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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去美国海军服役将是我一生的转折点。我将离开父母，过自己的生活，追寻自己的梦想。但是，因为我差三个月才年满18岁，所以登记的时候还需要父母签字。
母亲坚持认为我年纪太小，身材太瘦小，视力也太差。
“他们不在乎的，”我说，“我能通过体检。”
“那上大学怎么办？”父亲问道。
“很多人都去了，爸爸。去年刚通过了一个新法案——军人安置法案——为服过役的人支付学费。退伍后，我可以继续接受教育，免费上大学！”
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去商船队服役不能享受这个待遇。
“你还能当医生？”母亲问，“医生是救死扶伤的。”
“当然啦，我会成为一名医生的。”
父亲皱着眉问：“那写作的事情呢？”
我曾告诉过他们，萨默塞特·毛姆、契诃夫和柯南·道尔都曾当过医生，后来也都成了著名作家。我还说自己没那么傻，知道靠写作不足以维持生计。但是我没有告诉他们，我心目中的三个大英雄作为医生都很失败。
“医生是我的职业，”我说，“写作不过是爱好。”
“你才17岁，”母亲抽泣道，“还是个孩子啊。”
我心想：杰克·伦敦17岁的时候就乘着捕猎海豹的帆船在海上漂浮了一年，后来把这段经历写进了《海狼》。我相信，像他一样将自己的海上经历写下来，我就能开启写作生涯。但是我没有把这些告诉父母，只说道：“我保证，我将来一定会成为一名医生。”
父亲在征兵文件上签了字，我的心愿达成了。
在希普斯黑德贝湾接受了为期六周的基础训练之后，我被送到位于纽约港霍夫曼岛的无线电军官培训学校。通信员用莫尔斯电码发消息，所以被称为“火花”。我喜欢这个称谓，或许有一天会用它做自己的笔名。
在霍夫曼岛上的事，我唯一记得的就是遇到了莫顿·克拉斯（Morton Klass）。他后来成了我终生的朋友。我们俩的姓的首字母都是K，所以我们同行同吃，上课也坐在一起。他的床铺就在我的对面，因此我们晚上经常讨论政治、哲学和文学，往往熄灯之后很久仍在继续，直至有人将靴子扔过来叫我们住口。
1945年5月7日德国投降后，美国海事局发现通信员超编，因而关闭了霍夫曼岛的无线电军官培训学校。莫顿作为机组人员出海了，一周之后我也去了勒阿弗尔，乘坐一艘由豪华客轮改装成的军舰。
我们的军舰往返于法国与美国之间，将新的部队送到法国换防补给站——所谓的“转站”，然后将在欧洲服完役的老兵运回美国。这些老兵睡的床铺有五层高，充满了汗味、酒味和呕吐物的味道。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有人在玩扑克。
在勒阿弗尔上岸的时间很短，我记忆中的情景只有泥泞的道路、废墟和贫困。
我在第二次出海后得知，尽管战时运输管理局的通信员超编，却缺少办事员。他们正在海员中征招有文书经验的人。
于是，打字成了我在中学上过的最有用的课程之一。早在成为作家之前，我就靠打字在暑期找到了一份文书的工作。凭着前雇主的推荐信和各项测试的好成绩，我获得了战时运输管理局颁发的文职办事员证书。
有了美国海事局授予的少尉军衔，如今我再也不用穿旧军装了。文职人员的军装袖子上有一道金线，上面绣着交叉的羽毛——表示军衔。我以后会被称为“办事员”，而不再是“火花”了。
为了便于写出这段经历，记录时我替换了军舰和运送公司的名称，并避免使用军官和海员的真实姓名，但后来真实发生的事件除外。
作为文书，我第一次执行公务是在国际邮轮公司纽约办公室。我为“北极星”舰草拟了说明和水手名单，当着航运专员的面监督文件的签署。
我们被告知，这只是一次短暂的沿海航行。我向一个公司职员询问的时候，他指了指挂在办公室墙上的宣传画，画面中一艘冒着烟的船正在大海中沉没，下面写着“不慎行为会导致灾难”。
我和另外几个水手只是听说，“北极星”将在两天后从新泽西的巴约纳出发，出海前我们会见到船长，但船长目前在费城探望家人。我得知，出于安全考虑，在拖船将我们送出纽约港、港口工作人员下了船之后，才会告诉我们目的地和出航的时间。到了海上，船长才能打开航行命令，向我们宣布目的地。
1946年1月一个寒冷的早晨，我终于来到了巴约纳码头。出租车在离码头最近的地方停下后，我便下了车。我踏着薄冰，绕过横七竖八的管道，躲开在吊索上摇摆着吱吱作响的软管，好不容易在码头最后方找到了我们的军舰“北极星”。
“北极星”高高地浮在水上，从码头上隐约可以看见。由于没有装货，船舷倾斜成四十五度。我用胳膊夹住一个包，抓住栏杆爬上了甲板。甲板上到处是废纸和空啤酒瓶，散发着浓烈的汽油味。在登上主甲板的梯子之前，我不得不在风口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能够听到船随着海浪起伏时发出的声响。除此之外，寂静无声。它看起来就像是一条幽灵船。
