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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主题非常宏观，直接关系到我们生活的世界背景。我希望借此帮助大家对当今以及未来的世界格局产生更加清醒和深刻的认识。
早在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美国《外交》杂志的夏季号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文明的冲突？》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亨廷顿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世界上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苏联的解体、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以及国际关系格局中发生的一些相应变化，宣告了冷战时代的结束。针对这种国际形势，亨廷顿在文章里面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耸人听闻的观点。他认为随着苏联的解体，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大阵营的对垒将不再构成未来世纪国际冲突的主题。在21世纪，世界冲突的主题将不再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冲突，即不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甚至也不再是经济的冲突，而是文明的冲突。那么，所谓“文明的冲突”是什么意思呢？亨廷顿认为，文明是“人类最高的文化归类，人类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人类以此与其他物种相区别”。由于历史的原因，人类形成了几个最主要的文明体系，按照宗教信仰或价值系统来区分，就是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中东的伊斯兰教文明、中国的儒家文明，以及南亚的印度教文明等。这些文明曾经对峙了数千年之久，近代以来的西方化和殖民化浪潮使得各大文明之间的传统边界逐渐模糊，而由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政治意识形态冲突取代了文明之间的对垒。但是随着政治意识形态冲突的消失和冷战时代的结束，各大文明体系之间的文化差异和冲突的可能性将会再度凸显出来，成为21世纪国际格局的主题。
亨廷顿的这个观点一经提出，很快就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普遍关注。他还在这篇文章中谆谆告诫西欧各国，不要因为一些经济方面的蝇头小利而破坏了与美国的关系，西欧各国应该与美国加强团结、加强联合，共同防范可能在东方出现的威胁。在21世纪，这种威胁可能来自伊斯兰教文明与儒家文明的联合，他预言二者将会携起手来共同对抗西方基督教文明。
亨廷顿的上述观点立即在华人世界里引起了轩然大波，被指责为后殖民时代的“西方中心论”的典型。众所周知，美国人总是喜欢寻找一些假想敌，尤其是为未来的国际战略设定一些可能的竞争对手。当冷战时代结束，以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无法再对美国和西欧世界构成主要威胁时，美国人就必然要去寻找和设定下一个世纪的新对手，这是其国际政治策略的一贯作风。亨廷顿作为哈佛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同时也是美国政府国际关系政策的重要智囊成员，他为美国未来的国际战略提供一些想法，本来也无可厚非。但其观点无疑具有浓重的“西方中心论”色彩，这是由他作为一个西方人，尤其是作为一个西方国际政治学专家的身份所决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当然会对他的某些预测，尤其是对他关于21世纪将会出现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联合对抗西方基督教文明的观点进行批判。但是仅就他对人类文明的演化趋势和未来状况的分析而言，我认为他的观点有一定道理。
