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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初版于1990年9月，不知不觉已快十年。最近得知本书重版在即，不禁想到书的问世也像人的出生，日后自有各不相同的经历或命运。有的红遍天下，有的默默无闻；有的大起大落，有的平淡无奇……总之，有的书就像有的人，可写成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然而这样的书不多，无非是经常说起的那些。多数的书并无登天入地的上落起伏，但在其作者或译者的眼里，自有其曲折动人或颇堪回味之处。
本书初版时，我没有为它写前言，甚至连短短的译后记也没有，就像不给它介绍信或名片，就把它打发了出去，让它自己在大千世界里闯荡，去自生自灭。这情形在所有拙译中可谓绝无仅有。
如今，这本拙译已在滚滚红尘中走了一个轮回，将有新的开始。当然，此去仍前途未卜，谁也无法预见它今后有什么遭遇——其实，别说是预见，今后它即使有某种遭遇，我们也未必就知道。
然而它总算没有在红尘中白白走一趟，在那过程中毕竟结下一些缘。我作为同它结下不解之缘的译者，自然对这些缘抱有兴趣并感到关切。我相信，今后同它结缘的读者，也会对它的前尘感到兴趣，乐于听我作些介绍。
早在“文革”期间，我借到英汉对照读物《苹果树》
。这是商务印书馆出的一本小册子，虽然很薄，读后却印象很深，这一来是当时环境险恶，难得读到确实动人以情的作品，二来这中篇小说讲述的故事真所谓缠绵悱恻，极其感人，而优美流畅的译文又紧扣原作，令人佩服。总之，通过这本小书，我记住了英国作家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1867—1933）。后来我才知道，他不仅是小说家，还是剧作家，曾以其描述艺术在《福尔赛世家》中达到的高峰，获193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怪不得《苹果树》这么好看！
20世纪80年代初，我到上海译文出版社工作，在资料室无意中看到一本高尔斯华绥原作，书名 The Dark Flower 。这书开本较小，厚度也不令人生畏，便于随身携带。我立刻想到《苹果树》。它也会那样好看吗？这书名给人一种难以捉摸的神秘感：这是什么花呢？为什么竟是dark的？我打开了书，书名页上有这样四行诗：
Take the flower from my breast, I pray thee,
Take the flower, too, from out my tresses;
And then go hence, for see, the night is fair,
The stars rejoice to watch thee on thy way.
哦，看来内容很抒情。再看目录，真是简单极了——只分Spring，Summer，Autumn三部。而版权页上的文字表明，此书印于1927年，从1913年初版算起，这时至少已印了十次，显然颇受欢迎。于是我借了回来，准备翻阅一下。
不料，翻阅了十来页就放不下了，结果从头读到尾。原来，这由三个几乎互不关联的中篇构成，叙述了主人公莱恩南的三次感情波澜，分别发生在他生命中“春”、“夏”、“秋”三个时期，而把这三个故事串起来的，就是书中频频出现的“殷红的花朵”——象征热烈恋情或强烈情欲的殷红石竹花。
当时我早过了不惑之年，已经是“秋”的那把年纪了。然而这本书使我大受“诱惑”，很想把它译出来，而此前我从未想过要译长篇小说。这情形就像我“文革”期间读到John Masefield那首Sea-Fever，受其“诱惑”而开始译诗。但两者差别很大。那首诗只有十二行，而且是梅氏代表作，早就被选进了著名诗集；而这本小说毕竟是个长篇，在国内甚至不为人知，连专译高氏作品的前辈似乎也未注意到它。
但当时我确信，我的译文如果对得起我“发现”的这本原作，是会受到读者喜爱的。这倒不是因为此书是大作家的纯爱情小说，而是由于书中叙述的故事既缠绵凄婉、真实感人
