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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先生，各位同学！今天兄弟是来还债。以前李校长和黎先生同我说了许多次，叫我来讲演，我因为事忙，时间不容许，虽然答应了，终没有办到，所以欠下这债来。到了这学期，定要我来讲四次，除了一次是原本，其余三次，好像是加了三倍利息似的。所以这一回，我可以说是受到黎先生的重利盘剥了！
“中国禅学的发展”这个题目，中国从来没有人很清楚地研究过。日本有许多关于禅学的书，最重要的，要推忽滑谷快天所著的《中国禅学史》，因为就材料而言，在东方堪称最完备最详细的。这书前几年才出版。
凡是在中国或日本研究禅学的，无论是信仰禅宗，或是信仰整个的佛教，对于禅学，大都用一种新的宗教的态度去研究，只是相信，毫不怀疑，这是第一个缺点。其次是缺乏历史的眼光，以为研究禅学，不必注意他的历史，这是第二个缺点。第三是材料：禅宗本是佛教一小宗，后来附庸蔚为大国，竟替代了中国的佛教，不过中国现在所有关于禅宗的材料，大都是宋代以后的；其实禅宗最发达的时候，却当西元七世纪之末到十一世纪——约从唐武则天到北宋将亡的时候，这四百年中间，材料最重要，可是也最难找；正统派的人，竟往往拿他们自己的眼光来擅改禅宗的历史。我十几年前研究禅宗，只能得到宋以后的材料，唐代和唐以前的很难得到。我想要得到唐以前的材料，只有两种方法：1.从日本庙寺中去找，因为日本还保存着一部分唐代禅学。2.从敦煌石室写本中去找，因为三十年前所发现的敦煌石室里，有自晋到北宋佛教最盛时代的佛经古写本。现在这些古写本，世界上有三个地方保存着：一部分在北平图书馆，一部分在巴黎图书馆，一部分在伦敦博物馆。在北平图书馆的，都是不重要的东西，是人家不要的东西；重要的东西还是在伦敦和巴黎两处。从前的人，对于材料的搜集，都不注意，这是第三个缺点。
我研究禅宗，不能说完全没有上述的缺点；不过民国十五年（1926）我到巴黎，即存心搜集材料，我在那里发现了一些新的东西，从晋到北宋这一部分材料都曾找到，非日本和中国的图书馆所能及。回国后七八年，我所找到的材料，只有一部分整理出版。当时日本研究禅学的，对于搜集材料，也很注意，也走了这条道路；近几年来，日本也发现许多材料。所以现在研究禅学，比较便利多了。
这个禅宗问题，我曾在北大及燕大讲过，不过都不是有系统的讲演。将中国禅学的发展，作整个的系统的讲演，这还是第一次。
从前许多大师，对于禅宗的材料，都爱作假，所以经我揭穿之后，有许多人不高兴。不过我不是宗教家，我只能拿历史的眼光，用研究学术的态度，来讲老实话。
“中国禅学的发展”，是个总题目，我打算就分作四次来讲：一、印度禅，二、中国禅宗的起来，三、中国禅学的发展和演变，四、中国禅学的方法。
我何以要讲印度禅呢？禅学来自印度，虽然中国禅与印度禅不同，不过要懂得中国禅，须懂得印度禅。所以先讲印度禅，做一个引论。
关于研究印度禅的书籍，有以前香港大学校长Sir Charles Eliot所著的Hinduism and Buddism（Vol.pp.302-324），但是不幸书还没有完成，他就死了。我几年前也有一篇文章，篇名《从译本里研究佛教的禅法》，收在《胡适文存三集》中（pp.423-448）。
在禅宗未起以前，印度便有“瑜伽”，梵文为yoga。此字是印度文与日耳曼文的混合语，在英文中为“牛轭”，引申起来，是“管束”的意思：即如何才能管束我们的心，训练我们的心，使心完全向某一方向走，而能于身体上、精神上和知识上发生好的结果。
在印度未有佛教以前，即二千五百年前，已有许多人做这种“瑜伽”。释迦牟尼想到名山去学道的时候，遣人出外寻道者二人，即为瑜伽师。古代“瑜伽”的方法，在印度很流行；佛家苦修，即用“瑜伽”的方法。后来佛教走上新的道路——“智”的道路，于是“瑜伽”遂变成了佛教的一部分。但无论任何修行的人，都免不了要用“瑜伽”的方法后来佛家给以名字，便是“禅”。
“禅”字起源很早，在小乘、大乘经中以及各种小说里，都有“禅”字。我记得幼年看《水浒》，看见花和尚鲁智深打了一根八十二斤的禅杖，把“禅”字读作“单”，后来才知道是读错了，其实并没有错，因为“禅”字的原文拼音是Dhyana，音近“单”（按：中国“禅”纽字古音多读入“定”纽）。
佛教有三大法门：一、戒，二、定，三、慧。“戒”是守戒，最高限度为十戒（按：根本五戒，沙弥加五为十戒），后又有和尚戒（比丘僧具足二百五十戒）、尼姑戒（三百五十戒）、居士戒（即菩萨戒，重十，轻四十八）。从戒生律，于是成为律宗。次为“定”，就是禅，也就是古代“瑜伽”传下来的方法，使我们心能定住不向外跑。第三部分为“慧”，所谓“慧”，就是了解，用知识上的了解，帮助我们去定。从表面上看，禅在第二，其实不然禅实在能包括“定”、“慧”两部分。如说禅是打坐，那种禅很浅，用不着多说。因为要有“慧”来帮助“定”，“定”来帮助“慧”，所以有人合称“慧定”。在中国禅宗，“慧”包括“定”，“慧”的成分多，并且还包括“戒”；在印度，则“定”包括“慧”“定”的成分多。
现在讲印度禅，先讲方法，后讲目的。
关于印度禅的方法，计有五种：第一个方法最浅显，便是“调息”，佛书中叫做“安般”法门。“安”（ana）是“入息”，“般”（Pana）是“出息”。“安般”的意思，就是用一定的方式——手和脚都有一定的方式，如盘膝打坐使人坐着舒服，以调和呼吸。这种调息的方法，又可分为四项：一、“数”，就是从一到十来回地数着自己的呼吸，以避免四围环境的扰乱，使心能够专一。二、“随”，便是心随鼻息跑，所谓念与息俱，使心不乱三、“止”，就是看鼻息停止在什么地方；中国道家向有所谓“视息丹田”，即此。四、“观”，就是客观一点，把自己的元神提出来，看看自己到底怎样，比方牛在吃草，牧童却站在旁边看；又好像一个人站在门口，对于过路的人，某是张先生，某是李小姐，都能认识。总括一句，以上都是“安般”法门，其方法有“数”、“随”、“止”、“观”。
如果一天到晚老是打坐，容易出乱子。譬如在打坐的时候，忽然涉想某人欠我的债，或恋爱的事情，或可恶的人或可恶的事，心更不定了。在这时候，非数息所能为力，所以还要旁的方法来帮助，即靠“慧”——知识——来帮助。所以第二个方法叫做“不净观”所谓“不净观”，就是用智慧想到一切都不干净。譬如当我们涉想某某漂亮的小姐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她身上是如何的不洁净，鼻子里都是鼻涕，嘴里都是唾沫，肚子里都是腥血等不洁之物；并且到她死后，桃色的脸庞也瘦成白皮夹腮了，乌云般的头发也干枯了，水汪汪的眼睛也陷落了；到了尸体烂了之后，更是怎样的腐臭，怎样的变成骷髅。如此，我们也就不想她了。漂亮的小姐，金钱，地位，都作如是观，自然这些念头都会消除净尽。
第三个方法叫做“慈心观”。所谓“慈心观”，便是训练你自己，不但要爱朋友，还要爱仇敌；不但爱人，还要爱一切物。如当不安定的时候——生气的时候，一作“慈心观”，便会不生气了。但有时还不能制止，所以又有第四个方法。
