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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策源地和不断发展的重要基地，各个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高度重视高校党的建设，高校党建在整个党的建设中具有特殊地位和作用，亦是国内学术界长期关注和持续研究的热点问题。中国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高校党建质量提升问题，涌现出了不少研究成果。国外学术界关于全媒体、政党等方面研究起步较早，研究成果相对较多，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研究也日益兴起，这对全媒体时代中国高校党建质量提升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国内外关于高校党建质量提升的研究状况分析总结如下。
笔者于2021年1月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以“党的建设”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共检索到中文核心、CSSCI期刊论文3524篇，硕士学位论文2101篇，博士学位论文51篇。以“高校党建”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共检索到中文核心、CSSCI期刊论文773篇，硕士学位论文70篇，博士学位论文1篇。具体检索情况见表1。
表1 中国知网数据库中关于党的建设和高校党建的检索情况（截至2021年1月）
由上表可知，关于“党的建设”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领域，尤其近年来，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国内外发展环境的变化，国内不少专家学者和党务工作者日益关注党的建设的创新发展，对于党建理论与实践研究已形成快速发展态势，产生了一大批研究成果。“高校党建”研究作为“党的建设”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界对其也进行了较为丰富的研究，从文献检索情况看，期刊论文和硕士学位论文较多，博士学位论文较少。笔者对以上材料进行了整体分析，现把目前国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情况梳理总结如下。
相关学者主要从“高校党建史”“基本理论问题”等方面进行研究，现归纳总结和整理分析如下。
学术界主要从历史分期角度对高校党建史进行研究，为新时代高校党建质量提升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借鉴。王建国、蓝晓霞、王虹英等（2009）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高校党建的发展历程可分为七个阶段：初步建立阶段（1949—1956）、曲折前进阶段（1956—1966）、停滞瘫痪阶段（1966—1976）、恢复重建和面临挑战阶段（1976—1989）、重新确立阶段（1989—1992）、巩固加强阶段（1992—2002）、改革创新阶段（2002—2021）。
蒯正明（2008）提出，改革开放以来高校党建的发展历程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拨乱反正、恢复重建时期（1978—1985），曲折中发展时期（1985—1989），重树核心、不断推进时期（1989—2021）。
陈荣武（2018）提出，高校党建大致可以划分为拨乱反正与恢复重建（1978—1985）、弱化偏离与曲折发展（1985—1989）、重新认识与着力推进（1989—2002）、理论创新与全面加强（2002—2012）、全面升级与全新布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五个具有不同历史特点的发展阶段。
通过整理发现，目前学术界对高校党建史的研究起点不尽相同，有些学者，如周良书（2008）、贾菁菁（2009）、彭祥睿（2014）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始；有些学者，如王建国（2009）、武会忠（2010）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还有些学者，如蒯正明（2008）、陈荣武（2018）、朱孟光（2018）从改革开放开始。近几年围绕着改革开放4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等重要节点，学术界在高校党建研究方面又涌现出不少研究成果，对高校党建史尤其是2002年以后高校党建的历史分期也有了新的提法，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同时，除了从历史分期视角对高校党建史进行研究外，也有学者从经验启示角度对高校党建史进行深入研究，现在学术界达成的基本共识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在高校的指导地位，强化思想引领；必须坚持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和质量强党；必须紧紧围绕高校的根本任务和中心工作抓好党的建设，做到高校党建和教育事业深度融合和协同发展；等等。
