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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一下，有个人对你说话，很详细地谈论香蕉，告诉你克罗格超市卖的香蕉比沃尔玛的贵多少；然后又说，在沃尔玛超市出售的香蕉有时香蕉皮上的褐色斑点更多一些，这些斑点可能是擦伤造成的，但你知道并不总是这样。他还说香蕉的钾含量非常高，但青豆和小青南瓜是钾更好的来源。然后这个人问你：“你觉得奇怪吗？在杂货店里，他们允许顾客结账之前剥去新鲜的玉米皮，却不允许他们剥掉香蕉皮（或葡萄柚皮）。你知道吗？猴子是从底部剥香蕉的，而人类却是从顶部剥香蕉的。”如果这个人恰好是你很喜欢的人，那么你就会点点头并尽量表现出感兴趣的样子。如果是其他什么人，你的眼睛就会变得呆滞，你脑袋里会有一个声音在尖叫：“你为什么要浪费我的时间？我为什么要关心这些？”
当我们说话或写作时，我们很容易假定听众会被我们所说的内容吸引。与那些年龄在8岁以下的孩子，或是那些无条件爱我们的人打交道，这种假设是完全合理的。否则，我们应该更明智地意识到我们的听众真的很忙，没有时间分享我们特有的热情。要真正与人沟通，我们就得说服他们停下手头的事情，倾听并参与进来。
当然，香蕉的例子虽然生动但琐碎得无关紧要。假设你正在写一篇关于东欧民主化或巴西土地改革的大学论文，或者正在做一件“严肃的”事，比如分析环境法规、军事预算、法院案件、医疗费用或消费者行为。无论问题是什么，你希望与之交流的每个人几乎都感到被信息的洪流所淹没甚至压垮。在办公室里的每一天，人们（包括大学里的辅导员）会处理几十封电子邮件，还要应付电话、备忘录、报告、会议以及与同事的谈话。尽管有些信息是你期望收到的，但很多却不是。这些沟通分散你的注意力，甚至毫无意义。而且，除了工作，2015年的每一天，平均每个美国人从电视、广播、手机、个人电脑等各个渠道接收了大约74千兆字节的数据，这相当于每一天有9张DVD的文字、声音和图像的数据量。对着我们轰炸的数据量大得简直令人震惊，而且还在不断增长。
为了防止我们的大脑因信息量过大而爆炸，我们已经开发出了一系列的应对策略。这些信息大部分都被简单地忽略。其他时候，我们快速浏览文件，或者仔细阅读前面几行，然后略过其他内容。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大多数人在阅读普通的网络文章时读一半就停了下来——而一半意味着只有几段话。
许多事情都在我们心里被归入“如果我稍后有时间……”之中，但那个时间却很少到来，因为我们还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去约会，到杂货店买东西，去洗衣服，去参加球赛。毫无疑问，如果想要传达出一个信息，并让它被别人关注到，胜算渺茫。
然而，许多学生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他们生活的这个奇怪世界里，多年间他们写的东西保证只有一个读者——他们的老师。毕竟，是老师首先发明作业这个东西的，而学校发工资给老师，就是让他们阅读和评判学生写的作业。学生们为他们的老师而写作。如果你打算在你的余生里都听命于一个人，这种心态也很好，但在别的地方行不通。理想情况下，学生们将较少地把研究和写作看成一种权力的行使（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无力感的行使），而更多地看作一种说服别人的机会。
专业学者已经意识到抓住读者的注意力是很困难的一件事。他们明白激励自己的读者十分重要，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通常会早早地在他们的文章、一些章节或书中回答“谁会关心∕那么怎样”这一问题。在他们描述发生了什么并解释原因之前，社会学家必须先激发人们对他们工作的兴趣。否则，人们就会停止阅读，去做更好玩儿的事情。最后在结论部分，这些作者通常强调他们的研究发现的重大意义。一般来说，“谁会关心”这个问题（the Who Cares question）的答案会出现在一个研究项目的开头和结尾，而回答“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这两个问题的部分总是在中间位置。
作为认真的读者，学生们需要弄清楚作者表达“谁会关心”这个问题的结构。学者们会运用各种各样的技巧来确立研究的重大意义，我将在这一章中讨论其中的几个技巧。选择哪种技巧，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目标受众——从一小群学术专家到普通大众。了解这些策略也会帮助学生们进行他们自己的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将帮助他们实现关键性跃升——从发现一个让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到确定一个具体且能引起更多人兴趣的研究问题。
我的哥哥是一名中学英语教师，几年前他给我介绍了一本很棒的关于写作的书，叫作《他们说，我说：学术写作的重要步骤》（第二版）（
They Say, I Say：The Moves That Matter in AcademicWriting，2nd ed.
