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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自然作家欧内斯特·汤普森·西顿
在他二十一岁生日时，收到了一份奇怪的礼物。这是一份账单，其中他的父亲记录了与青年欧内斯特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有关的所有开销，包括医生为接生他而收取的费用。更加奇怪的是，欧内斯特据说已经为此付了钱。我一度认为老西顿先生是个混蛋，但是现在我想，如果他——在原则上——是对的呢？我们单就我们存在这一事实就欠了某人或某物的债吗？如果这样，我们欠了什么债，又是欠了谁的债？还有，我们如何还债呢？
写作这本书的动机是我的好奇心——我寄望于通过本书的写作，能够探索一个我知之甚少的主题，而正是这一原因引起了我的兴趣。这一主题就是债务。
偿还不是关于债务管理、睡眠债、国债或者管理你的月度收支；也不是关于债务如何实际上是一件好事，因为你可以借钱使财富增长；也不是关于购物狂或者如何确定你是不是其中之一：书店和网络中到处都是这种材料。
它也与更可怕的债务形式无关：赌债和黑手党复仇；做坏事就会转世成一只屎壳郎的业力报应；电视剧里长着小胡子的债主用不付租金的方式强迫美女发生不情愿的性行为。（尽管它可能会触及这些话题）相反，它是关于债务作为一种人类构建——一个富有想象的构建——以及这一构建如何反映并放大人类贪婪的欲望和人类极度的恐惧。
作家们写作他们担忧之事，阿利斯泰尔·麦克劳德
如是说。也写作困惑他们之事，我补充道。偿还这一主题是我知道的最令人担忧、令人费解的主题之一：金钱、叙述或故事，以及横贯其中的宗教信仰所织就的特殊关系，常带有爆炸性的力量。
在我们成年后困惑我们的事，在我们还是孩童的时候就困惑着我们，至少对我来说确实如此。在我成长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期的社会中，有三件事情你不该问。第一件事就是金钱，尤其是每个人赚多少钱；第二件事是宗教，开启这一话题将直接导向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甚至更糟；第三件事是性。我生活在生物学家身边，而且对性——至少昆虫的性行为——我可以从家里随处可见的教科书中了解：我对产卵器可不陌生。对我而言，禁忌的事是另外两件：财务和信仰。
最初，它们好像隶属不同类别。归于上帝之事不可见。归于恺撒之事则过于物质。它们以金牛犊的形式存在，这在彼时的多伦多并不常见；它们也以金钱的形式存在，对钱财的喜好乃是万恶之源。但另一方面，漫画书中角色史高治·麦克老鸭（Scrooge McDuck）——我读了漫画的大部分——是一位脾气暴躁、为人吝啬并常常阴险狡诈的亿万富翁，他的名字源于狄更斯著名的得救的吝啬鬼埃比尼泽·斯克鲁奇（Ebenezer Scrooge）。有钱有势的麦克老鸭拥有一个巨大的钱箱子，里面装满了金币，他和他收养的三个侄子在其中嬉戏，激起金币的浪花，就像在游泳池中一样。金钱，对史高治叔叔和年轻的鸭子三胞胎而言，不是万恶之源，而是令人愉悦的玩物。这些观点中哪一个是正确的呢？
我们这些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孩子通常都有一些零花钱，虽然大人们不期望我们总是谈论它或过分地喜欢它，但他们期望我们在早年即学会如何管理金钱。我八岁的时候，得到了我第一份带薪的工作。我已经以较有限的方式认识了钱——我每周可以得到5美分的零用钱，那时候5美分能买到的糖果可比现在多得多。没有花在糖果上的钱我存在了一个立顿锡茶盒里。它有着颜色艳丽的印度式设计，上面画有大象、蒙着华丽面纱的妇女、戴头巾的男士、寺庙和圆顶、棕榈树，以及过蓝的天空。硬币的一面是树叶，另一面是国王们的头像，我对它们的渴望与它们的稀有或美丽的程度有关：国王乔治六世是在位君主，有他头像的硬币是通用货币，因此在我势利的标准下排名较低，而且他也没有胡须；但仍有一些刻有毛发茂盛的亨利五世的硬币在流通，而且，如果你运气好，能得到一两个满面虬髯的爱德华七世。
