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的冒籍风波,可谓让张謇全家饱受屈辱,饱尝艰辛。值得庆幸的是,从身边的师友到地方的官员,很多人给了张謇很大的帮助,终于使这件事情尘埃落定。
但张家为了平息事态,委曲求全,在遭受一次次敲诈后,欠下了1000多两白银的债务,真正到了负债累累的地步。
《易经》中有句话说得好,叫作“否极泰来”。意思是说,逆境到达了极点,就会向顺境转化。这时,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摆在张謇的面前。当年,在冒籍风波中给了张謇大力支持的通州知州孙云锦,刚刚调任江宁发审局。孙云锦十分看重张謇的人品和才学,于是向家道衰落、陷入窘境的张謇伸出援助之手,聘请张謇担任发审局书记,也就是做他的幕僚和助手。
从传统观念来看,从科举步入仕途当然是读书人最正统的出路。但在当时,如果能受到军政名流的赏识成为他们的幕僚,也是一个衣食无忧、前景光明的理想选择。
就这样,同治十三年(1874),21岁的张謇来到江宁,开始了跟随孙云锦的幕僚生涯。张謇任的职务是发审局书记,就是协助孙云锦整理文书,撰写文字材料,处理行政事务。他的主要任务是陪伴孙云锦的两个儿子读书,而且每个月的工资是10两白银。10两白银是什么概念?当时孙云锦每个月的薪资是50两白银。也就是说,孙云锦把自己1/5的薪资给了张謇,可以说是重金聘请,可见他对张謇的器重和认可。
更重要的是,张謇从相对闭塞落后的通州,来到人文荟萃、人杰地灵而且是东南文化中心的江苏省府江宁,可以说眼界大开。在工作、陪读之余,他抓紧机会访师交友,结识了很多影响他一生的重要人物。而且,到江宁不久,张謇就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钟山书院和惜阴书院。两个书院的院长 (时称“山长”) 李联琇、薛时雨都非常赏识张謇。通过孙云锦的介绍,张謇还结识了凤池书院院长、桐城派大师张裕钊。这三位院长都是当时国内一流的学者,张謇如饥似渴地向这些名师学习“治经读史,为诗文之法”,学问得到很大提高。
在跟随孙云锦的两年里,张謇也有机会更为广泛地接触社会、了解民生。张謇曾跟随孙云锦分别到淮安和江阴处理公务。这两次出差的经历对张謇的影响很大。张謇发现,昔日自己苦读的“四书”“五经”和现实的反差实在太大。他看到现实的农村生活与他在江宁听到的截然不同,老百姓艰难的生活让他难以释怀。
张謇一连写下10多首反映现实生活的诗作。其中一首这样写道:
谁云江南好?但觉农妇苦。
头蓬胫赪足藉苴,少者露臂长者乳。
乱后田荒莽且芜,瘠人腴田田有主。
张謇出生在农民家庭,对农村的情况非常了解。但在这两次出差途中,他看到农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悲惨生活后,仍然感到触目惊心、深受震动。
张謇还写过一首咏史诗:
建炎时事重江淮,故垒萧萧说将才。
欲问中兴宣抚使,愁云无际海潮来。
在这首咏史诗中,张謇借史咏志,赞叹南宋名将刘光世、韩世忠治理江淮的功绩,以此抒发自己渴望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远大志向。
张謇在学问上提高很快,不久便成为一个小有名气的才子,他给孙云锦代拟的公函也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其中就有淮军著名将领、直隶正定总兵、一代儒将吴长庆。吴长庆在见到张謇之前读过他写的文章,对他的印象很好。
吴长庆(1829—1884),字筱轩(一作小轩),安徽庐江人,淮军著名将领。
后来,在孙云锦的多次引荐下,23岁的张謇终于成为吴长庆的幕僚,开始了他客幕生涯中最重要的一个时期。
张謇第一次见到吴长庆,是同治十三年(1874)三月。当时张謇随孙云锦赴江阴查看工程进展,而负责这项工程的就是吴长庆。据张謇日记记载:“遇吴小轩军门,吐属尚风雅。”应该说张謇对吴长庆的第一印象是非常好的。
还有一件事让张謇非常感动。光绪元年(1875)二月,吴长庆给张謇写了一封信,提醒张謇去参加顺天 (今北京) 乡试,并答应给他一定的资助。这让张謇感到非常意外,也十分感激。他原以为这是吴长庆的客套话,只在场面上说说而已。没想到张謇收到这封信三天后,吴长庆派人送来了100两白银,可见是真心诚意地帮助张謇。这件事对日后张謇投身吴长庆门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此后,张謇和吴长庆的书信来往日益频繁。
张謇到吴长庆军营以后,吴长庆非常欣赏张謇的才学,因此对他优礼有加。据张謇《自订年谱》记载,张謇在吴长庆军中任机要文书,不承担其他工作,每月俸金20两白银,“乃为特筑茅屋五间于其后堂,为读书兼治文书之所”。为了给张謇营造一个比较理想的工作环境和读书环境,吴长庆居然让人在军营旁盖了五间茅屋,对张謇的重视和关爱由此可见一斑。
张謇和吴长庆相处得非常融洽,除帮助吴长庆起草一些文件材料以外,张謇的主要活动仍然是读书应考。但张謇在科举考试上的运气实在不好,在乡试中连连失利,连举人都没有考中。后来由于频繁的军事调动,张謇错过了一次乡试,等于连续五年没有参加科举考试。
这段时间,张謇虽然在科举上没有大的突破和进展,但对于初出茅庐的他来说,也是一次很好的锻炼机会。
光绪八年(1882)六月,朝鲜发生了“壬午兵变”。朝鲜虽然是一个小国,但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清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防止日本吞并朝鲜并进一步侵略中国,决定向朝鲜派兵平定叛乱。吴长庆作为主帅,在得到清政府的命令后,负责调兵前往朝鲜。到了朝鲜,张謇作为吴长庆最信任的幕僚,是这次行动的主要谋划者和参与者,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协助吴长庆详细了解地形、地貌、敌方军情和人心向背,帮助调兵遣将、谋划粮草、制订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甚至对吴长庆未能顾及的如如何处置俘虏等问题也作了周密的考虑。