）
。在这本书中，作者所表达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所有作家，不管他们所写的主题是什么，都是进行跨越时间的更广泛对话的一部分。写作既是一项孤独的个人活动，也是一项集体的事业。除了私人日记，我们写作的目的就是与他人交流。
对于许多学者来说，这些对话主要是与其他专业学者进行的。学术期刊上的文章或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籍，尤其证实了专业写作的这一特点。没有人指望普通人会去阅读最新一期的《美国政治科学评论》（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或《国际组织》（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牛津大学出版社和堪萨斯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部分图书也永远不会被放到我们当地书店的书架上。然而，专家学者们知道，通过这一类型的期刊和书籍，他们可以参与、进入、加入一个令人满意的好的对话。实际情况是，许多学者也意识到，如果他们想要在自己的专业中获得终身教职和职位晋升（也许是荣誉和尊重），那么参与这类对话并贡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十分必要。
这些学术性对话可能不是连续的，肆意发挥，漫无条理。参与对话的人可能永远不会面对面沟通。参与者常常想要把话题转移到新的方向。这些对话可能会断断续续地持续数年甚至数十年。因此，学者们必须清楚地表明他们想要加入哪个对话，这很重要。通常情况是，在他们的论文或著作中，学者们会早早地、快速地表明他们加入的是哪一个对话，因为他们很清楚没有读者愿意花太多时间去重新了解旧的观点。论文或著作的这个部分被称为“
文献综述
”（literature review）。不要将这个英文短语理解为“文学评论”，它与阅读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或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文学作品没有任何关系，指的是加入一个学术对话并贡献出自己的观点。在文献综述中，学者们总结政治世界中已经了解的事件或模式。大多数的综述会同时指出我们不了解的事情，进而表明新的研究将如何增进我们对这个事件或模式的集体理解。再借用我们前面所举的房子的比喻，文献综述就是学术大厦矗立其上的地基。
学者们设计文献综述的方式，告诉了我们其著述所针对的目标受众（谁），以及其研究的潜在意义（关心）。读者应该认真关注哪些文献被援引。例如，如果一个人要分析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他可以从了解已经发表的关于当年总统竞选活动的研究开始。在挖掘文章和书籍的材料后，他也许会发现一群分析师相信贝拉克·奥巴马获胜的原因是新选民工作做得更好，同时发现另一群分析师认为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之所以输掉竞选是因为他错误地选择了萨拉·佩林（Sarah Palin）作为竞选搭档。更广泛的文献综述可以包括2008年之前的各种选举，重点关注经济状况在选举中的作用。这些选举可以是总统选举、国会选举，或者两者都有。也许2008年的总统选举需要在一种更大的模式下加以审视，这种模式就是：当经济衰退时，执政党在选举中就表现不佳。
原则上说，分析2008年总统选举，没有理由必须严格从美国政治的角度出发，也许这次美国大选涉及的更为宏大的研究问题是：边缘群体的成员如何克服历史障碍赢得全国大选。毕竟，奥巴马是赢得美国总统大选的首位非裔美国人。从这个角度来讲，已有的对女性首相/总理（例如以色列、英国、印度、莫桑比克等国的女首相/总理）的研究可能都有参考价值。如此，这项研究现在的目标受众就将包括比较政治学的学者，而不仅仅是美国政治的学者。毫无疑问，可以运用很多方法来推进关于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的学术对话，同一个案例有不同的文献讨论。然而，很难想象单用一本书或一篇文章囊括所有这些文献，有一定程度的分析重点很重要，而且通常也是人们期望的。
除非我们对某一个主题的集体认识相当有限，否则学者们不可能引用每一项前人的研究，更不用说在他们的文献综述中加以概述。学者们需要归纳，需要浓缩，在把一部分研究纳入讨论的同时需要放弃另一些研究。因此，大多数的文献综述都是围绕着思想流派而不是单个的作者或研究来组织的。文献综述两种最常见的设计是“传统（普遍）的意见”（the Conventional Wisdom）和“当下的争论”（the Ongoing Debate）的变种。
在某些问题上，大多数政治学家对发生了什么或为什么发生都意见一致。例如，在研究国际关系的专家中，传统的普遍意见认为，民主国家很少会彼此开战，因此产生了“民主和平论”这种理论。尽管民主国家确实会与非民主国家开战（想想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且民主国家经常暗中监视其他民主国家，但民主国家之间的全面战争是罕见的。
在比较政治学中，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相比基于单一席位选区的选举制度，基于比例代表制的选举制度赋予了第三方在政府中更多的发言权。这两种概括都描述了政治中的重要模式。对其中任何一种文献的回顾都能引用多个已发表的研究成果和历史事例。
描述政治中发生了什么的普遍意见可能比解释为什么发生的普遍意见更为常见，但后者也确实存在。为什么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下降了？大多数研究美国政治的专家对其原因持有一些共同的观点。根据美国国家选举研究（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 ANES）这一组织的资料，1964年有四分之三的美国人觉得他们可以在大多数时候或几乎所有时候信任联邦政府；到1980年，这一数字降到了四分之一。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普遍的观点认为，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削弱了人们对政府的信任。第二个例子是，专家们普遍认为，在决定人们在美国全国性大选中如何投票时，政党认同的作用比特定的议题（例如堕胎）或候选人的特征（例如才智、诚实）起的作用更大。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知道奥巴马是民主党人、麦凯恩是共和党人，在决定2008年投票给谁这个问题上是重要的信息。
不过，在大多数问题上，政治学家们的意见很不一致。有些时候，这些“当下的争论”将学者们分为两个阵营，两个阵营不一定一样大，但都大到足以支撑起一个有意义的争论。任何涉及某事件的影响力的问题，比如联合国维和任务、学校改革、国家立法机构中的性别配额、对“流氓”国家的经济制裁等事件的影响力，都会让那些声称这些做法有效的人与那些认为这些做法无效的人激烈对抗。为了确定其影响力，我们必须搞清楚发生了什么。在政治科学中，围绕“为什么”这个问题而发生的理论上的争论很常见。一份关于不平等问题的文献综述可能会有两个阵营——认为经济是主要根源的，以及认为政治是主要根源的。同样，对国际移民的研究可能会让那些强调主要原因是“推力”因素的人与那些强调主要原因是“拉力”因素的人对抗。在这些例子中，文献综述将总结双方的基本逻辑，以及支持各方的关键证据。