第四个方法就是“思维观”，就是凭我们理智的了解力来解决一切。常言道“无常一到，万事皆休”，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任何物件，都是不能永久存在的，都不过是九十几种元素所凑成，将来都要还为元素的。比方有人骂我是反动派，反革命，走狗，当我听到，自然很生气，非要和他拼命不可。要是拿我们的思维力来一分析；骂，到底是什么呢不过是由空气传来的一种音浪；对于音浪，自然用不着生气。至于骂我的人呢？依着化学的分析，也不过是几分之几的氢气氧气……的化合物；而被骂的我呢？也是和骂我的人一样，几种元素的化合物而已。等到死后，大家都物归原所。如此，则所有骂詈，不过是一种气体的流动，两个机关打无线电而已，有什么了不得？到此地步，就无人无我，四大皆空了。
以上均就知识略高的人说，至于知识太低的人，怎么办呢？就有一种“念佛法”，即第五个方法。所谓“念佛法”，就是想到佛的三十二种庄严相。“念”便是“想”，后来又念出声来，变成唸书的“唸”，从心中想而到口头上唸。
从最低的数息，到最高的无常哲学，都是方法。一大部分属于“慧”，用“慧”帮助“定”，用“定”帮助“慧”，便是“瑜伽”。
上述五种，都是禅学的方法。现在讲印度禅的目的，即禅学的境界。此种境界，由各人自己去认识，其实都不一样；至于印度禅的究竟，谁也没有做到。
记得清初有一个大学者颜习斋（元），他是保定府人，最初当蒙馆先生，学做圣人。他有一篇《柳下坐记》，叙述他自己在柳下打坐的情形。三百年前的圣人，在保定府打坐，到底到了什么境界呢？他说，在一个夏天，我坐柳树之下，看着那柳叶，直变成了美丽的绿罗；太阳光从这绿罗似的柳叶透过来，都成了一颗一颗的珍珠；他听到苍蝇的嗡嗡的声音，就好像听到尧舜时代所奏的九韶之乐一样，像他这样，可算到了他自己的理想境界了却是到不了印度禅的究竟境界。
印度禅的境界到底怎样呢？计算起来，有好几种的说法，现在略述其重要的：
第一是“四禅”，也叫做“四禅定”。即：最初用种种法门帮助你消除种种烦恼欲望，到无忧无欲的境界，便是初禅。但初禅还有思想，还要用脑，再把一切觉、观都除去，自然得到一种“欢喜”（joy），便是第二禅。但第二禅还有欢喜，连欢喜也不要，只有一种心平气和、舒舒服服的“乐”的境界，便是第三禅。到了连这种舒舒服服的“乐”都没有了即得“不动处”，只是一种“调”，即安稳调适，便到第四禅。
初禅还用思想，第二禅还要高兴，第三禅还觉舒服，第四禅则只有调和，要如何便如何，驾驭我们的心，好像马师之御良马，随所指挥，无不调适。
其次，四禅之外，还有四种境界，即“四念处”。此四处：
1.“空无边”，就是想到空处。如眼是空的，鼻是空的，一一的想，想到只有空，譬如藕，只想其孔，越想越大，全不见白的藕了。想到全世界，也作如是观。
2.“识无边”。“空无边”还有想，便是一种印象；想到末了，不但是空，连这空的印象都没有了，便到“识无边”处。
3.“无所有”，一切都没有了，但到“无所有”处。
4.“非想非非想”。既到“无所有”处，你也没有了，我也没有了，连想都没有了，连“没有想”也没有了，此名为“非想非非想”处。常言说，“想入非非”，不是想，也不是非想，此理难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四禅是一种说法，四念处又是一种说法，并不是先经四禅，而后到四念处。
又其次便是“五神通”。所谓四禅和四念处，都是解放人的心灵，以便得到神通。神通计有五种，合称“五神通”：
1.天耳通，就是顺风耳。比方现在南京开的五中全会，我们在这里就可以听到，可不是用无线电。
2.天眼通，就是千里眼。上观三十三天，下观一十八层地狱，一切都可看见。想到哪里就看到哪里。
3.如意通，就是想变什么就变什么，好像孙悟空的七十二变一样。
4.他心通，就是他人心里所想的，我都可以知道。
5.宿命通，不但知道现在和未来，而且知道过去无量劫前生的事。
总起来说，印度的禅，不过如此。此是粗浅的说法。从数息到“空无边”处，都是“入定”，都是用一种催眠方法达到“入定”。
再讲两个故事。
印度相传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在西历纪元三世纪（晋朝），即已有人译成中文。这个故事的目的，在教人专心致志做一件事情。故事是这样的：
某时代，有一个国王，想找一个宰相。后来找到一个可以当宰相的人，先说要杀他，经人解说，于是要他用一个盘子，盛上满盘子油，从东城捧到西城，不准滴出一滴，否则杀头。这个条件，很不容易做到。他走到路上，有他的父母妻子哭他，他没有看见。有顶美的女人，从他身边走过，看的人不知有多少，他没有看见。后来忽然又来了一个疯象，吓得满街的人乱跑乱跳，可是他一心一意在盘子上，仍然没有看见。不久又遇到皇宫失火一时救火抢火，闹得纷乱不堪，并且在殿梁上的一巢马蜂，被火烧出，到处飞着蜇人，这人虽然被蜇了几下，可是始终没有感觉到，仍然专心致志地捧着油盘往前走。最后，他竟达到了目的地，一滴油也没有滴下来。于是国王便拜他做宰相，以为一个人做事，能够这样专心，便是喜马拉雅山，也可以平下来，何况其他！
在十一世纪时，中国的法演和尚，人问禅是什么，他说：“有两个贼，一个老贼，一个小贼。老贼年纪老了，有一天，他的儿子问他：‘爸爸，您老了，告诉我找饭吃的法子吧！’老贼不好推却，便答应了。一到晚上老贼就把小贼带到一富人家，挖了一个洞，进到屋里。用百宝囊的钥匙将一个大柜子锁开开，打开柜门，叫他儿子进到里面。等他儿子进去之后，他又把柜子锁了，并且大喊：‘有贼！有贼！’他便走了。富人家听说有贼，赶急起来搜查，搜查结果，东西没丢，贼也没有看见，仍然睡去。这时锁在柜子里的小贼不晓得他父亲什么用意，只想怎样才能逃出去。于是就学老鼠咬衣裳的声音，一会儿，里边太太听到，就叫丫环掌灯看衣服。刚一开柜子，这小贼一跃而出，一掌把丫环打倒，把灯吹灭，竟逃走了。富人家发现后，又派人直追。追到河边，这小贼情急智生，把一块大石头抛在河里，自己绕着道儿回去了。到得家里，看见他父亲正在喝酒，就埋怨他父亲为什么把他锁在柜子里。他父亲只问他怎样出来的。他把经过说了之后，老贼便掀髯微笑道‘你此后不愁没有饭吃了！’像这小贼能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便是禅了。”
上面两个故事，一个是印度的，一个是中国的。从这两个故事，可以看出印度禅与中国禅的区别。因为印度禅是要专心，不受外界任何影响；中国禅是要运用智慧，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打破障碍，超脱一切。印度禅重在“定”，中国禅重在“慧”。
往往一个故事，有两个不同的说法。从前有一个裁缝，辛辛苦苦地省下钱来，送他儿子去念书，他自己仍旧做工。有一次，儿子寄信回家要钱，裁缝不认识字，请隔壁一个杀猪的看信。那个杀猪的屠户也只认得几个字，便念道：“爸爸！要钱！赶快拿钱来！”裁缝听了很生气，以为儿子从小学念到中学，从中学念到大学，还不知道一点礼貌。后来有一位牧师来了，问裁缝为甚生气。裁缝把原委告诉他，牧师说：“拿信给我看看！”牧师看了信，便说道：“你错了！这信上明明写着：‘父亲大人膝下：我知大人辛苦，老是不敢多用钱。不过近来有几种必不可少的书籍和物件要买，我的鞋子也破了，我的袜子也穿了，希望大人能寄给我半磅钱，我很感激；假若能寄一磅的话，那更感激不尽！’”裁缝听了，很高兴，并且向牧师说道：“信上真的是这样写的吗？如果是这样，我立刻就寄两磅钱去。”这便是一个故事的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杀猪的说法，一种是牧师的说法。
