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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侵略者蓄意制造了柳条湖事件。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从此揭开了一段时期中国人命运的序幕。正如后来历史学家形象地指出：九一八事变后，四大势力开始在中华民族命运的舞台上进行着激烈的博弈，这就是高举着红色旗帜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斯大林为领袖的共产国际，蒋介石反革命集团，以及企图灭亡中华民族的日本反动侵华势力。一首《松花江上》，唱遍了白山黑水、长城内外，也传到了潍北。在悲愤的挽救民族危亡的旋律中，红色足迹从这里出发，走上了可歌可泣的漫漫征途。
于培真，潍县寒亭镇人。1906年生于镇上于家胡同一个书香世家，父亲于宗汉为早期同盟会员。因幼年丧母，作为长女，格外受到父亲疼爱。先是被父亲寄养在外祖母家入私塾读书，13岁时被接回，被人照管着送往济南读书。这一次远行求学，改变了于培真的人生命运。
于培真到济南时，适值“五四运动”爆发，走出家庭的这个乡村女孩儿，很快被吸引到了追求“科学”“民主”思想的新青年队伍中。1920年，于培真就读于山东第一女子师范。山东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王翔千在该校任教，由王介绍，于培真于1924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始秘密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同年，经侯玉兰
（侯志）、黄秀珍
（王辩，王翔千之女，山东第一个女共产党员）介绍，转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女师毕业后，受党组织派遣，至青岛齐燕小学教学，与共产党员鲁夫明单线联系。1926年，奉党组织命令，于培真从上海出发，乘船到海参崴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在校期间，化名“安道诺娃”，与国内早期党员关向应、秦缦云等成为同学好友。
1928年，恐怖笼罩着中华大地，历史却让于培真走进了自己一个光辉的红色年华。4月，报请共产国际批准，中共六大决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从4月下旬起，142位参加六大的代表，冒着生命危险，穿越茫茫的西伯利亚，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为了避开特务跟踪，代表们到哈尔滨后兵分两路，一路由绥芬河过境，另一路经满洲里出境。党的领导机关在哈尔滨设了接待站，接送过往代表。代表们离开哈尔滨时，每人领了一截折断的火柴作为接头信物。到满洲里下车的代表，由苏联人驾驶标有67和69号码的两辆马车负责接送。来人只要吻合地对上半根火柴，不必说话就可以上车。然后换乘火车，前往有七天车程的莫斯科。依照组织安排，于培真荣幸地来到六大秘书处工作，并与大会列席代表邓颖超同住一个宿舍，由此结识了国内著名共产党人周恩来、邓小平等人。
六大召开的艰巨历程，使于培真又一次经历了红色革命的考验和洗礼。10月，于培真随中共六大代表一起回国。在越过国境线时，每个人由两个苏联人夹护，沿途经过绥芬河国际地下交通站，辗转大连，最后乘船到上海，等待组织分配工作。期间，与山东的中共党员丁君羊结为夫妻。丁君羊，山东日照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调山东省委工作。1926年4月来潍，与庄龙甲等人酝酿了潍县第一届县委的成立。1927年10月再次来到潍县，向县委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代表省委指示潍县县委“紧急武装起来”，六大召开时，丁担任山东代表团团长。
1929年6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周恩来通知丁君羊：依照中央政治局决定，刘少奇任满洲省委书记，丁君羊去沈阳协助刘少奇开展工作。于培真和丈夫来到驻沈阳的满洲省委，省委分配于培真做妇女工作。