这种争论可能会很容易地扩大到两方以上。针对某个机构或项目的有效性产生争论的人，归结起来包括三种：相信它有效的人、认为它偶尔有效的人、认为它很少有效的人。对于不平等的原因的争论，会有三种论点：经济原因论点、政治原因论点、文化原因论点。国际关系的导论教材常常将重大的理论争论表述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这三者之间的竞争。但是，争论的参与者绝不仅仅以三方为上限。多年来，学者们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美国这个福利国家在许多方面似乎一直落后于欧洲国家：四分五裂的福利机构、个人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和有限政府、没有强大的左翼政治党派和工会、商业利益的力量，以及种族分裂的历史重要性，等等。
于是，文献综述的一个作用就是表明作者希望加入对话的哪一方。作者会说，实际上“我是专门针对那些赞同观点X的政治学者来发表我的意见”，或者“我将就这两组学者对问题Y的争论发表意见”。
但这还不够。作者还必须贡献新的观点来支持普遍意见或者当前争论。这个步骤非常关键。一个专业的文献综述绝不会仅仅简单地表明作者已经阅读过此领域的经典研究成果，绝不会仅仅是提供那些研究的精确总结。一个有说服力的文献综述会帮助读者认识到在政治世界的某些部分的集体知识里存在着潜在的空白和误解。这让读者觉得到他们想知道更多（谁+关心）。论文、文章、一些章节或著作的其他部分是在填上那些空白或纠正那些误解。
用更正规的术语来说，一个好的文献综述会提出作者拟加以全面探究的一个或多个假设。
假设
（hypothesis）是有根据的推测，在政治学中，是关于政治世界的某个特征的假设，比如2008年的美国大选，或者民主和平论的普遍模式。之所以说假设是有根据的，是因为它来自先前的研究或经验；之所以说它是“推测”，是因为它会依据证据被证明为真或假。例如，鉴于学者们对20世纪美国大选已有的了解，我们推测经济因素在2008年的总统选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我们更彻底地研究这个案例之前，我们不能确定这一点。
要对一场对话有所贡献，参与对话的人有几种选择，政治学者也是如此。广义地说，研究的目的是要扩展、改进或质疑我们已有的关于政治世界的知识。
当然，这三个方面只是一个简单的选项列表，而且并不相互排斥，但它们是展开研究的初始框架。例如，假设你在2000年的时候做关于资源诅咒这个话题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在阅读了大量的研究文献之后，你可能会注意到一种普遍观点：那些严重依赖石油获取财政收入的国家经常出现经济增长乏力的难题；它们往往也不是强大的、健康的民主国家；丰富的石油结果变成了一种诅咒。到目前为止，这是一个描述性的假设，它表明了一种关系而没有解释石油怎样或为什么阻碍国家发展。
作为一名研究人员，你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促进我们对这种模式的集体理解。当你阅读相关文献时，你可能想知道这个普遍观点能适用到什么程度。石油并不是唯一重要的自然资源。一些国家严重依赖珍贵的矿产或天然气。这个诅咒是否超越石油，扩展到了其他资源？好问题！这样的探究可能有助于人们对许多矿产丰富的国家进行统计学分析，这将是对文献的真正补充。
或者，你可能会注意到，资源诅咒假设的支持者们都倾向于引用同样的例子——利比亚、尼日利亚、沙特阿拉伯。在总结了关于这些国家的重要发现之后，你可能会问：“这种模式是否适用于其他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和委内瑞拉？”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详细的案例研究也许是恰当的。
或者，对这一主题的一篇综述可能表明，大多数证据来自最近50年。资源诅咒甚至能回溯到更久远的过去吗？不论是跨越空间还是跨越时间，任何一种扩展，都可以检验资源诅咒假设。然而，如果没有仔细阅读过去的研究，任何一种扩展都是不可能的。
设计文献综述来扩展论据会为获得受众提供几个方面的优势。首先，它通常不具威胁性。扩展不会引起在这一领域已经发表过论文的任何人的反感，这可能很重要，因为大多数学术著作必须经过同行评审才能出版（当然，同行评审专家应该心胸宽广到足够接受对他们作品的批评，但是在各行各业都有心胸狭窄的人，学术界也不例外）。即使这种扩展的结果证明你的研究偏离了传统观点——比如，以加拿大为案例的研究很可能不会阐明资源诅咒——学者也能够确定这个传统观点的外部边界而不是排斥它。其次，为可能的扩展而设计文献综述将会吸引那些想要对政治学问题做出尽可能广泛的归纳的学者。
另一方面，如果提出的扩展不太重要，可能就不会引起大的关注。继续以资源诅咒为例。如果文献综述指出对资源诅咒的既往研究把关注点主要放在石油上而忽视了钴，那么，我有一种预感，极少有读者渴望更多地了解这种矿物（称之为我的钴兴趣假说）。此外，仅仅扩展一下论证，可能不会像正面驳斥一个著名的描述或解释那样吸引众多的读者。有些人真的很喜欢观看高水平的争斗。在更深的层面上，某些读者可能会认为推进知识进步的最快方法是对传统观念进行攻击，而不是扩展。
一篇旨在改进传统观点或当前争论的文献综述看起来会略有不同。在扩展中，文献中的基本论据是清晰的，我们只是还不知道对于多少个案例或者在什么样的时间跨度内这个论据站得住脚。因此，当论据模糊或不完整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对它进行改进。让我们再次讨论一下对政府的信任问题。传统观点认为，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大幅下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越战和水门丑闻。几乎所有这些研究的关键证据都来自民意测验。然而，在回顾了过去的研究之后，你注意到学者们把对国会等机构的信任调查问题，与对理查德·尼克松这样的个人政治家的质疑结合起来了。从概念上讲，两者有着显著的区别。事实上，你知道美国人通常更在意的是他们自己在国会的代表，而不是整个国会。因此，你的综述可能会证明，如果要改进对政府信任这个问题的理解，需要分别分析政府机构与具体的政府官员。结果，你可能会提出，“政府信任”这个变量在文献中的测量过于粗糙了，我们需要更仔细地观察发生了什么。
因果假设往往需要改进
，可能缺少连接因与果的步骤（例如，中介变量）。即使一个因果途径已经确立，也可能存在第二种包含某些相同变量的途径。让我们回到政府信任的例子。我们可能在回顾文献之后，仍然找不到一个明确的解释来说明越战究竟如何削弱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是因为媒体不断地向公众提供关于战争的负面报道？是媒体的负面报道与战争进展顺利的官方声明的某种结合？是因为太多美国人死在越南或者太多美国人与伤亡人员关系密切？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其他的关联。因此，文献回顾可以指出因果故事中一个或更多的空白，为填补这些空白的新的实证研究铺平道路。
另一种改进因果假设的常用方法是增加自变量。现有的论证与其说是错误的，不如说是不完整的，可能有更多的原因。对政府信任的文献回顾可能会很快地总结之前有关水门事件和越战的研究，然后提出经济因素——比如失业和通货膨胀——可能也很重要。我们为什么会这样想呢？好吧，也许这些因素已经被证明在其他国家会影响到对政府的信任，或者已经被证明影响了美国选举中的投票行为。（提示：值得广泛阅读，并利用相关文献的见解。）不论哪种，我们都可以从这类其他的文献中做出一个有根据的推测：在美国，经济因素也可能影响人们对政府的信任。那么这项研究的其余部分，就可以探究经济因素是否、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如何影响了人们对政府的信任。这种修正在政治学家中很常见，因为他们希望自己的解释尽可能完整，即使这样做会让他们的解释变得有点混乱和复杂。那些喜欢简约性解释的人将不那么愿意选择这条路。
