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欧亚大陆的四大子代文明出现以后，一个新时代来临了。把第一代文明（即亲代文明）的时代叫作神话时代，是因为那个时代的迷信色彩比较浓郁，事鬼敬神的意识非常强烈。把第二代文明（子代文明）的时代叫作英雄时代，是因为在这一代文明中，除了印度，其他三个文明都有崇尚军功的一面。
波斯人喜欢打仗，罗马人就更不消说了，希腊人固然早年奉行自由主义和分离主义，但是自从马其顿王国崛起以后，亚历山大就把金戈铁马一直推向了东方，推到了印度河流域。中国的秦汉时期也是一个重武轻文的时代，人们都推崇武功，大丈夫当效命于疆场，报效国家，要“马革裹尸还”，不应该久事于笔砚之间。秦汉王朝的时代精神，我们从班超投笔从戎的故事中可见一斑。秦汉之际，多悲歌慷慨之士、杀身成仁之人，在中国历史上，素来有所谓“雄汉盛唐”之说。汉代文化偏重阳刚，“雄”是雄壮，就是雄浑壮丽，具体表现为崇尚军功；而“盛”则是指一种博大的文化胸怀，唐代文化繁盛，广开西域通商之路，形成了一种万国来朝的恢宏气象，更加偏重和平交往。因此在英雄时代，在这些强大的国家之间，经常会发生一些武力冲突。当然，这些武力冲突中，既有两个文明之间的冲突，也有与彪悍的游牧民族之间的冲突。这两种冲突，其结果也是迥然而异的。
首先来看看欧亚大陆西边的情况。在西边，强大的波斯帝国首先与古希腊城邦，后来又与罗马帝国对峙。由于它们的地理位置比较靠近，所以彼此之间的交往也比较频繁，当然这种交往主要是以武力冲突为主旋律。从公元前499年开始，首先是波斯入侵古希腊城邦，从大流士一世到泽尔士一世，波斯先后三次入侵古希腊城邦，结果以失败而告终。有些西方人在谈到希波战争时，老是喜欢说，东方的专制主义一遇到西方的自由主义，就以失败而告终。在希波战争中，古希腊人确实捍卫了自己的独立和自由，但是，他们也从波斯人那里学会了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最初是由东方人（波斯人）发明出来的，原本波斯人试图将其强加到古希腊人身上，但未能成功。而一向奉行分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古希腊人却在希波战争中学会了这一点。希波战争一结束，古希腊各独立城邦就陷入了争夺霸权的统一运动中，到了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大帝这对父子建立了统一的马其顿王国、确立对古希腊的统治之后，古希腊人就像当年的波斯人一样祭起了“帝国主义”这个法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东方（波斯）发起了进攻。
历史实践证明，西方人尽管不是帝国主义的始作俑者，但是他们在运用帝国主义方面却比东方人更加得心应手。波斯人发动的三次希波战争都未能征服古希腊，而亚历山大大帝的一次反攻，就把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给毁灭了。但是，亚历山大的帝国昙花一现，他死之后，其帝国也分裂为三个受希腊人统治的王国，即西亚的塞琉西王国、希腊本土的马其顿王国和古埃及的托勒密王国。一两百年以后，后来居上的罗马帝国吞并了这三个希腊王国，又在西亚与新崛起的帕提亚王国陷入持久的拉锯战。
现在，让我们暂时把目光锁定在西亚和欧洲这两个文明之间的关系上。欧洲的文明，从克里特、迈锡尼，一直发展到古希腊和古罗马，形成了对峙的一方。同样，西亚的文明，从苏美尔一直到波斯帝国、帕提亚王国，以及被称为“第二波斯帝国”的萨珊王朝，形成了对峙的另一方。对峙的双方，一个在西方，一个在东方（不包括中国和印度），其冲突由来已久。如果要从历史上追溯的话，最早的一次冲突是传说中的特洛伊战争，即古希腊人远征特洛伊的故事。这可以算是西方人第一次去打东方人。西方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在其著作《历史》中分析希波战争的原因时，也把东西方之间的历史仇隙追溯到特洛伊战争。在希罗多德的表述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欧罗巴与亚细亚之间的文化差异。希罗多德转述了出自波斯人之口的一段传说，在波斯人看来，西方人与东方人之间的冲突源于一起诱拐妇女的邪恶行径。据说，最初是西亚的腓尼基人到欧洲去诱拐了希腊少女伊奥，后来希腊人又到腓尼基的推罗诱拐了少女欧罗巴作为报复，双方就扯平了。但是，不久以后，东方人故技重演，再次来到希腊诱拐了海伦，希腊人就以此为由，发起了一场历时十年的特洛伊战争，从此埋下了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历史宿怨。波斯人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而且还颇有微词，因为在他们看来，诱拐妇女当然不是一件好事，但若妇女不同意，她们大凡是不会被诱拐的。因此，为了这件事而大动干戈，组织一支军队远征东方，就未免有点心胸狭隘、小题大做了。无论波斯人的说法是否可靠，现在已有充分的考古证据，证明特洛伊战争确有其事，这是东西方之间的第一次暴力冲突。
如果说特洛伊战争是东方人与西方人的第一次冲突的话，那么几百年以后的希波战争就是双方的第二次冲突，不过这次却是由东方人主动发起的。在这一回合中，波斯人三次主动入侵古希腊，但都未能得逞，却把帝国主义传给了西方人。在希波战争之前，古希腊城邦中的人们是爱好自由的，他们奉行分离主义原则。所谓分离主义，就是每个城邦都恪守小国寡民的政治原则，把邻邦的自由和独立看作自己城邦自由和独立的保证，即使彼此之间发生了武力冲突，也绝不以剥夺对方的独立存在作为自己的目标。那种建立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帝国的政治重要性，对于城邦时代的古希腊人来说是非常陌生的，他们也并不觉得建立一个大帝国是必要的。但是经过希波战争之后，古希腊人的观念发生了改变。随着马其顿王国的统一，及其对古希腊统治的确立，亚历山大时代的古希腊人就开始把帝国主义反过来加到东方人头上。这样就导致了东方人与西方人之间的第三次冲突，即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
