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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就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谈两点个人体会。
第一点学习体会，“十四五”规划的主题是高质量发展，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新的课题，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并没有提出这样的概念，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用语。就如同世界各国和有关国际组织对中等发达国家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和标准一样，对什么是高质量发展，如何衡量高质量发展，也没有统一的标准。从我国的情况看，至少有五个重要指标，可以用来衡量我国是不是高质量发展。
第一个指标是人均GDP，或者人均国民收入。到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GDP总量或人均GDP要再翻一番。
第二个指标是全要素生产率。从全球来看，劳动生产率增幅是递减的，资本收益率也在下降，在技术进步的情况下，全要素生产率也在下降，这是所谓的生产率之谜，从20世纪到现在都在讨论。我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持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报酬，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是潜在增长率趋降的条件下实现我国目标的关键。
第三个指标是营商便利度。营商便利度不能简单理解为我们在世界银行《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排名位次的上升，这只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关键是如何建立法治化、市场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建立健全一个长期、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
第四个指标是制造业的占比。制造业有两个占比，一个是制造业的产值占GDP的比重，另一个是制造业增加值占制造业产值的比重；制造业的总产值占GDP的比重，我们国家是27%，远远高于美国的11%，因为美国的制造业下滑，服务业将近有一半是制造业的服务业，我国服务业大部分是传统服务业，制造业的服务业占的比重并不高。制造业还有一个指标，即制造业增加值率，现在我国是21%，美国、日本、德国大概在30%以上。
第五个指标是宏观杠杆率。当然我讲的是衡量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性指标，各个行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还有具体的分行业的指标。从全国来讲，这几个指标很重要，如果要达到比较好的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靠改革。前文讨论的潜在增速也好，人均GDP也好，释放增长的潜力要靠改革。提高生产率必须依托科技创新，而科技创新的背后也是改革，营商便利度的提升更要靠改革，制造业占比的增加也要靠改革。推动金融、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协调均衡的发展，本身就是改革。宏观杠杆率要降下来、稳定住，背后也是改革。因此，构建新发展格局从表象上来看，是讲发展的问题、经济的问题，但本质上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问题。而且这个改革，按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精神，是一次系统性深层次变革。
第二点学习体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来关于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的命题，中央提出要增强逆周期调节能力，搞好跨周期政策设计。如何把这两者结合好，是一个新的课题。
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设计有相同之处，但又有不同点。我认为有四个方面的不同。
第一，着力点不同。逆周期调节的政策着力点是眼前，解决短期问题；跨周期调节的政策着力点是中长期，解决中长期存在的问题，特别是着眼于未来15年面临的问题。
第二，具体目标有所不同。逆周期调节的目标相对来说比较单一，而跨周期调节的目标是多元的，因为毕竟是跨周期的，所以要平衡更多的关系，在平衡更加多元化的目标的难度上，跨周期调节比逆周期调节要大。
第三，政策工具不同。逆周期调节的政策工具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得快，见效快，也比较直接。而跨周期调节除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外，更多要发挥国家宏观调控规划的指导作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讲得很清楚，我们国家整个宏观政策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国家的规划，这是总的起指导作用的规划；第二个层次是在国家规划下的宏观调控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地位很重要；第三个层次是就业政策、产业政策、环境保护政策、区域协调政策等，这些政策要综合配套。跨周期的政策设计不能主要依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因为跨周期是长期的，更多要依靠产业政策、环境政策、区域协调政策等，这些是慢功夫，不是马上见效的，但是政策要设计好。
第四，政策实施方式不同。逆周期调节的实施方式讲究相机抉择，以及灵活、精准，就是要根据经济运行情况适时适度调整，有时调整可以快一点。跨周期的政策设计应当更加稳定，因为是着眼于长期的，对持续性的要求更高。
