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磨砺

张謇希望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通过科举“正途”来博取社会地位，从而施展自己的才华。然而命运实在弄人，科场的一再失意让张謇在心灰意冷的同时，也开始调整“赛道”。张謇始终没有放弃读书，也没有把读书入仕看作人生唯一的目标。经过10年的幕僚生涯，张謇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国情和现状，他敏锐地意识到外国列强入侵后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他把振兴实业、强盛国家作为人生目标，很早就有了“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的思想，并身体力行，付诸实践。

回到常乐镇，张謇继承了父亲张彭年爱乡爱民、助人为乐的优良传统，把自己的主要精力用在为民办事上。

发展慈善事业

张謇回到家乡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大力发展慈善事业。因为他感到最痛心的，就是百姓的生活仍然十分贫苦。他在光绪十年（1884）正月二十日的日记中写道：“闻四甲颇有乏食之民，结队以索饷，多至数千人，有司漠然，可危也！”四甲这个地方聚集了数千个饥民向官府求救，但官府却熟视无睹、冷漠对待。眼看饿殍遍地的悲剧就要发生，随之而来的饥民暴动也一触即发。

在这紧急关头，张謇召集了一些有名望的乡绅，一起研究如何解救饥民。他们想出三条对策：一是把灾害的情况郑重地禀告通海两地的官府，希望能够唤醒官员们的良知，救灾民于水火之中；二是说服当地的粮户，拿出粮食并能平价出售给灾民，以解燃眉之急；三是写信给外地的亲友，组织钱款用以赈灾。在张謇等人的谋划下，通海两地的官府终于同意出面协调，当地的有钱人也纷纷捐款捐物，参与赈灾。张謇他们派人拿着从外地亲友那里借来的钱，去上海购买粮食后平价卖给饥民。就这样，这个青黄不接的季节总算熬了过去，通海地区也避免了一场灾民暴动。

这次春荒，让张謇认识到建立一个常设赈灾机构的重要性。于是，他和朋友发起建立社仓。所谓社仓，就是平时囤积粮食，遇到灾年就开仓赈济灾民。所以，社仓也被穷苦百姓称为“救命仓”。海门地处长江下游，几乎每年都会遭受水灾，每次水灾又会增加许多灾民。张謇建议用社仓积谷所得的利息来救济灾民，但这些利息毕竟有限。于是，他建议“劝募殷富”，向一些有钱人募捐，请他们奉献爱心，以此解决灾民的燃眉之急。

张謇在慈善方面做的另一件事，就是恢复海门的慈善机构——溥善堂。这是林则徐当江苏巡抚时在各地创设的、专门用来收容无名尸体的机构。由于年代久远，海门的溥善堂已破旧不堪、形同虚设。当时，社会上饿死、冻死和意外死亡的人屡见不鲜，一些县衙里的官吏甚至利用这些无名尸体向附近的居民和商人敲诈。张謇十分同情这些落难的死者，认为他们死后应该有个安身之处。同时，恢复溥善堂能阻止一些没有良心的县衙官吏乘机敲诈勒索，为附近的百姓和商人创造一个安定的环境。光绪十六年（1890），他先后两次上书呈请由当地的典当商、米商、花布商、烟商、纸商和洋药商人共同集资恢复溥善堂，“所幸此举，咸知于地方大有裨益，无不乐从”。这一举动，当地商人成了最大的受益者。也正是这些商人，成为后来张謇创办大生纱厂时主要的支持力量。

推广栽桑养蚕

张謇回乡后做的第二件事是推广栽桑养蚕。

在海门，张謇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当地的土壤非常适合种桑树，而且离海门很近的上海是生丝的出口商埠。拥有这些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海门却很少有人栽桑养蚕，再加上“桑即大利”，张謇认为栽桑养蚕有着巨大的利润空间和发展前景，是一个很好的商机。于是，光绪十二年（1886）春，他帮助父亲从湖州集资购买桑苗，动员乡民赊购，也就是购苗时可以不付钱，待日后有了收成再付清购苗的钱。他还向购买桑苗的百姓赠送了《蚕桑辑要》，相当于种植方法的介绍，以此宣传普及种桑养蚕的技术。不仅如此，张謇自己还“布蚕种一方半”，亲身参与养蚕实践，积累经验。

张謇当年写过一首名为《种树》的诗：

种树不种篱，树成无堤防。

一举两善兼，分畦树榆桑。

桑叶供饲蚕，榆根供作香。

移栽二千本，疏密各相当。

爱之如婴儿，护之如恐伤。

期之十载后，桑好榆如墙。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张謇对栽桑养蚕事业的全心投入和巨大热情。他对此抱有很大的希望，也充满信心。他期待通过这一事业的发展，能惠及乡里，致富百姓。

张謇在亲自研究、试验、示范、推广的同时，还请求海门地方官员通过行政推动来发动百姓兴办桑蚕。但对于这一次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老百姓还是不能完全接受。

传统的劝农方法不行，张謇又采用集资开办公司的方法推销桑苗。也是只记账，不付现金，三年后乡民卖桑叶供给公司养蚕，从付给乡民的现金中扣去树苗款和利息。

但这种方法因为缺少运转资金而没有成功。就这样，四五年时间过去了，张謇在桑蚕事业上仍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这种局面让张謇很难接受，也很不甘心，他开始认真地查找原因。