如果说特洛伊战争是西方人第一次打东方人，希波战争是东方人第一次报复西方人的话，那么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就是西方人再一次入侵东方。后来罗马帝国崛起之后，东西方的关系一直处于一种紧张的氛围之中，双方在美索不达米亚至亚美尼亚一带陷入了长期的拉锯战。罗马帝国富于侵略性，它的锋芒不断地威胁东方，但是在西亚，在已经灭亡的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帝国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一个国家，这就是帕提亚王国，一个既民风彪悍又非常强大的王国，所以当罗马人向东扩张的时候，帕提亚王国就构成了罗马人东侵的一个障碍，因此双方就在西亚展开了拉锯战。
当时罗马帝国所建立的版图，确实令许多后世的政治野心家魂牵梦萦，他们都想重现第一罗马帝国的雄风，实现建立第二罗马帝国或者第三罗马帝国的梦想。当时的罗马帝国，向西已经打到了大西洋，把西班牙、高卢和不列颠都纳入了其版图之中；向北打到了莱茵河、多瑙河一带，莱茵河以北、多瑙河以东的广大区域是日耳曼人生活的蛮荒草原，对罗马人来说缺乏吸引力；向南已经把埃及和北非都占领了，再往南就是撒哈拉大沙漠了，也无利可图了。所以罗马人只能向东来谋求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在东方却碰上了一个彪悍的帕提亚王国，罗马人曾经两次与帕提亚王国交战，第一次是罗马“前三头同盟”之一的克拉苏（即镇压了斯巴达克起义的克拉苏）带兵侵入帕提亚王国，结果克拉苏战败被俘。帕提亚人知道克拉苏贪婪无比，就把黄金烧化了灌到他嘴里，把他活活烫死。第二次则是“后三头同盟”的安东尼（他非常迷恋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七世），他曾经是恺撒的爱将，恺撒被刺以后他与屋大维、李必达结成“后三头同盟”，被授予西亚的统治权。这位能征善战的安东尼也与帕提亚人打了一仗，结果也是以失败而告终。因此罗马帝国在向东扩张的过程中，始终不太顺利。
在帕提亚王国灭亡之后，出现了一个第二波斯帝国，即萨珊王朝，它接替帕提亚王国，成为罗马帝国向东入侵的又一障碍。后来罗马帝国本身也日益衰弱了，分裂为东、西两个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在日耳曼人的入侵浪潮中崩溃了，东罗马帝国继续与萨珊王朝在小亚细亚和西亚一带展开拉锯战。直到7世纪，随着伊斯兰教的产生和阿拉伯帝国的崛起，双方两败俱伤，萨珊王朝灭亡了，东罗马帝国也受到重创，可以说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个“渔翁”就是阿拉伯帝国。而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帝国自崛起之日，就与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处于激烈的冲突之中，拉开了东方人与西方人之间第四次冲突的序幕。由此可见，在英雄时代，在欧亚大陆的西部，两大文明之间始终处于一种紧张的对抗关系中，双方打得一塌糊涂，不可开交。
我们再来看看欧亚大陆东部的印度的情况。
前文说到，在英雄时代，印度是一个特例，它的宗教过早成熟，从吠陀教、婆罗门教一直到公元前6世纪的佛教和耆那教，再到4世纪以后的印度教，印度的高级宗教价值系统过早地成熟，使它成为一个宗教的“万花筒”。这种高级宗教价值系统早熟的状况，使得印度在刀光剑影的英雄时代成为一个积弱不振的民族。因此，在相当长的历史中，印度总是被外族人入侵。但是，外族人无论如何征服和统治印度，是以武力强迫还是和平渗透，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印度的文化特性，因为它已经有了自己的高级宗教价值系统，有了自己永远不折的精神砥柱。也就是说，从表面上看，似乎任何一个外来民族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征服印度，但是若想彻底改变印度的文化特性，或者把它从文明史上彻底抹掉，像古埃及在神话时代末期的命运一样，却是办不到的。
举个例子，一个人要是在幼年时期就去了美国，他很容易被改造成一个美国人。但是，如果他已经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独立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再到美国去，那么，他无论怎样受到美国文化的熏陶，都很难从根本上改变自己固有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文明也是这样，印度文明由于过早地成熟，因此它虽然在强悍的外族入侵者面前表现得积弱不振，但是它具有一种以柔克刚的巨大势能。正因如此，尽管从孔雀王朝以后印度就几乎没有过上几天独立的日子，老是不断地受到游牧民族和穆斯林的入侵与奴役，到了近代以后又受到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统治，但是，印度始终如一地保持着文化上的一贯性，不因外族人和异教徒的统治而改变其宗教信仰和文化特性。