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佛法确立，实自东晋。吾于叙述以前，先提出两问题：第一，佛法何故能行于中国，且至东晋而始盛耶？第二，中国何故独尊大乘，且能创立“中国的佛教”耶？此第二题，当于第六章别解答之，今先答第一题。

我国思想界，在战国本极光明。自秦始皇焚书，继以汉武帝之“表章六艺罢黜百家”，于是其机始窒。两汉学术，号称极盛，揽其内容，不越二途：一则儒生之注释经传，二则方士之凿谈术数。及其末流，二者又往往糅合。术数之支离诞妄，笃学者固所鄙弃，即碎义逃难之经学，又岂能久餍人心者？凡属文化发展之国民，“其学问欲”曾无止息，破碎之学既为社会所厌倦，则其反动必趋于高玄。我国民根本思想，本酷信宇宙间有一种必然之大法则，可以范围天地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孔子之《易》，老子之五千言，无非欲发明此法则而已。魏晋间学者，亦欲向此方面以事追求，故所谓“易老”之学，入此时代而忽大昌。王弼、何晏辈，其最著也。正在缥缈彷徨，若无归宿之时，而此智德巍巍之佛法，忽于此时输入，则群趋之，若水归壑，固其所也。

季汉之乱，民察已甚，喘息未定，继以五胡，百年之中，九宇鼎沸。有史以来，人类惨遇，未有过于彼时者也。一般小民，汲汲顾影，旦不保夕，呼天呼父母，一无足怙恃。闻有佛如来能救苦难，谁不愿托以自庇？其稔恶之帝王将相，处此翻云覆雨之局，亦未尝不自怵祸害。佛徒悚以果报，自易动听，故信从亦渐众。帝王既信，则对于同信者必加保护。在乱世而得保护，安得不趋之若鹜？此一般愚民奉之之原因也。其在“有识阶级”之士大夫，闻“万行无常，诸法无我”之教，还证以己身所处之环境，感受深刻，而愈觉亲切有味。其大根器者，则发悲悯心，誓弘法以图拯拔；其小根器者，则有托而逃焉，欲觅他界之慰安，以偿此世之苦痛。夫佛教本非厌世教也，然信仰佛教者，什九皆以厌世为动机，此实无庸为讳，故世愈乱而逃入之者愈众。此士大夫奉佛之原因也。

前所论者为思想之伏流，此所论者为时代之背景。在此等时代背景之上，而乘之以彼种之思想伏流，又值佛法输入经数百年，酝酿渐臻成熟，此所以一二大德起而振之，其兴也，沛乎莫之能御也。

中国佛教史，当以道安以前为一时期，道安以后为一时期。前此稍有事业可纪者皆西僧耳（即竺法护，亦本籍月支）。本国僧徒为弘教之中坚活动实自安始。前此佛学为沙门专业，自安以后，乃公之于士大夫，成为时代思潮。习凿齿与谢安书云：“来此见释道安，故是远胜，非常道士。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是吾由来所未见。其人理怀简衷，多所博涉；内外群书，略皆遍睹；阴阳算数，亦皆能通。佛经妙义，故所游刃。”（《高僧传·安传》）此叙安威德，盖能略道一二。安值丧乱，常率弟子四五百人转徙四方，不挠不乱。安十五年间，每岁再讲《放光般若》，未尝废阙。安不通梵文，而遍注诸经，妙达深指，旧译讹谬，以意条举，后来新译，竟与合符。安创著《经录》，整理佛教文献。安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后来寺舍，咸所遵守。安劝苻坚迎罗什，间接为大乘开基。安集诸梵僧译《阿含》、《阿毗昙》，直接为小乘结束。安分遣弟子布教四方，所至风靡，若慧远之在东南，其尤著也。安与一时贤士大夫接纳，应机指导，咸使妙悟，大法始盛行于居士中（以上杂据《高僧传·安传》及其他诸传，不备引原文）。要而论之，安自治力极强，理解力极强，组织力极强，发动力极强，故当时受其人格的感化与愿力的加被，而佛教遂以骤盛。安，常山人，所尝游栖之地极多，而襄阳与长安最久。卒于东晋安帝之太元十年（385）。自安以后，名僧接踵，或事翻译，或开宗派，其应详述者极多，当于第五章以下分叙，本章惟随举其名耳。惟安公为大法枢键，故稍详述如右。 aN0fuLek3YLSVBSkR/+a5nWQNRbPdcw4R/EgDxTgUNfzLDS8Q/8xJdeRHLnIJPd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