人类文明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是如何发展的？对这一历史进程的了解有助于我们对今后的国际格局进行有根据的预测。先做一个理论预设，即我们承认历史是有规律可循的。因为如果一切历史事件都是偶然的，就完全没法进行认识和预测。反之，如果我们相信历史的发展具有一种内在必然性，就可以依据对这种必然性的认识，对未来世界的发展趋势做出预测。历史的明天奠基于历史的昨天和今天的基础之上，我们首先应该认识世界的昨天和今天，尤其是要知道，从昨天到今天是如何发展的，这样才能合理地推论出未来将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趋势。由此，我们需要回顾5 000年前的人类社会。
大家先看看表1.1，其中列示的是人类各大文明数千年来演化嬗变的基本情况。最上面一排是我们人类最早出现的五个文明，虽然中学教科书中提到有“四大文明古国”，其实那是最早的一批文明发展到某一个阶段时出现的一些国家形态，是通俗化的说法。从研究者的角度来说，我们认为人类最初的文明一共有五个。这五个文明从西向东依次是：地中海上的克里特文明，该文明的影响力后来广泛地辐射到爱琴海沿岸地区，成为爱琴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后是地中海南岸的古埃及文明，由于这里受尼罗河的冲积灌溉，也被叫作尼罗河流域文明；再往东，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有一块冲积地，在那里建立的文明就是两河流域文明，又叫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美索不达米亚”在希腊语中就是“两河之间”的意思；再往东就是印度河流域文明，这个印度最古老的文明又叫作哈拉巴文明，是由南亚次大陆的土著达罗毗荼人在哈拉巴这个地方创造的文明；最后，欧亚大陆的最东边，就是我们中国的先秦文明，通常是指夏商周三代或者先秦时期的远古中国文明。以上即是人类最初的五个文明，接下来，我依次对这五个最古老文明的基本情况作简单的介绍。
表1.1 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冲击及其“文化杂交”对旧大陆文明体系嬗变的影响
这五个文明中，如果要说时间最古老、历史最悠久的，大概要数两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了。当然这只是一个相对概念，因为现在考古学对古代文明的发掘，只能停留在以百年为单位，不可能再细化了。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两河流域文明也许是人类现今发掘出来的最古老的文明，它出现的时间大概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500年。那时，在美索不达米亚就出现了一些城市国家，比如说乌鲁克、乌尔等。这些城市国家已经有了自己的楔形文字，有了初具规模的行政组织。
其次就是古埃及文明。按照现在一般的历史记载，大约从公元前3100年开始，在尼罗河中游的孟斐斯，就已经出现了埃及人建立的古王国，这是尼罗河流域最古老的国家形态。
由此可见，两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都有5 000年以上的历史。
稍晚一些时候，又出现了两个文明。一个是克里特文明，它大约是在公元前2600年产生的。克里特文明带有被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影响的痕迹，显然是对毗邻的这两个文明多有模仿。克里特岛位于地中海，紧锁在爱琴海的入海处，海上交通便利，四通八达，与西亚和北非有着频繁的商业往来和文化交流。因此克里特人从更加古老的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中吸取了不少文化资源，创建了自己的文明。在克里特的神话传说和艺术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古埃及文化的明显影响。克里特神话中的很多神祇，都有似古埃及神话的半人半兽形象，例如我们比较熟悉的狮身人面像斯芬克司，以及其他半人半兽的怪物神族，就是从埃及传到克里特岛，再从克里特岛传到古希腊本土的神话中的。大家都知道，埃及古王国的法老曾经建造了一座著名的斯芬克司石像，但是我们在古希腊的悲剧故事如《俄狄浦斯王》中，也可以看到斯芬克司这头怪兽，这种同一性很好地说明了克里特文明与古埃及文明之间的文化联系。