我知道这些硬币可以买来像蛋筒冰激凌这样的商品，但我当时不认为它们比我的小伙伴们使用的其他货币单位更好：香烟盒飞机卡、牛奶瓶盖、漫画书，以及各种各样的玻璃弹珠。在每一个类别当中，原则是相同的：稀有和美丽增加价值。兑换率是孩子们自己定的，虽然会产生大量的争论。
当我找到工作时，一切都改变了。这份工作的报酬是25美分每小时——一大笔钱！工作内容是推着一个婴儿在雪中玩耍。只要我把婴儿带回家，活着而且没有被冻僵，我就能拿到25美分。就是在我生命中的这一刻，每一分钱变得和其他任何一分钱有同样的价值，不管谁的头像刻在上面。这教给我重要的一课：在高等金融中，审美的考量很快就会半途而废，这真不幸。
因为我赚了这么多的钱，我被告知我需要一个银行账号，于是我从立顿锡茶盒毕业了，并得到一本红色的银行存折。现在，刻着头像的硬币与玻璃弹珠、牛奶瓶盖、漫画书以及飞机卡的区别开始清晰起来，因为你不能把玻璃弹珠存到银行里去。但是你被催促着把你的钱存入银行，来保证其安全。当我累积到危险的数量——比如，1美元——时，我就把它存到银行，在那里钱的总数被一位令人胆怯的柜员用钢笔和墨水记录下来。一系列数字的最后一项被称为“余额”——不是一个我理解的术语，因为我没有看到一个双臂天平。
每隔一段时间，我的红色存折上会多出一笔额外的钱——一笔我从未存过的钱。我被告知，这就是“利息”，我把钱存在银行就可以赚取利息。我当时也没搞明白这一点。对我而言，有些额外的钱是有趣的——这一定是为什么它被称为“interest”，但是我知道我实际上并没有挣来这些钱：银行里没有婴儿让我带到雪地里推着玩。那么这些神秘的钱是哪里来的呢？当然来自那个生产五分镍币的地方，牙仙留下镍币来交换你掉落的牙：那是一个不确定在什么地方的有着虔诚的发明的王国，但是我们都必须假装相信，否则乳牙换镍币的计谋就不再有效了。
然而，在枕头下的镍币足够真实。银行利息也是如此，因为你可以将它兑换成硬币，然后再换成糖果和蛋筒冰激凌。但是虚幻之物怎么可能产生真实之物？从《彼得·潘》这样的童话故事中我知道，如果你不再相信仙女，她们就会倒毙；如果我不再相信银行，它们也会倒闭吗？成年人认为，仙女是虚幻的，而银行是真实的。但那是真的吗？
这就让我对财务开始感到困惑，而这种困惑仍未结束。
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我在公共交通上花了很多时间。我经常看广告。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有很多腰带和文胸的广告，还有除臭剂和漱口水的广告。今天这些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治病的广告——心脏病、关节炎、糖尿病等等；还有帮助你戒烟的广告；电视连续剧广告上面总有一位或两位女神般的女人，尽管这有时候也可能是染发剂或护肤品的广告；戒疗所的广告，如果你有赌博问题就可以打电话给他们的那种。还有债务服务的广告——这样的广告种类繁多。
