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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十四五”规划与“十三五”规划相比，既有继承，又有创新。
第二，市场和政府的关系。第一次提出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更好结合，这是多年不断深化认识市场与政府关系的成果。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更加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优势。
第三，开放和自主的关系。“十四五”规划要处理好、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第四，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确保不发生影响现代化进程的系统性风险。
第五，战略和战术的关系。规划建议中既有宏观目标，高瞻远瞩，又有具体举措，务实管用。
同时，“十四五”规划有七个战略要点。
第一，以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总纲。
第二，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第三，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同时注重需求侧管理。
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是供给端转型升级与需求端扩内需、促消费相适应。从2020年新冠疫情恢复情况看，总体上，生产恢复好于需求恢复，大企业好于小微企业，南方地区好于北方地区。南北差距在扩大，经济发展重心开始南移。无论是从人口流入流出的情况、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情况看，还是从金融方面的情况、技术研发的情况看，重心都在南移，区域发展不平衡。
新冠疫情发生后，许多国家富人消费降低、储蓄增加，而穷人失业、收入减少。因此，富人比穷人恢复得更快更好，这种不平衡的现象确实存在。
从我国的情况看，多年来，资本、劳动、土地等要素相结合，创造了大量财富，但居民消费支出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在下降，贫富差距扩大。这些不平衡的现象说明，需求侧成为一个短板，供大于求的问题显现，因此，注重需求侧管理也是“十四五”期间的发力点。
需求侧管理除了消费还涉及投资，扩大投资是必要的。但是过度依靠扩大信用规模来扩大投资，效益并不好，特别是基础设施大部分是公益性的，项目本身没有足够的现金流，结果是债务高企，不仅未来的偿付能力受到影响，而且对GDP的拉动也越来越少。因此，要逐步改变过去更多依赖负债驱动型的投资扩张，盘活资产存量，提高投资效率，拓展投资边界。对老思维、老模式的改革，是需求侧管理的重要内容。
第四，以科技自立自强为支撑。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第五，以发展实体经济为着力点。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强国、交通强国。推进金融、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均衡发展。
第六，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完善扩大内需的政策支撑体系，通过创新驱动，实现需求牵引供给、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
第七，以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为根本。针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强调要办好自己的事。
循环经济，源于环境经济学术语，现在延伸至宏观经济领域，主要涉及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和各种要素流动。从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有出口导向外向型和进口替代内向型两种类型。我国1987年提出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即“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直到2006年，我国发布“十一五”规划时，提出了“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
从时代背景来讲，改革开放以来，“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对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弊病也逐渐暴露，关键核心技术受他国限制。我国经过了40年快速增长，需要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再加上中美博弈升级、国际形势变化，“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应运而生。这是党中央主动作为、长远谋划所做出的重要战略抉择，也是一场深层次的体制变革。
我国能够依靠国内需求实现发展，中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投资和消费的国内需求潜力巨大，只是潜在力量尚未完全发挥。要把潜力变成现实，还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必须加快改革开放，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我国现在有14亿人口，未来人口将继续增加。过去我国每年新生婴儿数量达2 000万以上，近年来数量在减少，但是人口总量仍在上涨，我国依然具有人口红利。特别是到2030年，“80后”约有6亿人，“90后”约有4亿人，且受教育程度普遍更高，这些都是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在优势。
扩内需一定要有新思维，传统需求侧视角是替代论，外需不行扩内需，而新需求侧视角是需求与供给相互促进论，要增强消费的基础性作用，扩大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发展服务消费就必须提升国内供给质量与水平，充分参与国际竞争，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供给创新能力，更好适应需求变化。
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注重跨周期调节政策框架的制定、稳增长和防风险的长期均衡。
逆周期调节主要针对短期情形，着力解决当前问题；而跨周期调节主要解决经济发展的中长期问题，特别是结构性问题。跨周期政策框架怎么建立、有哪些工具，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从我国经济长期发展趋势看，稳增长和防风险同等重要。2020年以来我国宏观杠杆率上升了近30个百分点，由2019年末的241%上升至2020年末的270%，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居民部门的杠杆率都在提高，势必对未来造成风险。因此，稳增长和防风险，不是一两年的事情，既是攻坚战，又是持久战，需要保持两者长期均衡。这是一项复杂艰巨的任务。
如何衡量高质量发展，宏观上有人均GDP、全民劳动生产率、营商便利度、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宏观杠杆率等指标。这些指标有些较好，有些改进有难度，但我相信，经过“十四五”的努力，按不变汇率，我国人均GDP可达到1.2万美元，开始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十四五”金融工作有八大任务。
第一，建立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
第二，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提升金融科技水平，增强金融普惠性。
第三，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支持中小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持续健康发展，改革优化政策性金融。
第四，增强资本市场枢纽功能，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第五，推进金融双向开放，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第六，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加强制度建设，提高金融监管透明度和法治化水平，完善存款保险制度。
第七，坚决惩治各种金融乱象，对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要“零容忍”。
第八，积极稳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坚决维护金融稳定，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要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首先，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规模、效益、质量的统一，紧紧围绕创新链、产业链打通资金链、服务链，积极支持先进制造业和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优化信贷结构，提供多元化服务。
其次，要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健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改善传导机制，有效引导金融机构精准服务实体经济，支持经济发展薄弱环节。
再次，要构建金融支持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长效机制，发展新型银企关系，改进风险管理，提升金融科技水平。
最后，要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注重环境风险评估，切实将环境风险评估纳入金融机构业务决策的流程之中，发挥金融资源配置扶优限劣的积极作用，为实现绿色发展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