或者，学者们可以试试修改当前争论，说：“嘿！你们两个都是对的。”这类文献综述将总结已得到确认的原因：为什么A可能会导致X，以及为什么B可能会导致X，然后论证说这两种情况都可能是真的。我们需要将A和B这两个不同的原因加入我们对X的解释中。一篇聚焦2008年总统大选的评论可能会指出：奥巴马对投票活动的动员和麦凯恩对竞选搭档的糟糕选择都是决定性的因素。论证的剩余部分必须提供具体的证据来支持或反驳这个假设。有关这种方法的另一个扭转是提出A和B的相互作用（A×B，而不是A+B）可能很重要。比德尔（Biddle）、弗里德曼（Friedman）、夏皮罗（Shapiro）回顾之前关于伊拉克暴力程度的解释时就是这样做的。然而一些学者认为2007年之后暴力行为的急剧减少主要是由于美国军队的激增，另一些人则声称这是反抗基地组织的当地逊尼派部落所引起的。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解释，一种源于外部力量，另一种源于国内政治。它们对于外交政策有着非常不同的含义。然而这几位作者他们早前发表的文章中指出，这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是症结所在。
高风险、高回报的策略是进入一场学术对话并公开挑战一个或多个关键参与者的观点。忘记扩展或改进我们所知道的东西吧！我们应该驳斥或者至少应该认真地质疑其他学者声称真实的东西。
以宝琳·琼斯·卢昂（Pauline Jones Luong）和埃里卡·维因塔尔（Erika Weinthal）的重要著作——《石油不是诅咒》（
Oil Is Not a Curse
）为例。该书第一章包含了他们的文献综述，从一开始（确实是从第1页开始）他们就引用了之前的学者们所说的资源诅咒是一个规律或事实的观点。尽管如此，同样是这些学者，他们对石油带来这种负面影响的原因意见不一。因此，读者很快就被引向一种关于发生了什么的传统观点和一个关于为什么发生的当下争论。然后卢昂和维因塔尔提出（不是证明，而是提出）研究的整个方向被误导了。就其本身而言，石油可能不是一种诅咒，真正的问题可能在于是谁拥有这些石油。这个问题在其他学者看来并不明显，因为他们的案例几乎全部来自政府拥有或控制石油的国家，因此学者们应该把那些石油私有与公有的国家进行对照比较。卢昂和维因塔尔的书就将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与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作了对照比较。该书第二章到第九章提供了这些国家详细的证据，始终关注所有权和控制权所起的作用。这些章节检验了第一章提出的假设。从这本书的书名你也可以看出，作者得出的结论就是：资源诅咒被夸大了。
挑战别人的观点并非一定要如此全面。有时候学者会加入一个当前辩论，以找出哪一方更接近真相。写这类文献综述可能会很棘手。因为有些争论一直进行了好多年，而论据都已众所周知，加上一句简单的“是啊，就像他说的一样”来代表一方的观点，人们不会觉得有什么作用。相反，学者们可能会用这个文献综述来提供一个新的理由，阐明为什么解释A比解释B更好，或者是确定一组我们可以比较A和B的有效性的新案例。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早在他对意大利的著名研究中，在讨论为什么有些国家的政府表现比其他国家好这一问题时，就把经济学和文化作为两种主要的解释（这是比较政治学中一个长久的争论）。然后他建议用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的地方政府作为例子检验这两种解释。
有些挑战不仅增强了辩论的一方的力量，还避免了由于拒绝所有其他方所带来的不足。我们拿已经发表的研究——欧洲人对移民的态度做例子。约翰·塞兹（John Sides）和杰克·西特林（Jack Citrin）在他们的文献综述中把利益和身份作为对这种态度的两个主要解释。如果人们感到他们的工作或工资收入受到威胁，或者他们的民族特性感受到攻击，他们就可能会对移民表达负面的观点。第一个解释着重物质原因，第二个更具象征意义。然后作者们引进了第三个可能的解释——信息——他们说这一点被其他学者忽略了。信息的作用可以使任何一个通行的解释得到加强。如果人们对移民缺乏准确的信息，那么他们更有可能感到他们的经济利益或文化受到威胁。这是作者有根据的猜测，不是对事实的陈述。文章的大部分使用了来自欧洲社会调查的证据来检验信息和利益的作用，以及信息和身份的作用。
简言之，对于“谁关心”这个问题（the Who Cares question），并不存在某个正确的探究方法。除了有必要从一开始就处理这个问题，研究者们还有多种选择。他们的目标读者可能相当狭窄也可能相当广泛，比如，对意大利政治研究专家说话或对许多比较政治学家（帕特南的例子）说话，同“二战”专家交流或与对民主和平有一般性兴趣的人交流，目标读者的广度存在不同。我们当然也可以发现某个中间地带，比如，帕特南把他的书的目标读者定位在欧洲政治专家。
同样，在如何总结先前的研究并尝试表述新的观点方面，学者们也有多种选择。在分析了过去的研究之后，我们也许就会注意到一个传统的观点或一个当下的争论，或者同时注意到两者。资源诅咒文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前面提到过，关于福利国家的文献是一个多方面观点的争论，要同时处理所有那些解释，可能会很难控制或混乱不堪。我们可以在一个具体的研究项目中只处理其中的两种或三种解释，或者我们可以用有趣的方式把解释结合起来（比如：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变革理论）。学术争论可以用多种方式表现，这意味着文献综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展示真正的洞察力和创造力的机会。
如果我们对一个论点的可靠性比较满意，我们可以试着把该论点向新的方向延展，看它是否适用于更多的案例（如，更多的国家、选举、机构等），或者延展到不同的时间段。经过延展之后，这个论点是否仍然站得住脚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对它的适用范围有了更好的了解。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对以前的学问持有严重的怀疑，那么我们可以试着修正或挑战它。最重要的，也是最核心的，就是想办法推动对话向前进，哪怕只是向前一点点。
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加入由政治学家主导的对话的几种方式。但是，有时候我们也想要与其他学科领域的学者交流。从历史上看，政治学家们与诸多领域的专家有过交流：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法律，最近还有生物学。加入与不同学科领域专家的对话的基本选择依然没变。做政治学与心理学交叉研究的人，比如在南非进行种族态度研究的人，极有可能利用南非政治、非洲政治、种族分裂的社会、过渡司法（transitional justice）、种族偏见、一般性偏见、威胁认知理论（threat perception），以及其他方面的文献。因为试图同时与所有这些读者对话是非常愚勇的，所以研究者不得不在他们之间慎重选择。一旦做出选择，下一步就是弄清楚那个方面的学者之间共识与分歧的程度和范围，以及如何最好地提升我们的共同理解。