就此而言，印度在高级宗教价值系统方面的早熟，既是印度的不幸，也是印度的大幸。印度文明至今之所以仍然具有强盛的生命力，一个重要的原因同样在于早熟的佛教—印度教这条一脉相承的高级宗教价值系统。在英雄时代，波斯人一度统治印度河流域，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也曾到达印度河流域，并对印度孔雀王朝的建立产生过一些间接的影响。到了阿拉伯人崛起之后，印度又长期地被来自西方的各个信奉伊斯兰教的文明入侵者或者野蛮入侵者所统治。所以印度与西域之间的关系史，总的来说是一部屈辱的伤心史。而印度与东方，即与中国的关系，虽然关山重重、天各一方，但在古代始终是以和平交往为主调，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佛教在中国传播。
再来看看秦汉王朝。《淮南子》一书中说到秦国风俗时，认为“秦国之俗，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可见其民俗凶狠好斗，崇尚军功。秦国正是凭着这股“贪狼强力”的狠劲吞灭了六国，统一了中国。但是秦朝命运不济，二世而亡。汉朝取代秦朝的政权之后，延续了秦朝的大一统制度。由于匈奴在西北边境不断地骚扰，所以汉朝把主要精力用于西北的戍边。从西汉的武帝开始，一直到东汉的和帝，有作为的皇帝都采取了主动出击的策略，不断地平定边界，与匈奴在中国的西北边境展开持续的战斗，用武力逼迫匈奴向西迁徙。
第一次大入侵活动到公元前600年前后就已经结束了。但是在已经扩大了的文明地区之外，在欧亚草原的北部，仍然有许多逐水草而生的游牧民族，他们还没有进入文明状态。例如，在秦汉西北边境的匈奴、在罗马帝国东北边境的日耳曼民族，以及在中亚草原上的奄蔡人、马札尔人、大月氏人等。这些游牧民族，在两大国家之间的广阔草原上来回迁移，哪一个国家势力更强盛，他们就可能向相反的地方迁移。这情形就像是一个天平，这一端高起来了，那些游牧力量就会顺着秤杆往另一端滑落；反之，那一端抬起来了，他们又会向相反方向移动。游牧民族本来就是逐水草而生，没有固定的城市和不动产，因此，哪边衰弱而有利可图，就往哪边迁移；哪边强盛了，它就向相反的方向迁移。
当时罗马帝国和中国的秦汉王朝虽然没有进行直接交锋，但是由于秦汉王朝不断地主动攻击匈奴，使后者只得掉头向西逃窜。结果就引起了整个欧亚草原上游牧民族大迁徙的“多米诺骨牌现象”。从约公元前2世纪开始，匈奴就在汉朝军队的主动攻击之下向西迁徙，到了1世纪，匈奴又被汉朝军队挫败，于是开始大规模地向西迁移。匈奴在欧亚草原上走走停停，势力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到了5世纪，匈奴终于来到了欧洲多瑙河流域。在他们的挤压之下，当时欧亚草原上的一些游牧民族，如月氏人、马札尔人、奄蔡人、日耳曼人等，就纷纷往西跑或者往南迁。由此，萨珊王朝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罗马帝国则遭到了灭顶之灾。这样一个游牧民族大迁徙的“多米诺骨牌现象”，它的第一张牌匈奴，可以说就是由秦汉王朝推动的，随后欧亚草原上的其他游牧民族也被迫纷纷向西南方向倒下。这样就引起了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第二次大入侵活动。
通过匈奴和其他游牧民族的中介作用，秦汉王朝在这场“内功”的较量中占了上风，因为这场民族大迁徙的“多米诺骨牌现象”的最后一张牌（即日耳曼人）最后压到了已经日薄西山的罗马帝国头上，导致了曾经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的崩溃。但是我们发现，早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前，秦汉王朝就已率先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困境之中。
东汉被三国所替代，后来三国归晋，再后来，死灰复燃的匈奴卷土重来，灭掉了积弱不振的晋朝，在黄河以北建立了胡人政权。继匈奴之后，鲜卑人、羯人、羌人、氐人也纷至沓来，像走马灯似的变换着政权形式，促成了民族大融合局面。而汉人则在黄河以南建立了南朝政权，形成了南北朝对峙的格局。这就是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第二次大入侵在中国所造成的局势。
在这第二次大入侵浪潮中，匈奴的入侵和日耳曼人的迁徙，导致了秦汉王朝和罗马帝国等第二代文明的瓦解，在这次大入侵的雄壮尾声中，崛起的阿拉伯人又摧毁了奄奄一息的波斯萨珊王朝。至此，人类的第二代文明纷纷瓦解，通过形态嬗变产生出第三代文明。而那过早地确立了高级宗教价值系统的古代印度文明，则提前进入第三代文明形态，即宗教时代的文明形态中，成为一个例外。
由此可见，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第二次大入侵和大融合，导致了英雄时代的三个强大文明即罗马帝国、波斯帝国和秦汉王朝的解体，它们通过形态嬗变产生出三个新的文明形态，即西方的基督教文明、西亚和中亚的伊斯兰教文明，以及中国隋唐以降的儒家文明，再加上印度南亚次大陆已经确立的佛教—印度教文明，形成了欧亚大陆的四大文明体系的分野。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在日耳曼人的大举入侵下终于瓦解了，在经历了长达300多年的一个“黑暗时代”之后，到了公元800年，法兰克国王查理曼称帝，建立查理曼帝国，西方的一些历史学家将此看作一个新文明形态，即基督教文明出现的标志。当然，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是在1世纪产生的，但是它成为一个文明体系，却是从公元800年开始的，这是西方史学界的一种观点。由此看来，这个中世纪的基督教文明成为西方继古希腊罗马文明之后的第三代文明形态。