其中有一则广告画有一位愉快微笑的女人和一名幼童，广告语是“现在由我来负责……再也没有讨债电话了”；另一则说“拼命赚钱难买幸福——不妨尝试债务管理”；“有债务才有生活！”第三则广告发出一语双关的啾啾声。“可能就此过上幸福生活！”第四则广告发出颤音，迎合与童话故事相同的信念，鼓励你将账单塞在地毯下面，然后使你相信这些账单已经付过了。“有人踩到你的尾巴了吗？”第五则广告从公共汽车尾部问道，相比而言，不太吉利。这些服务承诺，不是让你的沉重债务如烟雾般飘散，而是帮你巩固它们，然后一点点地还，同时让你从一开始就学习避免那些让你深陷赤字的自由消费行为。
为什么这类广告这么多？是因为有空前数量的人负债吗？很有可能。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腰带和除臭剂的时代，广告从业者显然感觉，可以想象的最让人焦虑的事物，是让你的身体无拘无束地闲逛，此外，就是熏臭某个地方。身体可能离开你，所以身体必须处于控制之下；否则，身体就会做出深深令你羞耻之事。而且，性不能在交通工具上谈及。现在情况大不一样了。性行为成为娱乐的一部分，并因此不再是受责难和罪恶之事，从而身体不再是焦虑的主要焦点，除非它染上某种那些被广为宣传的疾病。相反，令人担忧的是你分类账目中的借方项目。
这是有充分理由的。第一张信用卡于1950年面世。1955年，加拿大家庭户的平均债务-收入比是55%；2003年，是105.2%。此后比率还在升高。在美国，2004年这一比率为114%。换句话说，许多人的花费超过他们的收入，许多国家的政府也是如此。
在微观经济层面，一位朋友告诉我借债在十八岁以上的人群中极为盛行，特别是在大学生中间。信用卡公司瞄准他们，而学生们不计后果地冲动消费，然后债务缠身，这些债务利息很高，他们也还不起。因为神经学家现在告诉我们，青少年的大脑与成年人的大脑有很大不同，青少年并不能真正地计算长周期的“现在买，将来付”的数学，这应该被视为是压榨孩童。
另一方面，金融世界最近因一个所谓的“次级房贷”（subprime mortgages）的债务金字塔的崩溃而震动——这一金字塔骗局不为大多数人所理解，但这应归结到这一事实，一些大型金融机构将房贷兜售给那些不可能支付得起月费的人，然后将这种万金油债务（snake-oil debt）封装，贴上令人印象深刻的标签，售卖给那些认为它们有价值的机构和对冲基金。这就像是青少年信用卡策略，不过量级要大很多。
我的一位来自美国的朋友写道：“我曾经拥有三家银行和一家房贷公司。第一家银行收购了另外两家，现在正努力收购这家破产的房贷公司，直到今天上午才发现，上一家银行也处境不妙。现在他们正试图与房贷公司重新进行谈判。问题一：如果你的公司濒临破产，为什么你还想要购买一家破产的消息业已登上头条新闻的公司？问题二：如果所有的贷方破产，债务人还会不会破产？你无法想象喜爱信用的美国人的懊恼。我想整个中西部的社区就像我家乡的社区一样，人去楼空、荒草齐膝、藤蔓绕梁，没人愿意承认他们实际上是业主。接下去，我们将收获我们所播种的东西。”
尽管这听起来有《圣经》的味道，但是我们仍然挠着头，不明所以。这是为什么？怎么到了这个地步？我常常听到的答案——“贪婪”——也许是足够准确的，但它并没有揭示出这个过程中更深层次的奥秘。这种导致我们如此痛苦的“债务”到底是什么？就像空气就在我们周围一样，如果不是供应出了问题，我们从不考虑它。当然我们觉得它对于我们的集体浮力是不可或缺的。在美好的时光里，我们漂浮其上，就像漂浮在一个氦气球上：我们越升越高，气球越来越大，直到，“噗”——某位扫兴的人用针戳进气球，我们就沉下去了。但是这根针的性质是什么？我的另一位朋友曾经认为飞机能在天空飞仅仅是因为人们相信——违背理性地——它们可以飞行：如果没有这种集体错觉支撑他们，飞机就会立刻坠落到地面。“债务”与之类似吗？
换句话说，也许债务存在，是因为我们想象它存在。我想探索的是，这一想象所采取的形式及其对现实生活的影响。