学者们主要从高校党建的构成要素、功能、载体、研究方向等角度来探讨高校党建的基本理论问题，形成了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构成说”。杜玉根（2008）在《高校党建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一书中从高校党建的内涵、目标、新时期高校党建的主要特征等方面进行探讨。二是“功能说”。吴海燕（2011）在《论高校党建的战略意义和建设取向》中，从加强和改进高校党建的战略意义出发，论述了高校党建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三是“方向说”。杜玉波（2013）提出，高校党建研究要聚焦重点、回应热点、破解难点，重点研究党对高校的领导、师生理想信念教育、高校领导干部队伍建设、高校基层党建工作创新、大学生党员质量等问题。另外，需要引起学术界重视的一种现象是：石国亮（2006）曾撰文《论如何深化高校党建研究》，指出学术界关注全国高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不够，并呼吁人们要加强对全国高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的专题研究。近几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全国教育大会、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系列重要讲话，均对党建工作作出了重要论述，他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论断，这为当下开展高校党建的基本理论研究提供了指导与遵循，有待学术界作进一步的系统研究。
高校党建的具体实践研究是一个热门课题，学术界对此开展了一系列深入、细致的研究，本书主要从“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高校党员发展”“高校党员民主权利”等方面进行梳理总结。
近年来，不管是专、兼职党务实践的工作者，还是党建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都围绕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开展了大量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党组织建设”方面。熊小伟（2014）在《新形势下高校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认识与探索》中，从学习型党组织的基本路径出发开展了相关研究；白永生、赵君（2014）的《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校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成就检视及展望》，向晋文（2017）在《高校服务型党组织的内涵特征、主体维度及建设理路》中，则分别从不同角度对高校服务型党组织进行论述，并提出了建设路径；孙平、孙艳杰（2015）在《深化高校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党组织建设的策略研究》中，从潜在的阻力入手，提出了高校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党组织的建设方略等。第二，院系党组织及基层党支部建设方面。高晓钟（2007）从高校基层党支部的组织文化塑造视角指出，引入“组织文化”建设理念，加快具有新时期高校特色的“组织文化”体系塑造，是加大高校党建工作力度，增强高校基层党组织活力、凝聚力和感召力的新课题
；方明、朱佳（2015）在《高校学生党总支的制度生长与内涵建设》中，从目标定位、制度设计、功能职责、内涵发展四个方面对高校学生党总支的制度建设进行论述；赵楠（2016）在《高校二级学院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与完善服务功能研究》中，从现状分析、问题分析、对策建议等方面对高校二级学院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服务功能问题进行论述；覃文忠、沈艺、王瑞杰（2017）在《高校院系党支部建设的突出问题与对策研究》中，从问题导向入手，提出了从组织建设、组织生活、书记队伍建设、保障机制等方面加强高校院系党支部建设的对策建议；等等。第三，基层党组织作用和功能发挥方面。这方面研究主要集中在党建引领、党建育人和党建文化等方面，张婕英（2010）在《高校党建育人功能的机制研究》中提出，从导向规范机制、组织发展机制、凝聚渗透机制、考核评价机制、服务创新机制入手，构建高校党建育人功能机制；李兴聪（2011）在《如何提高党建育人功能的有效性》中，从党建育人功能机制的目标、制约因素、机制探讨等方面对党建育人功能进行探讨；孙家学（2016）在《以党建为引领，不断提高办学水平》中提出，要聚焦党的领导核心作用、聚焦党建工作的引领作用、聚焦国家利益和发展需要，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在学校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周统建（2018）在《关于高校党建文化建设的思考》中指出，新时代高校党建文化建设必须和大学文化建设紧密结合，突出育人为本，强化思想文化、组织文化、制度文化、廉政文化等方面建设；等等。通过梳理发现，目前学术界关于高校党建育人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较为丰富，而关于创新型党组织建设的研究较为薄弱，关于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研究视角比较分散。从目前研究现状看，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是一个常研常新的课题，存在研究不平衡、不充分现象，需要学术界结合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基层党组织的特点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提升党员队伍质量，一直以来既是高校党建工作的重点内容，也是高校党建研究的重点领域。为加强和规范这方面工作，党中央先后印发了《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发展党员和党员管理工作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学生党员发展和教育管理服务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等文件，学术界对党员发展方面的研究也比较多，多侧重于党员发展的工作环节、工作机制、工作实践等方面。姚永明（2012）提出，要把握好“触动、冲动、感动、互动、滚动、活动”，这有助于提高发展大学生党员的质量