在中东，波斯萨珊王朝被阿拉伯人灭亡以后，在它的基础上，就出现了一个伊斯兰教文明，它的国家形态就是阿拉伯帝国。伊斯兰教文明在传播宗教的过程中，它的国家也在扩张，在阿拔斯王朝时期达到了极盛状态，其势力范围从西亚、中亚，一直扩展到埃及、北非、西班牙和南亚。这个在中世纪一直对基督教欧洲形成咄咄逼人之势的伊斯兰教文明，可以称得上是中东地区继波斯文明之后的第三代文明。
在南亚次大陆，到了4世纪以后，随着印度教的产生，印度的高级宗教价值系统最终确立。印度教在印度深入人心，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印度也因此自然而然地进入第三代文明形态，即佛教—印度教文明。
而中国在秦汉灭亡以后，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动乱时期，到了7世纪隋唐以后，儒家伦理成为人们普遍自觉奉行的安身立命之道。这样就形成了中国的第三代文明形态，即儒家文明。由于儒家伦理不是一种宗教信仰，儒家也不同于宗教，它首先是一种伦理思想，所以我们把它叫作儒家文明。当然有人会问，儒家的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就产生了，到了西汉时，汉武帝就采取了董仲舒的观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什么到隋唐它才成为一种文明形态呢？这个问题，与基督教在1世纪就产生了，但是一直到公元800年以后才成为一种文明形态是一样的道理。儒家思想虽然产生于先秦时期，在汉武帝时又被定于一尊，但是它从最初的萌芽状态到受到官方的扶持，再到被平民百姓自觉地信奉，是需要非常漫长的时间的。我认为，儒家思想成为一种深入人心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是在隋唐以后。从汉代到魏晋南北朝，中国人的思想还是比较混杂的，佛教、道教、儒家思想，各种信仰都有。到了隋唐以后，儒家思想才定于一尊。到了宋代，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才最终确立。
到了7—8世纪以后，在欧亚大陆上，几乎所有文明国家和地区都被这四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所囊括，从而形成了宗教时代的文明的基本格局。到了这时，把不同地区的人联系起来的基本单位就不再是一个自然群落或者一个政治国家，而是一个信奉既定的宗教—伦理价值系统的文明体系。欧亚大陆的人们彼此认同的最终根据是某种共同的宗教信仰或伦理规范，而不同的宗教信仰本身就成为人们彼此之间隔阂和敌对的充足理由。一个基督徒与一个穆斯林之间天然就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在西方，宗教信仰的排他性和不宽容性导致了旷日持久的暴力冲突和残酷杀戮，那个时代所埋下的文化仇恨和戒备心理，直到今天仍然在起着不可低估的负面作用。
7—8世纪以后出现的第三代文明形态，最显著的文化特点在于，各大文明体系已经开始有了自己的高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用我在前文的话来说，这个时候欧亚大陆的几个文明体系已经成熟了，已经树立起自己的永远不折的精神砥柱。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是通过暴力入侵，还是通过经济渗透，这些文明体系已不易被别的文明所融合，更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它们的文化特性。其赖以确立的高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已经基本定型。正因如此，我把第三代文明叫作宗教时代的文明。
在宗教时代，欧亚大陆形成了以不同的高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为基本依托的四大文明体系，彼此之间出现了文明的对垒和冲突，这种对垒和冲突的主要原因不像英雄时代那样是出于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抵牾，而是出于精神文化方面的差异。不同文明体系中的人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彼此仇杀，这一点尤其明显地表现在欧亚大陆的西部。在西欧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之间，历史的宿怨由于宗教信仰的对立而进一步被激化，从而在整个中世纪，在这两个文明体系的人民之间不断地激起心理仇恨和暴力冲突。
