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东晋后佛法大昌，其受帝王及士大夫弘法之赐者不少。其在北朝，则苻坚敬礼道安。其秘书郎赵正尤崇三宝，集诸僧广译经论。姚兴时，鸠摩罗什入关，大承礼待，在逍遥园设立译场，集三千僧咨禀什旨。大乘经典，于是略备。故言译事者必推苻姚二秦。北凉沮渠蒙逊供养昙无谶及浮陀跋摩，译经甚多。其从弟安阳侯京声，亦有译述。西秦乞伏氏，亦尊事沙门，圣坚司译焉。北魏太武帝一度毁佛法，及文成帝兴复之，其后转盛。献文、孝文，并皆崇奉。宣武好之尤笃，常于宫中讲经。孝明时，胡太后秉政，信者尤甚，几于遍国皆寺，尽人而僧矣。魏分东、西，移为周、齐。高齐大奖佛法，宇文周则毁之。隋既篡周，文帝首复佛教，而炀帝师事智觊，崇奉尤笃。在东、西两京置翻经院，译事大昌焉。

其在南朝、东晋诸帝，虽未闻有特别信仰，而前后执政及诸名士，若王导、周颉、桓玄、王濛、谢尚、郄超、王坦、王恭、王谧、谢敷、戴逵、孙绰辈咸相尊奉（见《弘明集》卷五引何尚之《答宋文帝问》）。及宋，则文帝虚心延访，下诏奖励。谯王义宣所至提倡，而何尚之、谢灵运等阐扬尤力。及齐，则竟陵王子良最嗜佛理。梁武帝、沈约辈皆尝在其幕府，相与鼓吹。及梁，武帝在位四十年中，江左称为全盛。帝嗜奉至笃，常集群臣讲论至自舍身于同泰寺。昭明太子及元帝皆承其绪，迭相宏奖。佛教于是极盛。陈祚短促，无甚可纪。东晋、南北朝及隋帝王执政提倡佛教之情形，大略如此。

唐宋以后，儒者始与佛徒哄，前此无之也。两晋、南北朝之儒者，对于佛教，或兼采其名理以自怡悦，或漠然置之，若不知世间有此种学说者然。其在当时，深妒佛教而专与之为难者，则道士也。梁僧祐《弘明集》、唐道宣《广弘明集》中所载诸文，其与道家抗辩者殆居三之一。

其中如刘宋时道士顾宽著《夷夏论》，谢镇之、朱昭之、慧通、僧愍等驳之；南萧齐时张融著《门论》，周颙驳之；道士复假融名著《三破论》，刘勰著《辩惑论》驳之，其最著者也。所谓道教者，并非老庄之“道家言”，乃张道陵余孽之邪说。其于教义本一无所有，及睹佛经，乃剽窃其一二，而肤浅矛盾，无一是处。乃反伪造《老子化胡经》等，谓佛道实出于彼，可谓诞妄已极！其壁垒本不足以自立，乃利用国民排外之心理，倡所谓夷夏论者，此较足以动人。谢、朱辈本非佛徒，亦起而驳之，于学术无国界之义，略有所发挥焉，盖非得已也。然在南朝则以言论相排挤而已，北朝则以势力相劫制。北魏太武帝时，信任崔浩。而浩素敬事“五斗米道教”之寇谦之，荐之魏主拜为天师，改年号曰“太一真君”。太一真君七年（445），忽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令四方一依长安行事。其诏书所标榜者，曰：“荡除胡神，击破胡经。”其法则：“沙门无少长悉坑之，王公已下敢隐匿沙门者诛一门。”（《魏书·释老志》）我国有史以来，皆主信仰自由，其以宗教兴大狱者，只此一役。元魏起自东胡，犷悍之性未驯也。后四年，浩亦族诛，备五刑焉。魏毁佛法凡七年，文成帝立，复之，后转益昌。后七十余年，孝明帝正光元年（520），又再集佛道徒使讨论。道士姜斌以诬罔当伏诛，而佛徒菩提支为之乞杀。又五十余年，周武帝建德元年（572），下诏并废佛道两教；寻复道教。越十年（大象元年），并复之。然此役仅有遣散，并无诛戮云。计自佛法入中国后，受政府干涉禁止者，仅此两次。时皆极短，故无损其流通。其间，沙汰僧尼，历代多有。然于大教，固保护不替也。

