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粗放型规则

接下来我们回到现代早期的规则本身。它们虽然在主题、篇幅、格式和细致程度上差异很大，但都包含丰富甚至冗长的关于如何应用规则的建议，还提供了示例、例外、问题、附带条件、模范、警告，而且在几乎所有的情况下，它们都会提到圣本笃认为修道院阿比该有的那种权限——自由裁量。它们是粗放型规则，而不是细密型规则——细密型规则只阐明要执行的命令，不做进一步的阐述。如前所述，在《圣本笃会规》中，不仅预先设置了例外情形，并视其为规则条文的一部分，而且规则的解释者，即阿比本人，就是规则的范例。换句话说，会规不仅仅是文本，如果缺少一位称职的阿比，它仍然是不完整的。但话说回来，《圣本笃会规》不论在拉丁基督教世界如何被奉为圭臬，我们都有理由反对说，它在严谨性方面很难与数学规则相提并论。今天的数学规则，例如解二次方程，或者求一个函数的一阶导数函数，是最细密的规则，简洁而不加修饰。那么，它们在现代早期的对应物，那些接近于希腊文 kanon 和拉丁文 regula 的原始含义“直尺”的规则，或者说，那些关于精确测量和计算的规则，又怎么样呢？

规则讲究精确性，尤其是数学上的精确性，这种现象由来已久，而且延续至今——事实上，当我们现代人思考规则是什么以及规则如何运作的时候，精确性是题中应有之义。在现代早期，精确性虽然可能不是“规则”一词的首要定义，但肯定是不可或缺的义项。因此，接下来，我要讨论中世纪和现代早期的测量和商业计算等行业中的一些最著名的规则。有点遗憾的是，在这些领域，我们找不到一个在权威性和影响力上堪与《圣本笃会规》相提并论的规则文本，这导致我的论证素材不够集中、有点散乱，带有更多的统计色彩。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发现其中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在中世纪晚期和现代早期的商业计算中，最常用的计算法则是“三的法则”。对此，《行商表》（ Dial of merchants ，1485）这样解释：

“三的法则”之所以被称为“三的法则”，是因为在任何三个数字中，必定有两个数字相近，另一个数字较远；如果一组数字不止三个，则可以通分为这样的三个。

是不是越解释越糊涂？15世纪的商人在读到这个解释时，也可能会挠头。但是，在这段话之后，有这样一个例题：

也就是说，如果3个阿维尼翁弗罗林值2个皇家法郎，那么，20个阿维尼翁弗罗林值多少个皇家法郎？ ^[21]

答案：（2 × 20）÷ 3 = 13·1/3。

这样的例题，在这本书中一共有6个。当学习完这6个例题之后，这位商人可能不仅学会了货币转换，而且学会了价格计算，比如，如果4尺 ^[22] 丝绸值20弗罗林，那么10尺丝绸值多少弗罗林？从一个例题读到下一个例题时，他既不需要掌握代数，也不需要掌握欧几里得的比例论，而且，即便题目从货币兑换转到丝绸价格计算或度量衡转换，他也不会发蒙。这条法则的通用性与其说在于其明确的表述（其实那些表述往往是难以理解的），不如说在于举例说明。这个算式，任何人只要翻翻小学数学教科书就能认出。如同《圣本笃会规》一样，我们所谓的规则其实并不完备——示例也是规则的一部分，而规则之所以具有通用性，是因为各种例子提供了可以举一反三的细节，可以类推到其他情况中。

让我们再举一个计算和测量领域的例子，前文提到迪格斯1556年发表的那篇论述测量问题的英文论文，它声称要教授测量木材、石头、玻璃和土地等“各种形式的表面积的多种最精确、最完整的法则” ^[23] 。迪格斯批评一些工匠“头脑僵化、自以为是”，固执地用错误的法则测量木材，还标榜自己有几何学的“可靠基础”。他提出另一套法则，几乎都是通过例子来表达的。他说，有时候应该自由裁量，以简化计算：“把木材的真实数量设定为所有奇数的平方数，这太乏味了，令人难以忍受，有时甚至行不通。聪明人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结果反而十分准确。” ^[24]

同样，在17世纪初，威尔士作曲家埃尔韦·贝文解释了如何创作卡农。这是一种十分接近数学的音乐形式，而和声音乐在当时被认为是数学的一个分支。贝文提供了大量示例，供作曲家研习。今天，卡农被认为是最强调规则的，甚至被视为用算法创作出来的音乐形式，但是，贝文是用列举的方式，从简单的示例导出（通过改变素歌 ^[25] 的休止符）复杂的曲目。他把那些复杂的曲目比作“这个世界的框架，因为世界确实由四种元素组成，即火、气、水和土……同样，这部卡农也包含或可被分为四个‘规则’……”——所有这些表述都不带谱线。 ^[26] （见图3.3）这类手册中的规则表明，即使是数学手册，比如算术、测量、和声等方面的手册，也可以用列举的方法编写。

