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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传自印度，其根本精神为“印度的”，自无待言。虽然，凡一教理或一学说，从一民族移植于他民族，其实质势不能不有所蜕化，南北橘枳，理固然也。佛教入中国后，为进化，为退化，此属别问题。惟有一义宜珍重声明者，则佛教输入非久，已浸成中国的佛教，若天台、华严、禅宗等，纯为中国的而非印度所有；若三论、法相、律、密诸宗，虽传自印度，然亦各糁以中国的特色。此种消化的建设的运动，前后经数百年而始成熟，其进行次第，可略言也。
如本篇第一章所言，楚王英襄楷时代，盖以佛教与道教同视，或径认为道教之附属品，彼时盖绝无教理之可言也。自世高、迦谶、支谦、法护辈踵兴译业，佛教始渐从学理上得有根据。然初时并不知有所谓派别，并大小乘之观念亦无有。翘大乘以示别于小乘，似自朱士行适于阗后也。然我国自始即二乘错杂输入，兼听并信；后此虽大乘盛行，然学者殊不以傍习小乘为病。故大小之争，在印度为绝大问题，在我国则几无有。其揭小乘之帜与大乘对抗者，惟刘宋时有竺法度其人。此外则慧导疑《大品般若》，昙乐非拨《法华》，僧渊诽谤《涅槃》，皆可谓在我佛教史中含有怀疑精神之一种例外。然其学说今不可考见其势力更绝不足轻重也。
中国北地佛教之开展，不能不归功于佛图澄。澄，龟兹人（以其姓帛知之）。以西晋怀帝永嘉四年至洛阳，东晋穆帝永和四年寂，凡在中国三十九年（310—348），始终皆活动于石赵势力之下。据本传（《梁高僧传》卷十）所纪事迹，半带神秘性，用是能感动石勒父子，起其信仰。《传》谓：“澄知勒不达深理，正可以道术为征。”此殆其不得已之苦衷耶。澄生平未译一经，未著一论，然不能疑为空疏无学。《传》称其：’“诵经数百万言，善解文义。虽未读此土儒史，而与诸学士论辨疑滞，皆暗若符契，无能屈者。”又云：“澄妙解深经，傍通世论……听其讲说，皆妙达精理，研测幽微。”窃意澄对于中国人心理研究最为深刻，故能为我佛教界作空前之开拓。其门徒极盛，而最能光大其业者，则道安也。
使我佛教而失一道安，能否蔚为大国，吾盖不敢言。安本姓卫，常山扶柳人（今直隶正定）。盖生于西晋惠帝时，以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四年（389）示寂，年可九十余。早岁绩学燕赵间，中年久居襄沔，晚乃入关中。其传记为一极复杂而极一贯之历史，其伟大人格之面影随处发现。佛教之有安，殆如历朝创业期，得一名相然后开国规模具也。破除俗姓，以释为氏，发挥四海兄弟之真精神者，安也。制定僧尼轨范，垂为定式，通行全国者，安也旧译诸经，散漫莫纪，安裒集抉择，创编经录，自是佛教界始有目录之学，功侔于刘中垒前此讲经，惟循文转读，安精意通会，弘阐微言，注经十余种，自是佛教界始有疏钞之学业盛于郑康成。安不通梵文，而对于旧译本，能匡正其误点，与原文暗相悬契，彼盖翻译文学之一大批评家也。安未尝自有所翻译，然大规模之译业实由彼创设；原始佛教及哲理的佛教之输入，安其先登也。佛澄之法统，由安普传；罗什之东来，由安动议；若南方佛教中心之慧远，为安门龙象，又众所共知矣（详下文）。习凿齿与谢安石书曰：“来此见释道安，故是远胜，非常道士，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无变化技术，可以感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是吾由来所未见。其人理怀简衷，多所博涉；内外群书，略皆遍睹；阴阳算教，亦皆能通；佛经妙义，故所游刃。……”（本传引）此实绝好一篇道安传赞也。安遭值乱世，常率其徒千百，展转迁地就食。其一生事业，与众共之，而半成于流离颠沛中。非绝大之人格感化力，何以致此？安于宗教上情操至强固，中国人之弥勒信仰，似自彼创始。然不以此减其学术上批评研究的态度，两者骈进，故能为佛教树健全基础也。
