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本单元里，我们先来看看日本妇女参政权斗争的来龙去脉。1925年，正值日本大正民主主义热潮如火如荼之际，政府制定颁布了一项“（仅限）男子参加的普遍选举法”。所谓普遍选举，本该是不限身份、不拘纳税额，任何公民皆可参与投票的政治选举制度。岂知令人挠头的是，尽管日本史与政治史的年表上写着“1925年，国民普选法确立”，但事实上，却应该写成“男性国民普选法确立”才对，毕竟女性公民根本没有被赋予选举权啊！
若问种族歧视与性别歧视，两者深入人心的程度孰轻孰重，那么不论在哪个国家，都要数性别歧视更根深蒂固。例如在美国，黑人公民的参政权要比白人妇女更早获得承认。在日本，1910年《日韩合并条约》签订以后，居住在本土的男性朝鲜人也要比日本本国的妇女更先获得参政权。男人似乎普遍认为，种族歧视是有违公平正义的，却将女人视为与自身不同的另一个物种。在此重复一句：性别方面的歧视与不公，只有在其他问题退居到远景处时方能浮出水面，进入大众视野。它是一种最后一刻才会获得关注的歧视。
1925年，“（仅限）男子参加的普选法”颁布之际，市川房枝在日记中写下了一段文字，大意是，“我将视今日为妇女参政权遭到剥夺的日子，而将其永远铭记在心”。她的话何其铿锵有声。说到这里顺便提一句，当年日本妇选运动的口号便是“没有妇选，就没有普选”。经由这句口号即可了解，日本的妇女参政权斗争早在1925年以前就已经陆陆续续开展起来了。
普选法颁布的日子，对市川房枝来说并非胜利之日，而是“败北之日”。
其后，妇女参政权运动依旧一步一个脚印，持续进行着抗争。终于，在1930年，众议院制定通过了“妇女公民权法案”。次年，日本发动了对华入侵。随后，战况愈演愈烈，如怒涛汹涌而来，当局再也顾不上商讨妇女参政法案的可行性。结果，直到日本战败后的1945年，妇女始终未能拿到选举权。
于是，日本宪法中关于男女平等的条款，例如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第十四条，规定“家庭生活中应秉持夫妻平等原则”的第二十四条，被曾参与驻日美军将领麦克阿瑟主持的《日本国宪法》起草工作、当年尚且二十二三岁的女性主义活动家贝雅特·希洛塔·戈登
形容为“送给日本女性的礼物”。我时常感慨，这个过程不啻为一篇神话。让我们回顾一下当时的来龙去脉。
日本宪法颁布于1946年11月3日。当时，妇女的公民权——亦即妇女参政权——已于将近一年前的1945年10月10日在内阁会议中敲定下来。值此期间，驻日盟军总司令
（GHQ）曾向内阁下达了五项重大改革的指示，其中便包含妇女参政权的落实，而时间点恰好在内阁决议的次日，即10月11日。换句话说，早在GHQ下达命令之前，内阁就已经通过了妇女参政权的审议。可见在吃了败仗的同时，政府终于肯正视妇女参政权的问题了。
确实，日本宪法中之所以添加了有关男女平等的条款，契机在于贝雅特参与撰写的草案，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日本女性身为主权者所拥有的公民权利却并非来自贝雅特的馈赠。它是从战前起便持之以恒、坚韧不拔地一路走来的妇女参政权运动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