可以说，例子是规则的一部分，是必要的补充，有时甚至可以替代它们。虽然找不到一个例子可以作为规则的理想示范，就像修道院阿比作为《圣本笃会规》的示范那样，但是，众多这类例子叠加在一起，可以满足传授和推广规则之需，它们在这方面的作用丝毫不亚于范式类规则。就拿科顿来说，他那部“专著”《大玩家》（ The Compleate Gamester ）除了介绍赛马技巧之外，还介绍了台球、国际象棋、各种纸牌游戏、斗鸡等很多被他称为“迷人的巫术”的游戏的玩法。这件印刷品在伦敦各处的娱乐场里随处可见，有些描述活灵活现。他示范扒手如何趁玩家全神贯注于掷骰子的时候，顺走他外套上的金纽扣；他告诫，不要让袖子拖下来，不要让烟灰撒到台球桌上；他介绍如何通过听一只斗鸡在围栏中的叫声来判断它的斗志。有五花八门的游戏，就有五花八门的“律令”、“法则”和“规矩”，其中有许多是我们一下子就能懂的，例如：如果你碰了一个棋子，你就必须走它。但是，科顿告诉读者，有些游戏要想玩得好，只能靠丰富的经验，例如，“爱尔兰游戏” ^[27] 很难掌握，“要想学好，除了观察和练习，别无他法”；国际象棋更是如此，这是他那本书中最长章节之一的主题。科顿认为，“国际象棋与跳棋一样，有一定的规则”。但在看了大约20页的详细说明后，他得出结论：“为了便于读者领会这类高贵的游戏，这里本应该介绍更多的玩法，但囿于篇幅，我只能忍痛割爱。” ^[28]

无独有偶，继科顿的著作之后，18世纪出现了埃德蒙·霍伊尔（Edmond Hoyle，1672—1769）编撰的关于惠斯特纸牌等多种纸牌的玩法指南，它们都旨在使读者不仅会玩，而且玩成高手。为此，哪些是“游戏规则”（例如，在开始玩惠斯特纸牌时，每个玩家发多少张牌），哪些是玩法和诀窍（例如，“如果你有一个Q、一个J和三个小王 ^[29] ，还有一个同花顺，那么，你就先出小王”），界限被故意模糊了。霍伊尔在书中不仅教读者算牌，算出伙伴手中有某些牌的概率，还开列了一套玩法规则，以“最大可能地欺骗、困扰对手，并让伙伴判断出你的打法” ^[30] 。国际象棋更是如此，要想胜过对手，更需要心理揣测和算计。科顿讲了从“卒”到“后”的每个棋子在不同情况下的价值，紧接着，他又忠告读者：“你要观察你的对手最爱用或用得最好的是哪个棋子；更重要的是，一旦它落入你的手中，就一定吃掉它，哪怕是对拼，甚至以大换小，比如用自己的‘象’去兑他的‘马’，因为这样一来，你就可能打乱他的章法，变得与对手一样兵不厌诈，让他对你捉摸不透。” ^[31]

在17世纪和18世纪，游戏的规则被标准化了，一开始是在人们频频光顾的赌博场所，比如巴黎的“游戏学园”和伦敦的“伦敦常客”（London Ordinaries，一家以赌博为副业的酒馆），后来是通过科顿和霍伊尔等人的手册的广泛流传。 ^[32] 然而，标准化并不一定意味着切断规则与实践之间的关联。正如在数学和测量中，掌握规则靠的是例子，在惠斯特纸牌或国际象棋中，掌握规则需要善于观察和积累经验。这再一次说明，规则不是孤立的：它的背后是模型、例子、口诀和观察，它靠这些东西来支撑，并被这些东西补充。这并不一定是因为那些规则模糊、不够具体或似是而非，相反，这是因为没有一个普遍的说法能够未卜先知，预见到自己在实践中会遇到的所有细节。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差距不是什么新鲜事，令人惊奇的是，现代早期的规则中已经包含了能够弥补这一差距的内容。

在机械艺术领域，偶然性被视为规则的敌人。机械艺术的规则希望工匠驾驭千变万化的质料，既克服其对形式的抗拒，又压制其易变性。铁匠知道铁的性质因铁矿的产地而异，厨师和药剂师细致地在食谱或配方中注明关键成分的来源。通往远东和远西的长途贸易路线为欧洲市场带来了丰富的新原材料和制成品，比如：秘鲁的金鸡纳树树皮、印度的棉花、中国的茶叶、巴巴多斯的糖蜜。这些地名本身就能够证明商品的品质和独特性，这可以说是现代“AOC ^[33] 制度”的源头。这种认证体系可以证明一款香槟确实产自法国的香槟区。与今天一样，那些稀有、昂贵的物品鼓励了仿造和假冒，而所有这些都成为作坊中巧夺天工的灵感的来源。 ^[34] 这样的偶然性还渗透到其他行业，最明显的是游戏和博彩行业，此外它还挤入战争、商业和政治等活动中。在现代早期的画像中，命运女神的形象高大起来。她手持转动的轮子，吹出易破碎的泡沫，威胁要推翻现有的最好的方案，颁布“不合规则的规则”——她是不稳定性的象征。（见图3.4） 4+OXcO6lgajsKNyMKSqAc0xlQvMV/cdmlLpC7m1qqwuG9DgejvNbw5rYF7qi85q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