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美洲，智利，圣地亚哥，埃尔南多–德阿吉雷1419号

一栋两层的都铎式房子，坐落在街角一处开阔的地段。房子带草坪和一座花园，春天时尤为美丽，杜鹃花和马银花，紫藤花和鸢尾花。整个夏天，先是芬芳的果树和水仙花，接着是豌豆花、紫罗兰、飞燕草、百合、玫瑰。秋天则是大丽花和菊花。玛纽埃尔负责照料花园，他的小儿子则整天剪去枯萎的花朵。

我们的房子临近丁香大街和树林街上那座具有鲜明的现代派风格的教堂。当时那一片是圣地亚哥城中的美景，紧邻我和莫莉就读的圣地亚哥学院。

那座房子小巧典雅，两扇法式落地玻璃门通往花园。屋内铺着镶木地板，还有一个大理石壁炉。从卧室的窗户可以看到清澈的蓝天和被白雪覆盖的安第斯山脉，窗户下方是林荫大道。房间里总弥漫着风信子的气味，尽管这种香气只会持续几个星期。

安第斯山脉似乎没有山麓丘陵作为过渡。阿空加瓜峰直插云霄，高得令人难以置信，锯齿状的山峰巍然耸立。山上积雪的颜色从早到晚变换不停，每到傍晚时分，火红的白雪变作洋红、大红、珊瑚色或柔和的黄色。

家具是花哨的法式“古董”风格。家具送到的时候，妈妈哭了。“唉，我早就知道这些都不合适。”那些画也都不合适，但不合适得颇具韵味，有点像没有对上焦的柯罗画作。家里摆着许多巨大的镀金框镜子，因为妈妈太紧张，不知道该摆哪些画才好。客厅和餐厅里的枝形吊灯璀璨夺目，但在频发的地震中，它发疯般的叮当声让人心惊肉跳。

玛丽亚和罗莎睡在厨房外的一个小房间里。一开始爸爸吩咐她们该做什么，但我的西班牙语进步飞快，于是我就接手了一家之主的角色，安排她们干活，定菜单，给她们钱去采购，检查收据，训斥她们。

我让玛丽亚和罗莎用车库里的洗衣机洗衣服，可她们不听，最后只好我来洗衣服，她们负责晾晒。那个时候还没有高洁丝卫生棉，她们和其他女仆一样，会花几个钟头坐在草坪上，拿着水管在盆子里洗带血的月经带。

我家有一张巨大的餐桌，桌下的地板上有一个铃。只有我一个人在餐桌上吃饭，我喜欢按铃叫每一道菜。爸爸在外面吃饭，要么就在玻利维亚、秘鲁或智利北部的矿山出差。莫莉早早就跟玛丽亚和罗莎在厨房吃了饭，妈妈总是在床上吃。

妈妈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她被圣地亚哥的社交生活吓到了，只喜欢和一对姓莫蒂默的英国夫妇打桥牌，或跟一帮耶稣会传教士打扑克。

一楼后部有一个大房间，通向铺着石板的阳台。我们将它称作家庭娱乐室，但只有我一个人用。每个星期，我都会请学校里的朋友来这里跳舞，智利女孩、英国女孩，还有格兰治学校的男孩——格兰治是一所伊顿公学式的精英学校。我们跳探戈和伦巴。《日日夜夜》《狂热》《再见吧朋友》，《大海》——查尔斯·德内的，《一厢情愿》。我们跳舞时从不贴着脸，也不牵手，当然也从来不接吻，除非我们成为恋人，或者关系已经稳定了。

我那时很漂亮，穿着打扮也很出挑，我的朋友也都和我一样，轻佻，养尊处优。我们去找裁缝、美发师、鞋匠，去卡雷拉或阿乌马达餐厅吃午餐，去克里翁餐厅或在彼此家里享用丰盛的茶点。

我们整个冬天都在波蒂略滑雪，夏天则去阿尔加罗沃和比尼亚德尔马避暑。我们看橄榄球和板球比赛，打网球和高尔夫球，去威尔士亲王乡村俱乐部游泳。周末是电影、夜总会和舞会；我们经常穿着晚礼服去树林街的教堂做早弥撒。每天早上我和莫莉醒来时，就按铃叫人送来早饭。按一下是加奶咖啡，按两下是热可可，还有水果和吐司。晚上，罗莎把加热过的砖块放在床脚的被单里，还把我们第二天要穿的校服整理好。墨绿色的毛料衣服，带着上过浆的洁净挺括的白色衣领和袖口，棕色的长袜和结实的鞋子，棕色的短外套和系缎带的圆边帽。还有一条干净的上过浆的白围裙，它看上去更像是实验室的白大褂，在学校时，我们会将它套在校服外面。我们背着书包，沿着绿树成荫的街道，经过美丽的住宅和花园，走过长长的路去学校。那时离智利爆发革命还有很多年，富裕和安逸笼罩着我们的世界。

圣地亚哥学院是一座古老而精妙的石砌建筑，有三间带红瓦屋顶的巨大侧厅。学校的拱门被紫藤覆盖，走廊地面上铺着闪亮的瓷砖，中央是一片巨大的玫瑰园，园中有长凳和带斜坡的小径。校园低处是剧场和体育馆，还有一块打曲棍球和羽毛球的球场。高中部的教学楼外生长着许多榆树、枫树和果树，还有一个带喷泉的大花园。

课程都很难；除了英语课，其他课程都是西班牙语授课。除了西班牙语文学，别的科目都没有教科书。老师一讲就是一个小时，中间从不休息，我们要把老师说的每个字都记下来。我就这样记了几个月，然后把我的笔记同贝亚特丽斯·雷耶斯从另一个女生那里抄来的笔记进行比较、订正，以便在考试中能够逐字逐句地默写出来。我的历史和哲学考得很好，但很久以后我才明白自己写的东西是什么意思。学校的功课都很难。我们要学英语、法语、化学、数学和物理。我在西班牙语课上读的西班牙和南美洲的小说、诗歌比我后来在大学时读的还要多。《堂吉诃德》这本书我们整整研读了两年，每天都要详细讨论书中的章节。有一天在课堂上，我读到塞万提斯笔下一个住在疯人院的人物说，只要他想下雨，雨就会下。就在那一刻，我领悟到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们每个月举行一次地震演习，我们会戴好帽子、手套，两两一组，迅速、安静地走到楼下的玫瑰园中。每隔两三个月就会发生一次真正的地震，每次都不严重，但老师们都记得曾经发生过的那场大地震。有一次地震，我们的物理老师佩尼亚先生冲出门来，把我撞了个跟头。

在多年以后爆发的那场革命中，我的很多同学都失去了生命。他们有的在战斗中牺牲，还有些后来自杀了——因为他们熟悉的世界已经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