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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社会属性无疑是最明显的特征之一。
先说一下人类的利他行为。
关于人类与其他动物的区别，有一个很普遍且感性的认识——人是有感情的。这种感情的具体表现就是所谓的七情六欲，而最能体现出来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因为有感情，人类能够理解社会其他成员的感受；因为有利他行为，我们才能合作并成为强大的种群，导致很多人会有这种想法：人类社会中有明显的利他行为，而飞禽走兽只为自己生存繁衍来行事，所以人类是相信有所谓的“灵魂”的高级生物。那么，我们还能从演化的角度强行解释这个“利他”行为吗？（以下是我的推测。）
其实与其说如何解释利他行为，倒不如仔细想想，人类真的有利他行为吗？
从基因回报率的角度来讲，所有因突变而生存下来并能很快散布整个种群的生物性状，首先要有利于个体的生存与繁衍，然后个体通过竞争在种群中扩大这个基因突变频率。这与“演化的单位是种群”的概念也不冲突。利他行为对整个种群有好处，成员之间相互帮助，共同抵御危机，种群才会变得强大。
可是，如果一个种群中有普遍的利他行为，而其中某个个体是绝对自私的，那么他只会得到族群成员的帮助，不用承担共同抵御外敌会受伤的风险，而且这个个体的存活概率会大于身边那些有利他行为的个体，也就是会获得生存繁衍优势。那么“利他”基因必然逐渐被“自私”基因取代，有利于整个种群的进化方向并不会延续下去，因为演化的表现在种群，而根源在个体。从这里就可以看出， 从个体角度来讲，完全利他的基因根本不会存在，看似利他的行为就是包装过的利己行为。
那么，我们社会成员之间相互关爱、共情、怜悯这些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呢？基于基因回报率，在亲属关系里，如母爱和孝敬父母这种利他行为很容易理解，因为有利于基因的延续。但是，对于非家庭成员呢？显然，帮助他人并不能提高自己的基因回报率。可以想象，在族群生活中，总是“做坏事”的自私的个体会危害族群成员的生存，比如他总是偷取邻居的食物或者总是寻找别家的异性偷情，看似有利于自己生存繁衍的行为可能会招来族群成员的激烈反抗，那么这个自私的个体还能存在多久呢？
这种自私行为可能会造成反作用，不利于自己的生存。而共情“基因”本来就强烈地作用于家庭成员之间，很容易突变出对其他成员同样怀有这种感情的个体。至于这个个体，只要做危害族群成员的事情比较少，产生的矛盾不多，与其他族群成员合作捕猎、共御外敌的活动就会顺畅很多。如此一来，这样利他的基因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有了繁衍的机会，以讨好为目的的善意举动就随之出现了。同时，由于个体的自私性，如果善意举动获得他人的正向反馈，也就是答谢和回报，这样的行为会因逐利目的而被加强，大脑也会突变出获得感谢后的愉悦感，同时答谢与回报的行为又会触发族群成员给自己更多的帮助。这样的行为也就有了被强化的理由。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让我们获得愉悦的不是帮助他人，而是施以援手之后他人对你善意的反应。如果你对某人施以援手后，那个人的反应冷淡，你的大脑就会产生愤怒。 如果善意的举动得不到正反馈还继续帮助他人，才叫绝对的利他行为，而这种现象不会广泛存在，因为这有悖进化逻辑。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任何感情都需要双方的经营，无论友情还是爱情，一味地从他人那里索取，有违自私基因的生物学基础。
