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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序言(2019)

我的梅西公民讲座演讲稿被汇编成书并定名《偿还——债务与财富的阴暗面》,尽管该书在2008年秋首发时被誉为极具先见之明,但我并未料到它的出版会恰逢金融大崩盘。我的预见能力也就那样。不过,接下来我要说说,在这件事上我是如何获得这种言过其实的名声的。

在进入2000年之后的头几年,我已连着几年推掉了梅西讲座的多次邀请。“梅西讲座”是加拿大广播公司一档享有盛誉的节目,始创于1961年,旨在提供一个电台论坛,让“当代主要的思想家可以在这里讨论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议题”。做那些讲座是一项艰巨的工作!首先,你得撰写演讲稿,然后还得把讲稿汇编成书,书稿必须比讲稿的篇幅稍长一些。之后,奔赴加拿大相距遥远的五个不同城市,一场接一场地做讲座,其间缓口气的时间只够你穿脱棉毛裤,毕竟秋季天气多变。最后,还得将讲座的内容编辑成适合电台广播的时长。

这种时长时短的工作安排不仅对一个人的技能,而且对一个人的自我也构成了挑战——如果这回的讲座内容缩短了,而之前的又被拉长了,那么你对自己真知灼见的精准无误还有几分信心?

因此,每回有人请我去做梅西讲座,我都客客气气地拒绝了。实际上,我说的是:“非常感谢,但我要洗头了。明年我也要洗,后年也是,还有……”在此我必须解释下这个比喻。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你要是想避开不乐意去的约会,就该这么说。

时间就这样过去了——那些年,每每提到请我去做梅西讲座的话题,我总是在洗头。但后来命运出手了。梅西讲座的书稿历来都由阿南西出版社出版。这是一家小型的文学类出版社,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曾为它注入过一些创始资金,后来在编辑该社的一些图书时又担任过其董事会成员,我还为它写过一本名为《生存》的大部头,作为持续支持其财务状况的一些努力。阿南西出版社现在是一家中等规模、颇受尊重的出版社,但在2002年,它深陷困境;在此前不久,它被一家较大的加拿大出版商斯托达特出版社收购,但这时斯托达特公司本身即将倒闭,阿南西也将随之一同消亡。

就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一位名叫斯科特·格里芬的人——他小时候还需要别人帮忙,把他从超人戏服里拽出来——挺身而出,买下阿南西,把它从绝望的泥淖中拉了出来,将它虚弱的身躯抬回岸边,明智地注入冰冷的现金,让它恢复了生命的气息。但与此同时,梅西讲座的决策层已审慎决定终止阿南西的讲座系列出版业务,交给一家规模更大、更具偿付能力的出版商。

哀号此起彼伏,挽歌凄凄惨惨!难道我就不能做点什么吗?一种除疣药水,某个诅咒或符咒,祈求月亮的帮助?用角蝰调配出什么解药来?我没有超自然力量,当时没有,现在也没有,但我尽力了——我坐下来,用我最擅长的“绿山墙的安妮”大发脾气的方式,写下一段警告的话,大意如下:

如果你们从阿南西出版社拿走梅西讲座业务,我将永远、永远、永远不做梅西讲座,永远!(猛跺脚。)

他们最终没有从阿南西出版社拿走梅西讲座业务。这结果很可能与我无关,但你们可以预见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而且确实发生了。

脏话!我叫道,这下我真要去做(脏话删掉)梅西讲座了!

对于不久之后我即将探讨的主题而言,这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表面上看,他们帮了我一个忙;我欠他们人情,必须要报答他们。

就这样,我答应做梅西讲座,却不知道要讲些什么。我烦躁不安,一拖再拖,整个人虚弱又疲惫,苦苦思索着许多离奇古怪且已被人遗忘的传说。

最终,我发现自己绕着一系列问题打转,对于任何研究过十九世纪作家的人来说,这些问题都是必然会出现的。希斯克利夫离开时很穷,归来时却很富有:怎么会这样?(我们必然要想,肯定不是正当的生财之道)。《使节》 中的查德·纽瑟姆是否会离开他娴于社交、精致优雅的法国情妇,回到新英格兰去管理庸俗却有利可图的家族企业?(我们猜,他会回去的)。如果包法利夫人更擅长复式记账,没有欠下债务,那么她会不会逃脱对于她通奸的罪罚?(我们表示,肯定会逃脱)。你打开每一本十九世纪的小说,一开始可能都在用爱情和浪漫故事来迷惑你,但是每本小说的核心之处都是银行账户,或者说是缺少银行账户。

当我向满怀期待的梅西讲座理事会宣布,我已经选定演讲主题,即债务问题,他们告诉我,理事会有些犹豫不决,还私下开会商讨。

他们以为我要讲关于经济学的内容。我解释说,不,我要讲的主题就是人类对于欠了什么、欠了谁与如何偿还的思考方式,即在宗教、文学、黑社会犯罪、复仇悲剧以及自然界中如何平衡收支,可叹的是,我们在这些领域已经大大地透支了自己的账户——他们这才如释重负。

邀请委员会擦去他们眉梢的汗珠,而我提交了一份大纲,然后就消失到兔子洞 里研究去了。时间很充裕。当时才2007年,而讲座要到2009年秋天才开始。

然后,命运再次出击。2008年初,梅西讲座的工作人员以恳求的姿态来找我。他们2008年的主讲人来不及做准备了,所以能否拜托,拜托,拜托我提前一年来做讲座?

那时是二月。我必须在六月前完成该书的文本,这样才能在十月开始巡回演讲之际及时出版。这是一个苛刻的要求。

“给我配几名研究人员。”我边说边卷起袖子。要是袖子卷不起来,那要袖子干吗呢?

五个月后,敲击了无数小时键盘之后,我们算是准备好了。至此,有更多的汗水从眉梢给擦去了。

之后,命运第三次袭来。就在书稿出版、巡回演讲在纽芬兰开启之际,发生了金融大崩盘和危机。我的书是当时唯一一本——从表面看来——探讨这一主题的书。“你是怎么知道的?”许多钦佩我的对冲基金经理都来问。回答他们说我原先根本不知道也无济于事:证据都以书的面貌摆在那里了。

我没有水晶球。假如真能预测未来,那我早就称霸股市了。

(张剑锋 译)

献给格雷姆和杰斯

以及马修和格雷姆·德·杨格 E4R/Spa27RgAP9qjJUgekUXSxIqEU91x8ItGmKcS1OGGnMW3Nj08qppR9nRRCH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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