从政治科学的立场所做的研究与跨学科性质的研究的主要区别，也许在于后者的发表途径。许多期刊希望促进政治科学家与其他学科的对话，比如《政治心理学》（ Political Psychology ）、《法律、经济与组织杂志》（ the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以及《政策史杂志》（ Journal of Policy History ）。一些图书出版商也是如此，例如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系列。
偶尔有政治学家试图加入超出学术界的对话中。他们相信他们的研究可以引起政策制定者和普通大众的兴趣。一些政治学家甚至感觉自己有在象牙塔外冒险的真正责任（我也有这种感觉）。为《外交事务》（ Foreign Affairs ）、《民主：观点杂志》（ Democracy：A Journal of Ideas ）、《大西洋月刊》（ Atlantic ）和《波士顿评论》（ Boston Review ）这样的期刊撰稿，就属此类，政治学博客网站《猴子笼》（Monkey Cage）这类虚拟出版物也可算是。
尽管这些出版物与《政治科学评论》（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的一般读者可能是两类人，加入这些对话的过程却非常相似。作者通常从指出一个传统的观点或者一个当下的争论开始。他们不会像在学术文章或著作中那样以细致的形式引用先前的研究——面向更为广泛的读者的出版物也不欢迎使用脚注、尾注或正式的参考文献——但他们确实会表明他们将赞成谁或反对谁。
最近一期的《外交事务》（
Foreign Affairs
）杂志发表了政治学家亨利·法雷尔（Henry Farrell）和玛莎·芬尼莫尔（Martha Finnemore）的文章《伪善的终结》（“The End of Hypocrisy”）。在文章的开头，两位作者指出：美国政府官员普遍认为机密文件的泄露对这个国家构成了巨大的威胁。然后法雷尔和芬尼莫尔暗示说，政策制定者误解了真正的危险，“像布拉德利·曼宁（Bradley Manning）和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这样的泄密者所构成的威胁，比直接攻击美国国家安全要隐蔽得多；他们削弱了华盛顿虚伪行事、逃脱责任的能力”
。这个假设应该会让一些人感到惊讶，难以认同。为了支持他们的核心主张，作者们很快讨论了“软实力”这个概念。该概念由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几年前提出，在国际关系学者中尽人皆知。然而，法雷尔和芬尼莫尔在文章的任何地方都没有提供具体参考文献——记载了对于泄密的广泛但错误的担忧的演讲、国会证词，或者报告。他们也没有提及约瑟夫·奈，或引用他的任何著作。增加这种学术上的支撑根本不是《外交事务》的做法。尽管如此，作者从一开始就清楚地表明他们参加的是哪个对话，以及他们希望给那个对话增添些什么内容。
好的学术研究一定会提高我们对世界的集体认知，政治学家认为这是一个有价值的目标。然而仅此也许还不足以吸引人们的关注。如上面提到的关于钴和资源诅咒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扩展如果无关痛痒，就不会引起大家的兴趣。即便是对某个传统观点最为大胆的抨击，也可能遭到同样的冷遇，比如19世纪肯塔基州政治活动中副州长的作用，或者新西兰牧羊人的游说的影响力。确实，我们并不完全理解这个政治世界的诸多特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特点都同样值得研究。作者需要搞清楚是什么使得一个政治问题变得如此重要，让人们愿意花费宝贵的时间和注意力来更清楚地了解它。
要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学者们可行的方法之一是论证他们的那个研究项目将阐明政治中的一个根本问题。诀窍在于，以最谦卑的方式暗示他们的研究是一项重大的知识突破。在本书的引言中，我提到过丹尼尔·波斯纳（Daniel Posner）写的一篇文章，文章介绍了生活在赞比亚和马拉维这两个国家的两个非洲部落：契瓦人和图姆布卡人。在我这个美国政治专家看来，这个主题听起来完全无足轻重，与研究肯塔基州19世纪的副州长没多大区别。但这篇文章难得地发表在我的研究领域的权威期刊《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而该期刊的文章录用率不到10%！（有人羡慕地问，）这位作者是如何成功地做到这一点的？从文章的开头，在文章标题之下的摘要部分，就能看到一个明显的原因——开头第一句话：“本文探讨了文化差异变成突出政治因素的条件。”这是一个真正意义重大的话题。在这篇文章的第二段中，波斯纳列举了世界上的几个地方——从纽约市、北爱尔兰再到卢旺达、斯里兰卡和苏丹，这些地方文化差异在政治上具有或者不具有重要性。一个人只要读了文章的第一段，就会得到一个清晰的信息：这项研究的潜在意义远远超出了这两个非洲国家。
在某种意义上，这个“要么做大要么出局”的策略是橄榄球教练和总统竞选者最喜欢援引的。确实，这样的研究往往会在最具声望的地方发表，并能赢得重要的专业奖项。然而，“做大”往往意味着从现有证据到更大的利益格局的巨大飞跃，而这种飞跃会让作者出现漏洞，易受攻击。我们真的相信波斯纳所提出的观点，认为在马拉维和赞比亚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纽约市和北爱尔兰的政治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 Making Democracy Work：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我所见过的最受赞誉的政治学著作之一）的第一页，作者罗伯特·帕特南说，糟糕的政府表现这个问题“从莫斯科到东圣路易斯，从墨西哥城到开罗”都有——这是一个覆盖面相当广泛的观点。我们真的相信意大利地方政府所发生的任何事情都能教给我们有关埃及和苏联的制度建设的知识吗？更笼统地说，什么能够阻止政治学家作出疯狂的论断来吸引更多人的眼球？坦白地说，这正是同行评审的作用所在——剔除那些承诺远远超出实际效果的潜在书籍和文章。尽管如此，即使是成功通过同行评审的研究，在其具有的更广泛的意义方面也可能有所夸大。在读了第五章深度讲解的案例选择过程之后，你可能会觉得自己更有能力判断某项研究是否真有更广泛的意义。与此同时，这将帮助我们看清楚作者是在如何吸引读者，并拒绝按照表面意思接受他的那些观点。
还有一种常见的策略，就是把这个研究描述成解决（或许是部分解决）影响许多人的某个实际问题的方案。这个问题可能巨大而又紧迫，比如一次严重的经济衰退造成的艰难困苦。这个问题也可能规模不大，但在不断扩大，比如人口老龄化问题。这种方法就像电视剧《法律与秩序》中的做法——标榜剧中的案件“来自头条新闻”来吸引观众。作者就好像在对读者说：“我知道是什么在困扰你，我认为我的研究有助于解决你的问题。”
那些在面向更广泛读者的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政治学者们经常采用这一策略。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这些期刊的存在主要就是为了诊断和解决公共问题。亚当·谢格特（Adam Sheingate）最近给《民主：观点杂志》写了一篇食品安全的文章，他以一个小故事开头：科罗拉多一位三个孩子的母亲因李斯特菌中毒而昏迷。在文章的第三段，他告诉读者每年有4800万美国人经受某种食物引起的疾病的折磨，由此很容易计算出我们或我们认识的人中会有多少人成为食品安全问题的受害者。像这样的数字和故事定会抓住我们的注意力。这个数字和故事甚至可能让我们想要深入了解政府的两个管理机构——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美国农业部，而这正是谢格特文章其余部分的核心内容。
