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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长脑子的手

纽伦堡,1525年,艺术家阿尔布雷希特·丢勒将一本几何手册题献给朋友、人文主义者维利巴尔德·皮克海默(Willibald Pirckheimer,1470—1530),那本手册是画家、金匠、雕塑家、石匠、木匠以及“所有使用测量工具的人”都用得上的。它篇幅不长,是用德文,而不是拉丁文写成的,因为它的预期读者是工匠以及像丟勒那样有金匠家传的人。丟勒在此书中频繁援引失传的“希腊和罗马的艺术”,还将它题献给一位著名的古典学者,这些都表明他的雄心——通过系统教授一些原理,将“手艺”提升到“艺术”的境界。他认为,一些画家和工匠如果仅仅通过“日常练习”来学习“手艺”,“像一棵未经修剪的树一样野蛮生长,就始终‘不开窍’”,结果沦为鉴赏家的笑柄。但是,如果掌握了几何学,懂得使用圆规和直尺,那么这些“如饥似渴的文青”就能提高他们的理念,“手艺”自然也能得到精进。 [1] (见图3.1)

图3.1 阿尔布雷希特·丢勒绘制的多边形结构图

Unterweysung der Messung, mit dem Zirckel und Richtscheyt [Instructions on measurement with compassand ruler] (1525) fig. 11. SLUB, digital. slub-dresden. de/id27778509X.

丢勒的题献说明人们关注的主题有了变化,而这类新主题在方兴未艾的现代早期入门指南类文献中频频出现。那时,成百上千部书籍有志于将五花八门的手艺变成艺术——不仅是绘画和大木工,还有疏浚、染色、射击、烹饪,以及创作一部卡农音乐,测量一堆木头。与丢勒那部主要以本地话写成,并附有插图的手册一样,这些书籍大多短小、紧凑,它们遵循西塞罗的教导:真正的艺术可以“简化为规则”。它们为希望改变命运的有文化的工匠——以及打算雇用他们的君王——提供指令、格言、戒律、表格和图表。 [2] 现代早期,在宫廷里,艺术家、工程师、医生、炼金术士、厨师等各类技艺从业者展开竞争。他们个个身怀绝技,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为宫廷提供护卫、财富和修饰,也促进了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丢勒本人的职业生涯表明,大师级的工匠毫无疑问都是抢手货,他们被邀请到欧洲各地的宫廷,受到教皇和国君的宠爱。 [3]

这些励志故事,加上城市工匠识字率的提高,激发了写书人的雄心,也为他们打开了市场。他们发誓要揭开行业秘密,有志于将杂乱无章的手艺活“简单化”,也就是收集和整理它们,使其成为清晰、可靠的规则。 [4] 将手艺知识书面化,写成规则,是为了让它能够发声,获得尊严,但并没有将它赶出工作间。丟勒希望他的那些堪称“入门必备”的教导在“日常应用”中得到进一步扩展,这样反过来有利于加深理解并刺激发明。 [5] 丟勒此作以及其他这类书籍面向林林总总的“机械艺术”从业者,从大木工到烹饪,不一而足。 [6] “机械艺术”虽然不是“博雅”或“自由”艺术那样的大学核心课程,也没有那么高的声望,但在现代早期的欧洲快速崛起。《新发明》( Nova reperta )是1600年左右在安特卫普印制的著名系列版画,标志着熟练的工匠从调制油墨到印刷全过程的巧妙创新。 [7] 现代早期几乎所有的“一技之书”和秘籍都声称能够引导新手快速掌握行业诀窍,它们设想读者会一边阅读规则及秘诀,一边在实践中尝试它们。 [8] 艺术家亨德里克·霍尔齐厄斯(Hendrik Goltzius,1558—1617)1583年完成的版画《艺术与实践》形象地再现了这种关系——戴着桂冠、有翅膀的女性艺术人物坐在地球仪上,身边包围着书籍和数学仪器,她在手把手地教一位男性从业者绘画;这与那些书籍和仪器一样,又是一个象征,表示精心安排的手艺进步。版画上有用拉丁文和荷兰文写的标题,声称艺术与实践的结合将带来“财富和声望”。(见图3.2)霍尔齐厄斯右手严重残疾,但仍然在几家媒体上赢得了艺术家的声望,事业相当成功,这增加了这一成功秘籍的可信度。