现在讲中国禅宗的起来，也有两种说法：
一、旧说，也可以说是杀猪的说法。相传灵山会上，释迦拈花，只有大迦叶微笑，于是释迦将“正法眼藏”传给大迦叶。从大迦叶以后，一代传一代，传到二十八代，便是菩提达摩。达摩在梁武帝时（西元 520 或 526 年）到广东。从广东到金陵（南京），见过梁武帝。因为武帝不懂“正法眼藏”，于是达摩渡江而去，并且有“一苇渡江”的传说。渡江后，至北魏，住河南嵩山面壁九年。当时他有两个弟子：一个叫慧可，达摩很赏识他，于是将法传与他。从达摩起，为东土的第一代，慧可为第二代，再传僧璨为第三代，道信为第四代，至第五代为弘忍。五祖弘忍在湖北黄梅县修行，他门下有两大弟子：一个有学问，叫做神秀；一个没有学问，是广东人，叫做慧能。当时一般门徒，以为传老师衣钵的，一定是班长神秀，对于外来的广东佬，很瞧不起，只叫他干劈柴挑水的工作。一天，弘忍欲传法，召集门徒，令各作一偈，谁作得好，便传衣钵。当时大家都毫无疑义地以为是班长，但神秀也不敢直接交卷，只题一偈于墙上，偈曰：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五祖看了，觉得也还不错，以为一个人能够这样修行，也可以了。当时交白卷的门徒，个个都把神秀所作的偈念来念去。被厨房里的慧能听见了，也作一偈，请人题在壁上。偈曰：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五祖看见了，说：“不行！”用鞋将偈擦去。但到半夜，五祖竟亲至厨房，将法传与慧能，令他即速逃走，躲过几年，方可传道。
慧能走了以后，大家知道五祖已将法传与广东佬慧能，都很惊讶，就去追他，不过追不到了。
慧能到了广东，躲了许多年，才公然传道。但那时神秀已在北方自称六祖了。慧能只能在南方传道，正好像孙中山先生只能在广东一带宣传国民革命一样。
慧能后有两大弟子：一为怀让，一为行思。怀让后又传马祖（道一），行思后又传石头（希迁）。马祖、石头以后，宗派更多。总之，从如来拈花，到南能北秀，南派五宗，这是旧说。
二、新说也可以说是牧师的说法。所谓牧师的说法，以为前二十八祖的传说，拈花微笑的故事，都是假的。这些考证，说来很长，我只讲一点儿。
二十八祖之前二十三祖，还有一点根据，因见于《付法藏因缘传》（按：此书六卷，元魏吉迦夜等撰）。这书乃是述说印度北方關宾国一个学派的传授，和禅宗并没甚么关系。而且印度人对于历史很不重视，印度向来没有历史，所以印度人向来就没有历史的眼光，缺乏时代的观念；后来西洋人用古希腊的材料（如亚历山大东征等事），和中国的材料，才勉强凑成一部印度史。因此《付法藏传》所说的，也不见得可靠。即就该书记载而言，到了二十三代师子和尚，因为国王反对佛教，他被国王杀了，周宾国的佛法在那时也就绝了。从来讲佛法传授的，因为讲不过去，不得不捏造几代，以便传到达摩；当中加了四代，至达摩便是二十八代。此二十八代，就有两种说法，现在所传的与从前的不同。我上次说过保存古代禅学史料的，一为唐代敦煌的材料，一为日本的材料。从这两种材料，足以证明现在所传的二十八代，实始于北宋杭州契嵩和尚的伪造（按：契嵩始作《传法正宗定祖图》，定西天之二十八祖，谓《付法藏传》可焚云）。即将原有之二十四、五、七代改易，将二十六代升上去，并捏造两代。此种说法，曾经宋仁宗明令规定（按：嘉祐七年，即 1062，奉旨把《定祖图》收入《藏经》内）。从《传灯录》一直传到现在。由此可见佛家连老祖宗都可以做假。
我们现在拿敦煌本一看，还可以看出当时禅宗争法统的激烈。大家都知道中国只有六代；至于印度，究竟有多少代呢？有的说八代，但释迦与孔子同时，到梁武帝时约千余年八代总不够吧！于是有二十八代说。但师子杀头了，于是有二十三代说，二十四、二十五二十九代说，甚且有五十一代说。优胜劣败，折衷起来，于是采取了二十八代说。
关于二十八代说法的变迁，既有敦煌的本子及日本的材料可证，我曾在《记北宋本六祖坛经》那篇文章里（见本书——编者注）列了一个关于二十八代传法世系的传说异同对照表，可以参看。
以上所说，佛家对于老祖宗都可以做假，其他自可想而知。常言以为达摩未来以前，中国没有禅学，也是错误。关于古代禅宗的历史，有两部可靠的书：一是梁慧皎作的《高僧传》（止于西元 519 年），一为唐道宣作的《续高僧传》（《自序》说：“始距梁之始运，终唐贞观十有九年”，即止于 645 年）。在慧皎著书的时候，达摩还没有来，传中已有二十一个学禅的，可见梁代以前便有这些学禅的了。至《续高僧传》中，有一百三十三个学禅的，到唐初止。这都有史可考。并且自后汉末至三国，已有许多书谈到学禅的方法，可见中国从二世纪就有了禅学的萌芽。到了汉代（二世纪的晚年），敦煌有名安世高的，译出《道地经》、《大安般经》等书，有支曜译出《小道地经》；三世纪的晚年（西元 284 年），有竺法护又译出一本大的《修行道地经》；到了晋末，大约是 404 年，长安有一位大师鸠摩罗什，译出大批佛书。这是就北方说。至于南方，当 410 年，庐山也有一位印度和尚名佛驮跋陀罗的，翻译了一本《达摩多罗禅经》，当时慧远还请了许多印度和尚帮助他。顶好笑的，我刚才不是说过菩提达摩吗？《达摩多罗禅经》是 410 年就译出来的（按：达摩多罗亦古梵僧名，有四人）。菩提达摩是于 500 年以后才到中国；乃后来讲禅宗传授的，竟把两个人混作一个，或竟称为“菩提达摩多罗”！在梵文中，菩提达摩是Bodhidharma，达摩多罗是Dharmatrata，明是两字，岂可混为一谈？总之，我们要知道在达摩以前，中国便有人学禅了；说达摩未到时中国没有禅学，那完全是错误的。
上次说过，修了安般法门，可以得到五神通，即天耳通、天眼通、如意通、他心通、宿命通等。当这种调和呼吸、修炼神通的法门盛行的时候，正是魏晋士大夫崇拜老庄，谈论虚无，梦想神仙的时候。因为佛教最高的境界是涅槃，是四大皆空，和道家的虚无相似又有各种方法可以学到顺风耳、千里眼，种种神通，也近于神仙之术，所以佛道两教，在当时很能发生关系。四世纪时，中国最著名的和尚道安便把禅法看作“升仙之奥室”，他曾说过，从一数到十，从十数到一，无非期于“无为”和“无欲”，以得到最高的“寂”而显神通。
例如他序《安般经注》上说：
安般寄息以成守，四禅寓骸以成定；寄息故有六阶之差，寓骸故有四级之别。阶差者，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级别者，忘之又忘之，以至于无欲。
既“无为”，又“无欲”，便可到最高的“寂”。到“寂”以后，便神通广大：
举足而大千震，挥手而日月扪，疾吹而铁围飞，微嘘而须弥舞。
后来慧皎也曾说到禅的最高境界，在得神通，仿佛与神仙相似。例如论“习禅”，他说：
禅用为显，属在神通。故使三千宅乎毛孔，四海结为凝酥，过石壁而无壅，擎大众而弗遗。
当三世纪到四世纪间，时人已有主张整理佛教的了。中国固有的宗教，向无天堂地狱之说，也没有灵魂轮回之说，不过鬼是有的，但鬼也可以饿死。印度方面，则上有三十三天，下有一十八层地狱。所以自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中国好像“小巫见大巫”，惊叹佛教的伟大，五体投地的佩服，于是大批翻译佛教经典。但经典渐渐的太多了，教义太伟大了，又觉得不能完全吞下，于是又想把佛教“简化”（Simplify）起来。上次说过，佛教要义在“慧定”，“慧”帮助“定”，“定”帮助“慧”，互相为用。当时人觉得印度禅太繁琐，像什么数息啦，什么四禅定啦，什么四念处啦……因此，江西庐山有一位慧远大师（按：道安的高足弟子），自创一宗，就是“净土宗”，并结一社——一个俱乐部，叫做莲社。他以为佛门的精义，惟在“禅智”二字。他尝说：
