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仁倡义宋襄公,
实力微薄硬霸争。
不缚二毛慈爱错,
毋击半渡策谟瞢
②
。
交兵竞技焉相混,
关死排名怎可同
③
。
战事一开何厌诈,
使谋用计是英雄。
①宋襄公(?—公元前637年),宋桓公次子,子姓宋氏,名兹甫,春秋时期宋国第20位国君。宋桓公嫡子,宋成公之父。公元前650年~公元前637年在位,在位14年。齐桓公死后,齐国发生内乱,宋襄公率领卫国、曹国和邾国等四国人马打到齐国,齐人里应外合,拥立齐孝公,宋襄公因此声名鹊起。宋襄公雄心勃勃,想继承齐桓公的霸业,与楚国争霸,一度为楚国所拘。公元前638年,宋襄公讨伐郑国,与救郑的楚兵展开泓水之战。楚兵强大,宋襄公讲究“仁义”,要待楚兵渡河列阵后再战,结果大败受伤,次年伤重而死,后葬于襄陵。
②不缚二毛慈爱错,毋击半渡策谟瞢:(在战争中)不捆缚头发花白的老兵,慈爱用错了地方,不攻击没有完成渡河的敌军,策略实在愚蠢而昏聩。策谟,即策略。瞢,目光不明,即昏聩。
③交兵竞技焉相混,关死排名怎可同:交兵打仗与游戏竞技哪里能相混淆,关系生死和仅仅排名争荣怎么可以等同。
宋襄公的失败浅层次的原因是太迂腐,没有将打仗和体育比赛或者欧洲的男人决斗区分清楚,在和人家打仗时还满脑子仁义道德,什么不击半渡,不伤二毛,不鼓不成列(不在敌人渡河到一半时进攻,不伤害头发花白了的老人,不主动攻击尚未列好阵的敌人)等等,真不知他的脑袋怎么长的。深层次的原因是“罔顾现实”,即看不清现实。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霸主”问题。宋襄公总觉得自己是公国的国君,拥有公爵爵位,按照传统政治地位,除了周天子就轮到他了,再加上齐桓公都曾委托于他,那“霸主”地位就该理所当然是他的了。他并没有意识到,东周和西周的最大区别便是周天子权威的衰落,既然连周天子都失去了权威和话语权,那建立在周天子权威格局中的“公国”又能有多少实际的号召力?当然,如果宋国真有强大的综合实力,那也罢了,可惜实际上并没有。二是“仁义”问题。宋襄公总觉得“仁义”才是最大的力量,比军队重要。这一点从他前期的盲目自信就能看出端倪,哪怕只有三个小国派兵支持,他都敢率领弱小的四国联军向强大的齐国进发(不过这次他侥幸成功了,但事后看来也只是侥幸);而在研判征伐郑国可能惹恼楚国的战略问题时,宋襄公甚至明言:“楚兵甲有余,仁义不足;鄙人兵甲不足,仁义有余。”这里充分证明宋襄公认为称霸天下的根本力量不是“兵甲”而是“仁义”。如果说这是在西周时代,可能还有些道理,然而70年前周天子已在繻葛之战中败给了郑庄公,50年前齐桓公已在长勺之战中败给了鲁国,这些残酷的历史早已证明,即使是周天子和春秋首霸齐桓公,都在兵甲强大的敌人面前无能为力。由此我们进一步得出结论,宋襄公“罔顾现实”的原因应是他对历史传统的迷信以及对当前时代的误判。这一点并不是我们后人站在全知视角、后知后觉的“欲加之罪”。正如之前所说,郑庄公、齐桓公等人早已开启并引领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改变已然绽放于社会的各个角落。就拿“礼乐”制度来说,郑庄公早已“冒天下之大不韪”,不仅迎战而且击败了周天子;对于“军礼”制度,曹刿实际上可能是最早的破坏者,然而他不按“击鼓出击”的规矩出牌,反其道而行之,但只要打赢,齐桓公也只能吃瘪;对于社会阶层的扩大,不要说曹刿等士人阶层,就连野人阶层都已在韩原之战中登场。其实在同时代,无论楚国方面还是宋国内部,都已看清宋襄公的“有名无实”“慕虚名而处实祸”。在“仁义”的问题上,宋国内部更是已然指出宋襄公的迂腐不化,这些都充分验证了宋襄公对于时代的误判。可惜,宋襄公对此都嗤之以鼻,他始终只坚信自己的判断,却没有意识到他所身处的时代进程,已经是一个崭新的、变革剧烈的时代,变革的对象就是所谓的传统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