1930年4月，中共满洲省委遭到大破坏，丁君羊等30余人被捕。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事变，幸免于难的于培真毅然站了出来，勇敢地担起了省临委书记林仲丹专门分配给她的营救被捕同志的任务。此时，省委从敌人内部获知，有7名同志将于近期被处决。情况万分紧急，于培真不顾已有七八个月的身孕，紧急离开沈阳，颠沛流离于山东、上海、北平等地，四处奔走，打通关系，托人疏通。
6月，于培真只身抵达上海，正想方设法与国民党中央要人、丁君羊叔父丁惟汾联系时，不慎从黄包车上摔下，造成早产，腹中婴儿呱呱坠地在一家简陋的医院里。时间还未满一月，为不辜负组织重托，于培真就又开始为营救工作而奔波。由于各方面情况复杂，这次营救只取得了将“处决犯”改为“在押犯”的初步效果。于培真抱着出生后生病的婴儿，辗转回到沈阳向省委复命。回到沈阳，由于丈夫丁君羊押羁在狱，她与党员邵一纯的母亲，以及党员王辩、赵志刚夫妇扮作一家人，隐蔽在省委秘密机关驻处。
1931年5月，于培真再次去山东和上海，艰难地进行着营救任务。她从山东日照数次往返于上海，配合远在沈阳的满洲省委工作，同狱中同志保持着密切联系。她说服丁惟汾出面，接通了复杂的“上层社会”关系，1931年12月，终于使饶漱石、丁君羊、赵尚志等30多名被捕的同志一同获释出狱。
被营救的同志出狱后，饶漱石、邱九、刘明俨等人调回上海，丁君羊、赵尚志被派往哈尔滨开展工作，于培真随丁君羊去了哈尔滨。由于接洽组织关系时出现“临时情况”，丁君羊在较长时间内未得到组织分配工作，他怀疑自己已被党内除名，于是化名丁基实，去了德国留学，失去组织联系的于培真只好回到了娘家——潍县寒亭镇的于家胡同。
回到家乡的于培真念念不忘党组织。一天，她接到一封托人辗转捎来的书信，写信的人是被捕在狱的中共奉天特委书记杨一辰。信中谈到狱中非人的生活，让于培真流下了泪水。生活无着中，她求告亲友筹集到20块大洋，让来人捎给了狱中昔日的战友。她还几次托亲友领养不到两岁的女儿，打算离开家乡寻找党组织，均未果。在没有结果的情况下，于培真去丁君羊的家乡日照县作了小学教员维持生计。
全国解放后，于培真与丈夫丁君羊定居于上海，1975年4月，因患肝癌病逝。她在纸上给子女留下最后文字是：“希望你们听我的话，像我一样不向困难低头。”也许，这是她红色传奇人生中最大的收获。
1934年隆冬时节，在西伯利亚铁路上，一列火车在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中缓缓前行。十多天来，这列从莫斯科开出的火车一直在向东行驶，离中苏交界处的边陲重镇满洲里越来越近。
已经是凌晨时分，车厢里的张逸仙却毫无睡意。他用大衣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抵御着不时由车门缝隙透进来的寒气，静静地听车轮碾过铁轨的金属声响，脑海里却浮想联翩着自己40岁人生走过的道路……
1894年7月，张逸仙出生于潍县寒亭镇北巷子一个殷实家境。父亲张潼是晚清举人，辛亥革命后成为同盟会员。受家庭影响，少年张逸仙即萌发了民族革命意识。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反帝反封建革命浪潮波及山东，时任寒亭小学校长的张逸仙与一群热血青年振臂响应，他们组织集会，发动群众，成立了寒亭国货维持会，抵制查抄日货。此后不久，张逸仙的父母相继去世，家庭经济骤然发生变故。迫于生计，他不得不放弃教书职业，跟随张伯言、曹星五、于祖璜等几位乡邻父兄至黑龙江创办阜济林务公司。
阜济林务公司的创办者张伯言、曹星五、于祖璜都是留日辛亥革命党人，名为实业团体，内部却聚集了许多倾向民主革命的革命党人。张逸仙置身其间，耳濡目染，逐渐开始想走一条“实业救国”之路。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碎了张逸仙的实业救国梦。日寇侵占哈尔滨后，逼迫张伯言与其合营阜济林务公司，图谋吞并。张伯言断然拒绝，只身返回潍县老家，含恨而死。
张逸仙目睹日寇的烧杀掠夺，民族的奇耻大辱让他义愤填膺，他宁死不当亡国奴。然而倭寇的刺刀之下，苟且偷生都难，何谈实业救国？张逸仙毅然将多年的积蓄倾囊而出，用来购买枪支弹药，把愿意抗日的亲朋好友、散兵游勇，甚至土匪胡子纠合起来，打出了抗日救国军第十一路军的旗号，凭着一腔爱国救国的激情和热血，在莽莽深山密林中与日寇展开了真刀真枪的殊死搏杀。然而，张逸仙清醒地看到，这支东拼西凑拉起来的武装，是一支很不正规的队伍，必须有后援之力。为长远计议，张逸仙只身远赴关内，企图通过各种关系寻求实力支援。此时，他的身份是抗日救国军第十一路军总参议。