三业之兴，以禅智为宗……禅非智无以穷其寂，智非禅无以深其照。然则禅智之要，照寂之谓。
不过从前的禅，既觉得过于繁琐，自有简化的必要。当时从印度传入一种《阿弥陀经》，很简单（按：只一千八百余言，人称为“小经”）；上次所说的印度禅，有五种安般法门，其中的念佛观便是“净土宗”的法门，《阿弥陀经》便是念佛观的经典。此经外，尚有《无量寿经》等。经中说西方有一净土，叫做极乐国，那里有无量福，无量寿，无量光；有阿弥陀佛（按：梵语Amita，即“无量”之义）；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花鸟都能念经，满地尽是琉璃。欲至其地惟有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两字，梵音读作“哪嘛”（Namo或Namah），是“敬礼”的意思。只有一心念“南无阿弥陀佛”，便可到极乐世界，何等简单！这是当时佛教简单化的运动。
到五世纪前半期，慧远有一个弟子，同时并是鸠摩罗什的弟子，叫做道生（殁于 434年），现在苏州虎丘还有一个生公说法台，就是相传“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地方。道生很聪明，得南北两派之真传，以为佛教还要简单化。他相信庄子所说的“得鱼可以忘筌，得意可以忘象”，以为只要得到真的意思，只要抓住佛教的要点，则几千万卷半通不通的翻译经典，都可以丢掉。把印度佛教变成中国佛教，印度禅变成中国禅，非达摩亦非慧能乃是道生！他创了几种很重要的教义，如“顿悟成佛”、“善不受报”、“佛无净土”等“善不受报”是反对那买卖式的功德说；“佛无净土”是推翻他老师慧远所提倡的净土教至于“顿悟”说，更是他极重要的主张。与顿悟相反的为渐修。佛家从数息到四禅定，从四禅定到四念处，都是渐修。只抓着一个要点，“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便是顿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句话我们听惯了，不觉得甚么，其实在当时是一句大逆不道的话。因为如此则十二部大经典完全无用；所有一切仪式，如礼拜、忏悔、念经、念佛，以及寺观、佛像、僧侣、戒律都成废物；佛教起了大的革命。主顿悟的，叫做顿宗；主渐修的，叫做渐宗。那时涅槃经从印度输入，尚不完全，仅译成了一半；生公以为涅槃经中说过“一阐提人（icchantika，即不信佛教的）皆具佛性”，更为极端的顿悟说。因此，旧日僧徒便说他“背经邪说，独见忤众”，把他驱逐出去。他当临走时，于四众之中，正容起誓道：
若我所说，反于经义者，请于现身，即表厉疾。若与实相不相违背者，愿舍身之时，据狮子座。
后来《大般涅槃经》传入中国，全部译出，果然与生公之说相合。于是生公仍返江南。后来讲经于庐山，据狮子座而逝，很光荣。刘宋太祖文帝对于顿悟说，也很赞叹提倡，从此顿宗渐盛。可见禅宗之顿悟说，实始于四世纪后的生公。
现在要讲到菩提达摩的故事了。
在五世纪（470 年左右）刘宋将亡之时，广州来了一位印度和尚，叫做菩提达摩。因达摩由南天竺出发，所以从海道。宋亡于 479 年，他到宋，宋尚未亡（旧说 520 年始到，不确。按：520 年为梁武帝普通元年）。他到洛阳，曾瞻礼永宁寺，事见杨街之的《洛阳伽蓝记》，因这书中尝说“达摩到永宁寺（510 年造，520 年毁），自称百五十岁”。他来中国是 470 年左右，到永宁寺大约在 520 年，所以他在中国住了五十年。当时一个年少的印度和尚到中国来，道不易行，所以自称百五十岁，大概由于印度是热带，人多早熟，早生胡须。故自称百五十岁，以便受人尊敬吧？他到中国后，将中国话学好，四处传道。计在中国五十年其道大行，尤其是北方。
达摩的教义有两条路：一是“理入”，一是“行入”。“理入”就是“深信含生同一真理；客尘障故，令舍伪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因人的本性相近，差别无多，只需面壁修行，所以“理入”又叫做“壁观”。所谓“壁观”，并非专门打坐，乃面壁之后，悟出一种道理来。至于“行入”，就是从实际入的，内中又分四项：
第一，报怨行——就是“修行苦至，是我宿作，心甘受之”。意思是说，一切苦痛，都是过去积聚的，必须要“忍”，才算苦修。
第二，随缘行——就是“苦乐随缘，得失随缘”。
第三，无所求行——就是一切不求，只有苦修。因为“有求皆苦，无求乃乐”。
第四，称法行——即性净之理。
达摩一派，实为虚无宗派，因为他以为一切经论都靠不住，靠得住的只有一部《大乘入楞伽经》，读此一经，即已具定。
达摩一派，主张苦修，凡受教的，只准带两针一钵，修种种苦行，传种种苦行的教义。
达摩一派，后来就成为楞伽宗，也叫做南天竺一乘宗（见《续高僧传》中的《法冲传》）；因为楞伽就是锡兰岛，《楞伽经》所代表的就是印度的南宗（参见唐僧净觉的《楞伽师资记》，1931 年北平校刊敦煌写本）。
达摩一派，既为一苦修的秘密宗派，故当时很少有人知道；但后来为什么竟成为一大禅宗呢？说来话长，且听下回分解。
我们已经讲了两次：第一次讲的是印度禅，第二次讲的是中国禅宗的起来。这两种禅法的区别，简单说，印度禅法是渐修，中国禅法重顿悟。二者恰恰相反：前者是从静坐、调息，以至于四禅定、五神通，最合魏晋时清谈虚无而梦想走到神仙境界的心理；后者不然，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办法，这是中国的佛学者力求简单化的结果。
原来在三世纪到四世纪时，中国佛学者对印度禅法已表示不满；到五世纪前半，出了道生这个革命和尚。上次讲过：他是慧远的弟子，又曾从罗什受业，肯作深思，把当时输入的佛教思想综合之，且加以考校。他有几句重要的宣言：
夫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
这就是说，到这时候我们中国人可以跳过这个拘滞的文字，可以自己出来创造了。经论文字，不过是一些达意的符号（象）；意义既已得到，那些符号便可扔到茅坑里去了。道生于是创造“顿悟成佛论”，说“善不受报”，“佛无净土”，“一阐提人皆具佛性”。这是革命的教义。一切布施，修功德，念佛求生净土，坐禅入定求得六神通，都禁不起“顿悟”二字的威风。这么一来，当时的旧派遂起而攻击道生的邪说，把他赶出建业，于是他只得退居苏州虎丘山。后来大本《涅槃经》全部到了，果然说“一阐提人皆有佛性”因此，生公的“顿悟成佛论”得着凭证而惹人信赖了。生公这种思想，是反抗印度禅的第一声，后来遂开南方“顿宗”的革命宗派。
