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大拿，海伦娜

我们在海伦娜的时候，住在一栋动静很大的公寓里，爸爸妈妈睡壁床，我睡一张帆布床。每天早上，后门外牛奶瓶中的奶油会噗一声冒出来。当时发生过一场冰暴，树木会发出碎玻璃的声音。我正在学着读书。关于海伦娜，我真正记得的只有图书馆，《西风妈妈》的绿色封面和《理解贝琪》那破旧的蓝色封面。那时我觉得《理解贝琪》是专门为我写的，觉得在某处有人想要把自己的事讲给我听。

初雪前的几个星期，爸爸每个星期六都带我进山，去给一个在山上独居了五十多年的老勘探员送过冬的物资。面粉和咖啡，烟草，糖，干豆，咸猪肉，燕麦片，蜡烛。一摞摞沉重的杂志：《星期六晚邮报》《红皮书》《田野与溪流》。

上山的路很漫长，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们在路上做下标记。爸爸让我用刀割破树皮，树液的味道新鲜刺鼻，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中。约翰逊的小木屋就藏在茂盛碧绿的草地边缘。那其实就是个没刷漆的小棚屋，窗户看起来像一对眼睛，门就像一个咧开嘴的傻傻的微笑。高草和野花如同一顶节日的帽子覆盖在小屋顶上。我会在蓝天下躺在屋顶上，狗和山羊围着我又舔又拱。爸爸和老人坐在下面的木桶上，喝着咖啡，翻看老人淘到的金块，翻看各种各样的石头，时而嗯哼两声，时而惊叹几句。爸爸听老人讲故事，一听就是好几个小时。现在我真希望我当时也去听听，可那时我只想躺在屋顶上，沉浸在只有暗冠蓝鸦、顽皮的山羊和狗才能打破的静谧之中。

在我们离开前，爸爸去树林里拖回圆木和树枝，砍成一段段木柴，垛在门边。我则小心翼翼地将杂志一页页撕下，用面粉与水和成的糨糊把它们贴在墙上。小心翼翼，生怕弄湿上面的文字。我们的想法是将它们贴满老人小屋的墙壁，从地板到天花板。在冬季天色阴沉的日子里，约翰逊就可以一直读墙上的文字。等每一面墙都读完，他会在旧的纸页上再贴层新的。重要的是将不同杂志和书页打乱顺序，所以第二十页可能在北面墙的上边，而第二十一页则在南面墙的下边。

我相信这是我上的第一堂文学课，关于创造力的无限可能。我敢肯定，这样的贴法是个好主意。如果书页是连续的，他很快就会读完。而打乱后，因为书页没有任何顺序（通常前一页或后一页被糊在了墙上），所以每读一页，他就得编一个与之相关的故事。但是有时候过了几天，他在另一面墙上找到了接下来的那一页，就得回过头修正他自己编的故事。当他穷尽小屋里墙上故事的所有可能性之后，就会以类似的随机顺序再贴上几页。

开始下雪后，他的羊和狗就跟他一起住在小屋里。我喜欢想象它们蜷缩在那张旧铜床上，看他穿着秋衣裤借着烛光读墙上文字的情景。他说如果他在床上觉得冷了，就会再拖一头山羊到床上来。

在离小屋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户外厕所，但他说，他通常就站在门廊上向外撒尿。他还有一个坐便器，在山顶的正中央，如同国王的宝座。“坐在那上面是为了思考，”他说，“上去吧，我们不会看你的。从那儿可以看到半个蒙大拿州。”但我觉得，我可以看到整个蒙大拿州。

爱达荷，穆兰

这次我们住在一间贴了油毡的小木屋里，就在矿井上方。发动机和发电机轰隆轰隆、咔啦咔嗒，滑轮吱呀吱呀、呼啦呼啦。铁链当啷。焊条嗞嗞。吱吱，咝咝，砰砰。石头从铲车上被哗啦啦、咕隆隆地倒进卡车里，滚到传送带上。煤车吱吱嘎嘎、咔嗒咔嗒驶过，汽笛哀号，呻吟，尖叫。高高低低的汽笛声昼夜不停。男人们昼夜不停地骂骂咧咧、大吼大叫，声音在晚上听来尤为刺耳，伴着锯子发出的呜呜声，各种各样尖利的噪音都化作怪兽。而初雪当天的清晨，链条、索具、齿轮和滑槽都被冰雪缀上闪亮而繁复的花边。大雪使矿井看起来柔和了许多，简直算得上静谧了。年轻的墨西哥矿工像孩子一样在雪地上玩耍。

矿区的工棚里挤满了矿工，单身汉，墨西哥人，芬兰人和巴斯克人。爸爸说，他们远离故土和家人，大多不会说英语。他试图以此向我解释那些人为什么老是酗酒打架。

我家添了个小宝宝，我的妹妹莫莉。她的婴儿床放在爸爸妈妈的房间里。我睡在客厅的壁床上，那张床从没被收起来，白天我们把它当沙发用。我想念那台收音机，它现在在卧室里，可卧室应该是小莫莉睡觉的地方。