他先是辗转北平、天津，通过朋友介绍见到了东北军少帅张学良。张学良对他的抗日义举给予了奖许，临别时还送上三百元路费。然而对于军需物力援助，却无实质表态。据推测，可能是因为当时东北各地找少帅请求支援的队伍太多，都是抗日救国，且番号各异，良莠不齐，使得张学良难下决断，干脆一律善待敷衍。
离开平津，张逸仙南下金陵。在南京，又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位名叫方觉慧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听张逸仙说明来意，这位方中委答应将此事请示蒋介石，让他静候回音。岂料再见到这位“中央委员”时，听到蒋介石的答复却是“此事暂从缓议”。抗日救国的火热激情，遭遇了“暂从缓议”的一瓢冷水。无奈之中，张逸仙只得踏上返回东北的旅程。然而，此时的他还不知道，在自己开辟的抗日道路上，他已经是踽踽独行了。张逸仙进关之后，他在东北的队伍遭到了日军严密围剿。在受到残酷的军事打击且无后力之援的情况下，已溃不成军。待到张逸仙返回时，已经是人马四散，不复存在。
虽然迷茫困惑，而且连遭挫折打击，但张逸仙心中抗日救国的炽烈火焰却未熄灭。在哈尔滨期间，张逸仙认识了共产党员杨殿坤
。1934年初春，张逸仙欣然接受杨殿坤建议，决定去苏联学习。虽然他不知道去苏联学习的具体科目和内容，但有一点他十分明确：苏联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中国只有走苏联的道路才会有希望，自己只有跟共产党走，才能实现救国报国的理想。
通过杨殿坤的一条秘密地下交通线，张逸仙几经周折，终于在1934年春夏之交抵达苏联首都莫斯科。从踏上征途的那一刻，他心中就牢记着杨殿坤对自己说的一句话：“我与你已经不单是朋友，而是同志。”
距莫斯科西北方向二十几公里，有一座森林茂密的小山。山顶上的密林高墙中遮蔽着一幢楼房，这里就是张逸仙学习的学校。那里的学员来自多个国家，有德国人、波兰人，但多数是蒙古人和中国人。原来，这里是共产国际的一个特工训练基地，从踏进这座楼房起，张逸仙他们便有了一个新的特殊身份——共产国际红色特工。
共产国际，也称第三国际，是由列宁于1919年倡导并组织建立的一个全球性政治组织，被称作“各国共产党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国”，是世界各地，尤其是东欧和亚洲许多国家的工人运动及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军事斗争的指挥部，影响巨大。此时，共产国际的领袖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斯大林。
这所学校的目标，就是培训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反法西斯特工战士，即红色特工。张逸仙就是其中之一。学员们总的学习时间为3个月18天，由莫斯科派来的教官授课。授课教官每天早晨从莫斯科来，教完一天的课程，晚上返回莫斯科。而每个学员，无论何种情况，都不准迈出校门一步。还有，学员们不论来自哪个国家，到此之后都由校长给每个人起一个新名字，原来的名字只有你自己和校长等极少几个人知道，学员之间绝不允许相互询问打听。张逸仙的新名字叫“古斯达夫”。张逸仙不曾料到，不久之后，这个“古斯达夫”竟成了一个令华北、东北一带侵华日军恐惧的名字。
学员们学习的课目有：爆破（主课）、射击技术、军用化学、汽车驾驶、游击战术、秘密工作和政治。除秘密工作和政治两门课程主要是在教室授课外，其他几门课都是以现场演示讲解和实际操作为主。
转眼间，三个多月艰苦紧张的学习训练结束了。张逸仙他们这批学员共二十几名，每人都以优秀成绩通过了毕业考核。更让他们激动的是，在此期间，他们全部秘密加入了苏联共产党，成为受共产国际直接领导的反法西斯战士。毕业前夕，学校举行了隆重的毕业仪式为学员们壮行。校长与学员共同高唱《国际歌》后，学员分组离校出发，张逸仙与另外两位中国同志为一组，校长指定张逸仙为组长。临行前，每人必须写一份“誓愿书”交给校长：一要用百分之百的努力去工作；二要绝对服从命令，遵守纪律；三是无论遭遇任何危险，绝不泄露组织秘密。在必须遵守的纪律中，有一条特别强调：回国之后，必须断绝与本国共产党任何一级组织和个人的所有联系，不允许跟自己曾经一道工作、战斗过的同志朋友再有任何来往。就这样，张逸仙登上了西伯利亚大铁路驶向东方的列车。