当宋齐之际，从南印度来了一个和尚善提达摩，先到广州，后又转到北方，在中国约有四五十年。上次也讲过：他受空宗的影响很大，所以抛弃一切经典，只用一部南印度的小经典《楞伽宗》四卷来教人。这是一个苦修的宗派，主张别人打我骂我，我都不要抱怨所谓“逆来顺受”，认为自己前生造下冤孽。他的禅法也很简单，谓一切有情都有佛性，只为客尘所障，故须面壁坐禅，“认得凡圣等一”，便是得道。故他们在行为方面是“忍”，在理智方面是“悟”。这就是楞伽宗，又名南天竺一乘宗，是印度传来的叫化子教。他们过着极刻苦的生活，如达摩弟子慧可所传的满禅师，“唯服一衣，一钵，一食”再传的满禅师，“一衣，一食，但蓄二针，冬则乞讨，夏便通舍，覆赤而已”。“往无再宿，到寺则破柴造履，常行乞食”。在贞观十六年（西元 642 年）；满禅师于洛州南会善寺侧宿墓中，遇雪深三尺，有请宿斋者，告曰：“天下无人，方受尔请。”这个苦行的宗派不求人知，不出风头，所以不惹人注意，知道的很少，道宣在他的《续高僧传》里对这派曾这样说过：“人世非远，碑记罕闻，微言不传，清德谁序？深为痛矣！”但当七世纪时此宗风气渐变，刻苦独行的人不多，渐趋于讲诵注疏之学，故道宣又说他们“诵话难穷，励精盖少”。他们为一部《楞伽经》作疏或钞（钞即疏的注解）。共有十二家、七十卷之多（也见道宣的《法冲传》）。可见这时的楞伽宗，已非往昔苦行头陀的风味了。
到八世纪初，正当慧能在南方独唱顿悟教义的时候，湖北荆州府玉泉寺有个神秀老禅师，声誉甚隆。武后派人请他到长安（约 701 年），既来之后，便往来于两京（长安和洛阳）之间，备受朝野尊崇，号称“两京法主，三帝（按：谓则天帝、中宗、睿宗）国师”。他自称为菩提达摩建立的楞伽宗的嫡派。他死在纪元 706 年（武后死的次年），谥大通禅师，当代人手笔张燕公（说）为之作碑。今日我们知道他的传法世系是：
达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神秀；
第一次便发现于这个碑文里。但与道宣在《法冲传》内所记的不同，不过因为神秀地位极高，人都信此法系是正确的了。神秀的两大弟子义福和普寂，也被朝廷尊为国师，气焰熏天。义福死于 736 年（玄宗开元二十四年），谥大智禅师；普寂死于 739 年（开元二十七年），谥大照禅师。严挺之作《大智禅师碑》，李邕作《大照禅师碑》，都用了上列的传法世系。所以从 701 到 739 年这四十年中可以说是楞伽宗神秀一派势力的全盛时代。
据最可靠的材料，神秀并未著书；现在伦敦及巴黎所藏敦煌发现的写本中，有《五方便》一种；但非神秀作，乃是神秀一派人所作。其教义仍接近印度禅的渐修。如玄颐《楞伽人法志》上说：“禅灯默照，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不出文记。”神秀临死时的遗嘱是“屈，曲，直”三字。又如张说所作碑上说：“其开法大略，则慧念以息想，极力以摄心其入也品均凡圣，其到也行无前后。趣定之前，万缘尽闭；发慧之后，一切皆如。持奉楞伽，递为心要。”这可证明他的禅法仍是近于印度禅。普寂的禅法，据《神会语录》及《坛经》上说：“凝神入定（止），往往心净（观）；起心外照，摄心内证。”也可证明神秀教义之一部。
当普寂、义福的气焰方张的时候，开元二十二年（734），河南滑台（即今滑县）的大云寺来了一个神会和尚，他居然大声疾呼的要打倒伪法统；在大会上宣言，弘忍并不曾传法与神秀，真正的第六代祖师是他的老师岭南慧能。
原来在七世纪末八世纪初，中国另发生一个浪漫的大运动，使中国佛教又起一个大革命，革命的首领就是一个不识字的广东佬，神会口中所说的慧能和尚。自从七世纪晚年，弘忍死后，他的两大弟子，神秀就称为北宗的大师，慧能也成为南宗的大师。慧能是广东新州人（现在新兴县，在高要的西南），他住过广州，后来住在韶州的曹溪山，故后人皆称为“曹溪派”；又因为他在最南方，就称为“南宗”。他所提倡的一种革命的教义也就是“顿悟”，他是个不识字的人，靠着砍柴过日子，他的成功全靠自己大胆的努力。他死于713 年（开元元年），留传下来的只有《坛经》一书。这书也经过了许多变迁；民国十五年（1926）我在伦敦看见的北宋初（970 年，宋太祖开宝间）的《坛经》，分两卷，已加多了二千字；明本又加多了九千字，共计约二万四千字。但这部法宝《六祖坛经》，除“忏悔品”外，其余的恐就是神会所造的赝鼎（按：可参看《神会和尚遗集》卷首的《神会传》）。慧能的教义可分几点说：
1.自性三宝说他说：向来劝你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我劝你归依自性三宝。三宝都在你心里：归依觉（佛），归依正（法），归依净（僧）。这是自性的三宝。他又说：向来人说三身佛；我今告诉你，三身佛都在你自己色身中：见自性净，即是清净法身佛；一念思量，化生万法，即是自性千万亿化身佛；念念善，即是自性圆满报身佛。他又说：我本性元来清净，识心见性，自成佛道。——慧能教人，大旨如此。后人所谓“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即是此义。此义还是源于“凡圣等一”，故人人都可以顿悟成佛的。
2.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自性自度；烦恼无边誓愿断——自心除；法门无边誓愿学——自心学无上正法；无上佛道誓愿成——自悟即佛道成。
3.无相忏悔永断不作，名为忏悔。
4.摩诃般若波罗蜜法“摩诃”之意即是大，所谓“性含万法是大”，心量广大，犹如虚空；“般若”之意即智慧，所谓“一切时中，念念不忘，常行智慧”；“波罗蜜”之意是到彼岸，所谓“离境无生灭，如水永长流，即名到彼岸”。
5.反对坐禅他说：不用求净土，净土只在你心中；不用坐禅，见你本性即是禅；不用修功德，见性是功，平等是德。他说“一行三昧”，就是“于一切时中，行住坐卧，常行一直心”；“于一切法上无有执著，名一行三昧”。“若坐不动是禅，维摩诘不合诃舍利弗宴坐林中”。（这是《维摩诘经》的影响）
神会，襄阳人，约 710 年（睿宗景云元年）到曹溪见慧能。在慧能死后二十一年，即734 年（开元二十二年），他才到河南滑台传道；到现在 1934 年我们来讲他，恰好是他整整的一千二百年纪念。那时他在大云寺大会上当众宣述南宗的宗旨，说当时公认的传法正统是假的，大胆指斥普寂“妄竖神秀为第六代”；他说当初菩提达摩，以一领袈裟为传代法信，授给慧可，慧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弘忍传慧能，所以我们才是正统有传法袈裟在韶州为证。他自己称说这次在河南“设无遮大会兼庄严道场，不为功德，是为天下学道者定宗旨，为天下学道者辨是非”；现在普寂妄称自己为第七代，把神秀称为第六代，他要誓死反对！或曰：普寂禅师名望盖世，天下知闻，如此排斥，恐与身命有关他说：“我是料简是非，定其宗旨，岂惜身命？”他更进一步说，神秀在世时，因袈裟在韶州慧能处，所以不能自认是第六代；乃普寂竟让同学广济于景龙三年（709）十一月到韶州去偷此法衣。当时普寂尚在，但也没有人出来否认。可是神会也闹了一个大笑话：有人问他：菩提达摩以前，西国又经几代？他可没有预备，信口答出“八代”，并且还把菩提达摩与达摩多罗误作一人（见前讲）。至天宝四年（745），神会到了东京（洛阳），在荷泽寺继续“定南宗宗旨”，继续攻击神秀、普寂一派的“北宗”为伪法统，定慧能一派的“南宗”为菩提达摩的正统他提倡顿悟，立“如来禅”，破北宗渐教的“清净禅”，其实，平心而论，真正的顿悟是不通的。如姜太公钓鱼，被文王任为宰相；傅说举于版筑之间（按：此两事，神会语录中常举作“顿悟不思议”的比喻）；乃至李白之斗酒诗百篇，莫不是积了数十年许多零碎的经验，蕴蓄既久，一旦发挥出来，所以“顿悟”云云，往往也须经过“渐修”；不过因他是年过八十的老头儿，状貌奇特，侃侃而谈，就轰动了不少的听众。其时义福、普寂都已死了，在生时似乎是不理他，死后他们的徒孙，眼见他声名日大，而且绘出图像来宣传他所造作的楞伽宗法统史，公开地攻击北宗法统，说来动听感人，于是普寂一派人只好利用政治势力来压迫神会。天宝十二年（753），遂有御史卢奕上奏，弹劾神会，说他“聚徒，疑萌不利”；朝廷就把他赶出东京，黜居弋阳（在今江西），又徙武当（在今湖北均县），又移襄州（在今襄阳），又移荆州开元寺，苦煞了这个八十五岁的老头儿！
