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乘“北极星”第二次出海了。为期一年的航行计划是从弗吉尼亚州纽波特纽斯出发去那不勒斯,“北极星”往返于阿拉伯半岛的巴林岛和冲绳海军基地,在两地间运送石油。由于海军修改了三次命令,我们绕着地球转了九十一天。完成任务后,我告别了“北极星”,终于结束了海上医生的生涯。
后来我又乘其他船出过六次海,但从未向船长提及自己是急救专家。最后,在执行完一次为期十八个月的海上任务之后,我于1946年12月6日告别了最后一艘油轮。我得到了“连续服务证书”,并收到了一封从白宫寄来的盖着总统印章的信:
我代表国家向你响应祖国的召唤、为打击敌人而在商船队服役表示衷心的感谢。你以极大的勇气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完成了最艰巨的任务。由于你拥有执行该项任务所需的智慧和冷静的判断能力,我们期待你在和平时期为祖国服务时发挥领导和榜样作用。
哈里·杜鲁门
我回到了父母在布鲁克林的家,准备在那里继续上大学。
我回到家的第一天,母亲准备了丰盛的晚餐,请亲戚和朋友一起庆祝妹妹盖尔九岁的生日和我退伍。父母觉得,我这个19岁的游子现在可以继续学习,准备成为医生了。我没有勇气告诉他们,我已经履行了在船上行医的承诺,但既不准备继续念医学预科,也不准备上医学院。
吃过饭,我去了地下室,准备从自己的图书馆里找本小说晚上读。然而,我刚打开门——尚未走下台阶,便意识到缺少了什么东西。那股湿煤的味道哪里去了?
我打开灯,看到自己的书架、书和所有的东西都不见了。我忐忑不安地连忙向台阶后面的角落走去。煤箱不见了,燃油炉取代了原来的火炉。
书和煤都没有了,箱子里的玩具也不见踪影。所有真真切切的东西都消失了。我想冲到楼上去问父母:“为什么?”
然而,我明白没有必要问。他们认为我已经长大,不再是寄托着他们梦想的那个17岁的少年了。所以,他们清理了我儿时的东西。他们永远都不会知道儿子的想法、回忆和梦想——帮助我成为作家的东西,将永远藏在地下室的台阶下面。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我告诉父母,我已经尝试过做医生,但是像毛姆、契诃夫和柯南·道尔一样,我失败了。我不是学医的料,我准备当作家。我还告诉他们,我现在就准备离开布鲁克林。
母亲哭了,父亲则走出了房间。
我搬出了父母的公寓,住进了曼哈顿西区一个备有家具的便宜房间里,在那个被称为“地狱厨房”的区域。服兵役挣的钱能够维持我写作第一部书期间的生活。那是一部描写一个17岁的乘务长海上经历的书。
十几家出版社都拒绝出版这部小说。最后一家出版社在书稿后面留下了审读意见。是疏忽,还是有意为之?我只记得其中两句评论:一句是“这部小说不像某些来稿那么糟糕,但是也不够好”;另一句是“基本故事不错,但是没有深入下去,人物的动机也描述得不够清晰”。
如同大多数作者一样,我把那句“但是”后面的话忽略不计,因而从中获得了安慰。
我重读了自己的小说,发现它确实不专业。在能够自称作家之前,我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如何穿透表象;如何理解人物的动机;如何润色。我把书稿放置一旁,因为我知道在学习写作期间,必须再找一份工作。
很多作家都是从记者做起的,例如马克·吐温、海明威和斯蒂芬·克莱恩 。那么,我为什么不可以?
书稿被拒绝几天后,我去了坐落在时代广场的《纽约时报》大楼,要求见出版人。现在我才认识到自己当时是多么冒昧,既无预约,亦无人介绍,便要求见奥克斯先生。出乎意料的是,他竟然慷慨拨冗见了我。
“我希望从新闻记者做起,”我对他说,“然后成为一名驻外记者。”
“这一直是你的奋斗目标吗?”