在第二期佛教史中，与道安占同等位置者，则鸠摩罗什也。读者当已知印度大乘教之建设，首推龙树，罗什则龙树之四传弟子也。龙树性空之教理，在中国最占势力，什实主导之。其功绩及于我思想界者至伟大，当于翻译事业篇别有所论列，今但略次其传。什父天竺产，母则龟兹王妹，彼实两异民族间之混血儿也。其夙慧乃轶恒理。七岁，日诵偈三万二千言，已洞解毗昙（小乘论也）。九岁，随母适印度，师大德盘头达多，受中、长二《阿含》四百万言。十二返西域，疏勒王礼为国师，于是声满葱左。龟兹王躬往温宿，迎之还国。年二十始受戒于王宫，盖昔之国师，仅一沙弥耳。什本宗小乘，旁究四吠陀、五明诸论，靡不精尽。在疏勒时遇莎车王子须耶利苏摩，始改习大乘。其本师盘头达多，就诘之，为所折，翻北面执弟子礼。其文辞辩说之优美，尤一时无对。道安闻其名，劝苻坚迎之。龟兹留不遣，坚遣将吕光灭龟兹，挟以归。至姑藏而苻氏亡，光自主，称凉王，什见羁于凉十又八年。姚秦弘始三年（晋隆安四，西 400），凉降于秦，什乃至长安，姚兴待以国师之礼。当道安卒后十一年，而法显西行之次年也。兴为辟逍遥园，四事供养，请译经典。都什所译三百余卷，诸部经律论咸有，然其主要者乃在般若性空之教。盖印土大乘本自此派发轫也。什卒于弘始十一年（晋义熙八，西 412），则昙无谶至凉之年也。年寿无考，但似非享高寿者。什虽邃于学，然持戒不严，吕光尝以龟兹王女逼妻之，姚兴复强馈妓女十人。《传》称其：“每至讲说，常先自说。譬如臭泥中生莲花，但采莲花，勿取臭泥也。”就此点论，与道安之严肃自律殊科矣。什在中国，历年虽暂，然其影响之弘大，乃不可思议。门下号称三千，有四圣、十哲之目，北之僧肇、道融，南之道生、慧观，其最著也。佛教从学理上得一健实基础，而为有系统的发展，自什始也。
道安、罗什，实当时佛教之中心人物。而安公以其高尚之人格，宏远之规画，提挈众流。什公以其邃密之学识，锐敏之辩才，创建宗派，可谓相得益彰也矣！两公弘法之根据地，皆在长安，而其徒侣布于全国。其在吴者则法汰也，道生、慧观、僧导也；其在皖者则道融也；其在鄂者，则昙翼、昙鉴也；其在赣者，则慧远、慧叡也。沿长江全域，皆两公宗风所被矣。
于兹有一重要之地点宜特叙者，日凉域。读吾书者，当已熟知佛教与西域之关系。夫西凉则西域交通之孔道也。西凉佛教界有两要人，其一法护，其二昙无谶。两人功绩，皆在翻译。而护为西行求法之先登者，纯大乘的教理之输入，且先于罗什，但系统未立耳。其在西陲之感化力亦至伟，有敦煌菩萨之号。谶之大业，在译《涅槃》，与罗什之《般若》，譬犹双峰对峙，二水中分也。其异同之点，下方论之。
今宜论江南矣。吾不尝言佛教之初输入在江淮间耶？自楚王英、安世高以来，此教在南方，已获有颇深厚之根柢。然以其地非政治中心点所在，发展未充其量也。及孙吴东晋以迄宋齐梁陈，政治上分立之局数百年。且中原故家遗族，相率南渡，与其地固有之风土民习相结合，粲然成一新文化，与北地对峙。凡百皆然，而佛教亦其例也。江南佛教教理的开展，以优婆塞支谦为首功。谦旧名越，字恭明，本月支人。其大父以汉灵帝世率种人数百归化，故为中国人焉。谦十三岁学梵书，通六国语。孙权时避地归吴，译《维摩诘》《首楞严》、《法句》、《本起》等二十七经，其文最流便晓畅。然喜杂采老庄理解以入佛典，在译界中实自为风气。吾固尝言之矣，江淮间人好谈玄，自西汉时已见端；及晋南渡，而斯风大畅。盖以中原才慧之民，入江左清淑之地，发挥固有之地方思想，而蜕化之以外来之名理。“中国的佛教”，实自兹发育，而支谦则最足为其初期之代表也。