神会被贬逐的第三年（755，天宝十四年），安禄山造反，两京陷落，明皇出奔，太子即位；至 757 年（肃宗至德二年），郭子仪等始收复两京，神会也回到东京来了。那时大乱之后，军饷无着；于是右仆射裴冕提出了一个救济经济的政策，“大府各置戒坛度僧”。“纳钱百缗，请牒剃落，亦赐明经出身”。这就是作和尚先得买执照。本来唐朝作和尚的须购度牒，有了度牒，就算出家，可以免除租、庸、调诸税。但残破乱杂之际，这种公债无法推销，非请一位善于宣传的出来负责发卖不可，于是大家都同意把神会请出来承办劝导度僧、推销度牒、筹助军饷的事。他以九十高年，搭棚设坛，大肆鼓吹，听者感动，男女剃度者极多，这种军用公债果然倾销起来，一百吊钱一张，而当时施主也不少，于是为政府增加了大宗的收入，功劳甚大。肃宗皇帝下诏叫他入内供养，并且替他盖造禅院于荷泽寺中。到 760 年（上元元年），神会死，享年九十有三，赐谥真宗大师，建塔洛阳，塔号般若。他死后三十六年，即 796 年（德宗贞元十二年），在内殿召集诸禅师，由皇太子主席，详定传法旁正，于是朝廷下敕立荷泽大师神会为第七祖。于是神会的北伐成功，慧能的南宗遂成为禅宗的正统了。
关于神会的思想，我不打算细讲；其教义可得而言者，约有五点：
1.顿悟这就是神会的革命旗帜。他说“十信初发心，一念相应，便成正觉，于理相应，有何可怪？”以明“顿悟不思议”。简言之，仍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意。
2.定慧平等他说：“念不起，空无所有，名正定；能见念不起空无所有，名正慧。”即是以“慧”摄“定”；最后“戒”、“定”都可以不管，只要“慧”，归到理智主义去。
3.无念他的禅法以无念为宗。“不作意即是无念”，“所作意住心，取空取净，乃至起心求证菩提涅槃，并属虚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4.知他说：“知之一字，众妙之门。”所以中国禅宗，侧重知解，终身行脚，求善知识。且此语实开中国思想界“良知”一派的先河。
5.自然他说：“修习即是有为诸法。生灭本无，何假修习？”只是自然，只是无为，与中国道家思想相合。
总之，神会倡言为天下学道者定宗旨，为天下学道者辨是非，所以他对于神秀一系的旧法统极力诋斥，建立起自己的新法统来。民国十五年，我在巴黎发现了神会的许多材料后来在日本又发现了一些。因知八世纪的前期普寂盛行的时候，僧人都附于楞伽宗派，所谓“东山法门”；等到八世纪的后期，神会兴起，以至九世纪以来，又都成了南宗门下的信徒了。
“杀猪的”说法（即旧说）就没有神会的地位；因其门下无特出的人物，而继续努力的人也非同门，所以他的功劳渐渐湮没，过了几百年就完全被人忘记了。
八世纪中，神会北伐成功，当时全国的禅师，也都自称出于菩提达摩。牛头山一派自称出于第四代道信。西蜀资州智诜派下的净众寺一派和保唐寺派，也都自称得着弘忍的传法袈裟。人人依草附木，自称正统。
1.成都净众寺派，其法统为：
弘忍——智诜——处寂——无相；
所以又称无相派。此派为宗密所分叙的第二家，与北宗接近，以“无忆，无念，莫忘”为宗。就是说，勿追忆以往，勿预念将来；“常与此志相应，不昏不错，名莫忘”。此宗仍要“息念坐禅”。
2.成都保唐寺派，宗密记此派的世派如下：
其一：弘忍——老安——陈楚章——无往；
其二：弘忍——智诜——处寂——无相——无往；
无住把净众寺一派的三句改为“无忆，无念，莫妄”；“忘”字改成“妄”字，宗旨就大大的不同。无住主张“起心即妄，不起即真”，似乎受了神会的影响。且此派更有革命左派的意味：“释门事相，一切不行礼忏，转读，画佛，写经，一切毁之。所住之院，不置佛事。但贵无心，而为妙极。”此派也想争法统，说慧能的传法袈裟被武则天迎入宫中，转赐予智诜，又递到无住手里。
但是忽然在江西跳出一个和尚来，名叫道一，又称马祖。他说慧能的传法袈裟又到了他那里，其实这些都是假的。他本是四川人，落发于汉中，进具于巴西，是由北宗改入南宗的。他是无相（净众寺派）的弟子，后离蜀赴湖南衡岳跟六祖嫡传怀让修行，才入“顿门”，故史家称为慧能的再传，其实他也属于智诜一派。道一这派的宗旨有八个字：“触类是道，任心为修。”他说：“所作所为，皆是佛性；贪嗔烦恼，并是佛性；扬眉动睛，笑欠声咳，或动摇等，皆是佛事。”这叫“触类是道”，即是凡碰到的都是道，就是随时皆为道，随心皆为修行。这个本来就是佛；所以不起心造恶，修善，也不修道，“不断不修，任运自在，名为解脱，无法可拘，无佛可作”。他只教人“息业养神”，“息神养道”。这叫“任心为修”。他殁于 788 年（唐德宗贞元四年）。
马祖门下有一个大弟子，名叫怀海，就是百丈禅师（殁于 814，即唐宪宗元和九年），建立了禅院组织法，世称“百丈清规”。凡有高超见解的和尚，称为长老，自居一室；其余僧众，同居僧堂。禅居的特点，是不立佛殿，惟立法堂佛教寺院，到此为一大革命。并且他们提倡作工，“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是百丈和尚的格言。以后的禅门，大都是从马祖、百丈传下来的。自八世纪以下，禅学代替了佛教，禅院代替了律居。佛教差不多完全变成禅学了。
今天是最后一次讲演，黎先生刚才对我说今天功德圆满，其实不过是我的一笔旧债还清了。
这次讲的是中国禅学的方法。上次本来想把中国禅宗的历史讲得更详细一点，但因限于时间，只能将普通书所没有的禅宗的来历，说了一个大概；马祖以后的宗派，简直就没有工夫来讲。但不讲也不大要紧，因为那些宗派的立场跟方法，大抵差不多，看不出有什么显著的区别；所以也不必在分析宗派时多讲方法，现在只讲禅宗整个的方法。
中国的禅学，从七世纪至十一世纪，就是从唐玄宗起至宋徽宗时止，这四百年，是极盛的黄金时代。诸位是学教育的，这一派人的方法于教学方面多少有点启示，所以大家有一听的必要。
南宗的慧能同神会提倡一种革命思想——“顿悟”，不用那些“渐修”的繁琐方法，只从智慧方面，求其大彻大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在当时因为旧的方式过于复杂，所以这种单刀直入的简单理论，感动了不少的人，终于使南宗顿教成为禅宗的正统，而禅宗又成为佛教的正统。这是他们在破坏方面的一大成功。可是慧能同神会都没有方法，对于怎样教人得到顿悟，还是讲不出来。到九世纪初，神会的第四代弟子宗密（殁于 841，即唐武宗会昌元年），方把“顿悟”分成四种。
1.顿悟顿修顿悟如同把许多乱丝，一刀斩断；顿修如同把一团白丝，一下子丢到染缸里去，红即红，黑即黑。