所以，看似利他的行为都是利己的行为，而有些企业只和自己的员工谈情怀、谈奉献才会让人嗤之以鼻。 人类社会是各种行为博弈与竞合之后的产物，正是由于大脑进化出的强大社交能力，人类才达成了以自身利益为终极目的的庞大复杂合作关系 网。 这也就使得人类能够突破自己的生理限制，成为具有超强适应性的绝对强者。
刚来到草原时，古猿人的奔跑速度不算快，在食物链上的位置也不高，因此百万年间他们都是大型肉食动物的食物。可是在大脑的进化逐渐明显之后，共情心理的出现使得人类祖先开始有意识地相互合作，遭遇凶险的古猿人很可能得到其他成员的帮助。也就是说，当狮子袭击一个人类成员时，它就可能会遭到十几个手持武器的人类一顿胖揍。其实像斑鬣狗这种生物也有一定的社会性，可它们因脑容量不足，无法在非亲缘关系的同类间建立更多联系，也没法厘清10个以上成员的兽际关系。而现代人类可以准确记住150个人左右，厘清关系，相互协作。
这也是我们现代人喜欢“八卦”的根源。就算是科学家，茶余饭后聊科学的应该也不会太多，更多的话题可能是某个研究员的习性、脾气，或者哪个同事有晋升机会。这就是大脑在习惯性地收集身边人的信息并加以梳理。
草原上的猛兽在看到一只或者几只猿类时，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去，但遇到五六十只猿类组成的庞大队伍时，只能当没看见，因为猛兽的智力同样知道攻击这种族群的后果。 如此一来，早期人类大规模群居就成了非常必要的事情。 这样的队伍当初应该和羚羊、角马一样，在非洲草原上追随着雨水与食物，年复一年地迁徙，同时也接受着自然的选择。不同的是，人类因为绝佳的视觉、对环境的感知能力以及直立行走的能量优势，可以走更远的路去探索新的栖息地，而不是沿着那几百万年不变的迁徙路线循环。这个能量优势给了人类探索的勇气，这种正反馈造就了好奇心和敢于探索的精神。但对于其他动物而言，过于好奇或者独自跑远，可能就饿死在异地了。
在大约300万年前，作为直立人的人类群落出现并开始迁移，其实这不是人类有了要征服世界的觉悟，而是只想在自己的活动范围内探索更好的栖息地。如果某个在北非的直立人部落每40年向东迁移100千米，那么只要1万年的时间，他们就能从北非走到中国。所以当直立人出现100多万年后，中国境内也出现了相应的元谋人，在70万—20万年前也有北京猿人活动。不过这里还是要说一下，根据分子人类学家对DNA的测定，他们不是亚洲人的祖先。当前全球人类的祖先是20万年前还在非洲的智人，其他古人类，包括强大的尼安德特人，都在智人短时间席卷全球的运动中消失了，因为发现且能测定的最晚的北京猿人化石被定格在了智人扩张的时候。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北京猿人和尼安德特人的基因进入了智人的基因库，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东西方人种的差异。
这里说到了尼安德特人，这个人种是直立人走出非洲后来到欧洲，因为寒冷的气候和其他动植物的因素进化而来的。对比同时期人类的脑容量，尼安德特人的脑容量在1 200～1 750毫升，而智人的脑容量在1 400毫升左右，也就是说大多数尼安德特人要比我们聪明。同时，研究人员还发现尼安德特人的骨骼更加结实，体格也更加强壮。这就是说，这是一个相对于我们更加健壮且聪明的人种，因为他们是逐渐迁移过去的，迁移的过程中也被环境塑造成了适应当地寒冷气候的完全体。这就是在相对缓慢的迁徙过程中被环境雕琢后的结果。
可是脑容量只是表象，根本原因在于大脑的不同结构。科学家在对比了具体大脑构造之后，发现尼安德特人的大脑负责视觉处理以及反应速度的部位非常发达，可以想象单个人或者说一小群人在欧洲寒冷的森林里有着极强的生存和格斗能力，可以靠力量洞察力以及反应速度猎杀庞大的野兽。但相比于现代人，他们大脑负责语言交流沟通的地方却小一些。化石证据也表明，尼安德特人的部落人数不超过两位数，根据基因测定，他们都是亲属关系。