有一现象宜特别注意者，则东晋宋齐梁约二百余年间，北地多高僧，而南地多名居士也。此期间，江左僧侣，欲求能媲美北方之道安、法显、智严、宝云、法勇辈者，虽一无有，慧远、慧叡辈，皆北产也。而居士中之有功大教者乃辈出。夫支谦则固一居士矣，其尤著者，若与慧远手创莲社之彭城刘程之，若注《安般经》之会稽谢敷，若著《喻道论》之会稽孙绰，若以三礼大家而归心净土之南昌雷次宗，若著《神不灭论》之南阳宗炳，若对宋文帝问而护法有功之庐江何尚之，及其子何点、何胤，若著持《达性论》之颜延之，若再治南本《涅槃》之阳夏谢灵运，若难张融《门论》之汝南周颙，若创造雕刻艺术之会稽戴逵，若作《灭惑论》之东莞刘勰，若作《心王铭》为禅宗开祖之义乌傅翕，若注《法华经》之南阳刘虬，若驳顾欢《夷夏论》之摄山明休烈，皆于佛教所造至深而所裨至大，然而皆在家白衣也。除弘教外，其文学及他种事业，皆足以传于后。若是者，求诸北地，亦虽一无有也。最奇特者，佐梁元帝剪除凶逆之荆山居士陆法和，拥军数万，开府数州。然自幼至老，严守戒律，其部曲皆呼为弟子也。其余为王导、庾亮、周觊、谢鲲、桓彝、王潆、谢安、郗超、王羲之、王垣之、王恭、王谧、范汪、殷觊、王殉、王珉、许询、习凿齿、陶潜辈，或执政有声，或高文擅誉，然皆与佛教有甚深之因缘。至如齐竟陵王萧子良，梁昭明太子萧统，皆以帝王胤胄，覃精教理，斐然有所述作。若梁武帝之舍身临讲，又众所共知矣。要之，此二百余年间南朝之佛教，殆已成“社会化”——为上流士夫思潮之中心，其势力乃在缁徒上；而其发展方向，全属名理的，其宗教色彩乃甚淡，故仪式的出家，反不甚以为重也。其所为相率趋于业涂者，则亦政治上、社会上种种环境有以促之刘遗民（即程之）答慧远云：“晋室无磐石之固，物情有累卵之危，吾何为哉？”（《居士传》本传）此语可代表当时士大夫之心理。盖贤智之士，本已浸淫于老庄之虚无思想，而所遭值之时势，又常迫之使有托而逃。其闻此极高尚幽邃之出世的教义，不自知其移我情，有固然也。然因此与印度之原始佛教，已生根本之差违，消极的精神，遂为我佛教界之主要原素矣！
南朝僧侣第一人，端推慧远。远固北人（雁门楼烦人，俗姓贾），为道安大弟子。生于晋元帝咸和八年，卒于晋安帝义熙十二年（西 333—416）。其卒年即法显归自印度之年也。彼其一生，略与东晋相终始。安分遣弟子弘法四方，远遂渡江而南，与其徒四十余人偕。初止江陵，欲诣罗浮，过庐山，乐其幽静，栖焉。历史上有名之东林寺，其遗迹也。远宅庐三十余年，未尝出山一步。而东林为佛界中心，殆与长安之逍遥园中分天下。宰辅若王谧、刘裕，方镇若桓伊、陶侃、殷仲堪，篡贼若桓玄，海盗若卢循，咸人山或赍书致敬，远悉以平等相视。晋安帝过山下，或讽远迎谒，远称疾不行，帝手书问讯焉。罗什在秦，译《大智度论》成，秦主姚兴，亲致远书，乞作序以为重（序今存见《出三藏记集》卷十一）。其为南北物望所宗，类如此。远未尝一为权贵屈，然并非厌事绝俗，遇法门重要问题发生，常以积极的精神赴之。初庾冰欲强沙门致敬王者，朝臣多反对，乃寝。桓玄辅政，重提前议，远贻书责玄，更著《沙门不敬王者论》五篇，发挥释尊平等精神，促僧侣人格上之自觉，玄敬惮，卒从其议。罗什甫入关，远即致书通好，尽遣其高第弟子往就学。什译《十诵律》，因暗诵人死，中辍。远物色他人，介绍之续其业。什门排摈觉贤，远为和解。凡此之类，足见其对外活动，不厌不倦。远遣弟子法领、法净，留学印度，大获梵本其遐举盖在法显之先也。远在庐山置般若台译经，实私立译场之创始者。远集同志百二十三人结白莲社，修念佛三昧，为此方净土宗之初祖。综其一生事业，不让乃师道安，而南部开宗之功，抑艰瘁矣。