，又不落俗套，再加全书语言优美，格调高雅，充满了诗情画意。说到诗情画意，只消看看书中故事里那些背景——古老的乡间庄园，牛津大学，阿尔卑斯山的旅游胜地；摩纳哥公国的蒙特卡洛，伦敦威斯敏斯特左近的宅第，国立美术馆，德比马赛，伦敦郊区的河滨别墅；海德公园……
经过反复考虑，我打消了翻译此书的冲动，把书还掉。
为什么呢？
我当然想到自己精力有限，能让我自由支配的时间不多，还是把心思集中在诗歌翻译上吧。再说，译诗——特别是抒情短诗——可以凭兴趣进行，遇上喜欢的就译，不喜欢的就不译；译得出就译，译不出就不译，“掉头”比较方便；而且一首短诗不用很长时间便可译出初稿，尽管以后还得修改，但译出了初稿，事情就告一段落，就有完成一项工作的愉悦，而经常在译不同的诗，精神上比较放松，不容易有负重感。相比之下，译长篇小说有点像在漫长的黑洞洞隧道里赶路，要走到出口方才“重见天日”。
然而真正使我止步不前的，恐怕主要还在于担心——怕钻进的这条隧道前面没有出口，或者在隧道的出口处会遇上什么祸事。就是说，尽管我想把书译出来，但对于能不能、适合不适合出版，或者出版之后可能引起什么后果，却心存疑虑。
为什么这样呢？
说来也怪。本书中三个故事虽然很好看，但扼要地讲起来却有点“难听”。因为其中的爱情或恋情都比较“出格”，用现在大为流行并远为文雅的话来说，这些都涉及婚外情或婚外恋，而且有些“情节”似乎还颇为“严重”。下面就简略说一说故事梗概。
主人公莱恩南品貌端正，富于艺术才华，热爱大自然与美而从无征服异性的野心。十八岁左右，他是牛津大学的好学生，很受导师年轻妻子的钟爱。这位奥国美人比莱恩南大十六岁，原先她那份钟爱里还带有母性成分，但后来爱改变了性质。她感觉到这点之后，虽然也感到吃惊并想摆脱这种感情，却难于自拔。接着，在去阿尔卑斯山旅游中，她开始挑逗、引诱莱恩南，激起对方本能的反应。但莱恩南这种青春激情尽管来得迅猛，却经不住距离和时间的小小考验。热情很快冷却，导师夫人也开始清醒并迅疾撤出。
发生这件事以后，莱恩南不得不离校出国，去罗马和巴黎专攻艺术。六年后学成回国，他偶遇欣赏其艺术的议员夫人，由于年龄相仿，又有共同的兴趣爱好，他们从相识到相知。然而不知不觉中，纯洁的友谊中渐渐萌生爱情。接着，在去蒙特卡洛旅游中，他们一不小心，在对方的面前流露出深藏的感情，于是双方的爱意汇成了一股炽热又深沉的爱。莱恩南终于说动对方私奔，但就在准备远走高飞的夏夜，他们的爱情之舟突遭倾覆，致使他心爱的人惨遭灭顶。
又过了二十多年，四十六七岁的莱恩南已成了知名艺术家，温柔贤慧的妻子是他青梅竹马的伴侣。这时他遇到一位早年同学，见到其非婚生独女。这同学虽然心地不坏，但终生迷恋赛马和酒色，不理家事。十七八岁的女儿因母亲早逝，一向生活在孤独和寂寞之中，只能与马、狗、猫为伴，有时也画画消遣。莱恩南碍于老同学情面，又同情这姑娘身世，答应教她绘画。随着接触增多，这热情大胆又极富魅力的少女竟不顾一切追求他，把他逼到命运的十字路口：要这情窦初开的姑娘，还是要相伴多年的忠诚妻子？最后，他终于斩断情丝，带着妻子去欧洲大陆。
要译书，总得写个选题报告，把要译的东西介绍一下。上面这个梗概因为还有些铺垫，看来也许还不太触目。但如果简略到三言两语，恐怕有“量变到质变”的效果：“春”讲的是主人公受到比他大十六岁的导师夫人诱惑，“夏”讲的是他同有夫之妇相爱并一起私奔，“秋”讲的是他与同学之女的感情纠葛。
这样的梗概在当时，是很多人难以接受的，这里可以举两个例子。
我曾译过美国女作家布勒许（1902—1952）的短篇小说《夜总会》，这篇东西视角独特，内容干净，既无包房，更无三陪小姐，甚至没有灯红酒绿，相反，倒还颇有“教育意义”，但是就因为标题叫“夜总会”而遭婉拒。
另一个例子发生在别人译作上。有一家外地出版社重印了傅东华先生翻译的《飘》 [1] ，吸引了颇多读者，但接着就有听说很开明的报界名人撰文责问：《“飘”到哪里去？》（记忆中如此）。还有不少社会知名人士在报上呼吁：要注意社会效果！
因为怕自讨没趣，我没有提出翻译此书的事，但心中却始终放不下它。不知怎的，在我印象中，好像没有一本书像它那样打动我。到了1984年末，我又把书借来读一遍，觉得其中故事虽然不同于一些常见现象，但并非以情节曲折离奇取胜，而有一定深度，例如有作者对男女相悦这种人间至情的本质和种种形态的观察，有对婚外恋者的家庭背景和心理状况的思考，还有对爱情与婚姻、激情与理智、情欲与道德、个人意愿与社会习俗等等所作的精细剖析，因此相当耐读。