当主要读者是政策制定者而不是一般大众时，作者可以通过帮助他们解决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来满足他们的自身利益诉求。在《伪善的终结》一文中，法雷尔和芬尼莫尔加入了一个激烈、充满争论的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辩论。他们的读者包括来自美国政府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法律行业，以及智库和大众媒体的国家安全专家，这些人都试图弄清楚：最近的安全泄密造成了多大的损害；如果要惩罚的话，应给责任方什么样的惩罚；可以做些什么来防范未来的泄密。法雷尔和芬尼莫尔希望将这场辩论引向一个他们认为对问题的描述更准确，从而得到更有效解决方案的新方向。
许多政治学家在他们学术性更强的作品中使用了同样的策略。在帕特南看来，墨西哥城、莫斯科以及开罗等地方都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包括缺少干净的空气和安全的街道。政府的表现对老百姓的生活有很明显的影响。如果学者们能弄明白为什么有的政府做得比别的政府好，那么我们或许能够提升数百万人的生活水平。因此，在书的前几页，帕特南呼吁广大专业学者、政策制定者以及民众更多地了解意大利的地方政府。同样地，当比德尔、弗里德曼和夏皮罗撰写有关增兵伊拉克的文章时，他们是在探讨一个许多国家的军事专家，以及专门从事安全研究的学者们所关心的问题。亚历山大·李（Alexander Lee）分析了20世纪早期英属印度孟加拉省的700多名政治激进分子的背景，这似乎是一个冷门的主题。然而，他的文章以一个当前的争论开篇，争论的一方是政策制定者，另一方是学者，主题是打击恐怖主义源头的最佳方式。有的人认为贫穷是根本的原因，李提到其中包括乔治·W.布什（George W.Bush）和阿尔·戈尔（Al Gore）。另外一些分析家质疑这一观点，他们指出许多恐怖分子在他们的国家是相当富有的。因此，我们有了一个有关恐怖主义的激烈争论，恐怖主义是一个影响着全世界人的问题，是有关毁灭和死亡的问题。在这一语境中，李使用了来自印度的证据，帮助我们弄明白为什么有些人会成为恐怖分子，而有些人却不会。由于恐怖主义是一个如此重要的问题，很多读者可能会发现，深入了解一下100年前的印度政治是有价值的。
最后，作者们还常常通过诉诸广泛持有的价值观来处理“谁关心”这个问题（the Who Cares question）。这种策略似乎不恰当，因为我已在本书的前言中声明，“谁关心”这个问题聚焦于实证而非规范性的问题。明确的劳动分工似乎是说实证性的工作是由政治学家完成的，而规范性的工作是由政治理论家或政治鼓动家完成的。然而，在实践中，这条分界线是模糊的。从事实证工作的政治学家通常会使用规范性观点来证明他们的工作为什么很重要。有些人说墨西哥应该至少有两个独立存在的政党，然后给出了理由——他们这是在对墨西哥政治应该如何运转进行规范性论证。这种类型的论证很适合用于报纸评论文章或者施政说明。另一方面，有的人声称存在竞争性政党应该被看作民主政府的标志（规范性），然后解释墨西哥如何设法在一党统治下成功运转了几十年（实证性），他这是要进行政治学家们熟悉的那种研究：规范性观点会在开头被早早且快速地提出来，然后著作或文章的大部分篇幅都用来回答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发生这种实证性问题。
这里传达出的基本信息就是：“如果你关心（插入重视的那种价值观），那么你应该对我的研究感兴趣。”能罗列出来的珍贵的价值观有很多，比如多数原则、少数权利、言论自由、机会平等、安全、负责、法治、效率、同情等。而作者为了激发读者对他的研究的兴趣，会以聚焦主题和清晰传达的名义，在著述中运用一个或两个价值观；抛出一大堆的价值观，并希望它们其中会有一个能使读者产生一点共鸣，这种做法的结果会让人很失望。这些价值观通常会在研究项目的引言和结论部分中提到。在结论中总结了主要的实证发现之后，作者会揭示出那些激发了这项研究的价值观的重要意义。在墨西哥党派政治的案例中，我们也许能够了解到建立一个健康的、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所面临的障碍。民主是一个带有个人情感的概念。让我们再回到民主和平论的例子，作者可以通过将和平与人类苦难或国际稳定联系起来，开始并完成一个实证项目。人们往往对诸如此类的价值观充满热情，而学者们都是聪明人，他们完全能够想出吸引读者关注和思考的方法。
政治学家经常运用这类价值观。在这一章的前面部分所讲的例子中，大多数作者提到了他们的研究的至少一个规范性方面，有些人在文章或著作的前面就提出来。加里·奥尔恩（Gary Orren）在撰写一篇关于政府信任度下降的文章时，一开始就指出：“今天的不满既不是暂时的，也不是微弱的……它对国家治理有着深远的（和消极的）影响……公众的不满也会损害民主。”
有的学者在研究接近尾声时引入价值观念，探究自己的发现所具有的更广泛的意义。塞兹和西特林就用了对容忍和包容的不同观点来总结他们关于移民态度的分析。
的确，重新定义国家意识以适应文化差异在欧洲似乎意义重大，部分原因是很多欧洲移民是穆斯林，有着与当前欧洲主流截然不同的家庭生活文化传统。人们不禁怀疑，在知识分子之外，罗尔斯式自由主义和世界大同思想的抽象价值观，是否强烈到足以将各类移民融入仍然扎根于日益削弱但尚未退化的民族国家的政治和福利制度之中。在普通民众中，可能需要有更深厚的文化底蕴，才能维持社会团结，欢迎新来者进入民主福利国家。
没有什么能妨碍学者们用规范性问题开始和结束他们的实证分析。
请记住，这些“提高赌注”和抓住读者注意力的不同方法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在一个研究项目里，政治学家们可以运用不止一种方法，他们确实也是这么做的。有时他们什么方法都不用，但这种研究基本上只以其他政治学者为读者对象。
仅以篇幅来衡量的话，政治学领域发表的研究的绝大部分篇幅都用来回答“发生了什么”（What Happened）和“为什么发生”（Why）这两个问题。然而，如果没有很好地回答“谁关心”这个问题（the Who Cares question），那些信息就很难有吸引力。我希望本章能帮助读者在阅读学术书籍和文章时，识别出它们回答“谁关心”这个问题的不同方法。这是你成为政治学领域水平高超的“房屋检查员”所需要的培训的一部分。在进行你自己的研究、建立你自己的论点时，这也应该是有用的。
在如何以吸引政策制定者和普通民众的方式构建研究问题方面，本科生通常有很好的想法。他们对当前事件一直十分了解。的确，他们研究性论文的最初灵感可能来自最近的新闻事件或评论文章。对于平等和自由这样的价值观，他们有一种直觉上的、有时候甚至是成熟的理解。把他们的具体研究课题与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更大问题联系起来，并不是非常困难。假设一个学生想要调查持续很久的斯里兰卡内战，但不幸的是，大多数人并不关心也很少想到这个国家。然而，如果普通读者知道成千上万的人被杀，或者觉得更好地了解斯里兰卡可能有助于世界各国领导人更好地应对叙利亚或苏丹当前的冲突，那么他们可能会饶有兴趣地阅读。找到这些说明性的“钩子”需要做些思考，但并不需要很多思考。
