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战争规则

命运女神的幽灵徘徊在现代早期的许多著述中，比如沃邦那篇关于如何打赢战争的文章。不仅是战争，人类的其他活动也充满风险，灾难和混乱无处不在，不确定性和偶然性无论带来善果还是恶果，作用力都极大。在现代早期，很多文章都试图从这种或那种混乱无序的实践活动中提炼出规则或诀窍，其中最为自信满满的，当数那篇讨论防御工事的文章。这部分是因为现代早期的防御工事堪称复合型数学的一个分支（这种复合型数学“复合”了从光到炮弹的各种物质）。就像力学或光学一样，防御工事深受几何学的影响，并且越来越多地受到抛体运动之类的理性力学（rational mechanics）的影响。事实上，当时关于这一主题的许多论文都是先从平面几何讲起的，然后将现代早期那些以星状多边形为特征的堡垒处理为一种直角加圆形的结构，比如，佛罗伦萨军事工程师、帕尔马诺瓦防御工事的建筑师博纳尤托·洛里尼于1596年撰写的论文。 ^[35]

然而，围攻战与规则之间的关系远远超出了现代早期设防城市的海星几何形状。（见图3.5）在历史上，陆地战的主力是骑士，到中世纪后期，出现了装备长弓和长矛的步兵；到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火力兵器（尤其是加农炮和地雷）的出现对中世纪带有城墙的城市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并将欧洲战争的焦点从旷野转移到了堡垒。这种围攻战被称为“阵地战”，它允许——事实上也要求——制订详细的计划，从后勤补给、长途运输重达数吨的大炮（加上数倍于此重量的火药和炮弹），到进攻和防御的物理和数学演算，只不过，后者的精确度很容易被夸大。尽管现代早期的兵书中有许多表格声称可以计算出大炮应该固定的角度，以便在既定的距离内击中碉堡，但实际情况是，17世纪的大炮只有在近距离范围内才够准确。 ^[36] 尽管如此，与野战的混乱无序相比，阵地战是秩序的典范，因为在野战中，有时连最后到底谁是赢家都说不清楚。正如沃邦所言，即使是最伟大的指挥官，也受“命运女神的摆布，她变化无常，经常做出不利于他们的决定，但在围绕防御工事展开的攻防战中，更起作用的是审慎和灵活应变，运气的作用要小得多” ^[37] 。

在现代早期的诸多文献中，只要一提到将实践简化为艺术，著述者就会不厌其烦地讲如何降低偶然性。在实用医学和占星术等“低级科学”中，艺术或手工艺从业者面对的不仅是灵活的形式规则，还有顽固的“质料”个性，比如：这位气色不佳、有久坐习惯的患者，那块带有独特的纹理、树瘤和弯曲度的胡桃木。无论是在医学、大木工，还是在防御工事中，细节都具有支配性的作用，究其原因，就是质料对形式的抵抗。沃邦的老师布莱斯·德·帕甘（Blaise de Pagan）曾讨论将数学应用于防御工事的局限性：“如果防御工事是一门纯数学的学科，那么它的规则就是纯推理性的，但其实，它（防御工事）以质料为对象，以经验为主要基础，其最重要的准则都源于人的决断。” ^[38] 在细节的王国里，偶然性是强有力的，规则是脆弱的。沃邦一生打赢过48次攻城战斗，他是从多年的军旅生涯中提炼出规则——至少是通行的要诀。我们无法将命运女神逐出战场，但我们可以限制她。

沃邦重视偶然性，这种努力贯穿围城准备与实施的每个环节。从最初的侦察（最好由总工程师亲自骑马完成，他还应该适当贿赂当地人，从他们的口中套出一些话），到艰苦的挖掘战壕的工作（要用多少农民，用什么样的铲子，应该挖多长时间），再到进攻的那一刻。 ^[39] 他精心绘制表格，详细说明战壕应该挖多深，什么高度和深度的堡垒需要用多少磅火药才能炸开，而要守住一个要塞，需要多少磅扁豆、大米、牛肉、奶酪、咸鲱鱼、黄油、奶酪、肉桂，更不用说多少大炮、炸弹、迫击炮、锤子、剪刀、木材、烤面包炉等五花八门的东西。这些物资都用函数计算，以堡垒或要塞的数量（4~18个）为变量。他还画了31幅水彩画，详细描述如何挖掘战壕，有些局部还配有特写，并具体介绍该使用什么工具。

在他标为第三十条的“通用要诀”中，沃邦反复强调，工程师有责任监督战壕的每一个细节，确保大炮和其他火力点的位置准确无误。他警告说，如果没有在某个时间严格地执行相应的指令，那么就会“乱成一锅粥” ^[40] 。战斗一旦打响，会乱成什么样子，沃邦不止一次目睹过。他坦承自己的攻势远非整齐有序：“让我们诚实地承认，我们的大部分围攻都非常不完美，我们的大部分进攻都非常混乱，而且不必要地、不合理地危及了国王的臣民、荣誉和他的国家。”但是，沃邦并没有因为这类缺失而放弃攻城的规则。相反，他呼吁“更确定、更务实的规则”，以便“围攻战更加有序、更少血腥” ^[41] 。

