人背后组织的活动。他们被迫答应了王金华提出的条件，工钱由原来的10个铜板增加为15个。
发网女工罢市胜利，一时震动了潍北，那些剥削压迫农民的地主也变得垂头丧气，因为害怕农民暴动突然发生在自己身边，于是嚣张气焰也收敛了不少。
1929年11月的一天，前阙庄于清书家中来了三位“陌生”的客人，说“陌生”，是因为来人分别进行过乔装打扮，其实都是于清书早已稔熟的同志和战友，他们是山东临时省委巡视员曹克明
、省临委委员牟鸿礼、山东团省委书记徐宝铎
。
革命活动中心由潍南转移到潍北后不久，在省委学习的县委书记张德善不幸被捕。危急关头，由省委返回家乡的于清书，联络起十余名党员，在“白色恐怖”中，高举着党的旗帜，坚守着红色革命的火种。
牟鸿礼等三人的到来，带着山东党组织的一项秘密任务，省临委决定：联系潍北党员，改组重建潍县县委。
寒风劲吹，夜色笼罩。在进步村民于砚田家的草屋里，一面党旗被悄悄挂到墙上。灯火荧荧中，县委改组会议在这里秘密举行。于清书的妻子站在凛冽的寒风中，担起了为会议站岗放哨的任务。
拂晓时刻，新的潍县县委在前阙庄诞生：曹克明任县委书记，牟铭勋、管清太
、耿寿图
、徐宝铎等任委员，于清书任县委秘书。县委机关驻于清书家中。
1930年2月，改组后的潍县县委决定在桥西村山会（农历二月十九）上组织武装暴动，夺取“维护治安”的高里镇民团的枪支，建立自己的武装。事前，县委成立了“暴动委员会”，县委书记曹克明任党代表，徐宝铎任司令。参加暴动的人员编为3个大队，分别由徐宝铎、耿寿图、于效辉
任大队长，秘密组织了前后两个阙庄、吕家、河套、埠头子、牟家院、李家埠等十几个村的100多名党团员和200余名群众成立起暴动队伍。3月18日，桥西村山会上人流如潮，暴动队员按预先计划进入了指定地点，除8支短枪外，每人腰藏一把斧头。暴动队员们严阵以待，只等一声令下。
不料情况有变，由于内部人员泄密，敌人早就有了防范，并已形成敌众我寡之势。面对这一突发情况，“暴动委员会”临时决定停止暴动，并迅速通知暴动队伍就地解散，各自回家。暴动遂致流产。
后来省临委书记任国桢来潍县巡视，之后在向党中央作出的报告中，对这次暴动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中央在报告上批示潍县县委：“省委批评得很对。一百名党员，二百名群众，这等于儿戏暴动，玩耍的暴动。”
但从另一角度来说，暴动也在一定程度上震慑了当地的反动势力。虽如此，暴动的失败，还是动摇了县委书记曹克明的意志，他一连几天垂头丧气，最后撒谎跟大家说：“家里还有几棵梧桐，回去卖掉弄点儿经费，回来咱们大伙再一起干。”未经组织批准，就擅自离开了潍县。
曹克明是高密县人，回到家中后，在家人的监视和引诱哄骗下，彻底堕落。几天后，由其族叔带领，到国民党高密县党部自首叛变，成了国民党疯狂捕杀共产党人的鹰犬。
曹的叛变，给潍县党组织带来严重影响，县委和党员都处在了危险之中，此事引起了山东省委高度重视。1930年3月，山东临时省委书记任国桢在临时省委委员牟鸿礼陪同下来潍巡视，在潍北的5天内，亲自召集于清书、牟铭勋、耿寿图等人召开会议。在小庄子村党员耿寿图家的菜园屋里，任国桢主持潍县县委改组会议，改组后的潍县县委由耿寿图任书记，牟铭勋任组织委员，管清太任宣传委员，于清书、于效辉任委员。
任国桢在批评桥西暴动盲动错误的同时，又指示县委加紧反豪绅、抗粮、抗税等革命斗争，并要求县委扩大党的组织，向胶济铁路沿线和坊子煤矿开辟新的斗争区域，发展产业工人队伍中的党员。按照省委的指示，短时陷入困境的潍县党组织，又在潍北大地上燃起了新的革命热情。
于清书，字画舫，1905年出生于潍县城北的前阙庄，因家中薄有田产，青年时得以就读于潍县第一中学。在一次田产争讼中，父亲受到村中大地主欺压，含恨去世，家庭变故使于清书产生了强烈的反抗意识。1927年春，以小学教师身份参加潍县教育训练班，见到了中学同学耿梅村，接受进步思想。1928年经牟鸿礼、耿梅村介绍入党。此后发展于一川、于芝荣、于全甲