吴长庆曾这样评价张謇在朝鲜的表现:“赴机敏决、运筹帷幄、折冲樽俎,其功自在野战攻城之上……张君在军中将近十年,淡于功利,况处置如此大事,举重若轻,何等识力器量。”在张謇的全面辅佐下,吴长庆很快就平定了叛乱,圆满完成了朝廷交给的任务。这次任务的圆满完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朝鲜内乱的妥善处理,化解了中日冲突,在客观上推迟了中日战争的爆发,为中、朝两国赢得了10多年宝贵的和平发展期。
张謇所录吴长庆与朝鲜参判金允植的谈话记录
在朝鲜执行任务期间,张謇作为吴长庆的主要幕僚,除参与重要决策、军事行动,以及日常文件的起草外,他还凭借自己的学识撰写了很多政论文章,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朝鲜善后六策》。他认真研究道光二十年(1840)以来的世界格局后,提出对外“以战定和”的策略,并对“壬午兵变”后朝鲜国内的形势作了极其精辟的分析和论述,提出了处理朝鲜问题的多种方法,主张对日本应采取强硬的态度,充分展示了他在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胆识和才干。
但是,张謇的《朝鲜善后六策》呈到天津后,因为政见不同,被主和派代表人物、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束之高阁,并“斥为多事”。虽然《朝鲜善后六策》没有被李鸿章采用,这篇文章却通过各种途径传到京城,并引起了慈禧太后和一大批主战派官员的关注。
除了《朝鲜善后六策》没被采用,还有一件事情让张謇感到意外和寒心。那就是,吴长庆作为平定朝鲜“壬午兵变”的主要功臣,在李鸿章的操纵下,非但没有因功提拔,反而还丧失了兵权。吴长庆最终抑郁而死。此时的张謇深刻地感受到了官场的险恶和派系斗争的残酷。
1876年至1884年,在长达八年的军旅生涯中,张謇本想通过辅佐吴长庆而建功立业,但吴长庆的悲惨下场让张謇的梦想彻底破灭。这段坎坷的经历让张謇得到了很好的磨炼,对他以后人生道路上的选择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也为他日后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张謇在吴长庆门下的八年中,收获是非常大的:
第一,作为幕僚,张謇常伴吴长庆左右,听吴长庆纵论兵法和天下大事,对国内外形势有了深入的认识和丰富的实践。
第二,吴长庆给张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舞台,让张謇在文学、军事、外交上的才华得以全面施展,大大提高了他的社会声望。虽然张謇此时只是一个连举人都不是的年轻幕僚,但已经成为朝野关注的热点,成为很多重臣争相招揽的对象。
第三,在这八年中,张謇的视野进一步开阔,人际交往圈进一步扩大,结识了一大批风云人物,同时也让他对政治军事、社会状况和官场生态有了更加深刻的感知。
在朝鲜跟随吴长庆的经历,对张謇的一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吴长庆为人如此正直,战功如此卓著,最终的结局却如此悲惨,这让张謇感到非常失望和悲哀,在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击。吴长庆去世后,庆军幕僚纷纷离去。这时,新任两广总督张之洞,早已听说张謇是个难得的人才,就委托专人邀请张謇做他的幕僚,被张謇婉言谢绝。此时,北洋大臣李鸿章虽然对张謇的《朝鲜善后六策》“斥为多事”,并“束之高阁”,但这只是两人在政见上的不同,李鸿章对张謇的才能和为人还是非常欣赏和认可的,所以此次也有意邀其入幕,但张謇同样辞而不受。
张謇是一个很重气节的人。先前的经历让他有了很多感触,所以在自己日后的人生道路上,他认为更应慎重地择人而处,这样才能成就大事、有所作为。
没有想到的是,张謇因为拒绝了张之洞和李鸿章两人的邀请,在社会上的威望反而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当时社会上有张謇“南不拜张、北不拜李”之说,很多人因此十分敬佩张謇的气节。朝鲜参判金允植赞许说:“当今用人之时,如吾先生之才,谁不欲以礼致之?”意思是说,现在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像张謇这样的人才,谁不愿意以礼相待、诚心相邀呢?照理说,有张之洞、李鸿章这些达官贵人看中并有意聘请,这对张謇来说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机遇,也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但此前10多年的幕僚生涯,特别是官场上那些险恶的权力和利益斗争,让张謇感到十分厌倦。他已经下定决心回归乡里。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
李鸿章(1823—1901),字渐甫、子黻,号少荃(一作少泉),是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