与克里特文明相继出现的另一个文明就是印度的哈拉巴文明，我们对其所知较少。我们通常知道的印度文明，是指以吠陀教和婆罗门教而著称的古代印度文明，实际上这是印度的第二代文明，并非最早的文明形态。借用生物学的概念来说，我们可以把最初的一代文明形态叫作“亲代文明”，而把从这些最古老的文明中衍生、演化出来的第二代、第三代甚至更晚的文明形态都叫作“子代文明”。大家所熟悉的那个以婆罗门教为标志、以种姓制度为特征的古代印度社会，实际上是第二代文明（子代文明），它是由那些从西北方向涌来的雅利安人入侵者建立的。在这个文明产生之前，有一个由印度河流域的土著民族创造的文明，就是哈拉巴文明。哈拉巴文明的考古证据是比较晚才被发掘出来的。在20世纪初，有一批英国考古学家在一片荒芜的墓地里发掘出一个城市遗迹。他们根据这个城市遗迹推断，在那些建立婆罗门教和种姓制度的外来入侵者来到印度河流域之前，此地曾经存在一个非常发达的文明形态，这个文明是由被称为达罗毗荼人的土著建立的，他们把这个最古老的印度文明以该城市遗址的名字命名，即哈拉巴文明。那些创建了哈拉巴文明的达罗毗荼人生活在南亚，皮肤比较黑，身材比较矮，鼻子扁平，与后来进入印度河流域的那些身材高大、皮肤白皙的雅利安人入侵者有着很大的身形差异。这个文明程度很高的哈拉巴文明在后来雅利安人入侵者的征服浪潮中被毁灭了，达罗毗荼人也沦为奴隶，被入侵者们贬称为“达萨”。“达萨”在印度语里就是“奴隶”的意思。也就是说，那些最初创建哈拉巴文明的印度土著，在后来雅利安人的征服活动中，反而沦为奴隶了。一直到现在，在印度南部地区，仍然生活着一些达罗毗荼人的后裔，他们的社会地位都比较低下。至于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古代印度文明，显然是一种文化融合的结果。
在五个古老文明中最晚出现的一个，就是我们中国的先秦文明。关于中华文明出现的时间问题，国际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西方学术界一般只承认中国的文明史从商代开始，理由是中国在商代才有了文字，也就是甲骨文，而文字是判定文明与史前状态的一个重要标志。商代的历史大约从公元前17世纪初开始，如果中国的文明史只能从商代算起，我们就不能说自己有5 000年的文明史了。如果我们证实了中华文明应该从夏代开始（夏代的历史据记载从公元前21世纪前后开始），距今大致可以说是5 000年左右。我国曾投入大量的财力和人力到“夏商周断代工程”科学研究项目中。这个项目的首要目标就是要发掘出有说服力的夏代文明的考古证据。此外，弄清楚夏商周三代的具体分期，每位帝王的执政年代等，也是这个项目的重要内容。当然要想达到这样一个目标，需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大量的考古发掘，并对古代文献进行细致的研究。
2004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对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进行了进一步的综合研究。从另一角度来看，问题并不在于中国古代有没有一个夏代，而在于这个夏代到底是一种文明，还是一种史前文化，像更早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那样。一个关键的证据就是文字，在国际文化学界，文字是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文明区别于野蛮的一个根本标志。
可以说，在文明与野蛮之间，存在着许多区别，但是最主要的区别有两点。用我们今天比较时髦的话来说，这两点分别是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
从物质方面来说，文明的标志是什么呢？是它必须有定居的农耕生活。文明社会中的人们已经开始过上了定居的农耕生活，拥有永久性的灌溉系统，以及为了组织修建灌溉工程这一类的集体活动而成立的社会组织，即最初的国家机构。
农耕生活与游牧生活是不一样的，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今天停留在某处生活，明天可能就移动到几十千米、上百千米以外的地方去了，游牧的特点使他们不可能过定居生活，所以他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发展的速度也比较缓慢。同时，游牧的生活方式也不可能让其发展出城市中心，而最初的文明都是以城市中心为依托发展出来的。农耕生活的特点是春播秋收，人们一旦开始过上农耕生活，就必须守着这块土地，必须定居下来。虽然早年的农耕生活主要靠天吃饭，而且人们还没有完全摆脱游徙的习惯，经常易地而耕，但毕竟还是比游牧的生活方式要稳定一些，同时可以创造更高的生产力。最重要的是，由于过上了定居的农耕生活，最初的城市中心得以产生，虽然不可能跟现在的城市相比，但其已经是人们的一个宗教、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的中心了。因此，正是在定居的农耕生活以及最初的城市中心的基础之上，人类才可能超出直接的生产活动，去从事一些非生产性的活动，也就是一些高尚的精神活动、文化活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明产生的一个物质标准，就是看其有没有定居的农耕生活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出现的城市中心。