加入一个学术对话则不同。对于经验丰富的专家学者来讲，这不是什么难事。他们经年累月泡在学术文献中，参加一个接一个的学术会议、工作坊和演讲。他们知道正在进行什么类型的对话，这种认识让他们更容易清楚了解传统的观点和当下的争论。对他们来说，做研究和写文献综述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对于其他人，包括想要走出舒适区、解决新问题的受过训练的政治科学家，精心撰写文献综述可能就是一件十分头疼的事。粗俗一点说，有这么多讨厌的材料要看，一个人怎么可能跟得上一个已经持续了好几年的高强度的对话呢！
幸运的是，我们现在有几种方法来跟上政治科学大量文献的最新发展速度。这是一个人对一个一般主题的兴趣（“霍华德老师，我想写一篇关于恐怖主义的论文”，或者“我想要探讨一下参议院阻挠议事这个问题”）与让学术专家们感兴趣的特定问题的连接点，或者说，这是对一个特定问题的兴趣（例如，“我就是非常想要解释为什么2007年欧盟接纳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与更大的文献（例如欧盟的扩张）的连接点。无论是哪种，都是作者开始寻找潜在读者的方式。强烈提示：粗糙的谷歌搜索在这里帮助不会很大。输入“恐怖主义”这个词，你很容易就能得到2500万条信息，非常快，但毫无用处。我给你提供一些更有针对性的方法。
年度综述期刊
（Annual Reviews）
。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大多数学科都有一个特别编辑的出版物来总结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年度综述期刊涵盖了从凝聚态物理学到公众健康的一切内容。其中的《政治学年度综述》（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自1998年开始每年出版，非常有帮助。它的内容横贯政治科学的主要子领域，每一卷都兼收并蓄。比如，2014年版分章涉及了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国家和地方政府财政、公众对于移民的态度、中国和越南的政治经济发展。
因此在线搜索一个特定的主题是比去图书馆查每一年版别的目录更合理的办法。在年度综论数据库中输入“恐怖主义”一词，你很快就会在《政治学年度综述》中找到“恐怖分子决策”（2003）“国内恐怖主义”（2009）以及“恐怖主义与民主”（2013）等章名。在2005年卷中也有一章专门聚焦“9·11”恐怖袭击事件。
阅读这些内容可能会给一个研究项目提供更多的方向性指导，指明传统的观点和尚未解决的争论。此外，每一章的参考书目将为进一步的阅读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手册。
一些学术出版商已经开始发行涵盖政治学许多主题的大规模多卷本。与年度综述期刊一样，给这些手册撰稿的作者都是各自领域的专家。每个手册旨在总结已有研究成果，并对未来的研究提供建议。也就是说，每一本手册都塞满了文献综述。如果你查阅《牛津比较政治学手册》（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2007），你会发现关于国家认同、内战、政党制度、联邦制等诸多主题的分章内容。
《剑桥实验政治学手册》（
Cambridge Handbook of Experimental Political Science
）（2011）分章囊括了各种实验设计，以及运用实验分析政治生活中的不同方面（例如选民动员、信任、种族态度）。《劳特里奇全球环境治理手册》（
Routledge Handbook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2014）包括了聚焦国际环境法、环境安全和危险废弃物的各章。因此，较之《政治学年鉴》，每个手册都更有条理性，更有主题性。（但是没有一本手册是每年都出版的。）这些卷本通常有30～40章，所以它们是名副其实的信息金矿。例如，一个学生想要深入了解参议院阻挠议事这个主题，聪明的做法是查阅《牛津美国国会手册》（
Oxford Handbook of the American Congress
）（2011）。即使该手册没有任何一章的标题中含有“filibuster”（“阻挠议事”）这个词，但在索引中快速查找这一术语将会看到有一章的标题是“绝对多数制的参议院”，听起来里面很可能会有与“阻挠议事”相关的内容。
其他论文集。
年度综述期刊和手册都有一个基本的模式——把一群聪明人聚拢在一起，给每人布置任务，把他研究的那个主题提炼为15～30页的一章。这种模式也能用在其他地方。在研究过程的早期阶段，我们希望找到专门综合关于某些政治现象的已有知识、为研究开辟新路的论文集。很多论文集无法满足这些目标，其章与章之间联系松散，编辑（们）也没有提供一个强有力的导言或总结部分
，但有的文集做得很好。例如，许多学者依靠莱斯特·萨拉蒙（Lester Salamon）编辑的《政府的工具》（
The Tools of Government
）来帮助他们了解由公共和私人组织网络实施公共政策的“新治理”。在这个领域做研究项目的人都可以从阅读这部文集的导言部分开启他们的研究之旅，也许浏览一下最后的五六章，这几章分析了第二章到第十五章的研究案例所表现的贯穿各领域的主题。这部文集已经出版10多年了，可能有点过时了。尽管如此，对一个新研究项目来说，它或许是一个不错的起点。接下来的研究可能会显示，学者们仍然在与相似的问题缠斗不止，或者给论文集的初版撰稿的学者仍然在发表这一领域的文章。
综述文章/论文。
书评文章在政治科学期刊中很常见，而综述文章或论文不太常见，但可能更有价值。在综述文章和论文中，作者试图把几位专家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一起，并进行批判性评价，而不仅仅是评价一本书。有些论文就像克里斯托弗·布拉特曼（Christopher Blattman）为《政治视点》（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杂志写的那篇文章一样。表面上看，他分析的是三本关于童兵的新书。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他提到了这个主题的已有研究以及一般的战争研究。因此，整篇文章和它的参考文献提供了一个更大的童兵文献速览。
再举一个美国政治领域的例子。近年来，对极化的研究呈现出小型爆炸性增长。研究如此活跃，以致于不那么容易搞清楚学者们到底谁赞成谁或谁反对谁。为了理清这一状况，马克·赫瑟林顿（Marc Hetherington）发表了一篇长的综述文章，把已有的研究文献划分为三个总类别（极化的测量、主要原因、重要结果），然后总结出学界达成共识的地方和存在分歧的地方。对于加入这些对话的学术新人来说，这篇文章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方便的路线图。
书籍和期刊文章。 当然，我们总是可以读到感兴趣的新书或文章，看看作者们是如何评估已有文献的。我的建议是，要特别注意研究生或助理教授这些年轻学者所做的文献综述。这可能像是来自一个资深的（也就是人到中年的）专业人士的奇怪建议，所以请让我解释一下。年轻学者的文献综述往往来自他们的研究生学位论文，他们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试图掌握这个领域的文献。他们可能做了大量的阅读，从经典到前沿，因此，他们通常有充足的资源来理解文献。更资深的学者可能会写出同样全面的文献综述，或者他们会假定读者已经足够了解之前的研究，认为零散地引用几部著作、几篇文章就够了。
你也可以仔细阅读文章和书籍的结论部分，学者们经常在这部分讨论他们的发现所具有的更大意义，并提示未来研究的道路。实际上，写得好的结论会指明这场学术对话下一步的方向。在其他条件相差无几的情况下，我会更加关注知名度更高的学者的结论。刚毕业的博士生有时难以认识到他们的研究所具有的更广泛意义。他们花了太多时间来发现新的“树木”，因而看不到“森林”。20年之前，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但是，依赖资深学者指明方向存在风险：他们会如此顽固地陷入已有的思维方式，以至于无法把对话引向真正新颖的方向。