智人群落的遗迹却表明，智人在同时期部落人数已经达到150人左右。他们就是以这样的群落规模，浩浩荡荡走出非洲的，而且这个速度很快，环境中自然选择作用还不是很明显，也就是体格依然很弱。这就导致他们必须依赖群体智慧以及改造自然来适应不同的环境。
显然，智人是最晚走出非洲的直立人后代，开阔的草原以及凶悍的大型猛兽使得他们的群落规模越来越大，人际交流能力也在百万年里得到了充分锻炼。
而导致智人快速向欧亚大陆迁移的原因，很可能就是冰川期的到来，季风、洋流的变迁，全球气温降低，使得非洲越发干旱，之前的森林变成草原，草原变成了沙漠，剧烈的环境变化导致非洲再也留不住人了。但是走出非洲的智人没有来得及进化出强健的体格，只能硬着头皮走入陌生的环境，并运用智慧去适应环境。有些人类学家估计当时所有智人的数量可能已经不足1万，不过这极少数的智人还是将演化的火种带到了欧亚大陆。
其实单个智人制造工具的本领并不比尼安德特人强，可智人有庞大的群体。一个人爆发出智慧的火花，创造了革命性武器之后，会很快普及到部落的上百号人手里。比如，能成倍增加投射距离的投射器，在10万年前的欧洲几乎是智人的制胜武器，而尼安德特人大部分还在用大致削尖的树枝和绑着石器的矛与巨兽搏斗。不排除有些尼安德特人也发明了同样的工具，但工具因为交流能力不足而无法普及，所以几十万年间他们使用的工具几乎没有明显变化。而智人强大的交流能力让不同部落间的技术交流甚至简单的贸易成为可能，这就是群体的智慧。 庞大的部落人口基数以及交流能力让技术爆炸在那时就已经初露端倪，智人的群体智慧逐渐让他们成为适应性超强的生物。
接下来就是智人向全球扩张的时期。运用集体智慧的智人可以突然闯入一个生态系统中，并逐渐成为主宰。
《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中就描述过，地球上有很多原本独立的生态环境，如大洋洲、北美洲、南美洲，还有马达加斯加、日本这种岛屿，这些地区的生物独立演化了几千万年。通过化石测定，人类最早来到澳大利亚的时间在45 000年前，对应的就是澳大利亚大型动物集中灭绝的时刻，2米高的大袋鼠、袋狮、巨型鸵鸟、大树懒、大地懒、双门齿兽，都在人类出现之后几千年时间里消失殆尽。各种自然因素，类似气候变迁都无法解释单独一个生态系统中大型陆生动物集中灭绝的事实。如果硬说是因为冰川期到来（每十几万年一次），那么这些生物也活过好几个冰川期了。这样“罪名”就归结给了人类，因为冰川期也造成了海平面下降，跨越当时的大洋去澳大利亚、马达加斯加殖民也不是不可能。不过这个过程应该不是人类有意识地要将当地物种赶尽杀绝，而是高效的猎杀手段，显然超过了这些生物的生育速度所能弥补的范围。
大型动物的生育速度都很缓慢，如果一个部落2个月猎杀1只，那么十几万澳大利亚智人100代人2 000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让类似双门齿兽这种巨兽灭绝。与此同时，用火开荒也可以瞬间改变当地的生态环境。美洲大陆也是一样的，当时白令海峡应该不存在，追赶兽群的智人同样运用集体智慧，通过能够缝在一起的兽皮和雪鞋等御寒措施抵御了西伯利亚的严寒，在千年的时间里逐渐迁移到阿拉斯加及北美。
即使是在严寒中生存的尼安德特人也从未来到纬度如此高的地方，这个时间大致在1.6万年前。当然，当时的智人意识不到自己来到了新大陆，他们只知道高纬度地区有蛋白质和脂肪含量丰富的驯鹿和长毛象，随后又追随北美野牛向南进发。短短1000年间，人类定居到美国中部平原、落基山脉脚下、密西西比河的沼泽、墨西哥的沙漠、亚马孙的热带丛林，最后直接冲到了阿根廷的大草原。 除了人类，地球上没有任何其他生物在几乎毫不改变基因的情况下，能快速迁移到如此不同的环境中 。