同样地，文明还有一个精神上的标准。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初民祖先事鬼敬神、求神问卦，凡事都要先卜而后行。按照学术界的共识，最初的文明往往都是随着庙宇而出现的，最初的城市中心同时也就是庙宇中心、祭祀活动中心。所以西方的一些学者认为，人类的文明最初是在祭祀祖先和鬼神的活动中产生的。由于定期祭祀先祖、先妣的需要，人们就从最初的图腾崇拜走向了一种固定的祭祀，这种有固定场所的祭祀活动是与定居的农耕生活联系在一起的。
一旦人们开始有了一个固定的庙宇中心，就自然会产生一批专门从事宗教祭祀活动、从事祈祷占卜活动的神职人员，这就是人类文明初期的祭司集团。祭司集团由于宣称自己具有与鬼神相通的能力，因此成为人类各个文明最初的统治者。而远古的国王往往也就是最大的祭司，是祭司集团的首领，他本身承担着帮助人与神进行沟通的重要使命。老百姓甚至认为，他就是神的化身。这一点在古埃及、两河流域、印度哈拉巴、克里特和中国商代的考古资料中，都有充分的印证。
在这种固定的庙宇中心，在这些定期举行的祭祀活动中，慢慢地就发展出了一种对创建人类文明最重要的东西，也就是文字。文字最初被用于记录祭祀占卜活动结果，甲骨文最初也是用来记录求神问卜的结果的，后来才逐渐从宗教领域延伸到非宗教领域，延伸到日常生活中去。在文明出现的初期，文字掌握在祭司集团手中，这是一种精神特权，是人与神相通的一种权力符号。因此最初的文字都是出现在庙宇之中，因祭祀活动的需要而产生，结果却成为文明历史的一个标尺，因为如果没有文字，文明的历史就难以传承下来。所以，从精神文明这个角度来看，文明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文字。
以上就是对人类最初的五个文明，或者借用生物学的概念叫作“亲代文明”的简单介绍。
人类最初的这五个文明，在地域范围上都非常狭小，仅限于一两条大河的冲积平原内。在这些最初的农耕文明周围是什么状况呢？在这些狭小的亲代文明的南边，一般都是海洋或者沙漠，而在它们的北边，则是辽阔无边的欧亚草原，当然也有高山峻岭。在欧亚草原上，生活着许多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他们的活动范围非常大，而定居的农耕文明就如同沙漠中的几片绿洲一样被不断移动的游牧民族包围。
前文已提到，农耕生活是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而没有进入农耕生活的那些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虽然也有自己的文化，但不能被称为“文明”，只是史前文化或者原始文化。这样一来，在欧亚大陆上，就形成了一种南农北牧的基本格局——南边是一些刚刚萌芽的、弱小的文明国家，人们过着定居的农耕生活，文化水平比较高；北边则是许多游徙不定、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生产力水平低下、文化水平较低。另外，南边的农耕文明虽然生产力相对发达，文化水平高，但是定居的生活方式容易使人们养成一种惰性，因此长期以来，农耕文明地区就成为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对象。那些生活在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虽然没有进入文明的生活方式，但是由于他们是生活在马背上的民族，长期以狩猎为生，因此机动性非常强，而且性格彪悍，能够吃苦耐劳，战斗力特别强。在这样的情况下，在长达数千年的时间里，往往都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入侵南方的农耕文明。于是在欧亚大陆上，长期以来就形成了在生活方式上南农北牧、在经济状况上南富北贫、在军事实力上南弱北强的对峙局面。
自人类文明诞生之始，欧亚大陆上的这两股势力便开始了对峙。最早的五个农耕文明都处于北回归线与北纬35度之间的狭小地区内。这个偏南地带的文明地区，我们称为“农耕世界”。在农耕世界的北边，游牧民族像漫山遍野的黄沙一样遍布各处，我们将这一区域叫作“游牧世界”。这样一来，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便开始了长期对峙，这种对峙从公元前18世纪开始，一直持续到约公元1500年。可以说，人类3 000多年的历史，都是在这两大世界的对峙中度过的。在15—16世纪这个世界历史的重要分水岭（新航路开辟）到来之前，人类的文明主要就在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冲突、融合中，不断地发展和壮大起来。同时，这两者的冲突和融合，构成了15世纪以前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
前文已提到，游牧世界像漫山遍野的黄沙一样包围着农耕世界，而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每一次大入侵和大融合，都导致了农耕世界的巨大变化。我把这些变化分为两个方面来讲，分别是“时间效应”与“空间效应”。