从7世纪开始，随着伊斯兰教的创立、传播和阿拉伯帝国的崛起，穆斯林对西方基督教社会发动了来势汹汹的西征，从正面威逼君士坦丁堡，从侧翼越过直布罗陀海峡，占领了西班牙，对欧洲形成了一种钳形攻势。从7世纪阿拉伯帝国的西征开始，直到168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最后一次围攻维也纳，在这约一千年的时间里，欧亚大陆西部的这两个文明之间始终是一种你死我活的关系。这段时间的基本趋势，是东风压倒西风，即穆斯林主动攻击西方基督教社会，而西方的基督教徒在大多数时间里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在穆斯林的压倒性优势下，基督教世界偶尔也组织过一些反攻，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十字军东征。从11世纪开始，基督教世界先后进行了8次十字军东征，但是除了第一次取得了暂时性的军事胜利，其他几次不是中途流产，就是演变成荒唐的闹剧。例如，曾有一次，西欧天主教徒组成的十字军本来是为了帮助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兄弟攻打穆斯林，结果却演变为对后者的大抢劫，从此加深了西欧天主教与东欧东正教之间的矛盾。还有一次，西欧基督教社会组织了一支“儿童十字军”，由一个大约12岁的法兰西少年牵头，参加者都是十来岁的少年。这支童子军浩浩荡荡地前往东方去讨伐穆斯林，但他们还没有走到地中海，就被几个人贩子给卖了，成为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
我在前文已提到欧亚大陆西部的两个文明之间的三次历史冲突，即特洛伊战争时古希腊人的东征、希波战争时波斯人的西侵，以及从亚历山大大帝到罗马人的再度东征。到了宗教时代，穆斯林的西征构成了这两个文明之间的第四次大冲突，这一次又轮到东方的穆斯林主动地去攻打西方的基督徒了。这场东风压倒西风的文明冲突一直持续到17世纪下半叶，18世纪以后，迅速崛起的西方工业文明开始对仍然停留在农耕状态中的伊斯兰教文明和东方其他古老文明发起了全面进攻，从而掀起了一场全球性的殖民化和西方化浪潮。
与欧亚大陆西部打得不可开交的紧张格局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欧亚大陆的东部，在素来以阴柔忍让为文化基调的佛教—印度教文明与奉行中庸之道的中国儒家文明之间，却保持着一种相对和平的关系，这是由这两个文明体系所信奉的宗教—伦理价值系统的基本特点所决定的。佛教与世无争、隐忍为怀，印度教也主张不以暴力抗恶，而中国儒家伦理，素来讲究仁义道德、和合为贵。因此，在这两个文明之间，没有发生暴力冲突，基本上保持着一种和平交往的友好关系。在这两个文明的交往过程中，最著名的当数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了。
自东汉以来，印度的很多高僧来到中国讲学，中国的一些僧人，如唐玄奘则到西域去取经，双方进行了许多友好的文化交流。印度佛教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也被中国人加以伦理化改造，变成具有中国文化特点的佛教，产生了禅宗、净土宗、华严宗、天台宗、法相宗等八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乘宗。由此可见，中国文化在古代就具有融合外域文化的巨大能力。同样，印度文化也具有很强的融合能力，当它受异族的武力统治时更是如此。
总的来说，在宗教时代，欧亚大陆东部的情况基本上是和平的，佛教—印度教文明与中国儒家文明之间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吸取对方的东西来发展壮大自己的固有文化。至于在欧亚大陆中部，在伊斯兰教文明与佛教—印度教文明之间，这一强一弱，一个主动攻击、一个隐忍为怀的状况必然导致弱肉强食的结果。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以佛教—印度教为安身立命之本的南亚次大陆一直处于穆斯林的征服和统治之下。这就是宗教时代欧亚大陆各大文明体系之间的基本格局。
到了12世纪以后，当信奉四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的人们各自封闭局限在自己的文化体系中时，在欧亚草原上，又有一些不安定的因素开始躁动。这些因素就是蒙古高原上的蒙古人和中亚草原上的突厥人，他们对南部农耕文明地区的进攻构成了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第三次大入侵浪潮。这次大入侵导致了一些国家的灭亡，但是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四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的文化特性和欧亚大陆文明体系的基本格局。原因在前文已提到，四大文明体系在有了自己的高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以后，就很难从根本上被改变了，也很难再像神话时代和英雄时代的文明那样，发生形态嬗变了。
从13世纪开始，蒙古人的金戈铁马横扫了几乎整个欧亚大陆，并在南部的那些农耕文明地区建立了四大汗国和元朝。但是，蒙古人的统治并没有改变已经确立起来的四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许多征服中亚和西亚的蒙古人皈依了伊斯兰教，逐渐融入当地的文明体系中。另一些蒙古人拒绝接受被征服地区的高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试图以一种野蛮的方式管理当地的人民，结果很快就被赶走了。到了14—16世纪，四大汗国和元朝都像骄阳下的冰雪一样迅速地瓦解和衰落了，征服结束以后，四大文明体系依然如故，彼此对峙，并没有因为蒙古人的短暂入侵而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蒙古帝国衰落之后，一支伊斯兰教化的突厥人又迅速崛起，这就是奥斯曼土耳其人。他们在小亚细亚建立了一个奥斯曼帝国，并且迅猛地进行军事扩张，吞并了西亚、北非和东欧的大片疆域，并且在1453年攻陷了屹立千年之久的君士坦丁堡，对基督教欧洲形成了极大的威胁。这些在伊斯兰教化的过程中很快就接受了文明教化的奥斯曼土耳其人，标志着三千年以来不断冲击农耕世界的游牧民族入侵浪潮的最后一个狂澜，他们既是对广阔的农耕世界发起最后一次入侵的牧羊人，也是近千年来向西方基督教文明发起尾声攻击的穆斯林战士。