吾前文曾有“什门排摈觉贤”一语，觉贤非他，即创译《华严》之人也。兹事于吾国大乘思潮之分派，有绝大消息，今宜稍详述之。读者当已熟知佛灭后印度之佛教，常为空有两宗对峙之形势矣。又知大乘之空有两宗，以龙树、世亲为代表矣（看第一篇第三章）。又知鸠摩罗什为龙树空宗之嫡传矣。而觉贤盖即介绍世亲有宗入中国之第一人也。觉贤梵名为佛驮跋陀罗，迦维罗卫人，与释尊同族属，学于蜀宾，似尝隶萨婆多部。师佛大先，精于禅法。智严西行求法，归时礼请东来。以姚秦时至长安，正罗什万流仰镜之时也。贤初见什，即不餍其望。“秦太子泓欲闻贤说法，乃要命群僧，，集论东宫，什与贤数番往复。什问曰：‘法云何空？’答曰：‘众微成色，色无自性，故唯色常空。’又问：‘既以极微破色空，复云何破一微？’答曰：‘群师或破折一微，我意谓不尔。’又问：‘微是常耶？’答曰：‘以一微故众微空，以众微故一微空。’时宝云译出此语，不解其意，道俗成谓贤之所计，微尘是常。余日，长安学僧复请更释，贤曰：‘夫法不自生，缘会故生。缘一微故有众微，微无自性，则为空矣。宁可言不破一微常而不空乎？’……”（《梁高僧传》卷二本传）观此问答，便知什、贤两人学说，其出发点确有不同，什盖偏于消极的、玄想的，贤则偏于积极的、科学的也。以什公之大慧虚怀，自不至于无诤中起净想，然其门下主奴之见，固所不免。什受姚兴所馈妓女，“自尔以来，不住僧坊，别立廨舍，供给丰盈。”（《什本传》语）贤笃修净业，戒律谨严，同为外国大师，未免相形见绌。又当时诸僧“往来宫阙，盛备人事。惟贤守静，不与众同……四方乐静者，并闻风而至。”（《贤本传》语）似此众浊独清，理宜见嫉。什门老宿僧耜、道恒辈，乃借薄物细故，横相排摈，几兴大狱（其排贤口实不值征引，读者欲知，可看本传）。本传云：“大被谤黩，将有不测之祸，于是徒众，或藏名潜去，或逾墙夜走，半日之中，众散殆尽。”当时事情之重大，可以想见。贤遭摈，恬不为意，率弟子智严、宝云等四十余人，飘然南下。慧远特遣弟子昙邕一人关，为之和解。然贤竟不复北归，与远相依于庐山。其后乃于建康道场寺创译远弟子法领所得《华严》，今六十卷本是也。法显所得《僧祗律》，亦由贤传译。自余译述尚十数种，华严宗风之阐播，实造端于是。然则贤之见摈南渡，抑大有造于我佛界矣！
要之罗什以前，我佛教界殆绝无所谓派别观念，自罗什至而大小乘界线分明矣。自觉贤至而大乘中又分派焉。同时促助分化之力者，尚有昙无谶之译《涅槃》。盖《华严》之“事理无碍”，《涅槃》之“有常有我”，非直小乘家指为离经叛道，即大乘空宗派亦几掩耳却走矣。故什门高弟道生精析《涅槃》，倡“阐提成佛”之论，旋即为侪辈所摈，愤而南下。吾侪将此事与觉贤事比而观之，足想见当什门上座，大有学阀专制气象，即同门有持异义者，亦不能相容。虽然，自兹以往，佛教界遂非复空宗嫡派之所能垄断，有力之新派，句出萌达矣。
佛法初入中国，相传起于东汉明帝时。正史中纪载较详者，为《魏书·释老志》，其文如下：
“汉武……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中土闻之，未之信了也。后孝明帝夜梦金人，顶有白光，飞行殿庭，乃访群臣，傅毅始以佛对。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写浮屠遗范。愔仍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中国有沙门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愔又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像，明帝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经缄于兰台石室。愔之还也，以白马负经而至，汉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关西。摩腾、法兰咸卒于此寺。”