我们目前对债务的态度，深深植根于我们的整个文化——文化存在，正如灵长类动物学家弗朗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所说，“一个极其强大的调节器，影响我们所做的一切，并渗透到人类生存的核心”。但也许有一些更为基础的模式被修订了。
让我们假设人类所做的一切事——无论是好的、坏的，还是丑的——都可以置于行为自助餐菜单上，并贴上“智人类”的标签。这些事不能置于标有“蜘蛛类”的自助餐菜单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花很多时间在吃绿头苍蝇上：也不能置于标有“狗类”的自助餐菜单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到处用我们的腺体气味标记消防栓，也不把鼻子伸进装着垃圾的袋子里。我们人类的行为自助餐菜单中，有实际的食物，因为就像所有物种，我们受食欲和饥饿驱动。桌子上其他菜肴所包含的恐惧和欲望——比如“我想飞”“我想和你性交”“战争使得部落团结”“我怕蛇”和“我死后会发生什么事？”——则没有那么具体了。
但是没有任何具体的事物不是建立在我们人类的基本模式之上或与之相关的，这一基本模式包含：我们想要的、我们不想要的、我们渴慕的、我们鄙视的、我们钟爱的，以及我们憎恶和害怕的。一些遗传学家甚至谈到我们的“模块”，就好像我们是一个电子系统一样，有着可以开启或关闭的功能电路板块。这种分立的模块是否真的存在于我们的基因决定的神经线路中，目前仍然是一个需要试验和辩论的问题。但无论如何，我认为可识别的行为模式越老——它确实伴随我们的时间越长——它与我们的人性整合得越好，它的文化变异的证据也就越多。
我不是要在这里提出一个一成不变的“人性”——表观遗传学家指出，基因可以被表达出来，或者“被转录”，也可以以多种方式被抑制，这取决于它们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发现自己。我只是说，没有基因相关的结构——某种建筑砌块或基石，如果你愿意这样说——我们在我们周围看到的基本人类行为的许多变化将永远不会发生。在一款名为《无尽的任务》（ EverQuest ）的网络游戏中，你必须靠买卖和交易，与玩家伙伴合作完成团队任务，以及对其他城堡发动突袭一步步升级，从剥兔皮的一路爬升到拥有城堡的骑士，如果我们不同时是社会物种且能意识到层级体系，这将是无法想象的。
在环绕我们周围的方方面面的债务的精致浮雕下，相应的古老内在基石是什么？为什么我们如此乐于接受目前的好处，以换取未来繁重的还款？仅仅是因为我们被设定好去抢夺低处悬挂的果子，然后狼吞虎咽地能吃多少就吃多少，而不去提前考虑那些可能摆在我们面前的无果可吃的日子？嗯，部分如此：如果七十二小时不补充液体或两个星期不进食，你很可能就死了，所以如果你现在不吃一些挂在低处的果子，六个月后你就不会活着为你自己的自制能力和延迟满足的能力感到高兴了。在这方面，信用卡几乎可以保证贷款人能够赚到钱，因为“现在就抓住它”可能是狩猎-采集时期行为选择的一个变种，远在任何人想到为他们的退休而储蓄之前。一鸟在手胜过双鸟在林，而一只塞到嘴里的鸟则值更多。但这只是一个短期收益伴随长期痛苦的情况吗？债务真的是我们的贪婪造成的，或者——更体谅地说——是我们的需要造成的吗？
我假设还有另外一个古老的内在基石，没有它债务和信贷结构就不会存在：我们的公平感。从最好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令人钦佩的人类特征。如果我们没有公平感——其光明的一面是“善有善报”——我们就不会承认偿还我们所借的东西是公平的，因此没有人会蠢到把任何东西借给任何人以期待得到回报。蜘蛛不与其他成年蜘蛛分享蓝瓶蝇：只有社会动物沉迷于共享。公平感阴暗的一面是不公平感，这一面导致了当你处事不公却逃离惩罚时，你或心存侥幸，或有负罪感；当你遭到不公平对待时，你则满腔愤怒，心怀怨恨。