唯一的热源是个大肚子的火炉。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我看到自己呼吸时的白气，就期待着炉门把手咔啷一响。几分钟后，木柴开始噼噼啪啪烧起来，一铲煤哗啦一声填进去。咖啡壶欢快地唱起歌来，火柴在妈妈大拇指的指甲上轻轻一划，或者爸爸的芝宝打火机啪的一声打火。他们喝咖啡的时候，就让我用奶瓶给妹妹莫莉喂奶。我和妹妹惬意地躺在床上。她不太好玩，可她喜欢听我唱歌。“假如你头痒痒，不要挠，用菲奇。动脑筋，要想保住头发，就用菲奇洗发水。”还有“四处无人，没有人带我回家”。

木屋墙上没有刷漆，只是本色的木板，地板也是一样。我喜欢住在木头房子里，把木柴添进炉火里取暖，凝望屋外的树木。整个房子都散发着木头的气味。

一开门，松树的清香扑面而来。一旦真正走进树林，就再也听不见矿井的声音了。一切变得静谧，甚至踩在绵密的松针上时都悄无声息。有时我以为听到了林间的微风，但当我驻足聆听，却听不到一点声响。

厨房的地板倾斜得厉害。我把铁皮罐头从高往低滚着玩，一滚就是好几个小时。金枪鱼撞上菠萝。

翻过我们的那座小山，还有一道山谷和另一面山坡。一年前，那面山坡上的树全被烧光了。我第一次看到那里时，整片山坡都覆盖着猩红的火焰草。一片广袤的红色火焰，生机勃勃，随蜜蜂的嗡嗡声而震颤。

我交了个朋友。肯特施里夫。他家住隔壁，房子和我们家的一样，但他的家里有六个孩子。他们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他爸爸经常从华莱士的一家面包店带回一袋袋陈面包。早餐，他们吃泡面包，就是陈面包泡肉汁，而所谓肉汁不过是培根煎出来的油拌上派特牌炼乳。有一天，寒气刺骨，可他家没有煤和木柴。他爸爸不停地把一袋袋陈面包填进小炉子里，直到一家人围拢在一起，都暖和起来。他们朗诵主祷文的声音将我引向他家的厨房。

我的妹妹莫莉得了肺炎，去华莱士的医院里住了两天院。我借住在隔壁，跟他们家的几个孩子一起睡在阁楼里的干草上。阁楼没有装窗户，窗洞上只钉了一块油布。我和肯特施里夫轮流把一只眼睛贴在油布的一个洞上看夜空。那个洞就像一架望远镜，把令人眼花缭乱的繁星框起来，将它们放大。

我喜欢躺在干草床上，挤在那些孩子们中间。我喜欢闻他们身上的气味，尽管那并不好闻，我想，那味道来自尿液和变酸的牛奶，臭脚丫和脏头发。我们依偎在一起，睡着时像群小狗崽一样互相蹭着，每个人都吸吮着大拇指。

我和肯特施里夫开始上一年级。学校离我们家很远……得爬上一座很高的山，然后走很远的路下山，再爬上另一座山，才能到镇上。放学后，我们从墨菲酒吧搭便车回家，孩子们的父亲交班后都去那里喝酒。矿工们喝第一杯酒前总要说点祝酒词：“我们该工作吗？没门儿！我们该罢工吗？绝不！那我们该怎么办？喝酒！万岁！”

我们都喜欢上学。学校里只有一个老师，布里克小姐，她是个好老师。所有学生被分到不同小组，学习不同的科目。我和小孩子一起学数字和写作，和大孩子一起学阅读和地理。肯特施里夫跟我正相反。他是全校最聪明的孩子。他无所不知，比如，他知道只要切开一颗郁金香球茎，就能看到里面有一朵微型郁金香。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不久，爸爸就出国了。他加入过海军后备军官训练团，所以接受了军官培训，成了一名海军中尉，然后就乘坐一艘军火运输船奔赴太平洋。我们搬去得克萨斯州的埃尔帕索，住在外公和外婆梅蜜家里。

这一切都发生得非常快，就在圣诞巡游的前几天，本来我和肯特施里夫要扮演朝拜耶稣的东方三博士。（他的名字是肯特·施里夫，但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这一点。）在接下来那漫长又可怕的几年中，我疯狂思念着他和爸爸。

人们将这种感觉称为心痛，因为思念一个人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肉体之痛，存在于你的血液和骨头里。

爸爸把我们送到斯波坎的达文波特酒店，之后便开车离去。我们在酒店住了一夜，第二天便要乘火车去得克萨斯。我和妈妈各睡一张铺着熨烫过的床单的床，妹妹则睡在房间衣柜中的一只抽屉里，身体下面垫了几个枕头。

妈妈把抽屉带上了火车，用它装着妹妹。妈妈竟然偷走酒店的抽屉，这令我又惊又怕。她说：“你能不能把嘴闭上？”还扇了我一巴掌。从那以后，一切都开始变糟了。 NnYgMuynG1B/eAsNP/RfiTLAWbLVmKHCKOF+hVFxYLNYs3Itpak9g1l1AzCh6LN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