此说所出，最古者为汉牟融《理惑论》。文在梁僧祐《弘明集》中，真伪未敢断。（《隋书·经籍志》有《牟子》二卷。注云：汉太尉牟融撰，今佚。《弘明集》本篇篇目下注云：一名苍梧太守牟子博传。然读其内容，则融乃苍梧一处士，流寓交趾，不惟未尝为太尉，且未尝为太守也。书凡三十七节，专务拥护佛法，文体不甚类汉人，故未敢置信。若其不伪，则此为论佛法最古之书矣。）其后文饰附会，乃有永平十四年僧道角力、宗室妃嫔数千人同时出家种种诞说。又造为摩腾所译《四十二章经》，编入藏中，流通迄今。殆皆不可信（此等诞说最古者，出《汉显宗开佛化法本内传》，见唐道宣《广弘明集》，注云：未详作者。据所说则道士褚善信、费叔才奉敕集白马寺前与摩腾等斗法，道经尽毁云云）。大抵愔、景西使，腾、兰东来，白马驮经，雍西建寺，事皆非虚。然所谓提倡佛法者亦仅此。至于创译经典，广度沙门，则断非彼时所能有事也（《四十二章经》真伪别详第五章）。然诵习佛法者早已有人，盖不容疑。《后汉书·光武十王传》云：
“楚王英喜为浮屠斋戒，永平八年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国相赎愆罪。诏报曰：‘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因以班示诸国。”
汉明遣使事，相传在永平十年（《释老志》、《弘明集》、《高僧传》皆无年岁。其指为永平十年，自隋费长房之《历代三宝记》始）。然报楚王英诏在永平八年。浮屠（佛陀）、伊蒲塞（优婆塞）、桑门（沙门）诸名词，已形诸公牍，则其名称久为社会所已有可知。有名称必先有事实，然则佛法输入，盖在永平前矣。《释老志》称：“汉世沙门，皆衣赤布。”则当时沙门，应已不少。然据晋石虎时著作郎王度所奏，谓：“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高僧传》卷十《佛图澄传》引）此述汉魏制度，最为明确。盖我国自古以来，绝对的听任“信教自由”，其待远人，皆顺其教不易其俗。汉时之有佛寺，正如唐时之有景教寺，不过所流寓外人自崇其教，非含有奖励之意也。然桓帝延熹九年，襄楷上书，有“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一语（《后汉书》本传）。据此，则其信仰已输入宫廷矣。桓、灵间，安息国僧安世高，月支国僧支娄迦谶，先后至洛阳，译佛经数十部。佛教之兴，当以此为纪元。
三国时刘蜀佛教无闻，曹魏稍翻有经典。而颍川朱士行以甘露二年出家，实为汉地沙门之始（据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三）。士行亦即中国西行求法之第一人也。吴孙权因感康僧会之灵异（参观《高僧传·会传》），在建业设建初寺，是为佛教输入江南之始。而支谦亦在吴译《维摩》、《泥洹》、《法句》诸经，故后此佛学特盛于江南，谦之功也（详第五章）。
至西晋时，洛下既有寺四十二所（见《释老志》），而竺法护远游西域，赍经以归，大兴译事（详第五章），河北佛教渐以光大。及石勒僭号，而佛图澄常现神通力以裁抑其凶暴（参观《高僧传·澄传》），其于佛教之弘布，极有力焉。
计自西历纪元一世纪之初至四世纪之初约三百年间，佛教渐渐输入中国且分布于各地。然其在社会上势力极微薄，士大夫殆不知有此事。王充著《论衡》，对于当时学术、信仰风俗，皆痛下批评，然无一语及佛教，则其不为社会注目可知。沙门以外，治此学者，仅一牟融。然所著书犹真伪难断，具如前说。
此期之佛教，其借助于咒法神通之力者不少。摩腾角力，虽属诞词，然康会在吴，佛澄在赵，皆藉此为弘教之一手段，无庸为讳。质言之，则此期之佛法只有宗教的意味，绝无学术的意味。即以宗教论亦只有小乘绝无大乘。神通小术，本非佛法所尚，为喻俗计，偶一假涂。然二千年来之愚夫愚妇，大率缘此起信。其于佛法之兴替，功罪正参半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