佛教发达，南北骈进，而其性质有大不同者：南方尚理解，北方重信者；南方为社会思潮，北方为帝王势力。故其结果也，南方自由研究，北方专制盲从；南方深造，北方普及（此论不过比较的，并非谓绝对如此。勿误会）。此不徒在佛教为然也，即在道教已然。南朝所流行者为道家言，质言之，即老庄哲学也。其张道陵、寇谦之之妖诬邪教，南方并不盛行。其与释道异同之争，亦多以名理相角，若崔浩焚坑之举，南人所必不肯出也。南方帝王，倾心信奉者固多，实则因并时聪俊，咸趋此途，乃风气包围帝王，并非帝王主持风气，不似北方之以帝王者之好恶为兴替也。尝观当时自由研究之风，有与他时代极差别者。宋文帝时，僧慧琳著《白黑论》、何承天著《达性论》，皆多曲解佛法之处，宗炳与颜延之驳之。四人彼此往复各四五书，而文帝亦乐观之，每得一札，辄与何尚之评骘之。梁武帝时范缜著《神灭论》，帝不谓然也，自为短简难之，亦使臣下普答。答者六十二人赞成缜说者亦四焉。在东晋时，“沙门应否敬礼王者”成一大问题。庾冰、桓玄先后以执政之威，持之甚力。慧远不为之屈，著论抗争，举朝和之。冰、玄卒从众议（以上皆杂采正史各本传，《高僧传》及两《弘明集》，原文不具引）。诸类此者，不可枚举。学术上一问题出，而朝野上下，相率为公开讨论，兴会淋漓以赴之。似此者，求诸史乘，殆不多觏也若北方则惟见寺塔、僧尼之日日加增而已。其士大夫讨论教理之文，绝无传者；即僧徒名著，亦极希。后此各大宗派，不起于北而起于南，良有以也。然则南北两派，何派能代表我国民性耶？吾敢断言曰南也。五胡以后，我先民之优秀者，率皆南渡。北方则匈、羯、鲜、羌诸族杂糅，未能淳化于吾族，其所演之事实，非根于我国民性也。

北方之佛教，其发达之速实可惊。《释老志》尝列有简单之三度统计，今录如下：

年代，寺数，僧尼数；

承明元年（476），6478 座，77350 人；

延昌二年（518），12727 座，不详；

兴和二年（540），3 万座，约 200 万；

前后六十四年间，而寺数由六千余增至三万，僧尼数由七万余增至二百万。以何故而致此耶？试检《释老志》中所记当时制度及事实，可以知其梗概。《志》云：

“永平元年诏曰：‘自今以后，众僧犯杀人已上罪者，仍依俗断。余犯悉付“沙门统”（僧正）昭玄，以内律制之。’……”

“和平初，昙曜奏：‘民有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祗户，粟为僧祗粟。至于俭岁，赈给饥民。’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供诸寺洒扫。’并许之。于是僧祗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镇。……永平四年，诏曰：‘僧祗之粟，本期济施。但主司冒利，规取赢息。及其征责，不计水旱，或偿利过本，或翻改卷契，侵蠹贫下，莫知纪极。……自今以后，不得传委“维那”（僧职），可令刺史共加监括。’……”

“熙平二年，灵太后令曰：‘自今奴婢，悉不听出家。……其僧尼辄度他人奴婢者，移五百里外为僧。僧尼多养亲识及他人奴婢子，年大私度为弟子，自今断之。’……”

“神龟元年，任城王澄奏曰：‘……自迁都以来，年逾二纪，寺夺民居，三分且一。……非但京邑如此，天下州镇僧寺亦然，侵夺细民，广占田宅。’……”

“正光以后，天下多虞，工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

据此，可见当时制度：（一）有各种僧职，权力极大。最高者为“沙门统”，其下有“州统”、“都维那”、“维那”等；（二）僧侣有治外法权，非犯杀人罪不到法庭；（三）挂名寺户可避徭役；（四）犯罪者及奴婢，凭藉教力，可免罪为良；（五）假立寺名，可以侵占田宅，猥滥横暴。至于此极，佛法精神，扫地尽矣。其帝室营造之侈靡，犹令人惊骇。就中若灵岩石窟、伊门石窟，若永宁寺，据《释老志》、《续高僧传·菩提流支传》、《洛阳伽蓝记》诸书所载，略可追想一二。使其至今犹在，或可大为我国建筑学上一名誉纪念。然当时民力之凋敝于此者，亦殊不让罗马教皇之营彼得寺也。至今过伊门、龙门间睹石像攒若蜂窠。

即在琉璃庙求魏、齐造像拓片，广搜之犹可得数千种。此实当时佛教兴隆之遗影留传今日者，而无数之罪恶苦痛即隐于其背。后此唐韩愈有“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之议虽庸妄可笑，抑亦东流极敝反动使然也。南方佛教，此弊固亦所不免。然其兴也，不甚凭藉政治势力，以视北方，清明多矣。以上叙佛教黑暗方面略竟，今还叙其光明方面。 cfrXnkPOyZ5W441PwvL5I2bRMRs0j8sJoDeW9Vw2cs05kqUVXf37Z7/OZnem4n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