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说来可笑，我在那么多地方生活过……由于频繁搬家，住处对我来说，非常非常重要。我也一直在寻找……寻找一个家。”

——露西亚·伯林访谈（二〇〇三年）

我见过的第一位创作中的作家是我母亲，露西亚·伯林。我和哥哥马克在格林威治村的阁楼上骑着小三轮车转圈，母亲则在她那台奥林匹亚打字机上不停地敲打着，那是我最早的记忆。那时我们以为她在写信——她写过很多信。我们常在纽约市区漫步，在长长的散步途中，我们几乎每天会在邮筒前停下，她会让我们把信投进去。我们喜欢看信在投信口消失，听它们落下的声音。每当收到来信，她都会念给我们听，还经常根据当天信上的内容给我们编个小故事。

我们是听着母亲的故事长大的。我们听她讲过很多故事，其中一些是我们的睡前故事：她和她最好的朋友肯特施里夫的冒险故事；他们露营时俘虏了一头熊的故事；小木屋用杂志书页糊墙纸的故事；蒂妮舅妈在屋顶上的故事；约翰舅舅的宠物美洲狮的故事。这些故事我们听过不止一遍，都是她亲身经历的，其中很多都被她写进了作品中，后来得以发表。

我大约六岁的时候，在探索壁橱时，偶然发现了一个打字机盒子。盒子里装着一个文件夹，封面上写着“安宁的王国”，讲述了两个小女孩在埃尔帕索到处兜售音乐化妆盒的故事。这是我读到的第一本不是儿童读物的书。那时我才意识到，母亲用打字机不只是写信，还写故事。她向我解释，几年前她是怎样在杂志上发表作品的。她给我拿了几本杂志，让我读一读。从那以后，我就经常缠着她，要读她正在创作的作品，她总是说：“等我写完。”

又过了七八年，母亲才陆续完成了一些足够让我阅读的作品。当时，她又生了两个儿子（我的弟弟，大卫和丹），跟她的第三任丈夫（我们的父亲巴迪·伯林）离了婚，搬到了伯克利，在当地一所小型私立中学当老师，艰难地维持生计。生活一团糟（也许正由于生活一团糟），她却写得比以往更多。大多数时候，在我们吃过晚饭、看完喜爱的电视节目后，母亲就会坐在厨房餐桌前，手边放一杯波旁威士忌，开始写作，经常一直写到深夜。她通常会用圆珠笔在活页本上随意写写，但偶尔我们也会被她打字的声音吵醒，音响中时常循环播放着她当时最爱的歌曲，将打字声淹没。

母亲在这段时间里完成了她的第一批短篇小说，早在六十年代初，她在纽约和阿尔伯克基时就已经动笔创作那些故事了。它们很快就被更具个人色彩的故事所取代，这些故事脱胎于她糟糕的境遇和个人悲剧，而这些不幸又是由她日益严重的酗酒问题导致的。失去教职后，母亲又陆续做过不同工作（清洁女工、电话接线员、医院病房管理员），这些工作就像她在醉汉拘留所与戒瘾病房度过的那些时光一样，为她创作新小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无论遭遇什么挫折，母亲都一直写作，很快便有新作问世。

多年之后，母亲让我读的最后一部作品是《欢迎回家》的手稿，那是一系列回忆，关于她称之为家的地方。最初她只打算简单勾勒这些地方本身，其中并不加入人物或对话。这本手稿的内容是母亲的一些童年往事，我们小时候听她讲过，但现在这些故事按时间排序，也不再伪装成小说的模样。不幸的是，母亲的时间已耗尽，最后的手稿终止于一九六五年，最后那句还没来得及画上句号。

露西亚一生中写的信就算没有上千封，也得有几百封了。本书收录的书信与《欢迎回家》中记录的是同一时期，是我们最喜欢的一组信件。其中大部分是她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五年间写给好友艾德 ·多恩和海琳·巴克·多恩的信。那是母亲一生中跌宕起伏、充满戏剧性的时期，也是她的成长期。彼时的她是一位年轻的母亲、一位有抱负的作家，正经历着自我发现的阵痛。这些书信让我们看到了她迷人的内心世界。

我们将《欢迎回家》送给你们，这些故事、书信和照片来自一位具有独特声音的美国作家前二十九年的人生。

杰夫·伯林
二〇一八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