伴随人类踏足美洲，美洲物种同样遭遇了大灭绝。2 000多年时间里，北美72%的大型哺乳动物灭绝，南美洲更是达到了83%。这样的情况还在太平洋的各大临近岛屿以及欧亚大陆的一些处女地不断上演。智人的第一波“殖民运动”就是整个生物界的浩劫，在人类进入文明之前，智人就已经让地球上一半以上的大型兽类消失了。当人类展开农业生产之后，更多的物种由于农业的开垦失去栖息地，这就不只是可以被狩猎的大型兽类的灾难了。当动物逐渐适应人类农业的生产造就的环境之后，工业化生产的污染以及人口的爆炸式增长产生的垃圾，又让地球生物多样性开始雪崩式下降。可以说人类的繁衍和扩张是地球生物有史以来经历的最致命的灾难，因为之前地球历史上的大灭绝都要经历上百万年的过程，而同样的灭绝规模，人类只用了不到3万年，而且这个速度呈现指数型加快趋势。
关于进化论，其实每个科学观点都会有围绕它的争论，如超对称粒子的存在、弦理论的适用性、意识的生物学基础、宇宙高能射线的来历、暗物质暗能量的本源、质子是否会衰减等，而达尔文提出的进化论，或者更具体的人类的起源却招致激烈的争吵。当然，可能有人会说，前面说的那些内容普通人哪里听得懂，太过学术。难道生物演化理论就很简单？
要想真正了解生物的演化，就需要从原子角度了解氢键的原理。如果没有氢键，水在地球大气层内的温度下不会是液体，也就没有这生命之源；氢键也是DNA碱基互补配对的根源，核苷酸携带的碱基官能团所确定的氢键数目决定了碱基的配对方式。接下来，DNA不同碱基对应的信息又通过氢键对应了不同的氨基酸，DNA可以对应产生氨基酸构成的肽链，肽链进一步组合形成蛋白质，构成生命体。小到细菌、病毒，大到参天大树和我们人类，都是同样的原理构成的。而DNA的自我复制会出错，这些错误再被自然环境筛选。一系列系统的知识体系组成了演化理论的基础，要彻底明白演化原理就得去学习、记忆海量的知识，而这样的认知模式违反了人类的认知习惯。百万年来，人类都是从看到的故事中总结模型、学习知识的，所以全世界的研究者是伟大的，他们通过不懈地钻研，不断实验和观察，将人类起源问题从哲学或者说神学层面转化成了具体的数学问题，使得研究有了具体的着力点，而不再是虚无的猜测。可是对于知识了解并不多的我们来说，通过故事建立认知是人类的本性，这种本性虽然也是演化的产物，却使人们更容易接受“人是被智慧设计出来的”观点。毕竟这个“知识”简单明了，还可以体现人类自身的高级性，也符合流传到现在的很多宗教理论的根基。所以关于进化论的正确性才能在大众当中无休止地争论下去，而真正的生物学家是用各种推理和发现来完善这个理论的。
当然，本文观点也有不理性的地方，比如对于演化理论无法解释的地方，对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等理论选择忽视，等等。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我个人情绪所致，因为我本人是绝对的无神论者，我不希望被一个绝对权威束缚，更不希望别人拿一些有的没的天经地义来管制自己，这也是我个人厌恶有神论的直接原因，最终的表现就是对演化理论的挑战选择视而不见。
其实从绝对客观理性的角度来讲，这些问题是存在的，同样需要认真对待，很多科学的重大发现其实就是在应对这些挑战中得出的。
可是相对于演化理论，关于物种的起源、人类的诞生也就剩下神创论和地外文明创造云云，这都是些无法证伪的超自然、未探测理论。
相对于整个生物学包含有机化学以及原子物理，并由全世界数以万计研究人员总结出来并反复验证，同时部分还有待完善的现代演化理论来说，你还要选择自己主观愿意相信的东西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