；吕晓勇、李志亮（2016）提出，要在“入口”“分岔口”“出口”三个动态环节形成机制合力，“三管齐下”健全党员能进能出机制
；惠文军、张霁薇（2019）提出，推进高校党员发展需要加强高位统筹，以科学的思维规范发展，严格积极分子的推优机制，构建党员管理的信息平台，完善考评体系
。结合新时代大学生思想、行为出现的新特点，其入党动机逐步多元化，如何结合这些新变化在高校发展党员工作中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使中央有关发展党员的文件精神落细、落小，已成为新时代深入开展高校党员发展研究的重要课题，有待学者们继续深入研究。
学者们主要从党员民主权利制度保障、党内民主建设等方面开展研究，俞幼华（2015）提出，落实党员各项民主权利，当下最重要的是健全党员民主权利保障机制，主要包括健全党员民主权利的教育培训制度、健全党内民主权利运行机制、健全党员权力监督机制和侵权责任追究机制
；谢敏振（2017）提出，党员民主权利存在着知情不畅、参与不广、选举不实、监督乏力四个主要问题，保障党员民主权利须着力于“信息通畅”，切实保障党员知情权；须着力于“广泛参与”，切实保障党员参与权；须着力于“体现意志”，切实保障党员选举权；须着力于“监督有效”，切实保障党员监督权
。总之，目前学术界多从实践层面进行研究，对具体党建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从学理上论证党员民主权利的理论渊源及与党内民主关系的研究仍很薄弱，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围绕高校党建质量提升，学术界一直进行着长期广泛的探索研究，主要是高校党建科学化、创新工作机制、改进路径方法、构建考核评价体系等方面的研究。
长期以来，党的建设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内在地体现了科学化的要求。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首次提出“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命题。目前学术界主要从以下方面开展高校党建科学化研究：第一，“学科说”。储霞（2009）在《“党的建设科学化”：一个全新而重大的战略命题》中提出“党的建设是一门科学”
。第二，“内涵说”。张瑞（2015）提出“新的历史时期，推动高校党建工作科学化水平必须提升党员素质、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加强制度建设、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理论研究，提高党建信息化水平”
。第三，“路径说”。廖晓衡（2013）提出“创新理论学习制度，加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提高高校党建科学化的科学指导水平；改进和完善高校党建各项制度，切实加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提高高校党建科学化的组织保障能力；善于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创新工作机制，围绕学校中心工作找准党建工作着力点，提高高校党建科学化的实效性和针对性”
。第四，“事例说”。一些党建工作者结合工作实践和具体事例，对党的建设科学化进行总结探索，张学洪（2014）在《“凝心聚力工程”——高校党建工作科学化水平的着力点》中提出，“凝心聚力工程主要包括班子建设、理论武装、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人才建设、作风建设、社会建设、廉政建设等八个方面的内容”
，该工程已成了笔者所在高校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要载体和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这是当下高校开展党建科学化研究的基本遵循，也是新时代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的理论指导，对此方面的研究仍是高校党建深入研究的重要内容，有待结合新时代特点进行持续研究。
隋步景（2005）提出，要结合党建工作的科学性、全局性、长期性等特点，对高校党建工作的理论创新机制、组织创新机制、科技创新机制等进行研究
。范明（2008）提出，要从民主决策机制、组织运行机制、选拔任用机制、考核评估机制等方面入手，全面推进高校党建工作创新
。严军英、朱晓阳（2015）提出，从社会参与机制入手，进一步完善基层党员自身的社会功能，以此达到对社会发展环境形成有效优化的最终目标
。此方面的现有研究多是以问题为导向，为进一步改进现实党建工作中存在的不适应、不到位、不得力等问题，从影响党建工作效果的要素出发进行剖析，为后续研究提供方法借鉴和研究铺垫。
关于提升高校党建工作路径方法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第一，聚焦路径研究。李有林、严建骏（2015）提出，以发展为核，着力提高综合素养；以服务为基，大力弘扬奉献精神；以教育为本，突出强调主体意识；以管理为主，重点发挥机制作用
