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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亮的校园里生长着高大的棉白杨和榆树，还有古老的土坯建筑。这里像得克萨斯一样，嶙峋崎岖的群山和宽广平展的沙漠，四面是一望无际的泛着褪色牛仔蓝的天空。我的一个室友叫苏珊娜，她的妈妈每个月都会从俄克拉荷马州给她寄来高洁丝卫生棉。那时我对一些英语短语还不熟悉，但我给智利的朋友写信，内容大意是“她跟我们不对路”。不过我和她在绿色窗帘和绿色雪尼尔床罩的选择上达成了一致。我在我那边的墙上贴了梵高的《向日葵》，我和尤塔在普孔拍的合影，我和康奇滑雪的合影，还有格兰治学校橄榄球队的合影。
美国的一切对我来说都很陌生。我上的大部分课都是大班教学，内容浮浅。我获准上高等西班牙语课，老师是拉蒙·森德，一位西班牙流亡者，也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
我误选了新闻专业。我想当作家，而不是记者。不过，我热爱我的校对工作。我自己有一把宿舍楼大门的钥匙，可以不用遵守门禁时间。
卢·苏亚雷斯是一位体育记者。他是当时学校里为数不多的墨西哥裔学生。他已经三十岁，是依据退役军人权利法案才来这里读书的。起初，我只是开心，能跟一个和蔼、风趣又敏锐的人用西班牙语交谈，可渐渐地，我们相爱了。
绝大多数人认为他们的爱情比其他任何人的爱情都更加美妙。这是我的初恋。我那时以为，所有人在坠入爱河时的感受都像我们一样。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我们的爱真的比其他任何人的爱都更加美妙。
看门的托马斯和他的妻子艾琳娜将杂物室的钥匙给了我们。我们锁上门，顺着梯子爬到屋顶，在棉白杨树冠下铺上一张床垫。课间，工作之余，整个夜晚，我们在屋顶上做爱，聊天，直到女舍监快睡醒时才溜回宿舍。整座楼被高大的棉白杨树包围，我们躺在树枝下，窥视天上的星星和月亮。屋顶上凸出的矮墙掩护着我们，还挡住了我们用来冰镇啤酒的小冰箱和学习读书用的提灯。我们从中心街（属于66号公路的一段）对面的围场餐馆买来哈姆啤酒和汉堡包，邀请托马斯和艾琳娜到屋顶上与我们共进烛光晚餐。
即使到了冬天，我们的树荫爱巢也没有被发现，但我们得爬过屋顶，来到用油布遮挡的床上。我们在那里做爱，没完没了地谈天说地，读书给对方听。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好几个月。
不知怎的，我们的事还是被女舍监发现了。她给我父母发了一封电报，告诉他们我在屋顶上与一个墨西哥人发生了性关系。一切戛然而止。
我的父母在新年当天飞了过来，在这里住了两天。他们决定夏季学期结束后就带我离开学校，去欧洲住上一年。父亲出钱让卢和我分手。卢啐在他脸上。但后来卢又跟我大吵一架。他要我马上嫁给他。而我说，我才十七岁，还没准备好，于是他把我从车上推了下去。
我一直盼望他能给我打电话，我以为某天他会再次出现在我面前，可他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