所谓“时间效应”，就是我们所说的文明形态的嬗变。形象地说，文明就好像是一只蚕，最初只是一个小黑卵，随后它从卵中孵化，不断地蜕皮，蜕一次皮就变化一次形态，由黑蚕变为黄蚕、白蚕、透明的蚕，之后它吐丝结茧成蛹，最后化为蛾子，破茧产卵。虽然形态在不断地改变，但是它始终还是那只蚕。文明的发展也是这样，文明的形态在不断嬗变，但是这个文明的本体或实质却在形态嬗变的过程中得以延续和传承。文明形态嬗变的主要原因，在15世纪以前的数千年时间里都是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冲突与融合。一个农耕文明，在经过游牧世界的不断冲击和融合以后，形态就发生了变化，从第一代文明演变为第二代文明，以至第三代、第四代……我们将表1.1的每一列从上至下看，所呈现的就是农耕文明在游牧世界的冲击和融合之下，发生的形态嬗变。这就是“时间效应”所指。下面我会具体说明，在3 000多年的时间里，人类各大文明的形态是如何在游牧民族的作用下发生嬗变的。
在游牧民族的冲击和融合之下，农耕世界也产生了“空间效应”，我更喜欢形象地把它叫作“酵母效应”。所谓“酵母效应”，就是看起来弱小和地域狭小的农耕世界，在遭到了强悍的游牧民族的入侵和征服之后，不仅没有彻底被消灭掉，还通过一种以柔克刚的方式，在长期的文化交融过程中，改造和融合了入侵的游牧民族，并且以游牧入侵者为中介，把以前游牧民族生活的地区也纳入农耕文明的范围内。这就好像是一块酵母被一个很大的面团包裹着，久而久之，这块酵母以发酵的方式把整个面团都变成了酵母。酵母效应的实质就是通过游牧民族入侵的反作用力，把农耕文明的影响扩展到游牧世界中。看起来游牧民族是入侵者，是主动者，但是经过长期的文化融合以后，前者反而纷纷“皈依”了文明的生活方式，改变了游牧的习性，开始过上定居的农耕生活，并接受水平更高的农耕世界的文化。这也就是马克思说过的“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样一种历史效应。事实上，在15世纪以前，整个人类文明就是通过这种以柔克刚的“发酵”方式，在空间地域上不断扩展的。前文说过，最初的人类农耕文明如同沙漠中的几点绿洲，被广大的游牧世界从四面八方包裹着。由于这种空间效应或者酵母效应的影响，到了15世纪时，欧亚大陆上几乎到处都是农耕世界了，游牧世界反而变得没有立锥之地了。再到今天，我们上哪儿去找游牧世界啊？现在世界上残存的游牧民族只是一些古老的“历史遗迹”，早已无法构成一个对农耕世界具有挑战性的完整世界了。
在长达3 000年之久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冲突与融合中，人类的文明正是通过时间效应和空间效应的双重作用，在时间坐标上一次又一次地发生形态嬗变，在空间坐标上一次又一次地扩展地域范围，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地逐渐发展起来。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看一看，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冲击，以及二者融合的情况。
从公元前18世纪开始，一直到公元1500年，在这长达3 000多年的历史中，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发起的大冲突、大入侵一共有三次。
第一次是从公元前18世纪，到公元前600年前后，持续了约1200年。在这段时间里，游牧民族对刚刚出现不久的农耕世界发起了第一次大入侵，随之而来的是第一次文化大融合。这一次大入侵的主要发起者，最初可能是生活在黑海和里海之间草原上的一些讲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从公元前18世纪开始，他们逐渐向欧亚大陆南面的农耕文明地区渗透、扩张。这种渗透和扩张的活动是通过千百年的时间才完成的，是渐进式的，他们追逐着水草，走走停停，趁农耕世界虚弱之机大举进攻，以入侵者的身份进入其中。
在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第一次大入侵活动中，欧亚大陆上的几个亲代文明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我们先来看看欧亚大陆西部的情况，在这次游牧民族大入侵中，讲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分别往西南、正南和东南三个方向侵入农耕世界。向西南方向迁徙的那些游牧民族，先后进入了巴尔干半岛、古希腊，摧毁了亲代的克里特文明及其孑遗迈锡尼文明。
我们可以将这些冲入希腊半岛的民族的行动分为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主要是爱奥尼亚人，他们以一种比较和平的方式渗透到爱琴海世界，渗透到希腊半岛，渗透到小亚细亚和西亚，建立了很多泛希腊化的城邦。