。潘广炜、王长华（2017）在《引领、嵌入与协同：新时期高校党的建设路径研究》中提出，提高高校党建的引领作用，实现高校党建的全面嵌入，提升高校党建的协同性
。冯身洪（2019）提出了“以明确工作理念为先导，以开辟工作阵地为基础，以丰富工作内容为核心，以创新工作模式为手段”
的高校党建质量提升的多维路径。第二，聚焦关系研究。任娜（2018）的《论高校党建与“双一流”建设的协同共进》、彭宇文（2018）的《以一流党建促进“双一流”建设》均是从高校党建与“双一流”的关系方面进行研究；王丽、居继清（2012）的《地方高校党建与师德师风建设的“共赢”研究》则从高校党建与师德师风的关系方面进行研究；曾峥（2003），朱士中（2010），姚小玲（2011），陈东海（2012），胡雪黎、张晓红（2013），陈萌、姚小玲（2013），朱松梅（2015），唐红艳、汤志华（2019）分别从高校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及协同方面进行研究；张务农（2019）的《论高校党建与学科发展的内在关系及相互作用机制》从高校党建与学科建设的关系方面进行研究；陈洪源、何小春（2013）的《论大学生创业教育与高校党建工作的有效融合》从高校党建与创业教育的关系方面进行研究。第三，聚焦视域研究。庞跃辉（2016），王利迁（2016），李四平（2017），韩雪峰、刘洋（2018）从全面从严治党视域对高校党建工作进行研究；柳俊丰、刘彬（2015），沈先梅（2017），乔丹、汪振友（2018），邱程（2019）从互联网视域开展高校党建工作研究；靳敏、张铱晗（2018），方海洋、左娅菲娜（2018）从大数据视域进行研究，提出构建“智慧党建”体系的设想；任天波、李颖（2016）从手机媒体视域对高校党建移动教育模型进行研究；陈松青、覃干超（2013），张鹏、孙墨笛（2017）从新媒体视域或媒体融合背景开展高校党建工作创新研究；上官令西、袁玥、孔令达（2016），赵倩（2017），柏华、柏嫱（2018）从全媒体视域对创新高校党建工作进行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质量提升路径、与其他方面工作的关系、不同视域下的专门研究等方面，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但是随着党情、国情、校情的变化，需要深化高校党建质量提升方法的研究，需要结合时代特点和客观环境的变化进行持续研究，做到沿用好办法、改进老办法、探索新办法。
杨新起、王沛沛（2011）从院系角度开展研究，提出“院系党建工作考核综合评价体系包括管理体系、工作体制和考评制度，完善这一体系还应处理好系统性与代表性、导向性与稳定性、准确性与可比性、竞争性与共赢性的关系”
；覃文忠、王瑞杰（2017）在《高校院系服务型党组织建设评价机制研究》中对院系服务型党组织的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考评、优化等进行论述；刘贤（2017）从高校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评估体系的建构方面进行研究；卿定文、廖弋阳（2020）提出，高校二级党组织党建工作责任的考核指标体系，必须以习近平总书记对党建工作的重要论述、党中央对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和相关党内法规为理论基础，按照科学性与导向性相结合、操作性与可比性相结合、动态分析与静态分析相结合、硬指标与软指标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以及通用指标与分类指标相结合的原则和方法，完善共性指标体系，并分别制定考核教学型、管理型、经营型、科研型四类高校二级党组织的个性指标体系
。通过梳理相关的研究成果，笔者发现，关于高校党建考核评价体系建构的重要性及评价体系基本架构的宏观论述比较多，关于评价指标体系构成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和全媒体背景下，研究高校党建考核评价体系建构的理论与实践成果还不多，有待进一步拓展研究。
随着互联网技术、信息技术的发展，传媒领域开始了一场重大而深刻的变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整合新闻媒体资源，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2014年8月18日，《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的出台，标志着对媒体融合的引领和支持上升到国家层面，2014年也被业界称为“媒体融合元年”。2019年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随着党中央对媒体融合、新媒体、全媒体和高校党建工作的高度重视，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开始增多，近年来学术界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很大的飞跃，为提升全媒体时代高校党建工作的实效性提供了有益借鉴。笔者于2021年1月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以“新媒体”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共检索到期刊论文83563篇，其中2012年以后出版的论文76983篇；以“新媒体”和“高校党建”为关键词同时检索，共检索到期刊论文216篇，其中2012年以后出版的论文214篇；再以“全媒体”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共检索到期刊论文12905篇，其中2012年以后出版的论文12019篇；以“全媒体”和“高校党建”为关键词同时检索，仅查询到相关论文9篇。
表2 中国知网数据库中关于“新媒体”“全媒体”“高校党建”的检索情况