孩子们在四岁左右开始说，“这不公平！”，远在他们对复杂的投资工具感兴趣或他们意识到硬币和钞票的价值之前。当睡前故事中的恶棍得到毫不含糊的应有惩罚时，他们就心满意足，而当恶棍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时，他们就感到不安。宽恕和仁慈，就像橄榄和凤尾鱼，似乎是后天习得的，或者——如果文化不利于他们——就不会被习得。但是对年幼的孩子来说，把一个坏人放进一个钉满钉子的桶里，然后把他或她滚进大海里，就可以恢复宇宙的平衡，从视野中移除那些邪恶的力量，而小家伙们晚上可以睡得更安稳了。
对公平的兴趣随着年龄增长而变得复杂。七岁以后，存在一个法理阶段，在这一阶段，由成年人推行的任何规则的公平——或者，通常是不公平——都被孩子们激烈地争辩。在这个年龄，公平感也可能以奇怪的形式呈现。例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九岁的孩子间的一个奇怪的仪式是这样的：坐车时，你盯着窗外看，直到你发现一辆大众甲壳虫。然后你打你同伴的手臂，高喊：“打甲虫，不能打回来！”（Punch-buggy，no punch-backs!）率先看见大众甲壳虫意味着你有打其他孩子的权利，并加上一个条款——“不能打回来！”，意味着他或她没有权利反过来打你。但是，如果另一个孩子在你喊出你的保护咒之前，成功地喊了“打回去！”，那么报复性的击打就开始了。钱在这里不管用：你不能花钱买不挨打。争论的焦点是互惠原则：打人者打该挨打的，而且一定会打得到，除非以闪电的速度插入一个终止条款。
我们被告知个体的成长重演了物种的进化史：个体的成长反映了物种发展的历史。那些没能在“打甲虫”仪式中分辨出差不多有4000年历史的《汉穆拉比法典》中的基本的同态复仇法（Lex talionis）形式——《圣经》中用“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形式再现——的人真是瞎了。同态复仇法大体上的意思是：“施以同类或适宜的报复。”在打甲虫规则下，击打相互抵消，除非你能率先挥动你的魔法保护咒。这类保护可以在世界各地的合同和法律文件中找到，此类条款以“尽管有上述情况”这样的短语开头。
我们都希望享有免费的潘趣酒，或者免费的午餐，或者免费的任何东西。我们都怀疑，除非我们能以一种严肃的态度投入其中，否则我们得到这样的权利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我们怎么知道一拳可能会招致另外一拳？
这是早期的社会化——当你在幼儿园为了培乐多彩泥（Play-Doh）争吵并说“梅兰妮咬了我”时所获得的那种——还是一个植入人类大脑里的模板呢？
让我们检视下后者的情况。为了使得如“债务”这样的心理建构存在——你欠我的某样事物一旦被你交还给我，就可以结清账目。——这里有一些先决条件。其中之一就如我已经说过的，公平的概念。附加其上的是等价物的概念：为了使得双方的心理评分表，或计分表，或我们一直在运行的复式记账程序加起来等于同一件事，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如果约翰尼有三个苹果，苏西有一支铅笔，一个苹果换一支铅笔是可以接受的吗，还是会剩下一个苹果或一支铅笔待付款？这都取决于约翰尼和苏西赋予他们各自的交易物品什么价值。这反过来又取决于他们有多饿或者有多需要交流工具。在公平交易中，交易双方相互平衡，并且都不觉得有任何亏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