2.顿悟渐修如婴儿坠地，六根四体顿具，男女即分，这叫顿悟；但他须慢慢发育长大，且受教育，成为完人，这叫渐修。故顿悟之后继以渐修。
3.渐修顿悟这好比砍树，砍了一千斧头，树还是矗立不动，这叫渐修；至一千零一斧头，树忽倒下来了，这叫顿悟。这并非此最后一斧之力，乃是那一千斧积渐推动之功。故渐修之后自可成顿悟。
4.渐修渐悟如同磨镜，古时候，镜子是铜制的，先由粗糙的铜，慢慢的磨，直至平滑发亮，可以照见人影，整理衣冠。又如射箭，起初百无一中，渐渐百可中十，终于百发百中。
这四种中间，第一种“顿悟顿修”，是不用方法的，讲不通的，所以后来禅宗也有“树上哪有天生的木勺？”的话。第二种“顿悟渐修”，却是可能的。第三种“渐修顿悟”，尤其可能。这两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例子，在西洋也有很多；如圣奥古斯丁，起初是一个放荡不羁、狂嫖滥赌的人，说重一点就是流氓地痞，一天在街上听了一位教师的讲演，忽然省悟，立志苦修，竟成为中古时代的宗教领袖。这就是“顿悟渐修”，却也是“渐修顿悟”，因为他早已有种种烦闷，逐渐在变化，一旦下决心罢了。又如三四百年前科学大师伽利略（意大利人），生而有艺术的天才，但他的父亲是个数学家，送他到大学去习医，他的兴趣不倾向于这方面，而于音乐绘画等倒是弄得不错。有一天，国王请了一位数学家来讲几何学，他听了一小时，忽然大彻大悟，就把一切抛开，专发挥他从遗传中得来的数学天才，后来便成了几何学、物理学的老祖师。再举一个日常例：我们有时为了一个算学或其他的难题，想了几天，总想不出，忽然间梦里想出来了。这也是慢慢的集了许多经验，一旦于无意间就豁然贯通。第四种“渐修渐悟”，更是可能，用不着来说了。
总之，“顿悟渐修”、“渐修顿悟”都是可能的，都是需要教学方法的；“渐修渐悟”更是普通的方法；只有“顿悟顿修”是没有教学方法的。禅门中许多奇怪的教学方法都是从马祖（殁于 788）来的。马祖道一，本是北派，又受了南派的影响，所以他所创立的方法，是先承认了渐修，然后叫你怎么样渐修顿悟，顿悟而又渐修。他的宗旨是“触类是道，任心为修”；如扬眉，动目，笑笑，哈哈，咳嗽，想想，皆是佛事。此种方法实出于《楞伽经》。《楞伽经》云：
非一切佛国土言语说法。何以故？以诸言语，唯有人心，分别说故。是有佛国土，直视不瞬，口无言语，名为说法；有佛国土，直尔示相，名为说法；有佛国土，但动眉相，名为说法；有佛国土，唯动眼相，名为说法；有佛国土，笑名说法；有佛国土，吆名说法有佛国土，咳名说法；有佛国土，念名说法；有佛国土，身名说法。
又云：
如来亦见诸世界中，一切微虫蚊蝇等众生之类，不说言语，共作自事，而得成功。
所以他那“触类是道，任心为修”的方法，是不靠语言文字来解说来传授的，只用许多奇特古怪的动作。例如：有一个和尚问他如何是西来意，他便打；问他为什么要打，他说：“我若不打汝，诸方笑我也。”又如法会问如何是西来意，他说：“低声，近前来！”于是就给他一个耳光。此外如扬眉、动睛以及竖拂、喝、踢，种种没有理性的举动都是他的教学方法。这种举动，也并不是叫对方知道是什么意思，连做的人也没有什么意义，就是这样给你一个谜中谜，叫你去渐修而顿悟，或顿悟而渐修。马祖以后，方法更多了，如把鼻、吐舌、大笑掀床、画图（圆相）、拍手、竖指、举拳、翘足、作卧势、敲柱、棒打、推倒等花样，都是“禅机”；此外来一两句似通非通的话，就是“话头”。总之，以不说法为说法，走上不用语言文字的道路，这就是他们的方法。
马祖是江西派，其方法在八世纪到九世纪初传遍了全国。本来禅学到了唐朝，已走了语言文字之途，楞伽宗也从事于繁琐的注疏；但是那顿悟派依然顿悟，不用语言文字，教人去想，以求彻悟。马祖以下又用了这些，打一下，咳一声，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种发疯，正是方法，但既无语言文字作根据，其末流就有些是假的有些是捏造的，而大部分是骗人的。
马祖不靠语言文字说法，他的方法是对的，是真的；但是后来那些模仿的，就有些要算作末流了。这里且讲一个故事：有一书生，衣服褴褛，走到禅寺，老和尚不理他。后来小和尚报告知府大老爷到了，老和尚便穿上袈裟，走出山门，恭敬迎接，招待殷勤。书生看了，一声不响，等到知府大老爷走了，书生说：“佛法一切平等，为什么你不睬我，而这样地招待他？”老和尚说：“我们禅家，招待是不招待，不招待是招待。”书生听了，就给他一个嘴巴。老和尚问他为什么打人？书生答道：“打便是不打，不打便是打。”所以末流模仿这种方式的表示，有一些是靠不住的。
在九世纪中年，出了两大和尚：南方的德山宣鉴（殁于 865，唐懿宗咸通六年）和北方的临济义玄（殁于 866，同上七年）。他们的语录，都是很好的白话文学。他们不但痛骂以前的禅宗，连经连佛一齐骂；什么释迦牟尼，什么菩提达摩，都是一些老骚胡；十二大部经也是一堆揩粪纸。德山自谓别无一法，只是教人做一个吃饭、睡觉、拉尿的平常人。义玄教人“莫受人惑！向里向外，逢着便杀：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始得解脱”。后来的禅门，总不大懂得这两大和尚第二次革命的禅机——“呵佛骂祖”禅。
平心而论，禅宗的方法，就是教人“自得之”，教人知道佛性本自具足，莫向外驰求，故不须用嘴来宣说甚么大道理。因此，这个闷葫芦最易作假，最易拿来欺骗人，因为是纯粹主观的，真假也无法证实。现存的五部《传灯录》，其中所载禅门机锋，百分之七十怕都是无知妄人所捏造的，后来越弄越没有意义了。不过，我们也不能一笔抹杀。当时的大和尚中，的确也有几个了不得的；他们的奇怪的方法，并非没有意义的。如我第一次所讲贼的故事，爸爸把儿子锁在柜子里，让他自己想法逃出；等他用模仿鼠叫之法逃回家了，爸爸说：你不怕没有饭吃了。这个故事，就可比喻禅学的方法，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就教育上说，很类似现代的设计教学法。看来很像发疯，但西谚云：“发疯就是方法。”（madness is method）（按：西文两词音近，中语四字也都是双声）禅宗经过四百年的黄金时代，若非真有方法，只可以骗人一时，也不能骗到四百年之久。
禅学的方法，可归纳为五种：
1.不说破：禅学既是教人知道佛性本自具足，莫向外驰求，意思就是说，人人都有佛性，己身便是佛，不必向外人问；要人知道无佛可作，无法可求，无涅槃菩提可证。这种意思，一经说破，便成了“口头禅”；本来真理是最简单的，故说破不值半文钱。所以禅宗大师从不肯轻易替学人去解说，只教学人自己去体会。有两句香艳诗，可以拿来说明这个方法，就是：“鸳鸯绣取从（随）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且讲他们三个故事来作例子。其一，沩山和尚的弟子洞山去看他，并求其说法。沩山说：“父母所生口，终不为子说。”其二，香严和尚请沩山解说“父母未生时”一句。沩山说：“我若说似（与）汝，汝以后骂我去。我说底是我底，终不干汝事。”香严辞去，行脚四方，一日芟除草木，偶尔抛一块瓦砾，碰竹作响，忽然省悟，即焚香沐浴，遥礼沩山，祝云：“和尚大慈，恩逾父母！当时若为我说破，何有今日之事？”其三，洞山和尚是云岩和尚的弟子，每逢云岩忌日，洞山必设斋礼拜。或问他于云岩得何指示？他说：“虽在彼处，不蒙指示。”又问：“和尚发迹南泉，为何却与云岩设斋？”他说：“我不重先师道德佛法，只重他不为我说破。”大家听了三个故事，便知“不说破”是禅学的第一个方法。因为早经说破，便成口头禅，并未了解，不再追求，哪能有自得之乐？