从以上检索情况可以看出，关于新媒体或全媒体视域下高校党建的研究成果并不是很丰富，从体制机制、内容形式、方法载体、评价体系四个方面对现有的相关研究状况进行梳理总结，具体内容如下。
体制机制的创新研究问题是高校党建质量提升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在全媒体视域下，不少学者就此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几种：吴春阳等（2019）提出，要从制度、内容、措施和方式方法上进行“微党校”体制机制综合设计，采取激发学习“微动力”、教学采用“微方式”、教学制度“微保障”、教学管理“微运行”、提升学员“微素养”等措施，从而构建学员教育管理的“微体系”；陈维龙（2018）提出，全媒体时代高校网络党建的“立体化”模式主要通过传播内容、传播途径、传播内容生产流程、传播主体、传播队伍等五个维度来实现；范斌（2019）对高校党建协同治理路径展开研究，提出要从转变高校党建领导主体催化方式、增强高校党建参与主体协同动力、完善高校党建制度执行程序、强化高校党建沟通信任运行机制等方面着手，力求构建基于主体内容的高校党建协同机制，促进高校党建质量显著提升；朱友红、刘晞平（2016），张俊霞（2017），钟凯（2018）也都对全媒体视域下高校党建工作体制机制创新进行了相关研究。笔者认为，全媒体视域下高校党建体制机制的创新研究是近阶段一个值得持续研究的学术问题，其研究成果对于不同视域下高校党建工作的质量提升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故笔者充分借鉴学界观点，从体制机制创新角度，对全媒体时代高校党建质量提升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全媒体视域下高校党建工作的研究开始时间较晚，是高校党建研究的新领域。尽管如此，学术界关于全媒体视域下高校党建内容形式方面的创新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主要包括如下方面：第一，党建育人方面。赵倩（2017）提出，全媒体环境下开展党建育人工作要把握“时、度、效”，坚持“内容为王、渠道制胜”，主动作为，做实做细全媒体内容，实现多样化常态化“浸润”，规范全媒体语境，实现规范化有形化“熏陶”，建立全媒体跟踪问效机制，实现长效化有效化“唤醒”。
第二，党建工程实施方面。田仕等（2019）提出，应利用新媒体构建以“红色基因领航、正能量场导航、自律自净护航”工程为核心的党员培养策略，进一步提升学生党员培养质量
；黄文成、朱晓惠（2019）提出，应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提高党的建设质量为主线，以提升价值创造能力为导向，大力实施政治引领工程、发展引领工程、组织引领工程、素质引领工程、文化引领工程，筑牢党建质量提升的根基
。第三，党建标准化建设方面。黄乐富（2018）提出，运用标准化“简化、统一、协同、优化”的原理，与基层党建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推进党建工作制度系统化、工作职责清晰化、工作内容程序化、工作要求规范化、工作考核精细化。第四，党建舆论引导方面。上官令西等（2016）提出，应以校园新媒体实践为切入点，对全媒体视域下我国高校党建舆论引导和宣传工作的模式与实践方向进行探讨；卢迪（2019）提出，在充分重视高等院校群体特征和党组织工作特点的基础上，建立高校党建新媒体传播体系，推动高校党建工作理念、内容、形式、机制创新，让新媒体成为坚持党的领导、传播党的声音、支撑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力工具
。笔者认为，以上观点从高校党建工作的不同内容形式出发，对其质量提升进行探析，这对于本书的撰写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参考意义。
全媒体视域下高校党建方法载体的创新研究是一个热门话题，学者们大多从党建平台、载体创新、党建模式等方面展开研究。代表性观点有：王江涛（2018）提出，要将新媒体作为开展高校党的建设工作、坚定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平台
；靳敏（2018）提出，要树立“大党建”数据思维，构建“大党建”格局，并将大数据的特色优势贯穿其中，提升高校党建质量
；赵雪（2019）提出，要健全高校“智慧党建”体系建设的管理制度，强化高校“智慧党建”文化载体的感染力，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与高校党建深度融合，加强“智慧党建”载体的平台建设
；包小勇（2019）提出，高校应从运用互联网思维创新党建工作方式、完善网络党建工作机制、建立多层次的网络教育平台、加强党员网络管理平台建设等方面，扩大基层党建工作影响力，切实提升高校基层党建工作质量
；王永贵（2019）提出，应利用大数据探索高校党建工作新途径，借助新媒体构建高校党组织内部沟通新渠道，通过建立“云”平台创新高校党建学习新模式，通过研发新系统建立高校党建网络监督新机制。学术界在此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比较丰富，对本书的深入研究具有参考借鉴价值。
对全媒体视域下高校党建评价体系的研究比较少，只有少数学者在期刊论文中提及，很少有这方面的专题期刊论文和硕博论文。代表性观点有：钟凯（2018）在《新媒体视域下大学生党建工作的逻辑理路探析》中指出，新媒体条件下大学生党建评价和考核工作需突出“互动与融合”的理念，以实现对大学生党员发展和管理工作作出全面和科学评价；王建华（2019）在《提高新时代党建质量的辩证思考》中指出，在评价体系中把党组织考核与群众评议结合起来，围绕如何“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而展开；李喆（2019）在《如何提高新时代党的建设质量》中提出，应从确定评价主体、设定评价指标、明确评价导向等方面入手，构建“质量导向型”党建工作评价体系，避免党建质量评价形式化、程式化、过程化。对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分析可以看出，各位学者的观点虽然在具体的表述方式上有所不同，但是其实质性内容大体是一致的，即全媒体视域下提升高校党建质量的重难点是明确党建质量标准、构建党建评价体系。笔者将此方面内容作为一项重要内容进行了深入研究。