与蒙古人的征服活动一样，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征服浪潮也没有改变欧亚大陆的文明体系，但是它却刺激了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内在变革。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以后，西方基督教社会就开始了一系列的文化变革，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接着，在文化变革的基础上又开始进行政治层面上的变革，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宪政体制和民主政治取代了封建制度。最后，又在资本原始积累的基础上进行了工业革命或产业革命，完成了西欧社会的经济体制转型。
到了18世纪中叶以后，一个新兴的西方工业文明开始崛起于欧亚大陆的西北隅。与这一系列的内部变革活动相呼应的是，早在15世纪的时候，西欧就开始进行航海活动，通过地理大发现和海外贸易、海外扩张，逐渐建立起全球性的殖民体系。航海活动开辟了海外市场，使得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具备了必要的前提条件。资本主义是一种世界现象，它一旦出现，就必然要把商品销售的触角伸向全世界，伸向地球上一切有人居住的地区，资本主义是不可能仅在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发展壮大的。正是在经历了这样的内部改革和外部扩张之后，曾经在中世纪积弱不振的西欧社会才迅猛地发展起来，从农耕世界的广阔背景中脱颖而出，率先完成了社会形态的转型，以一种崭新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面貌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从18世纪开始，这个新兴的西方工业文明就取代了几乎已经没有立锥之地的游牧世界，成为农耕世界的强劲对手。
15—16世纪构成了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从那个时候开始，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之间的冲突和融合就结束了，三千年来推动人类文明发展演变的这个宏大主题也结束了。一个新的时代主题开始出现，即新兴的西方工业文明与传统的农耕文明之间的对峙和冲突。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这种对峙和冲突以西方工业文明的全面胜利而告终，其表现形态就是从18世纪开始的全球性殖民化浪潮。这个殖民化浪潮使得世界上几乎所有非西方地区都相继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并且在武力征服、经济渗透和文化引导的多重作用下，让这些传统文明地区的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西方的制度规范和价值观念。
到了20世纪，特别是二战后，非西方世界在经历了一二百年的殖民化或半殖民化的苦难历程之后，终于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在21世纪初，一方面，整个世界在经济上越来越走向全球化或一体化；另一方面，随着政治上的独立和经济上的发展，许多非西方国家迫切地感觉到文化重建的重要性，这样就必然会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呼声下，形成一种文化多元化甚至文化保守主义的趋向。特别是到了20世纪末，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两大政治阵营对垒的结束和冷战时代的结束，在传统的四大文明地区，似乎又出现了一种重振固有的宗教—伦理价值系统的趋势。
在20世纪，特别是在冷战时代，宗教—伦理价值系统之间的文化差异完全被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所掩盖，全世界人民都是根据姓“资”还是姓“社”这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区分方式对其他国家形成心理认同的。但是，在冷战时代结束以后，两大政治阵营的对垒不复存在，人们也不再按照政治意识形态的区分进行认同了，而是重新以传统的宗教—伦理价值系统作为心理认同的标准。非西方世界的人们纷纷转向了自己的文化根源，试图从中发掘出建设现代化的精神支柱。如何把自己的传统文化资源与现代化事业有机地结合起来，是放在所有非西方国家和地区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面对这个时代性的问题，我国领导人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的人民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达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大家都是中华子民，都是中国文化的传人。