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下了火车,我感觉埃尔帕索好像有点不对劲。这里肯定有树,可我一棵也没看到,只有被太阳晒得发白的天空向四面八方延伸。空气沉重混浊,夹杂着热浪和冶炼厂的废气,钙质尘土。
外婆梅蜜和外公住在厄普森街,离冶炼厂很近,所以无论白天黑夜,天空都会突然间黑烟弥漫。如瀑布般翻涌的黑色烟雾,刺痛眼睛且令人作呕的浓烈硫黄味和别的金属的气味。好看,因为阳光透过烟雾闪烁,如同一只闪着缤纷彩虹色光芒的波浪形万花筒——柠檬绿、紫红、普鲁士蓝。
与这条街同一侧的所有房子一样,外公外婆的房子建在小山上,得爬上高高的台阶才能走到黄色的院子里,里面有一条叫琳达的银狐犬拴在一棵细高的楝树上。一堵芬芳的粉红色夹竹桃树墙挡住了隔壁的房子。我走过去闻花香,梅蜜提醒我小心,夹竹桃吃到嘴里是会死人的。
房子里面出奇地凉爽。屋内光线昏暗,窗户紧闭,以隔绝外面的热浪和冶炼厂里的灰尘。家具和地板上依然到处是成堆的灰尘。
房子里弥漫着硫黄、潮湿的脏衣服、香烟、威士忌、飞立脱 和变质食物的气味。没有冰箱,只有一个放着冰块的箱子,里面总有些腐烂的东西。食品储藏室里有香草和丁香的香味,但也有烂土豆、烂洋葱味和死老鼠的气味。
妈妈说,外婆不擅长做家务,因为他们以前习惯雇人做。在厄普森时妈妈也不做家务。大多数时候都是爸爸做饭、打扫卫生。在得州的日子里,我们每个星期天都吃炖肉。
其他时间的饭菜五花八门,从猪排到花生酱三明治到西红柿汤。要是约翰舅舅在家,我们就能吃到米饭、豆子和墨西哥玉米饼、顶上加了一只鸡蛋的玉米烩饼、塔可或杂烩汤。
1943年,于埃尔帕索
人人都用飞立脱喷蟑螂蚊子。夜里一开灯,成千上万只蟑螂咔嗒咔嗒仓皇逃窜,会把你吓一跳。卫生间散发着恶臭。油毡已经磨损,外公撒尿的时候总是撒到地上。可他每天都洗澡,就连夏天也穿着挺括的白衬衫、做工精良的套装和背心。他身上散发着骆驼牌香烟、月桂酒 和杰克丹尼威士忌的气味。妈妈身上也有骆驼牌香烟的气味,还有禁忌牌香水和杰克丹尼威士忌。约翰舅舅身上则是精美牌香烟和龙舌兰酒的味道。
梅蜜身上有很多味道,每种都让人透不过气,我总是到主卧大床中间,一头扑进她的怀里。她的皮肤又白又润,质地和温度跟埃塞俄比亚面包一模一样。
梅蜜每天晚上用小爱博索比 按摩她那可怜的双脚,在鸡眼上涂呛人的药。外公是牙医。梅蜜给他做助手,每天要穿着束身内衣站很长时间。晚上我会在她的背上扑爽身粉,帮她取下头发上所有的发卡。我喜欢给她梳头。柔软浓密,依然乌黑,一直垂到膝弯。换上睡衣后,她会把头发编成一根长辫子。她跪在地上祈祷时,看起来宛如妙龄少女。
1944年,露西亚和莫莉,于埃尔帕索
客厅和餐厅铺着东方风情的地毯。两个房间都摆满了家具,跟商店一样。它们都是珍贵的古董,外公外婆在失去外环路的房子后,倒是保住了这些家具。外公的积蓄在大萧条时期就花光了,而他酗酒的习惯让牙科诊所的生意大受影响。虽说梅蜜从不扫地,可她把大理石面的桃花心木桌子和雕花餐具柜擦得锃亮,还一连擦好几个小时的银器。
外公有两把巨大的皮摇椅——一把在餐厅的大火炉旁,另一把在客厅的大收音机旁。有时他会捉住我,把我放在他的腿上来回晃,就算我哭了他也不停。下班后,他会坐在摇椅上,边晃边抽烟,听H. V.卡尔滕伯恩的歌,看报纸,还把报纸一页一页地放进一个红色大烟灰缸里烧掉。晚上他有时会听收音机。梅蜜也会听,我妹妹在她身边,《圣经》在她膝头。大多数晚上外公都在麋鹿俱乐部,而妈妈则去波默罗伊酒吧打桥牌,或者去华雷斯城。外公和妈妈都在自己的卧室里吃饭,从不和对方说话。梅蜜和我的妹妹在厨房里吃饭。我在餐厅那张邓肯·法福牌餐桌上吃饭,边吃边读《艾米莉·博斯特》和《巴利特语录》。
约翰舅舅会从墨西哥或得克萨斯州的其他城镇回家。他说他在放牛,这话可能是真的,也可能不是。他在后院的棚屋里开了家古董维修店。他睡在后门廊上,几床旧被子就是他的铺盖。每天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瞧瞧他在不在那儿,或者回没回来。
约翰舅舅和他的狗琳达
约翰舅舅在家的时候一切都好。他能逗笑我们每个人,只有他和家里所有人都说话,也愿意听我们每个人说话。他曾带我爬上火车的宿营车厢,去华雷斯,去动物园。晚上,我不敢穿过黑暗的走廊去卫生间,害怕那些看不见的鬼魂,害怕外公和妈妈,他们经常像疯子一样从卧室里冲出来。约翰教我祷告:“上帝将照顾我。上帝将照顾我。”然后拼命跑过走廊。他晚上回家时也喝得醉醺醺的,但那是一种温柔的、眼泪汪汪的醉意。他会把我叫醒,给我做加糖和香草的炒麦花。他会问我问题,也跟我说一些事情。我对他讲起肯特施里夫,讲起爸爸。他给我讲一个叫多洛莉丝的姑娘是怎样伤了他的心。约翰舅舅真的很会做饭。如果我们俩中有谁感到伤心或害怕,他就会说:“遇到这种情况就要吃玉米烩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