黎明时分，列车停靠在一个小站，此处离中国的满洲里不远了。张逸仙一行三人下车之后，又爬上一辆卡车——这是苏联组织上派来接他们的专车。卡车在茫茫雪原上颠簸，张逸仙他们在刺骨的严寒中瑟缩着。半夜时分，卡车在不知什么地方的一所小房子前停下，张逸仙三人在这所房子里稍事休息，并且吃了一天当中第一顿热饭，然后在一名苏联红军军官带领下又上路了，这回是徒步行进。夜色深沉，他们紧跟在苏联军官身后，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没有语言交谈，也辨不清走向何方，只有一种感觉：冷！天蒙蒙亮时，苏联军官停下脚步，指着远处一片朦胧可见的房屋轮廓说，那是中国小镇扎兰道尔，也是一个铁路小站，这里没有日军瞭望哨，穿越过境比较安全。然后向三位中国人道别，转身返回。
张逸仙他们悄悄回到中国境内，天已大亮。又过了三天，到达哈尔滨。这时他才发现自己右脚的三个脚趾已被冻得乌黑坏死，不得不住进医院动手术割掉。待他康复出院，并按照上级预先指示到达天津接上关系，已经是1935年3月的下旬。
张逸仙被任命为共产国际反帝情报组织满洲第二组副组长，组长是一名常住在天津苏联领事馆、会说英语的德国人。由他下达给张逸仙的主要战斗任务是：想方设法破坏日军在东北地区的战略设施和后勤储备，以阻挠日本实施北上西进，入侵苏联的阴谋；负责发展吸收新同志，为组织内同志送发活动经费。
很短时间，张逸仙就在东北各地发展了一批新同志，并将在苏联学到的爆破等特工技术教授给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缜密计划和准备之后，“古斯达夫”开始了行动。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向关内大举进犯。随着战线不断拉长，日军所需的军火和战略物资的运输需求日益增加。初冬时候，张逸仙和情报组人员侦知，日军正在加紧修建通化至辑安（今集安）的老岭山隧道。这条隧道一旦贯通，日军的军需物资就可由朝鲜通过铁路运往中国前线，这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无疑是一个很大威胁。张逸仙听到汇报，果断决定，立即炸掉这条隧道。他选定四位同志，自己亲自带领，每人身上都背上沉重的炸药、雷管和引爆装置，这个五人爆破小组趁暮色钻入密林之中，向老岭山进发。他们翻山越岭到达老岭山隧道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下午，五个人在隧道口附近隐蔽下来精确观察，隧道正处在竣工收尾阶段，洞内洞外静悄悄的，没有干活的工人，只有两个伪军肩扛步枪在洞口来回走动，也悠闲得很。真是天赐良机！
张逸仙几个人悄悄摸上去，干掉了两个伪军。随即，张逸仙吩咐其他四位同志进洞安放炸药，自己拿起伪军的步枪在洞外警戒。忽然，一阵汽车马达声由远而近，他迅速隐蔽，沿山路望去，只见一辆日军卡车缓缓开来。汽车上，除了开车的日本兵，两侧车门踏板上还各站着一名持枪的日军士兵，车厢里站满了中国百姓，他们是被抓来修隧道的民工。见此情景，张逸仙急了：如果汽车开进隧道，且不说自己的同志有多危险，即使考虑到几十名民工的生命，爆破也不能实施。他当机立断，举起步枪对着汽车“砰”地开了一枪，汽车戛然而止。三个鬼子跳下车来，藏在一块山石后面，车上的民工乱作一团。张逸仙趁机喊道：“乡亲们，不要怕。我们是抗日联军，你们快跑吧！”车上的人们一听，纷纷争先跳下，夺路而逃。一个鬼子企图阻拦，张逸仙顺手一枪将他撂倒。另外两个鬼子见状，以为遭遇了抗联大队人马，也不敢还击，猫着腰沿山路逃了回去。这时，进洞的四位同志已经将炸药安放完毕跑出隧道。张逸仙用力做了一个手势，同志们立即按下起爆器，只听得“轰隆隆”一阵巨响，地动山摇，整条隧道几乎全部塌陷下来……
大连甘井子油厂是日军在东北、华北一带最大的汽车和飞机燃油供应基地。1938年4月初，张逸仙接到上级密令：炸掉甘井子油厂。他将任务分派给秋世显等三位同志执行。秋世显是清末民主革命女英雄秋瑾的侄孙，是张逸仙发展的组织骨干成员。秋世显等人接受任务后，由于日军对油厂戒备森严，对每个进厂上班的中国工人都要进行裸体式的搜身检查，想把炸药带进厂区，根本不可能。面对难题，张逸仙反复琢磨在苏联学到的化学炸药配方，将其改进，终于制成一种特殊炸药。这种炸药在露天环境中经充分氧化后会自然爆炸。然后，张逸仙又将炸药制作成一块块“肥皂”，分发到几个工人兄弟手中。