等人成为党员，建立起了阙庄党支部。1929年2月，担任潍县县委宣传委员，自此走上了职业革命者的道路。其间，配合县委领导发动了震动潍北的制鬃女工罢工和短工罢市斗争。1929年7月调省委工作，任省委秘书，10月，省委机关遭敌人破坏，于清书奉命回到潍北。在省委工作期间，于清书在青岛费县路以开办小书店为掩护，奔走在红色革命的道路上。为熟悉工作环境，他脱下长衫化装为洋车夫，走遍了青岛的大街小巷。得知自己发展的学生党员于一川就读于“济南乡师”的消息后，他赶赴济南与于一川接上关系，成立起了“乡师”第一任党支部，使后来的“乡师”以“白区里的红色党校”著称于齐鲁大地。
返回家乡后，潍县县委改组，于清书担任县委秘书，积极参与了县委领导的桥西暴动。暴动失败后，1930年5月6日，叛变投敌的曹克明带人来到前阙庄，逮捕了于清书，押往济南第一监狱。
初入监狱，敌人见于清书温文尔雅，以为他是个一时兴起的公子哥，想入非非才参加了共产党，绝对禁不起皮肉之苦。于是给于清书戴上头号镣铐，严刑拷打，然而于清书宁死不屈，始终保守着党组织的秘密。敌人黔驴技穷，卑鄙地想出诱供的办法，他们暗中勾结前阙庄村的劣绅地主，声言如果于清书母亲同意以家中全部土地作抵押，这位劣绅地主可做“保人”，只判于清书8个月徒刑，条件是于清书写一份“悔过书”。于清书清醒地识破了敌人的卑鄙伎俩，在审判的大堂上，已被酷刑折磨得遍体鳞伤的于清书，一口唾沫向老奸巨猾的“保人”脸上吐去，他把写“悔过书”的纸揉成一团，愤然扔在地下，大声喝道：“你们这些黑心肠的家伙，我有什么过可悔？”说完，拖着沉重的镣铐，昂然走下堂去。1930年8月，穷凶极恶的山东军阀政府改判他死刑。
在行刑之前的日子里，敌人继续对于清书施行攻心毒计，宣称在押的政治犯只要供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姓名，就可以走出监狱。与于清书同时被捕的一位同乡贪生怕死，心旌摇荡，妄图变节投降，他知道于清书掌握着不少党内秘密，就趁监狱放风的机会，凑到于清书近前试探消息，最后竟至流下了可耻的泪水。看到于清书一脸凛然，又吓得脸色蜡黄，于清书突然冷笑着说道：“怕什么？共产党员就在你的眼前！”
变节分子信以为真，连连向于清书拱手作揖，摇尾乞怜，追问这位共产党员是谁。于清书怒不可遏，跳起来一脚将他踹倒在地，大声怒斥道：“我就是共产党员，潍县前阙庄的于清书，字画舫。拿我的人头领赏去吧。”吓得这位变节分子面如土色。贪生怕死的心态，日夜啮噬着他可耻的灵魂，以至最后疯癫成疾。无奈之下，敌人将他放出监狱，他在苟延残喘几年后一命呜呼。
在这人生的最后时刻，于清书的妻子抱着三岁的小女儿赶到济南探监来了。生离死别的关头，于清书抚摸着小女儿的脸，对着放声大哭的亲密伴侣说：“挺起胸，活下去，养好三个女儿，女儿也是儿。有事找母亲。”他用“母亲”这一隐语，叮嘱妻子一定要紧跟党，在革命的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
1931年4月5日，于清书与一大代表邓恩铭、著名革命家刘谦初等22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儿女，从监狱走向了济南纬八路五龙沟刑场英勇就义。因这一天是4月5日，故史称“四五烈士”。那一年，于清书26岁。
1930年6月，潍县县委改为中心县委，工作范围辖潍县、益都、广饶三县。1930年12月，依照省临委指示，由潍县、益都、广饶、寿光四县党组织联合成立青莱特委，又称“潍县特委”。1931年2月，青莱特委撤销，恢复潍县中心县委，由省临委调来广饶县刘良才任书记。刘良才在潍北一带以打短工、扛长活、做木匠等为掩护，秘密联系党员，开辟党的工作，使党的组织扩大到了白浪河以东区域，先后建立起固堤、牟家温庄、耿家小官庄等支部，发展邢明、牟星桥、牟芳令、牟宾周等人入党。潍北地区一时发展到党员130余人。