儒家伦理思想也一度出现了复兴的迹象。同样地，我们看到近几届的印度领导人也在大声疾呼，要用印度教的精神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印度。至于伊斯兰世界，这种文化认同的强烈程度就更不用说了，许多穆斯林都对西方基督教徒有一种情感上的隔阂和冷漠。这样一种历史的宿怨，是未来世界可能发生文明冲突的重要原因。即使是在西方基督教世界中，近二十年来也出现了一种保守主义的潮流，在经历了两百多年的启蒙和世俗化的过程之后，西方世界同样表现出某种再神圣化的要求。以基督教信仰作为文化认同的根本纽带，似乎已经成为西方人的一种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总而言之，随着政治意识形态对垒的结束和冷战时代的终结，当今世界上确实出现了几大传统宗教—伦理价值系统复苏的趋势。对于这种趋势，我不想做任何价值判断，不想评价它到底是好是坏，我只想强调，它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任何一个有现实责任感的人，都不应该忽视这个事实。时至今日，我们可以看到，以传统宗教—伦理价值系统为主要纽带的文化认同，已经日益代替了政治意识形态的认同。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使用“文明的冲突”这个词或许不太确切，因为它具有太明显的暴力隐患。以“文明的分野”一词来取代“文明的冲突”，似乎更准确地表达了21世纪的一个基本事实，因为“分野”是一个中性概念，它只是表示了一种彼此区别的客观状态。这种“文明的分野”既可能导致不同文明之间的暴力冲突，也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提供了一个人道主义的平台。因为只有在彼此承认对方文明存在的独立价值的前提下，在承认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差异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进行真正平等的对话。否则就会像在全球殖民化时代中那样，只是“主人”与“仆人”之间的一种不平等的对话。
在追溯了人类文明的基本发展历程后，我认为，长期以来被全球性西方化浪潮和政治意识形态冲突所掩盖的四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之间的差异，将会在21世纪重现，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非西方世界的那些传统的宗教—伦理价值系统，在经历了西方化的洗礼以后，将会以一种自我更新的方式生长出适应时代要求的新文明形态，就像西方在经历了1453年的那场浩劫之后，所发展出的新文明形态一样。因此，未来世界仍然将会以这些宗教—伦理价值系统作为基本的心理认同纽带，以四大文明体系作为基本的文化归属。但是，这四大文明体系已经与西方化之前的情况不尽相同了，已然正在经历着一个自我更新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观点，还是有一些合理之处的，尽管我更愿用“文明的分野”一词来取代“文明的冲突”这个概念。这就是我基于历史考察而对未来所做的一个基本判断。
曾有读者与我探讨，整个文明的发展历程好像都充斥着一种血腥、暴力和战争的色彩，但是，在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一种文明之间的融合，那么，除了我在前文所提到的强势文明对弱势文明的侵略及其所导致的被动融合，在历史上是否也有弱势文明与强势文明在一个平等地位上的自发性融合？如果有过的话，在未来文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究竟是文明的冲突，还是文明的融合将成为这个世界发展的主潮流？
针对这个问题，我认为，在历史上，文明与文明、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关系，似乎确实主要以暴力冲突为主，但是其间有没有和平交往呢？我当然不否认这种存在，而且我认为是非常多的。但是，从大尺度的关系上来看，暴力冲突是一种显性的关系，而和平交往则主要是一种隐性的关系。在古代历史中，不同文明体系、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的商业交往和文化交流活动几乎无时不在，但是，这些每天都在悄无声息地发生的和平交往活动，远远不如一次暴力冲突或征服活动那样引人注目。尤其是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那种大规模的冲击和入侵活动，对文明形态的嬗变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至于强势文明和弱势文明在一个平等地位上进行自发性融合的可能性，坦率地说，我对此表示怀疑。如果我们已经把两种文明界定为强势文明和弱势文明，那么，所谓强势文明，一定会表现出一种以势凌人的姿态和文化中心主义的偏见，在这样的情况下，平等的对话和文化融合都是不可能真正发生的。比如，在西方殖民化的浪潮中，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人认为，殖民化过程本身就是把全世界人民都带入西方文明所示范的那种普适幸福的前景之中，当时非西方世界中的许多知识精英也接受了这种观点。但是，恰如汤因比所指出的：“采纳世俗的西方文明恰好是陷入了始料未及的20世纪西方精神危机。西方真诚地对世界开了一个无意的玩笑。西方在向世界兜售它的文明时，买卖双方都相信它是货真价实的，结果却不然。由于这一不幸，20世纪的精神危机使西方化的人类多数，比少数西方人更为苦恼；这种苦恼可能导致苦难。”