4月15日晚上八点多，甘井子油厂堆放油桶的露天仓库突然起火爆炸，紧接着几个油罐、油品库也发生连锁反应，燃起大火。爆炸声声，烈焰腾腾，火光映红了大连的夜空。日军的油桶接连爆炸，腾空而起，又砸向地面，火势极为凶猛，救火人员根本无法靠近。日本鬼子眼睁睁看着这场大火燃烧了16个小时，只剩下捶胸顿足的份儿了。此后很长一个时期，甘井子油厂处于瘫痪之中。
以后几个月里，日军在大连及周边地区的十几处石蜡、油漆和化学工厂、仓库相继莫名其妙地爆炸起火，化为废墟。这不仅让驻东北日军惊慌失措，甚至震动了日本内阁，直至责令严查，限期破案。终于，日本人在一处爆炸现场查找到半块没有氧化的“肥皂”，由此认定，一连串的爆炸起火事件是一个有计划、有预谋的组织所为，鬼子们称这个组织为“纵火团”。
日军发现“肥皂”炸药以后，对在所属工厂、仓库工作的中国人实行更严厉的盘查，任何人一律不准带肥皂上班。然而几天之后，日军周水子军用仓库又发生了爆炸。
周水子仓库工人带的午饭是煎饼卷大葱，张逸仙提出一个大胆设想：把大葱的下半段葱白掏空，装进化学炸药，卷在煎饼里带进仓库。几天后的一个早晨，周水子仓库上工的汽笛刚刚拉响，就见一个工人一边啃着煎饼卷大葱，一边匆匆忙忙奔向仓库大门，即使在日本兵脱下他的衣裤进行检查时，他嘴里也没停止咀嚼，一阵阵大葱味儿让日本兵不时地皱皱眉头。很快检查结束，那个工人急急忙忙赶去上班了。当天黄昏，周水子仓库燃起冲天大火，即将运往前线的几十吨食品和上万套毛料军装化为乌有。日本鬼子做梦也想不到，引发这场大火的，竟是卷在煎饼里的两根大葱。
1937年到1942年的六年多时间里，张逸仙和他的战友们成功实施了一百多次爆破燃烧行动，使侵华日军的战略物资及设施损失惨重，有力配合了关内外中国军民的抗日斗争。日本关东军情报组织在写给上级的一份报告中说：“由于大量军用资料及其他贵重物资被毁而引起的人心动荡和酿成各种流言蜚语，对维持治安与完成‘圣战’极为不利，令人处在一种焦虑不安的状态中。”
1942年，张逸仙和“组织同志”拟定了又一次重大行动计划：爆炸日军大连飞机场及其燃油仓库。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实施时，突然接到共产国际方面密令：立即停止一切“组织”行动！在疑惑迷茫中，张逸仙分别向各小组同志发出电报指令：停止行动！
张逸仙不知道，由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变化，以及斯大林出于苏联国内外交政策的利益，他们这些共产国际红色特工的命运正在发生重大改变。1943年，苏、美、英、中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订了《联合国宣言》，以此为标志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斯大林为了打消欧美各国对“共产主义红祸”的顾虑，促使英美联军尽快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及早结束苏联在欧洲大陆独自抵抗德军的局面，作出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决定：解散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解散后，张逸仙和他的同志纷纷四散而去，各奔东西，却不知何去何从。由于特殊的使命，共产国际的特工不得与国内任何政党、组织和军队有任何联系，他们的身份无人知晓，无法认可。
张逸仙和妻子隐蔽到了黑龙江呼兰县乡下，希望能找到十几年前的同志和战友，但却无果而终。张琴玲因恶性肺结核发作去世后，1944年3月，张逸仙只身回到了家乡寒亭。
一别家乡十年，留在家中的妻子已经去世，大女儿出嫁，两个十三四岁的男孩正过着无倚无靠的生活。张逸仙谋到一份中学教员的职业，他等待着、寻找着与党组织取得联系的机会。
然而，机会没有光临这位红色“国际特工”。1955年，肃反运动开始。省委肃反领导小组给予张逸仙的结论是“该同志不列入肃反”。但此结论不对外公布。1958年，张逸仙在不被历史承认和理解的环境里，郁郁去世。
人们常会把历史涂以颜色，红色、白色，或者其他什么颜色。其实，历史本无色，它应该清澈透明，如深秋里的一泓潭水，不仅透彻过去，还能映照今天，甚至未来。