1931年11月，活动在潍北的中心县委领导了坊子煤矿的工人罢工斗争。
事前，潍北党员牟铭勋受中心县委派遣到坊子煤矿接触进步工人，秘密建立了党组织。1931年夏，山东省委派遣益都的陈铭新
、刘兴工去坊子发动工人斗争，两位同志先后来到潍北，中心县委组织委员牟铭勋亲自送他们去坊子与党组织联络员王青梅接上了头。几天后，县委书记刘良才也见到了陈、刘二位同志，同时到来的还有潍北党员高松溪，一场疾风暴雨般的罢工斗争在秘密酝酿着。
为迅速打开局面，陈铭新、高松溪决定先取得工友们的信任。经县委批准，陈、高二人以拜“结义兄弟”的方式团结起一批骨干力量，成立了工人队伍中的“替息团”，他们在井下的艰苦劳动中替换休息，照顾年老体弱的工友。这一温暖人心的行为凝聚起了工友们抱团斗争的思想意识。11月，煤矿资本家已拖欠工资长达12个月，工人气愤难耐，怨声载道，反抗斗争的怒火即将点燃。
抓住这个时机，县委指示陈铭新、高松溪发动了全矿工人大罢工。以“替息团”成员为骨干力量的600余名工人聚集在井口，停止了下井劳动。他们不顾工头威逼，结成队伍走向坊子四马路煤矿总经理办公楼前。“还我血汗钱”“不还工资，决不复工”的口号声震荡着整个坊子小镇，石块、瓦片雨点般砸向总经理办公室。矿上立即报了警，可反动警察一来，见手持棍棒和各种劳动工具的工人大有拼死决战之势，遂狼狈逃离了现场。
慑于团结一心、誓死斗争的强大力量，又加上担心排水水泵无人操作、煤矿被淹，矿上只好答应了工人复工的条件：发放全部拖欠工资；发工资必须用现金；不准开除工人。罢工最终取得了胜利。
1932年5月，潍县中心县委和中共坊子特别支部收到山东省临委密件，指示要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到来之前，发动大规模政治宣传攻势，发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甚至士兵哗变。为此，县委书记刘良才专门化了妆，从潍北来到了坊子，与坊子特支一起制定了行动计划：准备散发标语传单，组织游行示威队伍。
6月30日深夜，花花绿绿的标语如雨后春笋，瞬间贴遍了坊子镇的大街小巷。标语上赫然书写着“打倒资本家地主”“工人农民团结起来斗争”“反抗剥削压迫”等口号。反动当局在恐慌中乱成一团，他们从县城调来大批武装警察和特务暗探，暗中盯梢侦探，准备一网打尽领导这次运动的坊子党组织。
8月初的一天夜里，在坊子三马路上，一个年轻工人正准备把一张标语贴上电线杆时，暗中盯梢的警察摁住了他的手。等待这位工人的是酷刑下的逼供，他没有经得起考验……顺藤摸瓜，反动当局动用警察和驻坊子的国民党部队，在坊子车站和附近村庄开始疯狂搜捕，一时捕走党员和进步群众30余人。国民党反动团长疯狂叫嚣：“反了共产党了。有一个枪毙一个！”
8月4日，敌人准备将13名“重犯”用火车押往县城监狱。生命危急，喋血在即，中心县委和坊子特支当即做出了组织群众拦车的决定。当13名党员和进步群众在警察的押解下走上火车时，早已布置在周围的200余名工人和家属一拥而上，齐齐倒卧在铁轨上，拦住了西去的火车。党员带头出面，强烈要求放人犯。直至下午1点，双方仍在僵持着，使东西来往的几班火车都无法通过。青岛铁路局获悉后大为震惊，恐慌中急忙电告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头子韩复榘。韩复榘惊出一身冷汗，仓促答复暂不向县城监狱押解。
然而几天过后，敌人暗中用汽车把13名在押人员送进了潍县城里。审讯中，共产党员张云贵破口大骂敌人的反动无耻行径，惨遭活埋，其余12人最后无一幸免，均遭杀害。此后，敌人以各种手段疯狂捕杀共产党员，坊子党组织被完全破坏，革命斗争活动一时陷入低潮。
坊子卧轨及喋血事件，仅仅是一个前奏，潍北共产党人在苦难辉煌的路上正艰难前行。