我局促不安地寻找着恰当的词:“不完全是,我真正的目标是成为一名作家。”
他严肃地点点头,从书桌上拿起一张镶在镜框中的相片给我看。照片里是一个年轻的男子。“我要把对自己儿子说过的话重复一遍,”他说,“著名记者和作家霍勒斯·格里利 的不朽名言是‘向西,年轻人。到西部去’。”
我认为奥克斯先生是想用格里利的话劝导想当作家和记者的年轻人钻研写作技巧,到纽约之外的其他地方寻找机遇。
我感谢他的建议,但没有实行,而是报名参加了纽约大学的暑期新闻课程班。我在坐满了人的报告厅里听了两周课,认识到必须全力以赴、专心致志才能成为一名记者。但是,持续练习新闻写作使我晚上没有精力再创作小说。我放弃了这个课程,要回了部分学费,开始寻找其他与写作相关的课程。
我向布鲁克林学院提交了申请。当时这个学院的课程对高中平均成绩达到B,或者入学测试成绩在B以上的学生是免费的。不幸的是,我的高中成绩只有C+。那时,因为具有想象力,我的英语写作成绩总是A,可语法和应用却只能得到D。好在我的入学测试成绩优秀,获得了免学费的资格,得以在晚上继续接受大学教育。
我仍然在寻找合适的专业,以便有时间和精力进行写作。我注册了一门心理学入门课程,发现它非常有意思,而且老师很善于启发人的思想。但我没有想到,他竟然是一名精神分析师——不是拥有医学博士学位的精神病医生。虽然他只获得了文学硕士学位,却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至此,我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作为一名精神分析师,我可以用部分时间帮患者解决心理问题并合理收费。在治疗过程中,我还可以了解患者出现心理问题的缘由,进而理解他们的内心冲突。我认为掌握了这些情况,便能创作出一些真实可信的人物,以及他们的生活、痛苦和性格变化。
1950年,福克纳在发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感言时说:“现在从事写作的青年男女忽视了人类的心灵冲突,仅仅这个问题就是极好的写作素材。因为它值得一书,值得为其呕心沥血……除了事实和内心的真实感受外,其他都不重要。缺少了这些颠扑不灭的普遍真理,任何作品都不会具有生命力且注定会失败。”
然而,我并没有探索“人类的心灵冲突”,而是决定描绘“人类的心理冲突”。因此,学习心理学是我的必经之路。我决定将其作为我的专业。
我找了一份白天的工作,挨家挨户推销百科全书。我虽然讨厌上门推销和强制销售,但这份工作干得不错,靠佣金攒下了一些钱。
在此期间,我学习了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课程。然而,学得越多,我越感到失望。不是对课程,而是对那些授课老师感到失望。除了第一天给予我启发的那位老师,我觉得大部分老师都非常无趣、迂腐且华而不实,对讲授的内容并无深入研究。
快毕业的时候,我将自己的忧虑告诉了讲授“心理测试和衡量”课程的导师。于是,她让我做了“罗夏测验” 。对墨迹做出反应时,我回忆起了许多往事。
……我看到一个一二年级的小男孩坐在厨房的桌前写作业,将钢笔插进黑色的墨水瓶里,然后在一个黑白大理石花纹封面的笔记本上歪歪斜斜地写着字。一页纸快写完的时候,他的手开始颤抖起来。由于他太过用力,一滴墨水沿着笔尖流了下来。没等他抬起笔,墨水已经滴到了本子上。
他知道会发生什么。那天晚上,他已经是第三次犯错了——写错了两次,现在本子又被墨水弄脏了。一只手从黑暗中越过他的肩膀伸过来,从本上撕下被弄脏的那一页。
“重新写,”他母亲说道,“必须完美。”
测验完成后,导师没有和我讨论结果,并且此后再也没有和我谈过话。我想另找一位罗夏测验专家问问我的测验结果说明了什么,但后来决定放弃。我还是不知道为好。
多年以后,我在《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中对自己的几位心理学老师进行了讽刺。回忆起作业本上的墨水、母亲撕纸的手和沮丧的心理测试,“心理测试和衡量”课的导师在我笔下变成了测试员伯特,而被墨迹测试结果搞得心情沮丧的我变成了查理·戈登。
我用写作进行了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