1931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与关东军司令部密谋，加快实施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中所谓“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侵略政策，周密制定了掠夺我国东北的方针、步骤和措施，并频繁地进行政治阴谋活动和战略物资准备。九一八事变后，更是加快了侵华战争的步伐，图谋以东北三省为跳板吞并整个中国，继而觊觎苏俄，对社会主义苏联造成极大威胁。
位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组织，是以苏联共产党为首的各国共产党组织的联合机构，中国共产党也是共产国际57个支部之一。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的战争动作，共产国际组织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紧急要求：尽快成立共产国际情报组织中国支队，在日军占领区获取日伪满军政经济情报，以便掌控攻防先机。具体行动指令由总部直接下达，中国支队所有成员只能和总部指派的同志纵向单线联系，不再与本国地方组织横向联系。
中共中央将成立情报支队的任务交给了北满特委。特委领导接此任务后，迅速选调了一批具有较高素质的优秀共产党员加入到国际情报组织，同时在东北各地迅速建起多处情报站。接着又选派了部分精干人员，前往苏联军事学校进行政治、军事、谍报业务学习，由苏联红军情报站专家单独指导培训。为方便工作，主要成员之间还取苏联人名为代号，其中几名谍报精英结业归国后，即被委以领导重任。担任哈尔滨分站副组长的庄克仁同志便是其中之一。
庄克仁，1910年11月出生于山东潍县庄家村，中共党员。少年时期受潍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庄龙甲影响，不断接受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教育，树立了为广大穷苦人求解放的思想。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祸及潍县，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庄克仁怀着对革命者的向往和对真理的追求，在庄龙甲介绍和领导下，加入共产主义共青团并组建起本村团支部，庄克仁任团支部书记兼潍南团区委宣传委员。在潍县地执委领导下，他带领一帮热血青年与国民党地方反动势力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32年2月，被批准转为共产党员。次年3月，为培养党组织情报骨干力量，年轻干练的庄克仁被选送去苏联莫斯科学习。
以组长王东周为首的哈尔滨分站，是共产国际情报站设在东北的三大情报组织之一，杨佐青（杨殿坤）与学成回国的庄克仁成了该站副组长。情报站初建，尚未配电台，为获取和送出最新情报，情报人员乔装成各种社会角色，经常在狡诈凶残的日本关东军特务眼皮底下活动。虽然他们就像在刀尖上跳舞，但受神圣使命的驱使，他们仍以百倍的警惕来避免死神的光顾。
1934年前后，哈尔滨情报站陆续建起四处电台站，有了电台的支持，情报传递速度快、数量增，人身安全也有了改善。情报人员都有严密的纪律：到接头时间不见人，立即采取措施隐身；为了保密，实行单线联系；情报员只知上级下级，对至亲都隐瞒真实身份。不过缜密的组织纪律反而使他们在紧急情况下无法得到组织上的及时护救，危险可能随时降临。可以说，情报人员被捕或者忽然与组织失去联系也时有发生。
大量准确的情报源源不断发往苏联伯力情报总部，日本关东军统帅部逐渐觉察到，日军的一举一动总是遭到有针对性的抑制，连第三军管区围剿抗联第八军作战命令这样的高度机密都能泄露出去。日军宪兵队的无线电侦缉队最终还是侦听到了可疑的电台呼号，特务也通过邮检发现了疑点。于是，活跃在东北的中国支队便成了日伪军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拔除而后快。日军从本国海运来几台无线电侦探车，日夜不停地探测信号来源，用高倍望远镜和分区停电的方法，绞尽脑汁搜寻电台。为躲避日本宪兵的追踪，庄克仁他们在哈尔滨市内和郊区先后变换了四个电台地址，利用游击战术和敌人周旋，出色完成了任务，同时保证了人员、电台的完好。