1932年秋天的一个夜晚，潍北牟家温庄村一个农家小院中，几个农民正在练习瞄准。枪支对于他们来说是陌生的，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显得拙笨。子弹是那样弥足珍贵，所以他们只是虚拟着瞄准，然后再扣动扳机。与此同时，一场继大柳树暴动之后的武装行动正在这里秘密酝酿。
潍北是一片富有反抗传统的土地，革命的火种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
1930年7月，山东省委向中央报告了潍县党组织的情况，在经过了张德善牺牲、曹克明叛变等艰苦局面后，“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又发展起党员87人，支部13个，除1个在县城外，其余全部分布在潍县北乡。有团组织和团员40余人，有妇女协会组织和会员30余人，党员手中也有了手枪几十支——这才是最重要的。当年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还指出：“布置地方暴动，潍县最有可能。”1932年2月，潍县中心县委成立，至年底，潍县党员再发展至130人。
在这样的基础上，1932年11月，中心县委秘密领导了固堤武装暴动。县委先派多名党员打入高里、寒亭等反动当局设立的盐务处，秘密侦探情况，准备从那里夺取枪支，武装起固堤、牟家温庄、小官庄、于家码头、柳疃等村几百名人员的暴动队伍。11月4日是白浪河西岸柳疃村的山会，如果山会上暴动成功了，那么就先拉起队伍去县境西南山区打游击，然后再一路南下河南、安徽等地，与红军主力部队汇合。
暴动在即，却不料有人变节，敌人很快知道了这支暴动队伍。11月3日，潍县警备队突然到潍县北乡疯狂逮捕共产党员，县委委员耿寿图被捕，暴动队伍骨干邢明、牟芳令、牟宾周等人侥幸脱险，潜往东北。潍北党组织又一次遭到严重破坏，县委联络点被迫转移到了坊子工人群众之间。
潍北党组织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极度恐惧与仇视，敌人在火车站、交通路口、主要集市挂起了县委书记刘良才的画像，严加缉查，同时还派出大量密探四处侦捕。1933年7月，省临委组织部部长宋鸣时
又叛变投敌，成为山东反动当局韩复榘政府的捕共队长，疯狂破坏着省内各地党组织。
其实，对于宋鸣时这个党内败类，潍县党组织早有警觉。1933年4月，中心县委曾向省临委控告宋鸣时来潍巡视期间不做党的工作、浪费党的经费、不联系工农群众、专门瞅机会去找“密斯”，作风腐朽堕落。5月，省临委责令宋鸣时再到潍县，就县委控告的问题进行答复。但这位已堕落到罪恶深渊的“组织部部长”恼羞成怒，仍一意孤行，坚持错误。县委同志极为愤慨，当时有党员曾建议以工作为由将其领到坊子镇以东响水湾，推入湾中淹死。县委最终还是坚持了组织原则，在未请示省临委的情况下，没有贸然采取措施。
7月，宋鸣时猝然叛变，13日即来到坊子镇，带人捕走了县委书记刘良才。被捕后，刘良才宁死不屈，任敌人软硬兼施，始终坚守组织秘密，矢口否认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一无所获的反动政府强加给他“土匪”罪名，判处死刑，杀害于白浪河沙滩上。在潍北的土地上，刘良才走完了自己的红色人生。
宋鸣时叛变是山东地方党史上带来最大损失的一次叛变。宋身为组织部部长，掌握着大量党组织情况，他叛变投敌后，上至省临委，下至各地方组织，几乎无一幸免地遭到了破坏。
刘良才牺牲后，潍北党员失去了统一组织，与上级党组织也失掉了联系。从那往后，一直到抗战全面爆发的1937年，在四年漫长的岁月中，党员处在了分散独立的活动中。
刘良才