原来问题出在了养蚕的农民无利可图，所以积极性不高。海门的缫丝业很不发达，没有形成市场，新茧在当地很难出售，但销往外地又要承担很重的税赋。针对这一情况，张謇在光绪十八年（1892）与同人陈请两江总督刘坤一，要求“免丝捐十年，以兴蚕利”。经过很多波折后，终于达到了目的。随后，张謇又借鉴无锡的经验，就地招商开行收茧。通过他的努力，通海地区连续开设了三个蚕行。当时，常乐镇有一家通海地区规模最大的收购蚕茧的股份制企业，名叫“常乐蚕行”，又叫“公司茧局”。可见，这一行业已经在相当高的层面运行了。因为免除了税收，所以各个蚕行都放价收购，蚕农们得到了很大的实惠。在两年的时间里，通海地区的桑树迅速增加。看到养蚕能有这么好的收入，泰兴、如皋、靖江等地的老百姓也纷纷效仿，掀起了一股栽桑养蚕的热潮。

主持书院和纂 修地方志

张謇回乡后做的第三件事，是主持书院和纂修地方志。

书院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教育和学术研究机构，这一机构往往会邀请一些有真才实学和社会名望的人来讲学。一个地区书院数量的多少、规模的大小，往往标志着该地区教育文化发展水平的高低。当时，张謇已经是很多书院争相邀请的对象。张謇也因此先后主持了江苏赣榆的选青书院和崇明 （今属上海） 的瀛洲书院。光绪二十二年（1896），又担任江宁文正书院院长。在主持书院期间，他还教出两个得意门生——江导岷和江谦。这两人后来都成为他事业发展的得力干将。

在主持书院的同时，张謇还应邀主持纂修了《东台县志》《赣榆县志》和《海门厅志》。在地方志的纂修上，他提出了颇有见地的修志思想，认为地方志的侧重点应在“疆域之沿革”“民生之利病”“人物之去取”等有重要现实意义的篇目上。在篇目的安排上，他认为应将食货、学校放在军政、官师、人物各目之前。由此可见他对实业和教育的重视程度。在编纂方法上，张謇纠正了拘泥于文献资料的偏见，注重实际调查访问，要求叙事的真实性和图表的精确性。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张謇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张謇对地方志的纂修可谓情有独钟。据初步统计，他一生共搜集了260多部近9000卷志书。通过修志活动，张謇积累了很多关于各地风土人情的社会知识，为日后事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开封治水

张謇回乡后做的第四件事是随同孙云锦去开封治水。

光绪十三年（1887），孙云锦调任开封知府，再次邀请张謇随同赴任，协助治水救灾。八月中旬，黄河在郑州决口，一下子溢出四五十里，人畜死亡不计其数。如此凶猛的洪水，张謇还是第一次看到。他奉命坐船察看水情，发现因为官府腐败，很多堤岸年久失修，老百姓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张謇目睹这些悲惨的景象，心情十分沉重，回去向孙云锦汇报灾情的时候，禁不住泪如雨下。针对灾民的悲惨遭遇，孙云锦力主设立赈灾局，以解决灾民燃眉之急。但有的官员反对这一建议。孙云锦据理力争，并慷慨陈词：“官不做可也，眼前灾民，不能不救。”张謇被这句掷地有声的话深深感动，他感到孙云锦是一个为人正直、体恤民情的好官。通过孙云锦的努力，终于设立了赈灾局，向灾民送食送衣，使灾民得到了及时救助。

这年的九月，河南巡抚倪文蔚接受孙云锦的推荐，命张謇规划治理黄河工程，并请他代拟了《疏塞大纲》。通过认真研究，张謇提出“疏塞并举、复禹故道”的治黄方针，并接连五次上书倪文蔚表明自己的看法。当时外国工程师勘测后的结论和张謇的想法也基本一致。但是奉旨勘查黄河的钦差大臣李鸿藻认为这个方案工程浩大，没有采纳。张謇又退而求其次，提出了第二套方案，建议就地形水势引直河道，并主张引进机器施工。但有官员认为不合旧俗，予以拒绝。在这种情况下，张謇走投无路，痛感“河患终无衰止之日”，于是在这年冬天冒着大雪离开河南，回到自己的家乡海门。这几个月的治水经历，为他后来致力于水利事业，乃至升任全国水利局总裁，积累了很多实践经验。

张謇回到家乡海门后的10年时间里，逐渐从幕后走向台前，从配角变为主角，从理论转向实践，用自己的学识、阅历和才干，为推动家乡的农业生产、慈善事业、乡民生活、文化教育竭尽全力，受到家乡父老的普遍认可和一致好评。张謇也在这些丰富而广泛的社会活动中很好地磨炼了自己。这可以看作张謇人生中的一次“退隐”，但这种退隐是积极的、主动的、以退为进的。尽管此时张謇只是一个没有任何地位、官职的书生，但他已初露锋芒，迸发出不容忽视的能量。黎明前的平静，孕育着灿烂的阳光和美好的希望。 HWXS6yc8LXmlYpRmknqnTKfTGUCVv7tmxoKm1efcyaMA9/ln1KhJ/qtDispHa5O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