2.疑：其用意在使人自己去想，去体会。例如洞山和尚敬重云岩，如前所说，于是有人问洞山：“你肯先师也无？”意思是说你赞成云岩的话吗？洞山说：“半肯半不肯。”又问：“为何不全肯？”洞山说：“若全肯，即辜负先师也。”他这半信半不信，就是表示学者要会疑，因为怀疑才自己去思索——想若完全赞成，便不容怀疑，无疑即不想了。又：有僧问沩山和尚：“如何是道？”沩山说：“无心是道。”僧说：“某甲不会。”就是说我不懂。沩山就告诉他：不懂才好。你去认识不懂的，这才是你的佛，你的心。（按：沩山原答为：“会取不会底好。”僧云：“如何是不会底？”师云：“只汝是，不是别人……今时人但直下体取不会底，正是汝心，正是汝佛；若向外得一知半解，将为禅道，且没交涉，名运粪入，不名运粪出，污汝心田。”）所以“疑”就是禅宗的第二个方法。
3.禅机：普通以为禅机含有神秘性，其实，真正的禅机，不过给你一点暗示。因为不说破，又要叫人疑，叫人自己去想，所以道一以下诸禅师又想出种种奇怪方法来，如前面所举的打、笑、拍手、把鼻……又有所答非所问，驴唇不对马嘴的话头。这种方法，名曰“禅机”，往往含有深意，就是对于某种因缘，给一点暗示出来，让你慢慢地觉悟。试举几条为例。其一，李勃问智常：“一部《大藏经》说的是什么？”智常举拳头，问道：“还会么？”李答：“不会。”智常说：“这个措大，拳头也不识！”其二，有老宿见影透窗，问惟政大师：“是窗就日，是日就窗？”惟政道：“长老！您房里有客，回去吧！”其三，僧问总印：“如何是三宝（佛，法，僧）？”总印答：“禾，麦，豆。”僧说：“学人不会。”师说：“大众欣然奉持。”其四，仰山和尚问沩山：“什么是祖师西来意？”沩山指灯笼说：“大好灯笼呵！”其五，僧问巴陵鉴和尚：“祖师教义，是同是异？”鉴说：“鸡寒上树，鸭寒下水。”法演和尚论之曰：“巴陵只道得一半，老僧却不然，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其六，僧问云门和尚：“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谈？”云门答：“餬饼。”法演说：“破草鞋。”这些禅机，都是于有意无意之间，给人一点暗示。
前十余年，罗素（Bertrand Russell）来中国，北京有一般学生组织了一个“罗素学术研究会”，请罗素莅会指导。但罗素回来对我说：“今天很失望！”问何以故？他说：“一般青年问我许多问题，如‘George Elior是什么？’‘真理是什么？（What is truth？）’叫我如何回答？只好拿几句话作可能的应付。”我说：假如您听过我讲禅学，您便可以立刻赏他一个耳光，以作回答。罗素先生颇以为然。
4.行脚：学人不懂得，只好再问，问了还是不懂，有时挨一顿棒，有时挨一个嘴巴；过了一些时，老师父打发他下山去游方行脚，往别个丛林去碰碰机缘。所以行脚等于学校的旅行，也就等于学生的转学。穿一双草鞋，拿着一个钵遍走名山大川，好像师大学生，转到清华，再转到中央大学，直到大觉大悟而后已。汾阳一禅师活到七十多岁，行脚数十年，走遍了七十多个山头，据上堂云：“以前行脚，因一个缘因未明，饮食不安，睡卧不宁，火急决择，不为游山玩水，看州府奢华，片衣口食；只因圣心未通，所以驰驱行脚，决择深奥，传鸿敷扬，博问先知，亲近高德。”儒门的理学大师朱子也曾说过：“树上哪有天生的木勺？要学僧家行脚，交结四方贤士，观察山川形势，考测古今治乱之迹，经风霜雨露之苦，于学问必能得益。”行脚僧当然苦不堪言，一衣一履，一杖一钵，逢着僧寺就可进去住宿，替人家做点佛事，挣碗饭吃；要是找不着庙宇，只能向民家讨点饭吃，夜间就露宿在人家的屋檐下。从前有名的大和尚，大都经过这一番飘泊生涯。行脚僧饱尝风尘，识见日广，经验日深，忽然一天听见树上鸟叫，或闻瓶中花香，或听人念一句诗，或听老太婆说一句话，或看见苹果落地……他忽然大彻大悟了，“桶底脱了！”到这时候，他才相信：拳头原来不过是拳头，三宝原来真是禾麦豆！这就叫做“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5.悟从：“不说破”起，到“桶底脱了”，完全觉悟贯通。如圆悟和尚行脚未悟，一日见法演和尚与客谈天，法演念了两句艳体诗：“频呼小玉元无事，要为檀郎认此声。”全不相干，圆悟听了就忽然大悟了。又：有个五台山和尚行脚到庐山归宗寺，一夜巡堂，忽然大叫：“我大悟也！”次日，方丈问他见到什么道理。他说：“尼姑原来是女人做的！”又：沩山一天在法堂打坐，库头击木鱼，里面一个火头（烧火的和尚）掷去火柴，拊掌哈哈大笑。沩山唤他前来，问道：“你作么生？”火头说：“某甲不吃稀饭，肚子饥饿所以欢喜。”沩山点头说：“你明白了。”我前次所述的奥古斯丁，平日狂嫖阔赌，忽然听人一句话而顿改前非，也是和这些一样的悟。《孟子》上说：“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自得才是悟，悟就是自得。
以上所讲禅学的方法，彻头彻尾就是一个自得。
总结起来，这种禅学运动，是革命的，是反印度禅、打倒印度佛教的一种革命。自从把印度看成西天，介绍，崇拜，研究，选择，以致“得意忘象，得鱼忘筌”；最后，悟到释迦牟尼是妖怪，菩提达摩是骗子，十二部经也只能拿来做揩粪纸；解放，改造，创立了自家的禅宗。所以这四百年间禅学运动的历史是很光荣的。不过，这革命还是不彻底。刻苦行脚，走遍天下，弄来弄去，为着甚么？是为着要解决一个问题。甚么问题？就是“腊月二十五”，甚么叫做“腊月二十五”呢？这是说怕腊月三十日来到，生死关头，一时手忙脚乱，应付不及。这个生死大问题，只有智慧能够解决，只有智慧能够超度自己，脱离生死，所以火急求悟。求悟的目的也就不过是用智慧来解决一件生死大事，找寻归宿。这不还是印度宗教的色彩么？这不还是一个和尚么？所以说这种革命还是不彻底。从禅学过渡到宋代的理学，才更见有两大进步：一、以客观的格物替代了主观的“心理”，如程朱的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今日穷一理，明日穷一理，辨明事物的是非真伪，到后来，便可有豁然贯通的一旦。这是禅学方法转变到理学的进步。二、目标也转移了。德山和尚教人做一个吃饭、睡觉、拉尿的平常人；一般禅学家都是为着自己的“腊月二十五”，始终只做个和尚。理学则不然。宋仁宗时，范仲淹说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后理学家无不是从诚意、正心、修身做起，以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超度个人，不是最终的目的，要以个人为出发点，做到超度社会。这个目标的转变，其进步更伟大了。这两点是值得我们大书特书的。总之，宋明理学的昌明，正是禅学的改进，也可以说是中国古时代宗教的余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