由于中外政治制度的差异，国外学者较少进行高校党建质量提升方面的研究。关于“全媒体时代高校党建质量提升研究”主题的相关研究，国外学者或研究国外问题的国内学者主要聚焦于“全媒体”“政党”及“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等领域，涌现出大量相关研究成果，可供参考和借鉴。
当今，全球范围内正在掀起一场媒介融合的革命，人类进入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相互融合的全媒体时代。
梳理国外关于全媒体技术及应用研究，以及全媒体与政党关系研究的有关学术成果，对于拓宽学术视野、扩展学术视角、推进相关研究有一定的作用。
关于全媒体的缘起，可追溯到1999年在美国成立的一家名为玛莎·斯图尔特的生活全媒体家政公司
；1995年12月，美国在互联网上开设24小时连续播出的有线电视频道
；张晓菲（2014）在《国外音频全媒体发布的趋势分析》中指出，媒体融合、全媒体是近年来广播界关注的领域，也是未来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英美发达国家广播行业在音频全平台（全媒体）发布方面的最新理念和做法为我国广播行业提供了参考。刘滢（2017）在《“互动新闻”：国外全媒体报道的新实践》中指出，越来越多的媒体加大了对“互动新闻”报道的投入力度，形态上推陈出新，互动性不断提高，形式与内容开始摆脱“貌合神离”的初期状态，逐渐进入“水乳交融”阶段。2016年，这方面的案例不断涌现，报道内容既包括难民危机、美国总统大选、气候变化、里约奥运会等热点新闻，也包括“熊眼看黄石”这样的趣新闻。
这些成果表明国外对全媒体技术及应用研究关注较早，在传媒领域和传播实践中应用较早，效果也比较显著，对国外传媒领域工作创新起到了较好的推动作用。
国外学者侧重于从实践方面探讨新媒体、全媒体与政党之间的关系。克劳斯·布鲁恩·延森著的《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系统地介绍了媒介融合的概念和产生的各方面影响。《中国媒体融合发展报告》蓝皮书既对中国媒体融合进程进行了梳理总结，还全面汇总了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媒体融合方面的情况，尤其重点聚焦了英美等国家的媒体融合走向，并以虚拟现实技术在国外媒体行业的应用为例，展示了传播技术的影响。刘邦凡等（2019）在《新时代我国“全媒体政府”之构建》中指出，一些欧洲国家的领导人，近些年开始重视全媒体发展，重视运用全媒体平台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政策执行
。从目前收集到的资料来看，国外有关全媒体与政党关系的研究多散见于传媒学、心理学、政治学和管理学等学科著作或期刊中，很难找到媒体融合、新媒体、全媒体与高校党建相关的文献资料，这意味着涉及该问题的研究尽管对国内高校党建研究没有直接的借鉴意义，但国外政党领导人重视全媒体、运用全媒体平台加强管理的创新做法值得我们学习。
全球化、信息化的快速发展，给世界各国政党的政治建设、治理方式等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为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各国政党积极探索组织革新、关注政党治理绩效、推进政党现代化。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后，全球社会主义国家由原来的15个减少为5个，社会主义革命进入低潮期。张钟声等（2012）在《国外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启示》中指出，越南、朝鲜、老挝、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顶住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冲击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制造的颠覆渗透、外部挤压，结合世情、党情，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和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对于不断探索巩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地位，不断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全面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改善民主等诸多问题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
；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课题组（2008）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国外一些主要政党组织发展趋势研究》中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开始关注信息化背景下如何对待和利用媒体，如何引导媒体，如何改变传统的信息传达模式，如何实现党务管理的网络化，信息公开化等新问题