，广饶县刘集村人，1925年35岁时由刘子久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当年建起刘集村支部，担任支部书记。1926年春节，年轻女共产党员刘雨辉回乡过年，她到刘良才家送给他一本中文译本的第一版《共产党宣言》。刘雨辉说：“这本书就留给你了，这里面很多话都是革命的道理，能让人眼明心亮。”
从此，《共产党宣言》中“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的话，树立起了刘良才这位农民党员为之献身的崇高人生目标，共产主义理想成为他心灵航船的灯塔。
1931年，受省临委派遣，刘良才离开家乡到潍县担任中心县委书记。在艰难困苦的地下工作处境里，有一部分文件需要烧掉。面对着火光映红了脸庞的同村战友刘考文，他拿起那本画有马克思画像的书，抚摸良久才交给战友：“它比咱们的生命还重要，交给你了。记住，人在书在！”
刘良才到潍县不久后的一天深夜，刘考文到了贫农党员刘世昌家里，他将那本《共产党宣言》呈现在刘世昌面前，然后重复着刘良才的话说：“我已经暴露身份了，坐牢杀头随时可能到来。它比咱们的生命还重要，交给你了。记住，人在书在！”
风雨沧桑，走过了44年漫长历史。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期间，重病在身的周恩来总理见到了《共产党宣言》首译者陈望道，又一次打听起了首译本的下落，陈望道先生无奈地摇了摇头。周恩来怅然若失：“这是马列老祖宗在我们中国的第一本经典著作啊！找不到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病啊！”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秋天，广饶县文物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大王镇刘集村发现了那本《共产党宣言》。在艰苦的革命生涯中，这是刘良才留下的唯一一份身后遗产。
历史是漫长的，但历史不会遗忘任何一个细节。历史又仿佛在诉说着：这就是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初心！
在革命处于低潮的艰苦岁月里，潍北共产党人砥砺前行的脚步从未停止。
1933年12月，失去县委领导的原中心县委组织委员牟铭勋自筹经费，只身赴上海，找到中共中央上海执行局，汇报山东党组织惨遭破坏情况，听取中央对鲁东党的工作的指示。
1934年1月，牟铭勋乘船离开上海回到潍县，他依照指示，跋涉于广饶、益都、安丘、昌乐数县，秘密联络党员，恢复党的组织。按照规定日期，牟铭勋于3月15日再赴上海，向上海中央执行局写出了详细的书面报告，并奉命建立鲁东一带党的组织。
4月18日，返回潍县的牟铭勋创建了“鲁东工委”。牟铭勋担任书记，开展鲁东地区党的工作，制定出了工委5、6两月的工作大纲。5月，工委举办党员训练班。20日，牟铭勋亲自去坊子，发动了铁路工人争取改善生活待遇的斗争，发展党员4人、工会会员12人。6月，又发展党员5人，使潍县党组织发展到党员22人和4个党支部。
7月，牟铭勋再次赴上海汇报工作，不幸在旅馆中因嫌疑被捕，又因无有证据而释放，此后与上海局失去联系。回到潍县后，因难以继续活动，“鲁东工委”遂停止了工作。
其实，早在牟铭勋去上海之前的1933年七八月间，平度县党员乔天华就受中共青岛临时市委派遣，以广文中学国文、美术教员身份为掩护，到潍县整顿党的组织。9月，中共潍县工作委员会成立，乔天华任书记，委员3人。先后发展了罗书训、丁明等4人入党。当年出于安全考虑，党员皆单线联系，没有同牟铭勋接上关系。1934年，乔天华被捕入狱，潍县工委遭到破坏。
乔天华
