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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我遇到保罗·萨特曼，就在斯塔万格号轮船起航驶往欧洲之前，我们结了婚。当时我以为自己爱上他了，却完全没有意识到我嫁给他只是为了不去欧洲。我对保罗并没有对卢那般的信任和柔情。他令我敬畏。他是一位雕塑家，一个才华卓著、活力四射的男人。
我给他递杯子时会自己拿烫手的杯身，让他接过杯把手。我会提前为他熨好内裤，好让他穿着暖和。我总讲这类事，所有人都哈哈大笑，但它们都真实发生过。
我按他的要求穿着打扮，总是穿黑色或白色的衣服。我把长发染黑，每天早晨拉直。我化着浓重的眼妆，但不涂口红。他让我脸朝下趴在枕头上睡，希望以此纠正我的“主要缺陷”——翘鼻子。当然我的身体确实有个很大的缺陷，脊柱侧弯。他第一次看到我裸露的后背时，惊叫道：“天哪，你长得不对称！”
1956年，露西亚和第一任丈夫保罗·萨特曼
1956年，阿尔伯克基
当我们坐在餐厅或酒吧里，甚至在自家的柚木桌旁时，他都会摆布我的身体。抬起我的下巴，或将它稍微转向左侧；将我的双手从桌子上拿开，让我靠在一个手肘上，另一只手张开，好像在试探有没有下雨；让我交叉或不要交叉双腿。他说我笑得太多，还说我做爱时发出太多声音。
房子里所有的家具都是保罗选定的。黑色、白色和大地色。只有黑色鸟笼里爪哇禾雀的脖子上有一撮淡淡的粉红。墙上挂着蒙德里安的画作，屋里摆着纳姆贝的白镴烟灰缸，阿科马和圣多明戈的陶器，还有一块精美的纳瓦霍地毯。我们的盘子是黑色的，不锈钢餐具都是大胆的现代风格。餐叉只有两个齿，吃意大利面时非常不方便。
为了帮保罗免除兵役，我们生了第一个孩子马克。马克只有几个月大的时候，我意外地再次怀孕了。保罗说，他唯一的解决方案是离开，于是他真的离开了。他得到了一笔经费、一个赞助人、一栋佛罗伦萨的别墅和一个铸造厂，还有一个鼻梁笔挺的新女友。
他离开的那天早晨，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那几只鸟送给马路对面的一位老太太。我取下墙上蒙德里安的画作，挂上《向日葵》和猫王海报，在浅褐色的沙发上随意铺了条艳丽的墨西哥毯子。我涂上粉红色唇膏，把头发编成辫子。
长子马克，生于1956年9月30日
保罗·萨特曼
保罗刚离开二十多分钟，车就抛锚了。他进门时，我正抽着从邻居家借来的烟，光脚搭在桌子上。盘子都没洗。马克穿着湿透的尿布到处爬，正把锅从橱柜里往外拽。高保真音响里放着乔·特纳的蓝调。他觉得这一切一点都不好笑。我们就此别过，再见到他时已是十六年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