；施雪华（2012）在《国外政党理论创新启示》中指出，东欧剧变以后，欧洲各国坚持下来的共产党急需新的政党理论作为支撑，而以法共为代表提出并发展起来的“新共产主义”理论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田培（2020）在《国外政党联系社会组织的做法与特点》中指出，古巴共产党在实践中时刻关注各类社会组织的桥梁作用，给予其充足的发展空间，并提供有关的政策保障
。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政党研究有关成果的梳理总结，对中国共产党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周建勇（2014）在《政党治理的制度化走向——基于四个个案的比较》中，比较了不同类型政党的组织发展及制度化的可能走向，指出从家庭型（权威）支配、传统型（权威）支配走向法制型（权威）支配的过程，也是政党制度化水平提升的过程
；靳呈伟等（2019）在《国外主流政党开展政治建设的举措和经验——基于政党基本文件文本的梳理》中指出，开展政治建设是政党进行自身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根和魂，对政党的其他建设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
；于海青（2012）在《国外政党现代化的观察与思考》中指出，与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并行，国外政党率先开启了政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蒲国良（2020）在《国外一些政党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得失探析》中指出，当今国外许多政党受内外环境的深刻影响，党内政治生活难以开展或者走偏跑调甚至转向，给该党带来严重冲击；近期国外一些政党注重从思想、制度机制和方式方法上重构和规范党内生活，收拢党心，提高党的行动能力
。对有关国外政党研究成果的梳理，有利于我们在理论上不断深化对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也对我党在新时代背景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具有某些借鉴与启迪意义，值得跟踪研究。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增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日益巩固，执政成就也日益辉煌，越来越多海外研究者开始高度关注当代中国问题，很多海外学者将考察重点放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美国密西西比大学的郭钢在《中国共产党对大学生党员的招募》一文中考察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里的大学生党员，分阶段描述了学生党员的基本状况、发展前途以及入党的复杂动机；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奘小伟在《中共党员吸收中的组织危机与民族差异》中，将视角投向了党员群体中的民族构成问题，提出中国共产党一直努力发展少数民族党员，提升他们在党员中的比例；赵淑梅（2015）在《对国外中国共产党“党员”研究的借鉴与反思》中指出，国外中国共产党“党员”研究的类型主要可以分为现状描述型、变革分析型和前瞻预测型三类，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党员群体的知识化和专业化趋向、作为政治资本的党员身份、私营企业主入党等问题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党员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主体力量，受到海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海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共产党党员构成进行了专门研究。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中华民族在实现伟大复兴征程中不断取得斐然成绩，实现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三大飞跃，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如今，中国共产党已由当初的几十名党员，发展成为拥有9000多万名党员、40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特别是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中国共产党通过集中统一领导，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全民“战疫”，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再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与水平。中国共产党执政问题已成为海外学者的关注焦点和研究热点，并出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比如：韩露（2009）在《关于国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思想理论研究的述评》中指出，国外学者一直都高度关注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变革和创新，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和理论体系反复推敲、不断审视