到了公元前15世纪前后，从北方来了一支比较凶猛的游牧民族，他们自称为阿卡亚人。这些阿卡亚人侵入希腊半岛以后，就毁掉了克里特文明，然后在希腊半岛南部的迈锡尼，模仿克里特文明建立了一个迈锡尼文明。迈锡尼文明带有很明显的模仿克里特文明的色彩，所以可以将其称为克里特文明的一个孑遗。在迈锡尼文明时期，爱琴海地区发生了很多战争，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特洛伊战争，也就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讲述的那场战争。根据荷马史诗的说法，这场战争的起因是古希腊人为了夺回被特洛伊王子诱拐的美丽王后海伦，他们因此打了十年艰苦卓绝的战争，可以称得上是“冲冠一怒为红颜”。特洛伊是小亚细亚的一个城邦，在古希腊人眼里属于亚洲；而荷马史诗中的古希腊人，都自称为阿卡亚人，他们认为自己与特洛伊人属于不同的民族。这些自称阿卡亚人的古希腊人，就是毁掉了克里特文明、建立了迈锡尼文明的那批游牧入侵者。
在迈锡尼文明建立了几百年以后，到了公元前12世纪前后，从北方冲来了第三支更为彪悍的游牧民族，叫作多利安人，这些多利安人摧毁了由阿卡亚人建立的迈锡尼文明，整个古代爱琴文明到此彻底灭亡。多利安人的入侵使希腊半岛陷入了三个多世纪的黑暗时代，整个社会似乎又倒退回了一种史前状态。一直到公元前8世纪，一个崭新的古希腊城邦文明才在文化融合的基础上产生，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那个创造了美丽精湛的艺术作品和高深的哲学思想的古希腊城邦文明。这个辉煌无比的文明就是游牧入侵者与克里特本土文化相融合、杂交所产生的一个新的文明形态，它是继克里特文明之后的第二代文明，即子代文明。
除了入侵古希腊的这些游牧民族，还有另一些讲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也卷入了向南迁徙的大浪潮，他们进入亚平宁半岛，成为罗马人的祖先；还有一批进入了伊比利亚半岛，也就是西班牙所处的半岛，他们成为高卢人的祖先，而高卢人则是一部分法国人的祖先。由此可见，在地中海世界的三个半岛——巴尔干半岛、亚平宁半岛和伊比利亚半岛上，后来出现的较高水平的文明，包括古希腊城邦文明和古罗马文明，都是北方游牧入侵者与爱琴文明相杂交、融合的结果。我们可以将公元前8世纪以后崛起的古希腊罗马文明看作克里特文明或者爱琴文明之后的第二代文明形态，它与克里特文明之间的中介正是那些讲原始雅利安语的北方游牧民族。
往正南入侵的那一支讲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越过了伊朗高原，进入了两河流域。在此之前，两河流域的亲代文明变换了很多国家形态，从最初的苏美尔到阿卡得，再到古巴比伦、亚述、新巴比伦，尽管这些国家的形态在变换，但它们基本上都属于同一种文明，都属于闪米特语族的文化。到了公元前600年前后，有一些从北方来的讲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渗透到两河流域，最主要的有两支，一支叫作米底人，另一支叫作波斯人。当然，在米底人和波斯人进入两河流域之前，还有一些讲同样语言的北方游牧民族到过这个地区，比如赫梯人、胡里特人、喀西特人等，但是他们建立的国家，存在时间都比较短暂，很快就瓦解了，没有从根本上中断两河流域文明的闪米特文化传统。随着米底人和波斯人的入侵，整个古代的两河流域亲代文明彻底解体。其结果是一个新的文明形态，也就是波斯文明的产生。因此，波斯文明可以被看作继两河流域文明之后出现的子代文明，而在它与两河流域的亲代文明之间，也有一些游牧入侵者作为文明形态嬗变的重要中介。正是由于那些讲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与两河流域的闪米特文化相融合、相杂交，才导致了第二代的波斯文明的产生。
再往东，还有一支讲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向东南进入了印度河流域。这些身材高大、皮肤白皙的北方入侵者，取道伊朗高原冲入印度河流域，摧毁了由那些身材矮小、皮肤黝黑的达罗毗荼人建立的哈拉巴文明，然后在文化融合的基础上，创立了一个以吠陀教和婆罗门教为标志的古代印度文明。这个古代印度文明，最初也可以被称为婆罗门教文明，到了公元前6世纪，又因宗教改革的契机诞生了佛教和耆那教，到公元4世纪以后，又产生了印度教，从而成为一个“宗教的万花筒”。这个古代印度文明就是印度的第二代文明形态，它也是北方来的游牧入侵者与当地哈拉巴文明融合、杂交的结果。
克里特岛、两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的三个亲代文明，都在公元前18世纪后的游牧民族大入侵的浪潮中，以文化杂交的方式蜕变出新的文明形态，产生了古希腊罗马文明、波斯文明和古代印度文明等第二代文明。三者发生文明形态嬗变的重要中介，都是来自北方的讲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这是欧亚大陆西边的三个文明在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第一次大入侵和大融合中发生形态嬗变的基本情况。
