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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锦元是我邻家大姐姐，长我八岁。今年三月二十四日因病逝世。她夫君李骏整理出来他们之间的通信，出版成书以志纪念。信件历经五十多年，几经搬家、拆迁、装修，仍保存完好，足见他们夫妇感情笃深而弥足珍贵。李骏请我为本书写个序言，我诚惶诚恐，仓促提笔，谈谈自己的感想。
在我还是捣蛋的顽劣儿童，大姐姐就是四邻长辈眼里的“邻居家的孩子”。她学业优秀，考入上海第二医学院医疗系，外秀内慧，性格文静，说话轻声细语，周邻长辈都说“徐家长女”天生就是做医生的料。我稍懂人事，看大姐姐更像貌美仙女，削肩细腰，袅袅婷婷，有一种特别韵味的古典美，如林徽因，如林黛玉。大姐姐在1970年国庆前夕的这封信中曾嗔怪，“今天下午我上文化馆去找姚家姐弟，碰到文化馆馆长，他要叫我参加机关文艺宣传队……这个馆长滑稽得很，碰到我老说我像林黛玉，我真有些生气，我哪一点像她了呢，真是胡乱比喻人！”文化馆长终究是文化人、有美育素养和美的鉴赏力，他的赞誉可见是有客观性和普遍性的。我很诧异，美丽恬静的大姐姐怎么会嫁给无钱无势、个子还偏矮的李骏？答案就在他们数百封异地的通信中。他俩是位育中学初中、高中同班同学，住家又颇近。李骏就读上海科技大学半导体物理系，专业扎实，英语尤其精湛，分配在上海工作，性格温和，善解人意，具备了惺惺相惜的基本条件。他们通信中没有华丽的辞藻、煽情的表露、肉麻的山盟海誓，长篇幅的是平白直叙，谈日常生活细节，工作状况，同事交际，亲戚往来，家里弟妹的情况，不厌其烦地娓娓细语、唠唠叨叨，彼此把读信和写信当作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当作贫困艰辛生活的支撑，拉近彼此感情的距离，终成美眷。现代人可能不太理解，那个年代就有这样的神仙眷侣。大概1986年吧，大姐已经调回上海，一家三口蜗居在朝北的八平方米小屋里。我刚升任房修队长，就帮忙打了个阁楼，给逼仄的空间增加一点腾身余地。在这种境况中生活，他俩相互扶持、齐心协力培养女儿大学毕业、工作、结婚、移居美国、生育两子。后来，又在中美两地奔波帮助带大俩外孙。为安享晚年，把建国西路旧居装修成温馨的雅室。不料，只安居一年余，爆发疫情，大姐姐旧疾未能得到系统治疗而加剧，只能选择入住收费不菲的乐璟会护理院。朝夕相伴，不离须臾，直至大姐宁静安详地离世。他俩用行为诠释了“白首到老”“相濡以沫”的含义。
通看全篇信件，文字直白，叙写详尽，仿佛是一部黑白纪录片，浓缩了那个年代的方方面面：猪肝面0.3元一碗，粮票、布票，一床被里一丈五尺布票，一件海富绒衣三张专用券，五人分一张自行车票，运回上海结婚用的五斗橱要请林业局开通行许可证，结婚要政治审查，大姐怕父亲民国时期读大学参加党派通不过政审而惴惴不安，一打三反，革委会、军代表、路政委、样板戏、西哈努克访问朝鲜、揭批林彪等等，看其内容会勾起每个人对那个时代的记忆。我回想起下乡知青的青春岁月；不堪回首回城相亲，因父亲“历史反革命”而屡屡遭拒；自古以来“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自由被剥夺，愤恨无奈。兆熊，兆珙弟弟是大姐最幼的弟妹，是我儿时的玩伴，他们在安徽农村和大姐共同生活的那几年，大姐关爱照顾他们，为之操心担忧，一片慈母心在信中表露无遗。如今，兆熊、兆珙弟弟，大家都步入古稀之年了，要多多重温当年骨肉抱团的暖心，怀揣感恩，多多来沪看望姐夫哦！
大姐姐在双沟和休宁两地医院工作了三年，已经能完成肠梗阻、胆囊切除、阑尾炎、脾摘除、胃切除、剖腹产、输卵管结扎等手术，她接受了完整严格的医学教育训练，脾气温柔和蔼，性格缜密细腻，她也适合成为一名儿科医生或妇产科医生：迎接新的生命，带给人间欢乐，可是艰苦的生活环境，分居两地的困苦，独自抚育幼女的无奈，逼迫她做出选择，偏离了正轨。信件中有很大的篇幅讨论调动工作的情况，喜怒哀乐围绕着这个小目标，最终她调入上海有色金属研究所小三线医务室做厂医。虽然还披着白大褂，却放下了手术刀，远离了无影灯。我不知大姐内心是否迷茫和遗憾，崇尚仁心仁术的我看来，这是时代的冷酷，是命运对她的不公。她用瘦弱的肩膀扛下了一切，相夫教女，尽了一个妻子和母亲的责任，世界以痛吻她，而她报之以歌。
杂七杂八地写了这么多，就此搁笔了。大姐姐，您在天国可安好？我言无所忌，有不到之处请见谅。我隐约地听见了您像以往那样轻声唤我“大弟，没关系的”，不是幻听，我心安了。
杨育坚
2024.6.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