沃邦可以说是一个“细节狂魔”，但他并不是一个先入为主的系统论者，也不是一个过分追求精确度的人。虽然必须像老鹰一样时刻盯着那些被征召来挖战壕的农民，以防他们挖得不够深，但是，只要壕沟的内壁达到一定的倾斜度就够了，“这些壕沟只用很短的时间，不必搞得像抛光处理那样” ^[42] 。尤其要注意当地的地形特点；对于常规的堡垒，可以按书中说的去指挥攻击和防御，但是，如果遇到不合常规的堡垒，则需要稍微偏离规则；在战斗正酣之际，哪有工夫去做精确的测量。表格可能详细得近乎疯狂，但这并不意味着要严格遵守它们，而应该将它们作为备忘录和物料清单参考。 ^[43] 有了规则和表格，很多东西人们就不需要去强记，这就解放了大脑，人们能够根据具体情况做出判断，甚至发挥创造力。沃邦很早就是一名军事工程师，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自豪地发现，“工程师”（engineer）与“天才”（genius）这两个词有共同的词根： ingenium ，即杰出的因地制宜的创造力。 ^[44]

现代早期的很多规则都提供了示例、例外和经验，沃邦的规则也是如此，它们都不是封闭的。现代早期的规则的普适性不是统计学上的概括，不是总结做什么事的最大可能性。它们没有系统地收集数据，几乎没有考虑过概率分布问题。但是，即使沃邦和他那些制定规则的伙伴做过这些，也很难说他们会觉得做这些是很有用处的。如果可能发生的情况的概率分布接近一条平坦的线，没有明显的峰值，线条尾部也没有突然变化，那么，这种统计概括对于实践就没什么指导作用。任何一种可能性都与其他可能性一样大，平均值没有指导意义，规划变成了开盲盒。此外，统计数据的收集必然假定统计对象具有同质性。例如，为确定立法代表人数而对公民进行全国人口普查，这种调查必须剥离公民与投票权无关的特征，如身高和体重；然而，在另一些场合，这些特征可能很重要。成功与失败往往取决于具体的实践细节，而且细节是不断变化的，所以，大多数现代早期的艺术实践不可能提供统计学的“粗粒度方法”——或者就此而言，亚里士多德的普遍性。现代早期的执业者所处的世界太不稳定，“纹路”太细，不适合细密型规则。只有粗放型规则，辅之以一条又一条的具体说明、条件限定或示例，才能对付命运女神的诡计。

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言，细节是没有止境的。 ^[45] 粗放型规则无意于包揽所有的细节。相反，它们提请人们注意规则中的偏差及例外情形的种类和范围；注意规则在哪些领域有效，在哪些领域无效；注意哪怕再典型的事例，也可能需要做一些调整，才适合成为规则。粗放型规则提醒相关人士留意必须注意的细节，以及根据当下情况灵活运用规则的限度。它们告诉读者，在很多情况下，灵敏与判断力是多么重要，并激励读者去践行。全部列举这类情形是不可能的，也没有意义；标识它们的存在，并提供一些典型的解决方案，就足够了。剩下的问题就交给经验了。现代早期的规则手册很少是为没有任何经验的新手编写的，也没有一本是为机器执行而编写的。如前所述，甚至算术规则也不单单是算法。丢勒和迪格斯对工匠说那番话时，也设想他们至少已经过了学徒期。所有这些都不是在教导一无所知的新手，而是将实践从“照葫芦画瓢”提升到用脑子思考的层次。

即便是游戏类书籍，也不是万能宝典；在某种程度上，想要成为惠斯特纸牌或爱尔兰纸牌的高手，就必须身体力行。粗放型规则之所以一再强调经验，是因为它是这类书籍的读者的出发点和归宿。规则不能取代经验，只能发展经验，并使经验系统化。但这已经很了不起了——经验通过艺术规则的透镜的审视之后，比大多数工匠在自己的作坊里遇到的那些杂乱无章的细节更有序、更聚焦，而最重要的是，可以推广。 ^[46] 1619年，有一部题为《所有职业、艺术、商业、贸易和手工艺》的指导手册，卷首总结了所有这些行当的基础。其中有一幅插图，在画家、印刷工、猎人、木匠、面包师和其他工人的下面，有两个寓意更加深远的重要人物，分别化名“勤劳”（Diligentia）和“经验”（Experientia）——它们是一切艺术法则的根本。（见图3.6） ICWGgLLecgCJExSJ1HXYMv1EKtPGVVAkihbF+Mf3j47N7AYA9sSpZwkz88S91/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