，平度乔家村人，中学时代就深受爱国主义思想影响。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烟台培真中学任教，后任青岛崇德中学美术教员，同时任中共青岛市委青年委员兼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通过中共党员秘密编印《灯塔》等进步文学刊物，宣传革命思想。1933年7月到潍县广文中学任教师。
此时的潍县，中共党组织刚刚遭到敌人破坏，党员或牺牲，或被捕，或逃亡，暂未暴露身份的党员也都惊慌失措，不敢表明自己是同情革命的共产党人。在此情况下，中共青岛市临委任命乔天华为潍县工作委员会书记，其任务就是恢复原有的党组织并重新开展党的工作。乔天华对这一带的情况毫无了解，到潍县后如何开展工作成为难题。其实，当时广文中学中就隐藏着不少共产党员，但他们都未敢贸然表现出自己的进步倾向。
党员就在眼前，可怎么才能认出来呢？乔天华的工作开始很困难，幸而不久他就在学生中发现了他在别处发展的学生党员，其中有在烟台益文发展的学生党员朱文淑
，在烟台八中发展的学生党员于贞瑜
，在青岛崇德中学发展的学生党员罗训书。乔天华将他们组成工作委员会，自己任主席，定期召开会议，布置工作，教导他们利用组织读书会试探激发热情，如发现具有进步思想的同志即与之谈话，并向工作委员会汇报。乔天华再与其个别谈话，或令朱文淑与之个别谈话，并调查他们的简历、家庭情况，为人是否正义，是否真心热爱革命，如条件符合，即决定吸收他们入党。就这样不过一两个月，就新吸收发展了吴善昌
、李嘉玉等同志入党。于是决定成立潍县县委会，乔天华任书记，并选举吴善昌任组织委员，朱文淑任宣传兼青年委员，于贞瑜任妇女委员，李嘉玉、罗训书、朱文淑并任小组长，工作顺利展开。随后，由朱文淑负责联系了益都、昌邑等失联的老同志，也定期与乔天华碰头。可是不久，他们都因为家庭贫困，为了谋生到蓬莱等地去了。朱文淑又介绍了固堤李某及潍城王振纶与乔天华接头，对他们分别进行了革命教育。
1934年四五月间，中共青岛市临委老王同志（化名）介绍窦宇来到潍县，要乔天华分配他工作。窦宇去到博兴教学，乔天华即令他任博兴县委书记。六七月间，乔天华又到掖县沙河去发展洋药房的张华政入党。为宣传革命，乔天华又在青岛晨报副刊上出版了《春笋》旬刊，在广文中学图书馆中增添了中文版的有关经济、文艺等各种进步书籍，填写了马列主义原文图书拟购单，准备好了购书款，努力将广文中学图书馆建设成马列主义革命图书馆。
7月，博兴县委书记窦宇来潍县汇报工作，他说已发展新党员30多人，还与国民党县党部主要负责人窦某交了朋友。乔天华一听大惊，当即批评他：“现在白色恐怖如此严重，你这种拉夫式的吸收党员是很危险的，尤其危险的是你竟与国民党县党部的负责人交朋友，只以双方尽姓窦为理由，这是何等的荒唐与危险！”并警告他回去后抓紧整理组织，做好思想准备。
暑假到了，帮乔天华出刊《春笋》的孙建同志（可能是党员，但为了慎重，乔对他始终未暴露身份）对乔说他下半年已辞广文教学工作，要到别处去。为了慎重，乔天华不愿了解他到何处去，只托他临走前介绍一位善于写文章的人给自己，以便《春笋》继续出版。孙答应了，第二天即领来王博昌与乔天华见面，孙建介绍，王博昌是有名的才子，十几岁时为当地某大人物写的碑文连秀才和举人也看不懂，并介绍王是省委渤海区巡视员。乔天华一听到此，当即提出警告：“今后不论遇到什么情况，切不可和组织连在一起。”他俩当即答应。此后孙建再无联系。
王博昌仅与乔天华相见三次。在第三次相见时，王博昌告诉乔天华说，小曹来潍县了。乔天华问小曹是什么人，王说是他的交通，已经叛变了。乔一听即要求他马上离开此地，王答应了。乔忙于工作，竟将此事忘了。大约十月初七八，广文校长崔鸿泽忽叫乔天华去密谈，说：“博兴共产党县委书记被捕，说是受潍县广文中学一个姓萧的领导指示，姓萧的是不是你？”乔天华满不在乎地答道：“怎么会是我？我非共产党，我也不姓萧啊！”校长犹豫了一会儿又问道：“不是你吗？可他说他的信尽由学校图书馆转的。”乔天华说：“全校的来信，绝大多数不尽是由图书馆转的吗？这个姓萧的谁会知道是谁呢？”校长为了使乔天华不离开学校继续为他教书办事，也只好得过且过地说：“如果不是你，你就在此安心教学，县党部书记石道源是我的朋友，我和他说说就行了。”乔应道：“当然不是我，我一定会安心教学的。”实际上这位“姓萧的”就是乔天华。