当然，同传说中那种坐怀不乱的君子相比，莱恩南相去甚远。但仅凭古书中一句“柳下惠与后门者同衣而不见疑”树立起来的这位道德楷模，两千多年来对世道人心又有什么积极影响呢？有钱的不照样纳妾嫖娼，有权的不照样强抢民女，做皇帝的不照样三宫六院？连那个自称天父耶和华之子、耶稣基督之弟的洪秀全，尽管打的旗号是建立“人人平等”的社会，但有了一方地盘就要广纳女色充实后宫了，而他所谓兄弟姐妹的太平军将校士卒，即使是夫妻也不准住在一起。
莱恩南的故事之所以感人，是因为这书中人物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是因为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也可能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他作出的反应也可能是我们的反应。当然，他这样的人物，这样的所作所为，也未必能匡正世道人心，但他不是那种高高供奉在云里雾里的道德偶像，而是同我们十分接近的凡人。我们甚至可以视他为亲友，从他的情感经历中有所感悟。
其实，即使要说教育意义，那么同空洞抽象的道德教条或难以企及的崇高标准相比，这书中的故事更有真实感，给读者的启发和教益也许更为生动，更有说服力，使人们的印象更为深刻。
就说我吧。读了这本书之后，别的不谈，至少从“春”里可以看到，年轻男子的情欲来得容易去得快，并不十分专注，很难长久倾注于年长许多的女性身上。而一位女性如果的确爱上了比她年轻十多岁的后生，那么只要她还有理性，就会有自知之明，知道她很难长久吸引对方；只要她对那后生的感情是真正的爱，就不会做出实际上使那后生受到伤害的举动，从而明智地结束自己的感情冒险。
同样，从“夏”中也可看到，这时的爱情比“春”来得深沉持久，也更炽烈，更有明确目标，而为了达到目标，已敢于冲破世间成法和社会习俗。然而，尽管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但既然被世间成法和社会习俗承认，要打破这种婚姻状况将付出很大代价，后果甚至很可怕。
主人公在“秋”中的“表现”就更有“正面意义”。尽管那年轻姑娘极富魅力，而且几乎不顾一切地追求他，使他的心自然而然产生感应并极度矛盾，但是“秋”毕竟是成熟的季节，他终于放弃别人也许求之不得的机会，没有“重新投入青春和美的怀抱”，而是给姑娘留下一封带有祝福的告别信。
这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固然不是纤尘不染的铮铮铁汉，却也不是专爱拈花惹草的轻薄之徒或偷香窃玉的情场老手，更不是表面上道貌岸然的伪善淫棍，而是感情丰富真挚又有道德感的人。他正因为同普通人一样，既有人性中的弱点，也有人性中的优点，而且都袒露得淋漓尽致，所以他在我们的心目中倒是相当可亲的人物。同时，他的三次情感纠葛表明他爱情上的日趋成熟，在道德上的日趋完善，使他仍然不失为真正高尚的人。
看了两遍之后，在一本日本版外国文学“事典”中看到对该书的专项介绍，又在“民主德国”出版的一套丛书中看到此书德文译本，更牵动了我的心思。1986年末，我把翻译此书的打算向上海译文出版社谈了，正巧其出书规划中有一套“高尔斯华绥文集”，于是我的这本顺理成章地归入这个文集。
这么多年的愿望一旦能实现，当然要全力以赴。但真到译时，就常有力不从心、捉襟见肘之感。特别是书中描写心理活动的地方较多，有些词语或句子间跳跃较大，阅读时一扫而过，但翻译时颇费思量，甚至对自己的译法是否正确或贴切没有把握。
全书译好后，本该像通常那样写点前言或后记，作为对读者的交代或对书的介绍。但是，对我译的这第一本长篇小说，我却没有这样做。这倒并非我有“不着一词，尽得风流”的野心，而实在是对那种突如其来的当头棒喝余悸未消。考虑之下，觉得还是“闲话少说为妙”，反正书已译出，最主要目的已经达到，而且我的这本在那文集中将是毫不起眼的薄薄一本，不给它写前言后记也罢。
这使我想起当年被称为美洲出现的第十位缪斯的安妮·布雷兹特里特（1612—1672）。她姐夫未征求她意见就把她的手稿带往英国出版，成为新大陆诗人问世的第一本诗集，但她对此既感到意外，又感到遗憾，写了一首《作者致自己的诗集》