再往东边看，在中国，先秦文明在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第一次大冲击中幸免于难，原因很简单，在中国与其西部的其他文明之间，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这样一道一道的高山险阻，把讲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向东入侵的浪潮给遏制住了，所以他们没有越过帕米尔高原来到中国，没有对先秦文明形成威胁。虽然中国亲代文明当时没有受到游牧民族的入侵，但在一定时间里，黄河流域文明却受到了蒙古人和汉藏语系内部的一些游牧民族的入侵。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早在商代，来自西北方的游牧民族就频频威胁和骚扰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这些西北的游牧民族在商代时被中原农耕文明的人们贬称为鬼方、鬼戎、昆夷、玁狁等，到秦汉时期又形成了统一的匈奴部落。当时人们把来自西北的这些游牧民族通称为戎狄，西边叫戎，北边叫狄，西戎北狄构成了黄河流域文明的主要威胁。从商代开始，昆夷、鬼方、玁狁等这些戎狄民族就不断地骚扰着中原农耕地区，《诗经·小雅·采薇》中就有“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说的就是西北戎狄入侵所造成的中原人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悲惨状况。
再往后，周代在西北边境广置烽火台，就是为了防止西北戎狄民族来犯。大家都知道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当时的烽火狼烟就是周朝所设置的预警系统。但周幽王为了博得爱妃一笑，烽火戏诸侯，失信于天下，后来西北的一支游牧民族犬戎入侵，将周幽王杀死在骊山之下，周王室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东周列国时代开始。
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西方、北方的那些诸侯国，如秦、赵、燕等，为了防止西北游牧民族的侵犯，都修筑了坚固的城墙，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就把这些国家的北城墙连接起来，筑成了万里长城。它的作用还是为了防范西北游牧民族。所以我们说，从商开始一直到西周，再到东周列国时代，西北的戎狄民族始终是中原的一个大威胁，他们不断地对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发起战争，有时双方也和平交往，形成了一个相互冲突和融合的漫长过程。这个冲突与融合的过程，经过春秋战国时期这样一个动乱时代，最终促成了中国子代文明的出现，这就是秦汉文明。秦汉文明作为中国的子代文明，其产生的过程虽然与西域几个文明嬗变的情况不尽相同，但仍然是游牧民族与农耕世界冲突、融合的历史结果。
前文已经讲了四个人类最初亲代文明发生形态嬗变的情况，其中有三个是受到讲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入侵的影响，第四个则是受到讲汉藏语言的游牧民族入侵的影响，这四个亲代文明都在与游牧入侵者的文化杂交中，发生了文明形态的嬗变。这就是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第一次大入侵和大融合的历史效应。大家可能会问：还有一个亲代文明到哪儿去了？古埃及文明到哪儿去了？
古埃及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第一次大冲击浪潮中幸免于难。古埃及地处地中海东南岸，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不擅舟楫，不习水性，很难越过地中海去侵犯古埃及。因此，古埃及除了在公元前17世纪前后受到一次闪米特语族的喜克索人的短暂入侵，再也没有受到其他游牧民族的冲击。这件事在当时看来好像是古埃及的幸运，其实却是它的巨大不幸。
20世纪最伟大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里指出，古埃及文明在公元前1600年喜克索人被驱逐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死亡了。