渴望改变命运的工匠并不是这类书的唯一读者和作者。学者的书斋与工匠的工作室之间互动活跃,这最终改变了工匠的实践,也改变了科学理论。伽利略与工程师和造船者的交往就是这种卓有成效的交叉的著名例证。 [9] 弹道学、防御工事、采矿和冶金学,所有这些引起现代早期君主强烈兴趣的领域,也吸引了伽利略、艾萨克·牛顿和莱布尼茨等人的学术研究。 [10] 但是,将实践经验提炼为规则,并不一定意味着进一步将规则上升到理论。就像“艺”游弋于“学”与“术”之间,规则徘徊在手与脑之间。

也就是说,规则要求手脑结合,灵巧与理解并重。一开始,在这种伙伴关系中,二者的地位可能是不平等的,比如,一个人获得声望,更多是因为他谈吐不凡,口中金句不断,而不是因为他动手能力强。在16世纪早期,用丟勒自己的话说,那些自学者阅读他的书后,可能做到技术娴熟,但谈不上文雅,因此,仍然难免沦为那些更有学识的人嘲笑的对象。然而,到17世纪中叶,有学识的人的笑声减弱了。一些人,如工程师西蒙·斯蒂文、艾萨克·贝克曼,金匠文德尔·雅姆尼策(Wendel Jamnitzer),陶工伯纳德·帕利西,钟表匠康拉德·达塞波第乌斯(Conrad Dasypodius),得到了君主的赞助,并受到了弗朗西斯·培根、勒内·笛卡儿和罗伯特·波义耳等新派自然哲学家的赞赏。培根在他1620年那篇论述科学的所谓“新逻辑”的著作中做了一个著名的对比,一方面是古典时代之后自然哲学的停滞,另一方面是现代机械艺术“不断的繁荣和发展” [11] 。他还呼吁研究“机械艺术的历史”。后来,在17世纪60年代,伦敦皇家学会、巴黎皇家科学院甫一成立,均对这个呼吁做出响应。 [12] 笛卡儿《指导心灵的规则》( Regulae ad directionem igenii )中的一些规则,特别是其中第14~21条关于解决数学问题的规则,相比雅各布·萨巴雷拉或彼得吕斯·拉米斯的那些讨论方法问题的人文主义著作,更接近于工匠手册中的方法介绍。 [13] 对于培根和笛卡儿这样的著述者来说,“机械艺术”已经成为思考什么、用什么思考的工具——机械艺术的那些新发明是模型和比喻的来源,它们的稳步改进和经验方法是灵感的来源,它们立下的实践规则是模仿的目标。艺术的规则最终改变了科学的方法和目的。

图3.2 亨德里克·霍尔齐厄斯,版画《艺术与实践》(1583)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那些规则到底是什么,它们实际上是如何指导实践的?1704年,法国陆军元帅塞巴斯蒂安·勒·普莱斯特·德·沃邦(Sébastian Le Prestre de Vauban)在向国王路易十四介绍进攻部队如何悄悄地开掘战壕时,留下了这段话:

开战的日子到了。卫兵在下午两三点钟集合,做完祷告后,摆好战斗队形;将军前来检阅,说些鼓舞士气的话。民工也聚集在附近,带上了木料(捆在一起保护壕沟两侧的木块)和铁锹,每个人都有镐和铲。夜幕降临,光线变暗,卫兵开始行进,每个士兵的腰带上都拴着武器;所有卫兵都必须这样做。 [14]

再举几个例子。1556年,英国实用数学家伦纳德·迪格斯(Leonard Digges)在指导土地测量员使用十字杆时说:“你必须站直,双脚并拢,两只手不要动,闭上一只眼睛,始终用你双脚的中缝对准你站立的方向。” [15] 1687年,伦敦附近一位名叫查尔斯·科顿(Charles Cotton,1630—1687)的人谈论如何在比赛前把赛马准备好时说:“温柔地把你的马牵到它的跑道上,让它闻闻其他赛马的粪便,这样可以诱使它往前走,而且一边走一边排空身体。” [16] 1689年,一位侍奉贵族家庭的不具名的法国大厨向好学上进的厨师传授给生菜沙拉调味的秘诀:“在过节用的生菜沙拉中加入糖、麝香和龙涎香,并用鲜花点缀。” [17]