；李海、范树成（2019）在《国外学者政要纵论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成为国际社会许多学者政要关注的焦点，他们“近距离”观察中国共产党，认为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坦诚开放，充满自信；善于学习，勇于创新；执政为民，赏贤使能；从严治党，堪为榜样；胸怀天下，敢于担当；视野长远，行稳致远；中国共产党前景光明，但也面临多重困难与挑战
；韩强（2019）在《海外学者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研究评析》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是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学者进行中共研究的主线，他们认为中国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带动了国内学术界对这一现象的再研究，形成了海内外学者围绕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实践进行互动研究的良好局面，比如：北京联合大学海外国学研究中心以海外中国共产党为主要研究对象，举办了一系列学术交流活动，2014年6月28日举办了首次“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学术研讨会；韩强的《国内学者如何认识海外开展的中国共产党研究述评》，路克利的《论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兴起与发展》《哈佛学派对中国共产党成立相关问题研究评述》，还有以沈大伟、郑永年等为代表，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屹立不倒？》等一批研究成果；等等。总之，海外学者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初步揭示了其中的一些规律，有些是我们不曾重视和了解的，也有的是我们忽视和回避的，这些研究成果可以为我们丰富中国共产党执政研究提供互补性思考，因此对这些研究成果要辩证看待，既要看到值得肯定之处，也要正确认识其不足，充分吸收国外研究成果的营养，不能也不应该忽视对国外研究成果的借鉴与反思。当下需要进一步加大研究力度，把再研究工作做好，这也是深入开展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研究的迫切需要。
经过对国内外学术界研究成果的综合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目前关于高校党建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积累了不少经验，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有待在今后研究中进一步深化和拓展。
学术界对高校党建研究取得了重要成绩，不仅形成了一些专著，还形成了不少期刊论文和部分学位论文，但专门研究全媒体时代高校党建的成果偏少，目前缺少相关的专著和学位论文，仅有少量的期刊论文。总体来看，由于媒体融合工作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全媒体时代概念提出较晚，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近几年，且聚焦不够，尤其缺乏对全媒体与高校党建深度融合方面的研究成果，现有的研究成果还相对比较肤浅。这表明全媒体背景下高校党建工作研究仍有较大进步空间，需要引起广大理论工作者的重视和关注。结合当下，由于要推动高校党建工作的创新发展，因此在全媒体背景下进行高校党建质量提升研究有较大的时代价值，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高校党建工作是我国大学的一大特色，且渗透在学校工作的方方面面，学术界在此方面进行了深入、持续的基本理论和具体实践研究，成果颇丰，对不断加强和改进高校党建工作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对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目前高校党建研究内容方面主要存在以下不足：结合党建工作和具体党建实践进行的研究经验总结多、对策研究多、重复研究多，而学理性研究和多学科交叉研究偏少；结合新时代特点，基层党组织建设创新研究、党员民主权利的理论渊源及与党内民主的关系，以及高校党建质量提升的路径策略等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全媒体背景下较为成熟的高校党建研究成果偏少，对全媒体时代高校党建质量提升的目标、任务、原则等还比较模糊，研究不够聚焦，需要进一步丰富研究内容，并积极探寻全媒体视域下高校党建质量提升的路径策略。
结合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特点、新趋势、新使命的高校党建研究成果还不够丰富、系统，研究的深度与广度略显不足；关于高校党建科学化研究、质量提升体制机制的优化构建研究、质量提升方法的创新研究、考核评价体系的改革创新研究等仍需加大深度；结合新时代特点在不同视域下的高校党建研究成果不多，特别是关于全媒体背景下高校党建质量提升路径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全面，仍有较大拓展空间。这些都有待学术界以发展、创新的观点和系统、整体的视角进行深入持续研究。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既为本研究提供了基础和借鉴，也为本研究的创新留下了空间和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