古埃及文明的悲剧就在于它的纯洁性，正是这种纯洁性使得它很早就丧失了发展的动力，很早就成了一具文明的“木乃伊”。在生物学中，过于纯化的物种的生命力是非常脆弱的，文明也是如此。汤因比认为，古埃及已经丧失了几乎所有自我更新的能力，但是这样一个死而不僵的巨大尸体，从死亡到收尸入殓，竟然用了1 600年的时间，直到罗马帝国把古埃及变成自己的一个行省，古埃及文明才最终结束。而在此之前，古埃及已经相继被波斯人和希腊人统治，实际上早已成为一具绝嗣的文明的“木乃伊”和一座“金字塔”。用汤因比的话来说，成为一个“文明的化石”。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古埃及文明彻底消失了。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古埃及这个地方就先后被波斯化、希腊化、基督教化和伊斯兰教化，今天的埃及已经成为伊斯兰教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再来看看欧亚大陆整体的文明格局，在经历了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第一次大入侵和大融合之后，从五个亲代文明中经过形态嬗变演化出了四个子代文明，这四个子代文明从西到东，分别是古希腊罗马文明、波斯文明、古代印度文明，以及中国的秦汉文明。与此前的亲代文明相比，这四个子代文明的地域范围也大大地扩展了，文明的域界向北扩展了约十个纬度，充分体现出文明发展演化的时间效应和空间效应，即文明形态的嬗变和文明地域的扩展。这就是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第一次大入侵及彼此融合所产生的历史效应。
此外，印度在整个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是非常特殊的，现在有一些学者把文明分为强势文明和弱势文明，印度文明的发展过程虽然是多灾多难的，但是到现在为止仍然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曾有人问我：印度文明究竟是一种强势文明，还是一种弱势文明？
这是很难进行明确划分的，强势和弱势的问题要辩证地看。因为我们在文明演化的过程中常常可以看到，那种比较喜欢侵略和扩张的文明看似是一种强势文明，而那些受侵略、被征服的文明看似是一种弱势文明，但是实际上许多被看作弱势的文明往往具有一种以柔克刚的力量，久而久之反而把强势文明给融合了。印度文明就是如此，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虽然长期被外族统治者所统治、奴役，但是它始终能用自己的东西来融合外来的统治者。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以柔克刚的文明比那些直接进行暴力征服的文明，可能更具生命力，更加强势。因此，一个文明到底是强势还是弱势，要从长期来看。前文提到，人类的几个亲代文明，最初都是很弱小的，经常受到强悍的游牧民族的入侵和奴役。但是，那些外来入侵者在征服和统治它们的过程中，反而被其文化所融合。以中国为例，从商周以来，中原多次遭到了游牧民族的攻扰，那些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建立了多个政权，但最终都与中原文化融合。这个结果恰恰说明了历史往往会通过一种以柔克刚的方式发展，这也是文明发展的一个有趣的效应。
当然，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对非西方世界的入侵不属于这种类型，因为现代西方文明确实具有强势地位，这种强势就表现在，其无论是在物质层面还是制度层面上，都要比仍然停留在农耕文明状态中的非西方世界高得多。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的东西是可以比较的，当东方还处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时，西方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时期；当东方还处在专制统治之下，西方已经率先进入了民主政治。仅就这些方面来说，西方文明无疑要领先非西方文明。但是，精神层面的东西不好比较，很难说谁高谁低、谁强谁弱。比如，我们很难说到底是基督教的价值观念好，还是儒家伦理的价值观更好，抑或印度教的价值观更好。因为每一种文明的精神层面的东西，如它的宗教信仰和基本价值理念，都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这些“高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汇聚了一个文明的精神根基和历史血脉，因此具有它自身的历史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