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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一章所见，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起源于近代社会的成型期，而在其完成期则卷起了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
追根溯源，第一次女性主义诞生的背景，有产业革命的爆发，也有女性身份的主妇化。当产业形态从家庭手工作坊向现代工厂脱胎换骨之后，工作场所与家居环境分离开来，男性的社会角色逐渐向“雇用者”转化，而女性“主妇化”的倾向则日趋显著。当这种近代的性别角色划分越来越趋于定型时，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便应运而生。
从世界范围来看，这波浪潮的先声是被奉为“美国现代女权运动之母”的贝蒂·弗里丹
于1963年出版的著作《女性的奥秘》。该书原名为
The Feminine Mystique
，意思是“女性气质的神话”。弗里丹在此书中，第一次将美国郊外中产阶级主妇——人妻与人母——日常怀抱的“无名难题”（the problem that has no name）诉诸言语。
而弗里丹本人作为美国“二战”后的高学历女性，不仅与精英男士恋爱、结婚，还出于自愿生下小孩，住在郊外的独栋洋房里，是个广告画里描绘的“幸福的中产主妇”。然而，在心灵层面，她却饱受各种冲突的困扰，去精神科医生处接受治疗也丝毫不见起色。这期间，她逐渐意识到，“这并非我一个人的心理问题，而是社会构造的问题”。可惜，当她试图描述这些心绪时，却苦于找不到达意的词句。于是，她将之形容为“无名的难题”，写进了《女性的奥秘》一书中，谁知该书甫一出版，便立刻成为爆炸级的畅销之作。
弗里丹指出，中产阶级的人妻与人母，向来是世俗鼓吹的“女性幸福的终极模板”，但实际上，她们却过着牢狱一般饱受禁锢与束缚的生活。这是性别角色分工与近代家庭形态（工薪族+职业主妇）处于成型期才会爆发的问题。
在日本，问题的出现则较之略晚。在本书第一章中我曾写过，日本的妇女解放运动诞生于1970年，但早从20世纪60年代起，整个社会就为它的爆发做好了“准备”。60年代，日本兴起了名为“生活革命”的潮流，战败后持续多年的社会形态短时间之内便发生了骤变。那么，究竟改变在哪里呢？
首先，人口都市化急剧发展，产业结构也随之发生了改变。1950年以前，第一产业（农林渔）的就业人口，占总人数的30%，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才不过短短十年，这个比例已锐降至10%左右。此外，不仅个体经营者及其家庭从业人员与企业雇用者的人口比率发生了逆转，相亲结婚与恋爱结婚的比率也呈逆转之态。累积结婚率（一生中至少结过一次婚的公民人口比例）达到了男性97%、女性98%的最高峰值。
另一方面，在短短十年间也从一对夫妇平均生四个孩子减半至两个孩子。待大家有所察觉时，世间已充斥着“一对夫妇+两个孩子”的家庭组合。日本在人口调控方面素来是世界各国中的优等生，在极短的时间内，在未曾强制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情况下，达成了出生率减半的目标。
像这样把各项社会指标摆在一处看看，马上就会明白，20世纪60年代，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剧变。经由这种剧变，“工薪族+家庭主妇”的性别分工体系方才得以成型，妇女解放运动也随之擂鼓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