趁着假期，乔天华到青岛向老王同志汇报了此事。老王一听大惊，命令说：“你回去后将工作交代给其他同志代理，马上离开潍县，我派你到上海工作。”乔天华立即回到潍县，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将老王同志的意见传达后，推荐朱文淑代理工作，又听取了各组近期的工作情况汇报。他感到奇怪的是，自己到潍县的主要任务是恢复潍县一带旧有的组织，可是一年多时间始终未找到旧关系，偏偏在要离开潍县时，原潍县各部门党的旧关系如铁路、工厂、学校等尽已找到。
大家的共同心愿是要他暂留几天，将各部门的关系认识了解一番，加以整理后再走。乔天华同意了，同时他将此情况报告给了老王同志。乔安排朱文淑到青岛送报告，并加以口头补充汇报。当天夜里10点左右，乔天华将报告写好后交给朱文淑，令朱次日早晨5点坐车去青岛，不料当晚12点自己就被捕了。对于被捕的原因，乔天华以后才弄清楚是受了王博昌的牵连。
牟铭勋，又名祝仙，字鼎三，号竹轩，潍县北乡牟家院村人。1904年生于村中一户贫苦家庭。11岁时就读于本村毓贤小学，与同村的牟鸿礼成为同学和好友。1924年夏，与牟鸿礼共同考入济南省立模范染织讲习所，并在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与牟鸿礼一起回到家乡，建立起潍北地区第一个中共党支部。1930年任潍县中心县委宣传委员，同年创办了潍县党组织的第一个机关刊物《呼声》。
1933年，县委书记刘良才被捕牺牲后，潍县党组织失去了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革命活动陷入低潮。在艰难岁月中，牟铭勋初心不移，向亲友借来路费，三次往返于上海，终于同中央上海执行局接上了关系，肩负起了重建鲁东党组织的使命。
1933年12月，牟铭勋不顾天寒地冻，先乘火车去青岛，然后乘船南下去上海。在上海寒冷的冬夜里，他以乞丐的模样蜷缩在楼道角落，白天他就化装为聋哑乞讨人，沿街敲击着每一个门户，茫茫上海滩留下了他四处找寻的足迹。
功夫不负有心人，12月下旬，牟铭勋终于找到了中共中央驻上海的执行局，26日，他向中央局递交了《山东牟铭勋关于潍县情形的报告》，在这份如同孩子呼唤母亲的报告中，详细汇报了自己的革命经历和山东党组织遭受破坏的情况，热切盼望着党中央的指示。
1934年3月中旬，牟铭勋在鲁东各县巡视两个多月后，第二次赴上海向中央局汇报恢复和巡视各县党组织的情况，并于3月17日递交了《关于潍县党组织状况的报告》。汇报之后，他根据上海中央局安排，临危受命回到潍县，以潍北为中心，组建“中共鲁东工作委员会”。
牟铭勋也许从没想到，他写给中央上海局的报告，后来成了珍贵的党史资料，先由上海局交共产国际有关部门保存，新中国成立后，又辗转回到了国家档案局。
以下我们将通过部分报告摘录，去见证当年牟铭勋千里找党的红色足迹。
1934年1月，牟铭勋根据中央指示，11日乘船离开上海，5天后返回潍县。在敌人杀害共产党员的枪声不断响起于白浪河畔的险恶环境中，他风雪跋涉于安丘、昌乐、青州、广饶等5县，走遍潍北十几个村庄，联络党员，恢复关系。他先在潍北联络起斗争坚决的部分党员，又在2月7日、23日两次去昌乐，找到了当地幸存的党员。随后又到青州同坚持斗争的“益北特支”接上了关系，最后，又从青州去广饶。3月17日，牟铭勋第二次赴上海，他在向中央递交的《关于潍县党组织状况的报告》中写道：