，它最后的八行为：
我想用漂亮衣裳把你打扮好，
但家里只能找到粗糙的布料。
穿这衣服去平民间流浪无妨，
可要留神别落进评论家手掌，
你去的地方要没人同你相熟；
要是谁问起你父亲，就说没有；
问起你母亲，就说她呀苦得很，
所以才让你这个模样出了门。
如果套用这诗中比喻，那么本书可说是我领养的外国孩子。我因为喜欢这孩子，就擅自领养了他，脱下他挺括合身的英语外衣，换上一套我以拙劣手艺仿制的汉语外衣，就让他去面对读者了——也由于害怕某种类型的“评论家”，我不仅没有为这孩子说几句好话，甚至对他的身世也只字未提。
现在看来，这种害怕当然是多余的。因为在那之后不久，上海译文出版社经过慎而又慎的考虑，决定组织力量重译 Gone with the Wind ——这时我未参加一起译，并非因为心有余悸，而只是想集中精力译诗。
拙译《殷红的花朵》于1990年9月开印。我拿到印成的书还没细看，却发现此书已登上出现不久的“半月热门书”排行榜
。这倒很出我意外，因为对这书没有任何宣传。当时我想，也许是作者的姓名起了作用——说不定很多读者同我一样，正是怀着对《苹果树》的美好回忆才拿起这本毫不起眼的书吧。现在想来未必如此。因为我后来看到美国大书商Charles Scribner’s Sons出版的本书，出书时间是1914年，就是说，最晚在英国初版的次年，就有了该书的美国版。而且在美国出书的头六个月里，作者得到的版税是七百多英镑，约合如今的四万六千英镑。可见该书当时至少也受到美国读者的欢迎。
其实，受读者欢迎并不奇怪，因为作者本人曾认为，本书是他代表作《福尔赛世家》之外的最好作品，而就某些方面来说，甚至是他最佳作品。当然，这些都是我原先不知道的，但我从不怀疑拙译能得到一些读者喜爱。有的高中学生和已过知命之年的人曾向我表示这本书很好看。有两位读者使我尤为感动，并为有这样的读者而自豪。
一位是金石家，是我年轻同事的父亲。那同事对我说起，她父亲看了这本书，觉得非常精彩，不仅在书上圈圈点点，还在不少书页上写下阅读感受。这情况当然使我颇感兴趣，而那同事听她父亲介绍后读了这本书，随即作了缩写，发表在1996年10月5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上（两年多之后又有介绍故事梗概的短文发表在《中华读书报》）。可惜这时书已出版多年，难以满足见到文章而来购书的读者了。
另一位是云南经济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人。几经周折后，她从上海译文出版社得知我电话号码，便来联系，说大约在1991年念大学一年级时借到这书，读罢难以忘怀，在电台里主持读书节目后便遍寻此书，却未见踪影。在电话中，她凭记忆背诵了书首的四行短诗：
请你取走我胸前这朵花，
把我发辫中的花也取走；
随后离开吧，看夜色多美，
高兴瞧着你走去的是星斗。
说来惭愧，我作为译者，对这几行诗的印象已很淡薄，听了她的背诵，才勾起一点回忆。更让我感到有趣的是，这位节目主持人告诉我说，她是这本书的“铁杆”读者，而她有个朋友并不欣赏高尔斯华绥，她想让这朋友也读读这书，也许能改变对高尔斯华绥的看法。
几次电话谈话的结果，是我应邀上她的读书节目《书海扬帆》，向云南听众介绍《殷红的花朵》。
作为这本原先不为国人所知作品的“发掘者”和译者，看到和听到这样的“反馈”，我的欢愉之情的确难以言表。但我知道，它之所以能吸引读者，正像它能吸引我一样，是因为原作精彩，而也许由于拙译传情达意的不足，这种精彩已蒙受了损失。如果这样，将是我极大的遗憾。
黄杲炘
2000年8月
2013年7月略有修改
[1] 顺便说一句，此书原名 Gone with the Wind ，语出英国诗人道森（1867—1900）名作《希娜拉》第3节第1行：希娜拉！我忘了多少风流云散的事物（I forgot much, Cynara! gone with the wind，可参看2011年上海译文版英汉对照的《跟住你美丽的太阳——英语爱情诗选》，第2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