到1937年初，庄克仁已在地下反日情报工作岗位上战斗了四年，据不完全统计，四年中，庄克仁和他领导的哈尔滨反日情报站为苏联总部输送了几千份有价值的日伪军事情报，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很大贡献。由于哈尔滨情报站成绩突出，1937年2月获苏联总部电报嘉奖，并荣获一等列宁奖章。
1939年，受组织派遣，庄克仁带领几名哈尔滨情报站的情报人员到沈阳选设秘密电台。这已经不是他的第一桩“买卖”了。几年中，他分别以药材庄、电表行、照相馆、书店等作掩护，开设了数处电台和联络点，老实本分的妻子张玉霞也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只知道男人是做生意的。
沈阳以南30里，有一个叫白塔堡的村庄，村头有处不起眼的民房，与院墙相连的是个宽大的场院。经过几番打理，场院里卸下一大堆煤，还有一堆晒干的煤球，一块写着“煤球铺”的木牌挂上了屋山墙。为摆脱特务跟踪探测，这里成了庄克仁新物色的另一处情报点。赵福元，又名赵汉卿，辽宁沈阳人。他名义上是煤铺掌柜，其实是一名从事谍报技术多年的老资格报务员，由他建议实施的狡兔三窟流动发报方式，虽然发报机频转有风险，但幽灵般捉摸不定的发报信号的确也让敌特伤透了脑筋。
1943年2月11日，天上飘着雪花，天气很冷，庄克仁与赵福元在奉天小南门里的连奉堂浴池附近见了面。刚过春节，赵福元头戴狗皮帽，脚蹬毡棉鞋，薄棉袍外扎条布腰带，满脸喜气很像个掌柜的。庄克仁悄悄来到他身旁关切地问：“老赵同志，连日大雪，路上不好走吧？”赵福元拂去眉梢的雪花兴奋地说：“稍冷点，没关系，是不是又有重要指示发来了？”庄克仁环视了一下四周，取出一份电报交给他，并约好明天在东门外接头，然后匆匆走开了。
夜幕笼罩了白塔堡。吃罢饭，赵福元吩咐俩助手注意鬼子动静，自己进入里间拉上窗帘，从假墙内取出发报机，随着接线、开机、调频和串串百灵鸟般的按键声，红色电波飞向远方。收发报用时40分钟，赵福元长舒一口气，盘算着明天必须把机器转走，等和老庄接头后顺便回家再看望下老娘。刚想把发报机藏回假墙，就听窗外“啪啪”响了两枪。“不好。白瞎了！”赵福元来不及多想，抓起电报稿吞了下去，又立即把调谐旋钮转了几把。这时房门突然被踹开，几支黑洞洞的枪口一齐对准了他。几名日本宪兵把赵福元捆了个结实，然后动作娴熟地满屋搜查，并把搜到的发报机、密码本、书籍报纸等东西全部带走。赵福元被推搡着走出门外，只见灰蒙蒙的雪地里横躺着助手的尸体，另一名助手也被五花大绑，一名姓史的重病号被架着胳臂，连同器材物资一同押上开来的侦探车，飞快地向哈尔滨方向驶去……
12日上午9点，庄克仁按约定时间到东门菜市场东边的小胡同接头，胡同北头西墙上有块活砖，那是他们的辅助暗号，如果一方因故来不了，就把砖头调转一下角度。见砖头纹丝未动，庄克仁又在街头等了许久。仍未见人来，庄克仁心头不禁咯噔一下，敏锐地觉察到一定是发生了变故，必须马上到白塔堡查明情况。
来到白塔堡村，庄克仁若无其事地向煤球铺瞟了一眼，然后走到街旁一个烟摊装作买烟，这时一个八九岁的小姑娘凑过来轻声喊他的化名：“张先生。”他回身一看，原来是照顾生病情报员的那位老乡的女儿。“张先生，俺爷看见史大叔他们被日本宪兵抓去了，他说你会来，叫我装作买煎饼在这里等你，告你千万别过去，屋里藏着人。”庄克仁冷静分析了自己的行动去向，化装后找来一辆洋车，直奔皇姑屯而去。回到同兴店胡同家中，见妻子喜盈盈地在包饺子，庄克仁急忙吩咐妻子：“先别包了，你赶紧把保存的反日情报资料统统烧掉，略微收拾下行李，带上孩子和临时用的东西，去南门外的草屋等我。”
庄克仁把“白塔堡事件”迅速向组织作了汇报。鉴于他的身份已暴露，组织决定让庄克仁暂时脱离情报支队，前往天津接受新任务。自此庄克仁离开东北情报组织，回到了关内……
新中国成立后，庄克仁最后任职北京机械自动化研究所顾问，1987年7月离休，享受老红军和司局级待遇。长期职业化的共产国际情报组织活动，使他形成了特殊的生活习惯。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常常轻声唱起苏联红军歌曲，唱完了，还抑制不住激情地朗诵：“大地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是啊，暴风雨来了……”
2007年1月10日，这位老“布维什尔克”战士无疾而终，享年96岁。