“（第一次到上海后）我是一月十一日上船的，十四日才到了青岛……十六日我就乘胶济车到了黄旗堡车站，因这车站上有安丘的一个同志在那里开店，去找他时，他已因生产不好不在黄旗堡了，我于是就回了潍县……南乡坊子一带的组织完全于去年十二月二十日被国民党破坏了，西曹庄孙景亮、孙思亮二同志被捕，东曹庄互济会员何凤鸣被捕，西曹庄同志与非党同志逃亡者五十余人。
我来到（潍县北乡）荆（柳）科村，此地以前是我们的大本营，1932年破坏后，一般同志都消极了，但有个女同志还是好的，我先到了她那里。不意她一见了我，就号啕大哭起来。她丈夫是去年旧历5月被捕的，11月死于狱中。
我见在这样情形下，工作无法整顿，就又到了安丘，见到了在黄旗堡开店的王同志。他一见到我，就把我领到一间很破的房子内说道：‘你还不晓得吗？这里的两个通信处去年五月间被破坏了……’我就又到了（潍县）小官庄支部，这个支部于1932年破坏后，好多同志跑出去的有三四个，我到了那里召集了一个会。回来就到了（牟家）温庄，找到了牟作燕同志，他是一个团的同志，我就叫他以后和耿同志联系……我从这里冒着雪就上了昌乐。这时正值旧历十二月二十三四的时候了。先到了一个赵同志家，叫他去召集其他庄中的同志。结果等了三四天，一个同志也没见上，只得又回潍县。由潍县到了青州，找到了陈德仪、陈铭新两位同志，我就把现在五次‘围剿’的问题与闽变问题很详细地与他们讨论了。我从这里又到了寿光的一个同志家里，问他那里的情形，他说他那庄中刘洪才、刘德良叛变后，简直没有敢说话的了，旧的同志被捕的被捕，跑了的跑了，新的他又不认得，我只得又回了潍县。这时正值过阴历年的时候，正月初七八以前，各地都无卖饭的，到远处不行，只到了小官庄几次，对那些同志特别训练了几次，于旧历初九日到了潍县广文中学，找到了孙健同志，我见他无空，就又到了昌乐，费了许多劲方找到了孟广松同志……”
“鲁东工委”成立后，1934年7月，牟铭勋第三次赴上海，他在《关于两个月工作情况的报告》中这样写道：
回潍后，马上遵照上次的指示来进行工作，先把预先指定的担任工作委员会的×××同志与×××同志召集了一个会，但×××同志因家庭关系，不能执行委员会的工作，于是会议决定由×××同志担任。×××同志是个织布手工业工人，叫他任宣传，×××同志任组织，我任书记，是这样决定的……把工作委员会健全了以后，就马上规定了潍县中心区五六月份的工作大纲。大纲分列几项：（1）关于红色五月的布置；（2）怎样把工作中心移到坊子等处重工业部门中去；（3）关于青州、寿光、昌乐、广饶等县的工作；（4）关于农民的工作问题（包括手工业者与妇女等问题）；（5）开办训练班的问题；（6）关于两条战线斗争的问题。把这大纲讨论后，完全照着大纲来进行一切工作……对于坊子一带的工作，自去年破坏后，一般同志跑的跑了，消极不干的不干了，派同志去做工作又找不出来，我自己才又到了那里去……只在铁路上找到了一个×××同志……至于青州等处的工作，我都根据五中全会的议决案和第二次苏维埃大会议的决议，详细与他们讨论了，并和他们规定了五六月份工作计划来进行工作。
也许，在滚滚向前的红色潮流中，这些报告仅是一簇簇浪花。然而，它向历史作证，这是一份共产党人的初心之血、使命之魂。
1934年7月，牟铭勋第三次去上海向中央局汇报工作，听取中央有关指示。在旅馆中他遭到警察搜查，被认为行踪可疑，不幸被捕，后因查无证据释放出狱。牟铭勋回到潍县后，又与上海中央局失去联系。由于受到敌人跟踪监视，随时有被捕的危险，在当地已无法立足，这年秋天，他被迫转移去了大连。自此，潍北暂时失去了党组织，革命斗争陷入了低潮。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白浪河激荡着日夜流淌，渤海潮呼啸着潮起潮落。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即将走完的历史时刻里，潍北，在急切呼唤着重新飘扬的旗帜，历史，在期待着潍北共产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