总之，处理好或者结合好逆周期调节的政策和跨周期调节的政策，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目前，我国宏观调控政策是有力有度有效的，对于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进高质量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应该看到，近几年来宏观政策的边际效用存在着递减的趋势。比如，基建投资对经济和消费的拉动效应就远不如以前了，银行信贷对GDP的拉动效应也在递减，过去一元贷款大概拉动三元的GDP，现在一元贷款只能拉动几毛钱GDP。财政的减税降费效应在递减，财政支出拉动投资和消费的乘数效应也在降低。当然，这个问题很复杂，为什么宏观政策的边际效用在下降？我认为有如下原因。
第一，政策效应时滞。政策的出台和实施需要一个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政策的正面效果才会逐步显现，这需要一个过程。另外，有的政策需要一些配套措施，有些政策可能由于配套措施没有及时跟上，就难以落地，有的措施的实施可能需要精细化，这些都给政策效应打了折扣。
第二，政策环境变化。同样的政策在不同阶段、不同条件下，它的效应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现在处在高债务的条件下，2022年的政府债务预计达到65万亿元，这还不包括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很多地方还息的压力非常大。居民个人债务这几年增长快，个人负债占GDP的比重达到70%左右，当然不同口径测算可能有一定的差异，但个人负债水平较高已成共识。企业负债更不用说了，也是很重的。就经济发展原理来讲，债务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已经到了一个阶段，刚开始债务增加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但是一旦达到拐点，债务再增加就会“反噬”，反而对经济增长造成拖累，由于长时期高杠杆，我们已经进入这个阶段。现在市场主体行为，由过去的追求利润最大化转变为现在的追求债务最小化，因为连利息都还不起了，这个环境有很大的变化，这个行为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居民个人，他们利用杠杆的意愿在走弱，这对经济发展的拖累是相当大的，对政策环境变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第三，政策效应抵消。这是很明显的，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把积极的政策效应抵消了。近两年新冠疫情对经济拖累很大。2022年1—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0.5%，其中实物消费增长超过4%，主要是服务消费下降3%，9月的数据可能会有所改进。
根据以上原因，我建议将提升宏观政策效能继续作为一个重要问题加以深入研究。要提高宏观政策的效能，必须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统一。要创新思维，改进政策框架，优化政策的实施方式，完善政策的传导机制，同时还要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特别是要注意当前政策与未来几年的经济发展政策相衔接，防止经济未来连续几年都处于低速增长阶段，同时，不断提升政策针对性和有效性。
第一，研究政策效果偏误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在推进政策的过程中，出现所谓非预期的负面影响是普遍现象，也是一个很重要且很复杂的问题。从实践到理论进行系统梳理，研究政策的非预期负面影响产生的原因，特别是从体制、机制的视角分析，非常具有创新性。
首先，通过观察、分析看似不相关的案例，寻找共性的机理和共性的原因，寻找背后体制、机制的症结，从案例上升到理论的分析。
其次，建立“政策体制和改革”的互动理论框架，揭示正确处理好政策、体制、改革这三者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从而得出结论，诸如政策要避免过度超前，改革的力度要贵在适当、持之以恒等。
最后，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切实的改进建议，对进一步推进体制改革，改进政策设计和政策执行，提高政策精准性、有效性和协调性，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二，体制并非造成非预期影响的唯一原因。
首先，实践证明，过去的改革经验，比如增量改革、渐进式试点、以开放促改革等，在过去40年是很有效的。经过40年的改革，容易改的都改完了，现在剩下的是难改的“硬骨头”，简单依靠过去的经验已经难以适应更加开放、更加现代化的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正因如此，也容易出现政策的非预期负面影响。
在此背景下，如何让政策适应变化的体制和外部环境，减少非预期负面影响仍需深入探讨。
其次，政策执行的非预期影响在不同的情况下存在差别，并非都是体制的原因。
比如，关于民企的困境，体制不是主要原因。改革开放40年以来，民企不是在每个阶段都困难，而是在好几个发展阶段得到了很多资金支持。最近几年民企困难，原因是多方面的，很难简单归咎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不平等。当然，不平等的确是一个问题，但早已存在。
比如，煤改气问题是因为设备改完了但气源不够，这是科学决策不足，跟体制没有太大的关系。出于环境保护的考虑进行煤改气是正确的，但是气源不够是没预料到的问题，具体背后的责任需要进一步探讨。
比如，社保征收改革之前，全国有一半的省份由税务局来收社保，问题出在基层，也与体制没有太大且直接的关系，主要是征收的基数问题，不是征收的机构问题。
比如，关于猪肉供给的政策，我国猪周期反复存在，根本的原因在于猪肉大规模的需求和家庭散养之间的矛盾。
总之，针对不同的政策，对体制和政策非预期影响之间的因果关系，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研判。
再次，可通过适当的实证统计分析，结合数学模型推导，分析具体问题。比如，对于中小银行行为的变异，可以通过40年来中小银行的经营数据、存贷款的结构变化、风险指标变化等指标，再结合模型进行分析。
最后，针对政策、体制和改革三者之间关系，需要理顺政策和改革的含义及区别。这三者相互影响，有的政策也是改革，有的政策则不涉及体制改革，这两者既有不同，又有重叠。因此，这三者的关系需要进一步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