李正文，潍县北乡（今寒亭区高里街道）张庄村人，1908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8岁时全家逃荒到了东北。他从小勤奋好学，1925年离家到了沈阳，考入奉天省立第三中学初中班上了一年半学，1927年又考入东北大学附属高中文科，以优异成绩读完了三年高中课程，直接升入东北大学法学院经济系，成了一名大学生。在东北大学，李正文受中共满洲省委委托，主编宣传进步理论的《现实月刊》，该刊不久被沈阳市国民党党部查封，本人被通缉。九一八事变后，李正文流亡北平。
1932年初，李正文参加了北平“左联”，被选为执委兼理论部长。同年冬，转到北平“社联”工作，并担任执委和研究部长。“左联”“社联”高举抗日和民主两面大旗，宣传抗日救国、一致对外的爱国民主主张。
1933年10月，李正文经北平“社联”党团书记宋劭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社联”的党团成员。后经在共产国际情报部工作的刘一樵推荐，李正文决定去苏联学习。1934年8月，李正文到上海办理去苏手续，1935年1月辗转到达莫斯科。在莫斯科郊区一所专门培训情报人员的无线电学校，李正文学习两年，结业后住进国际人员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此时，正值苏联“大恐怖”时期，在苏联和共产国际工作、学习乃至避难的外国共产党人大批被苏联内务部逮捕，投入监狱和劳改营。
1937年夏天，住在招待所的6名中国人有5人先后被捕，罪名是“日本间谍嫌疑”。李正文被关进莫斯科的鲁别克监狱。在狱中，他坚定信念，先后60余次写信上书斯大林，为自己辩冤。1939年9月，苏联有关部门正式向他本人宣布：“撤销原判，平反释放。”但这样的结论不对外公开，并决定将李正文遣返回国。
1940年秋天，回国的李正文辗转到达重庆，他立即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的负责人徐冰，要求回到中国共产党组织。为严肃组织纪律，徐冰慎重地要求李正文出具苏联方面的平反证明。通过共产国际的秘密人员阎宝航，苏联方面很快来了答复，说“李正文是位好同志，他的被捕完全是一场误会，早已平反，共产国际已决定留他在东方部工作”。
就这样，李正文接受苏方的安排，成为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工作人员，苏联驻重庆大使馆武官罗申为其直接联系的上级。根据罗申安排，李正文协助阎宝航工作，任职于黄炎培主持的重庆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作为职业掩护。
1941年6月15日前一两天，纳粹德国军方代表访问重庆。德国驻华大使馆武官为其举行酒会，阎宝航应邀出席。在酒会上，阎宝航从国民党于右任、孙科等人处获悉，希特勒德国将于6月20日以后几天内进攻苏联，这个消息是从国民政府驻德使馆秘密传回的。闻讯后，阎宝航当即借故离席。因事先有约定：凡事通过情报系统联络，绝对不能去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
作为阎宝航的助手，李正文直接联系大使馆武官罗申，将这份情报秘密送往苏联大使馆，这份已被译成俄文的重要情报最后交到了苏联红军情报人员手中。
7天过后，1941年6月21日凌晨，斯大林才从一名德军投诚人员中获悉：德军将于22日凌晨向苏联发动进攻，证实了李正文送来的这份情报的确切性。1941年6月30日，即苏德战争爆发后第8天，斯大林特意给中共中央发来一封电报：“感谢你们提供了德国进攻的准确情报，使苏联提早进入了战备状态。”这份情报，使苏联赢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同盟胜利的基础。
1995年11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受叶利钦总统委托，代表前苏联政府授予阎宝航、阎明诗、李正文三人“伟大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奖章。时任国家安全部办公厅谢振华感慨地说：“若没有这份情报，世界历史搞不好要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