教科书。 导论性教材不仅向学生传授关于政治的大量事实性知识，也介绍重要的理论和争议。例如，比较政治学的基础教科书通常会介绍分析各国政治的文化和制度路径，有些教材会提及具体的主题，如资源诅咒（也称资源陷阱、富足悖论），但有些教材不会。那些提到具体主题的教材可能不会提出延伸阅读建议。我有一整书架的美国政治导论性教材，如果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角度考量，其中大部分在分析自由与保守、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意义方面比分析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这类主题要做得更好。因此，当我的学生构建文献综述的时候，我几乎从不建议他们只看教科书。教科书应该与上面列出的某些资源相结合。
所有这些资源都应被视为研究的起点。读一本好手册的某一章或评论文章不能代替阅读被引用的文章或书籍。撰写这些章节和文章的人对如何更好地压缩和分类之前的研究做出了他们的判断，有时这些判断是有问题的。你可以这样想：虽然你可能喜欢读电影评论，但你还是想亲自看看这些电影。
在本书的前言中，我提到了练习政治学家们所使用的技能的重要性。告诉你要寻找什么或做什么是不够的，你需要机会来应用这些内容。记住我前面引用的那句名言：“见而易记；做而易懂。”既然你已经通过阅读了解了学者们回答“谁关心”这一问题的不同方式，现在是时候更深入地研究几个例子了。总的来说，这些例子说明了构建文献综述、生成假设和表明研究更大意义的不同方法。为了表现这些技能的广泛适用性，我刻意选择了不同的主题和发表的刊物。当你阅读每一个例子时，问问自己：
1.在调查之前的研究时，作者是注意到了一种传统观点，还是一个当先的争论？确切的主要思想流派是什么？
2.对于引用的先前研究的数量和种类你注意到了什么？是一两个，几个，还是好几十个？大多数是同一作者写的，还是由不同的作者写的？是由学术期刊和图书出版商出版的，还是由其他出版商出版的？
3.你能说出一两个从文献综述中得出的具体假设吗？试着将之清晰、简洁地陈述出来。
4.这里应该有什么新东西吗？这项研究是现有观点的微小扩展，还是对现有思维的直接挑战，抑或介于两者之间？解释一下。
5.作者是否给出了政治学家以外的人也应该关心这项研究的理由？阐述一下。
Tiffany D.Barnes and Stephanie M.Burchard，“‘Engendering’Politics：The Impact of Descriptive Representation on Women’s Political Engagement in Sub-Saharan Africa，”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6，no.7（July 2013）：767-790；focus on pages 767-772.
Sumit Ganguly，“Nuclear Stability in South Asia，”International Security 33，no. 2（Fall 2008）：45-70；focus on pages 45-49 and 65-70.
John G. Geer，“The News Media and the Rise of Negativity in Presidential Campaigns，”PS：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45，no.3（July 2012）：422-427.
Charles Lipson, Reliable Partners：How Democracies Have Made a Separate Peace（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 Chapter 1 is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press.princeton.edu/chapters/s7651.pdf；focus on pages 1-11.
Yotam Margalit，“Explaining Social Policy Preferences：Evidence from the Great Recession，”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7，no. 1（February 2013）：80-103；focus on pages 80-84，98-99，and the References section.
Lauren McLaren，“Immigration and Trust in Politics in Britain，”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2，no. 1（January 2012）：163-185；focus on pages 163-68 and 183-185.
Theda Skocpol，“Why the Tea Party's Hold Persists，”Democracy：A Journal of Ideas 31（Winter 2014）：9-14.
1.假设你想要研究并撰写关于资源诅咒的文章。你不想知道2000年关于这个主题的争论——本章前面提到过这次争论，你想知道这个主题的文献现在是什么状况。查找一番之后，你会发现以下资源：
Stephen Haber and Victor Menaldo，“Natural Resources and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Neither Curse nor Blessing，”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Latin American Political Economy, ed. Javier Santiso and Jeff Dayton-Johns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p.493-512.
Pauline Jones Luong and Erika Weinthal，“Rethinking the Resource Curse：Ownership Structure, Institutional Capacity, and Domestic Constraints，”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9（2006）：241-263.
Kevin M. Morrison，“Whither the Resource Curse?，”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11，no.4（December 2013）：1117-1125.
读完这些概述后，你是否看到了一些传统观点？当前的主要争论是什么？作者们是否为未来的研究指明了有前途的方向？为加深你对以前研究成果的了解，你会阅读哪五到十种图书或文章？
2.轮到你了：选一个你非常感兴趣的话题，写一篇文献综述。找出一个传统观点或一个正在进行的争论，然后描述新的研究促进这一学术对话的至少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