一方面，自己的文化传统在底下拉着你，另一方面，西方的价值观念又把你往上拽。你原来以为自己的文化传统就像蜥蜴的尾巴一样，可以轻易地丢掉，但是随着与西方文化的进一步接触，你会发现自己是不可能完全摆脱固有的文化传统的，正如你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拉到天上一样。这种认识就会使你陷入一种“精神分裂”的苦恼之中。总而言之，盲目地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会导致一种可怕的效应，这种效应被汤因比称为“文化溶血”现象，就好像给一个A型血的人输了B型血一样，它会引起全身性的严重反应。事实上，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中，这种“文化溶血”现象明显地存在，它使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呈现出畸形发展的趋势。这样一种深刻的认识，是非西方世界的知识精英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痛苦反思以后，才逐渐地意识到的。
在当今的非西方世界里，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完全接受西方的文化模式，或者采取“全盘西化”的方式是不可能真正解决本国的现代化问题的，一个民族要想强盛，老是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是没有出息的。如何走一条现代化而不西方化的道路，是摆在非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面前的一个时代性的重大问题。
我们应该防止两种相反的倾向：一是做井底之蛙，夜郎自大，关起门来孤芳自赏，那只能是死路一条；二是妄自菲薄、数典忘祖，完全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在一种文化奴性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现代化，这同样是没有前途的。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一方面我们要从自己的文化本根中发掘出一些宝贵的资源，以此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精神本根；另一方面则要广泛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促进力量。总之，在改革开放的基础上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这是中国文明在未来时代的唯一振兴之路。20世纪有一位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写了著名的《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此后又写了同样大部头的著作《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他认为，在20世纪出现了一种全球分裂的现象，主要是指，虽然当今世界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在经济生活方面整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像一个休戚与共的“地球村”，但是与19世纪末叶相比，今天的世界在文化方面却越来越显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全球在文化上的分裂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在19世纪末叶的时候，已经基本建立起全球殖民体系的西方人，以及受西方文化影响的许多东方人，似乎都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全球不仅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而且也将在文化上，实现以西方为楷模的一体化过程。但是，时至今日，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不得不承认，20世纪的世界在文化方面发生了分裂，各种曾经似乎已经消失了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出现了复兴之势。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新的时代性课题就摆在了我们面前，这就是经济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的张力问题。这一对矛盾构成了我们在21世纪必须面对的一个基本问题，希望大家能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