这几个例子都是从现代早期的规则手册中随机挑选出来的,它们讲的是如何围攻一座城市,如何测量木材和土地,如何在游戏和比赛中获胜,或者如何准备一桌子美味佳肴。当时的这类手册涉及的内容五花八门,例如:如何制作果酱,如何建造房屋,如何从矿井中抽水,如何治疗疣,军队如何驻防,如何创作卡农音乐,如何筹办养猪场,如何用透视法绘画,如何在议会中通过一项法案,以及如何把日子过得井井有条。自此,入门指南类书籍蓬勃发展起来。不过,在印刷时代早期,代代相传仍然是主要的授徒方式,手工行业还在努力证明自己配得上“艺”这个称谓。这时候的规则有长有短;有的细致周到,有的很简略,只是一些口诀或要领;有的用文字表达,有的还辅以图表说明。大多数这类规则的条文都编号,除了一些食谱,它们的内容通常有自己独特的排序方式和话语模式。这些入门指南内容芜杂,就像个大杂烩,但是,从现代早期的那些“怎么做”中,我们还是能够发现它们的一些共同特点。

第一,规则都是以祈使语气表述的。那些指南的读者,无论是法兰西王位继承人(比如前文提到的那位沃邦的谈话对象),还是对几何学一无所知的木匠和泥瓦匠(比如前文的迪格斯的传授对象,或者一位“只认识马夫、伙计,不认识法官,只懂游戏规则,不懂法律”的玩家(比如前文提到的科顿),或者一位有志于成为豪门后厨总监的帮厨男孩(比如前文提到的那位法国厨师),在文中都被置于大师手下的学徒的位置。作者的语态是权威性的,而赋予其这种权威的,是高级的知识。

第二,这里所说的知识虽然通常是个人经验的积累,但它们被打造成规则的形式,追求普遍适用性。按照今天的说法,称一项活动为“艺术”,就是希望人们注意到其中某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内涵(“医学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以及个人偶然获得的精湛技艺——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他创造了即兴祝酒的艺术”)。由此观之,现代早期的机械艺术颇有清高的姿态,自视有别于单纯的手工,称手工活不用动脑,按部就班去做就行,做得好算是偶然,但自己拥有明确的规则,那些规则可以向一切愿意勤奋学习的读者(以及他们自己)传授。要想了解中世纪及现代早期的科学及艺术与手工之间的差别,方式之一是考察它们各自自诩的知识确定性的程度。真正的科学是可证明的,这是它的确定性所在,艺术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规律性,但简单的手工是偶然的。偶然性的作用在手工中最大,在科学中最小,在艺术中介于两者之间。现代早期的许多入门指南书在标题或副标题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这一点,比如,有一本书的标题是:“在本书中,全部艺术都被完美无缺且通俗易懂地展现出来,胜过一切语言。” [18]

第三,与后来的同类书相比,16世纪和17世纪的这些入门指南书很少面向新手。他们假定读者都有学徒经历和一些工艺经验。第四,掌握规则的好处是能够有所长进,不论是艺术本身的长进,还是艺术家的前途。依照规则苦练技艺,而不是学着怎么在活计中蒙人,能够激发从业者的“斗志”,对产品精益求精。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欧洲各地的重商主义政府努力提高出口产品的种类和品质,以充实金库——这仍然需要发布规则。这时,人们一边讨论公共事业的进步,一边讨论机械艺术的进化,两种话语相得益彰。 [19]

那时,人们对规则寄予厚望,认为规则能够将一个行业提升为艺术,将卑微的工人提升为受人尊敬、事业有成的艺术家,将劣质产品提升为受市场欢迎的商品,将政府财政从负债转为盈余,将无声的直觉提升为可言说的规则,将琐碎的细节提升为可靠的概括。现代早期的这些伟大愿景——全方位的,包括社会、经济和思想领域的愿景——让我们现代人深表怀疑。今天,我们将规则视为繁文缛节、官僚制、全知全能、空洞的学究,认为它们会扼杀主动性,扰乱市场机制,我们还将细致得近乎病态的操作手册视为苍白的理论。一想到要将隐性的实用知识表述为清晰的规则,我们就皱紧了眉头。 [20] 关于“如何做”的知识(与身体的无意识的技能相关)与关于“为什么做”的知识(与头脑的有意识的思考相关)之间的界限,在这组反义词中可见一斑:内在知识与外在知识、浅层知识与深层知识、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实践究竟是如何转变成要诀的?要诀又是如何进入实践的? b+CagjW4aKL25Of268K4cSCu47kSKPCO0iyxJgKpSzumutU3Ay9FKwnen4PaaiG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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