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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蓄率是指包含政府、企业、居民在内的整个国民储蓄占GDP或国民收入的比重，是宏观经济最基础的变量之一。过去40多年我国经济保持年均9%以上的高速增长，高储蓄、高投资是重要推动因素之一。
目前，我国储蓄率仍高达40%以上，稳居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首，但储蓄率持续下降是必然趋势。2010—2019年，整个国民储蓄率从50.9%下降至44.4%，其中，居民储蓄率从42.1%下降至34.8%，未来还会进一步下降。
影响居民储蓄率下降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宏观经济结构变化。一方面，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日益凸显，储蓄占比相应下降。2010—2019年，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从49.3%上升至55.4%，其中，居民消费占比从34.6%上升至38.8%；相应地，资本形成总额占比从47.0%
下降至43.1%。同时，居民消费倾向在不断上升。2010—2019年，我国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从57.9%上升至75.1%，共上升17.2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逐年放缓。伴随经济增速换挡，居民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也从2010年的10.4%下降至2019年的5.8%。
第二，人口老龄化。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8.7%（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3.5%），而15～59岁人口占比为63.4%；与2010年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上升5.4个百分点，而15～59岁人口占比则下降6.8个百分点。老年人口迅速增加以及劳动年龄人口快速减少，成为推动抚养比上升的主要因素。实证研究发现，人口抚养比与储蓄率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因此，抚养比上升将导致储蓄率下行。根据当前人口数据和退休制度预测，我国人口抚养比将从2020年的0.68上升至2030年的0.88。随着老年人口占比增加及人口抚养比上升，居民储蓄率将进一步降低。
第三，居民债务增加。近年来，我国居民杠杆率持续上升。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2008—2020年，居民部门杠杆率由18.2%上升到72.5%，年均增长4.5个百分点。债务偿付压力增大使可支配收入受到影响，拉低了居民储蓄率。尤其是中青年家庭由于面临购房租房、子女教育等多方面支出压力，债务负担较重，储蓄率偏低。从一些调查数据看，“60后”平均工资增速最低，“70后”“80后”工资水平较高，“00后”工资水平不高，但上涨速度很快；同时，“80后”“90后”债务覆盖率较高，超过50%。
居民储蓄率对宏观经济有直接或间接影响。一是储蓄率与经济增长高度相关、相互影响，储蓄率是影响潜在增速的重要因素。二是储蓄率与投资率的关系，两者之间具有稳健的正相关性，越大的经济体，投资和储蓄的相关性越高。中国投资率与储蓄率的相关系数高达0.8。储蓄率下降对于资本密集型行业的转型升级有不利影响。
居民储蓄与居民养老金财富关系十分密切。人口老龄化必然导致居民储蓄率下降，但养老金财富在积累增长，居民财富的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养老金财富可以弥补储蓄率下降导致的长期资本缺口。比如，美国国民储蓄率虽然只有18.7%，但养老金财富却相当于GDP的140%，居民储蓄有效转化为养老金财富，成为资本市场长期资金的重要来源。
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储蓄率下降，养老金体系不健全、不可持续的问题比较突出。我国过多依赖第一支柱，而第二支柱、第三支柱发展面临诸多困难，许多省市养老金收不抵支。有研究预计，2036年前后，累计结余将耗尽，财政补贴规模会越来越大，难以弥补养老金缺口。因此，需要加快完善养老金制度改革，在财政支持和国有资产划拨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第三支柱，做好养老金制度的系统配套。
在储蓄率下降趋势中，还要注意研究居民储蓄的结构。从广义来说，居民储蓄可分为三个部分：实物储蓄、金融储蓄和养老金储蓄。现在实物储蓄（主要是房地产）占比过高，金融储蓄占比较低，养老金储蓄很少。2019年中国居民财富配置于金融资产的比重为20.4%，比美国低22.1个百分点；而配置于住房资产的比重达59.1%，高出美国28.5个百分点。未来需要通过调整结构来增加长期资本来源。
应对居民储蓄率下降趋势，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更多依靠创新驱动增长，减少对高投资、高积累模式的依赖。同时，加大向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力度，提高社会保障的一体化水平，增加对公共卫生、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的支持力度，助力形成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储蓄-消费关系。
总之，居民储蓄率下降趋势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现象，关键是防范储蓄率下降过快给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及时补充养老金储蓄，增加长期资本来源，优化居民储蓄结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