我找到乘务长室，打开包拿出书，把荷马、柏拉图和莎士比亚的著作，还有《战争与和平》和《白鲸》都摆到桌子上面的架子上。听到一阵声响，我转过头，看见一个长着娃娃脸的军官正靠在敞开的门前看着我。他制服的袖子上有四道金色的横杠。
“欢迎你上舰，看来你很喜欢读书啊。”
“是的，船长。”
“我们船上有一个不错的图书馆，由你负责借阅吧。当然，这里的书大部分都是捐赠的。不过，要是有什么特别想看的书，你就告诉我。我们有一小笔资金。”
“太好了。”
“但是，我认为你需要先检查一下船上医务室的配药处，看看是否需要进什么药或者器材。以前那位医生不太上心，总是缺药。”
“船上的医务室？我不明白，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他瞥了一眼我挂在椅背上的上衣，皱着眉指着我绣着金色交叉羽毛的袖子：“这个标志是什么？”
我这才意识到他指的是那条和交叉羽毛绣在一起的蛇。这个标志具有乘务长和药剂师的双重意思。他们原来是因为这个才聘用我的。
“舰长，我是乘务长，可不是什么药剂师。”
他红着脸说道：“我告诉过航运专员，我需要一个能兼做医师的乘务长！”
“可是他们告诉我缺少一个乘务长，尤其是能兼做药剂师的乘务长，所以才录取了我。”
“那不行，凯斯。我们船上有40号人，必须满足他们的医疗需求。”我未加思索便脱口说：“我在童子军和巡逻队都获得过紧急救援专家的称号。我在几次巡航中担任过船上的医生。我在大学里读医学预科，将来准备当外科医生。”
他端详了我许久。“好吧，凯斯。你必须这么做。等我们离开海岸，到了海上以后，我就任命你为药剂师。除了乘务长的日常工作外，你还要负责管理配药处和医务室，接诊和执行离岸后的例行检查。”
“但是，船长——”
“没有‘但是’！你就是船上的医生。”他转身离开时问道，“会下象棋吗？”
“会下，船长。”
“水平怎么样？”
“一般吧。”
“那好。咱们晚饭后下一盘。”
他离开后，我瘫坐在椅子上。都怪我这张嘴！在周末沿着东河巡航时给40名海员包扎绷带，发放阿司匹林，这可不是药剂师该干的活。
那天晚上下棋我赢了船长。当我看到他的蓝眼睛中露出不快，便决定以后不能总是赢他。
第二天清晨，我被发动机的声音吵醒，立即冲到甲板上去看船起锚、离港。但是已经晚了。我爬上梯子站到一个炮台上，那里曾经支着一门防空炮。从那个位置，我能够眺望周围的环境。与过去乘“荷兰飞人Ⅲ”巡航东河时不同，我现在根本看不见陆地的影子。
突然摆脱了陆地上的那些工作、任务和责任，忧虑和烦恼都像死皮一般脱落，让我彻底放松了。望不到陆地，现实便不复存在——既无生亦无死，除了此时此刻的大海，一切都不重要了。
平生第一次，被天空和大海包围的我体验到了“海洋的感觉”。我顿时明白了为什么人们要追寻大海，就像我在“海员之家”遇见的那个老海员一样。
16岁的时候，在加入海上巡逻队后不久，我拜访了坐落在史丹顿岛上的“海员之家”。那里是退休海员的天堂。我访问了一位饱经风霜的老水手。我们在会客室沉默地坐着，各自抽着烟斗。我穿着熨过的海上巡逻队制服和厚呢子大衣，他戴着一顶黑色的帽子，一件磨得很薄的呢子大衣紧紧地绷在身上。
后来，他抓住我的手腕，用红肿昏花的眼睛盯着我，回忆起自己的海上生涯。我的脑海中浮现出《古舟子咏》中描绘的形象 ：“他用骨瘦如柴的手抓住他……目光炯炯地望着他……”
像“古代水手”一样，这位老水手也一直抓着我的手。他向我讲述了他们的船如何被狂风吹得偏离了航道，如何在海湾里被水草裹挟进了北大西洋的旋流之中。那里到处长满了马尾藻，因而被称为马尾藻海。
“这是一个沉船之岛，迷失的灵魂之岛。”他说道。
他讲到了那些被水草裹住的船，还有漂浮到这个海洋墓地的破损的船只。那些海员的尸体都等待着从马尾藻的纠缠中解脱出来。他还告诉我，他们船上的海员如何靠吃蠕虫、小螃蟹、海虾、不时变换颜色和形状的章鱼，以及看起来像是漂浮在海面上的水草根茎生存了下来。他还提起了那些像鸟一样大的蚊子。
“那是鳗鱼洄游的地方，”他说，“成千上万条细细的鳗鱼不远万里从遥远的水域游到这里来交配、产卵和结束生命。”
他是个讲故事的好手，我坐在那里着迷地听了很长时间，烟斗喷出的烟雾在我们之间缭绕。后来他低下头睡着了，我便悄悄地离开了“海员之家”。
现在，站在“北极星”的甲板上眺望大海，我感到孤独和悲伤。这时候我想起了柯勒律治《古舟子咏》中的诗句。他描述的一定就是马尾藻海：
我们是这沉默海域，
第一批闯入的访客。
但见黏滑的海面上，
爬满黏糊糊的生物。
脚下发动机的轰鸣声将我带回了现实世界。我转身离开栏杆，爬下炮台，穿过狭窄的过道向员工餐厅走去。
吃早饭的时候，我被介绍给像摔跤手一样魁梧的大副，还有身材高大、脸色通红的轮机长——正摆弄着一把柄上镶着珍珠的六响枪，以及两只眼睛望着不同方向的话务员。
船长告诉我们，他已经打开了海军部密封着的命令。“‘北极星’的航行目的地是阿鲁巴，”他说，“我们要在那里补给燃料，然后去加拉加斯装满委内瑞拉出产的民用燃料油，再到费城去卸货。整个航程预期三周。”
早饭后，他示意我留下来。
“我们要在阿鲁巴上岸住一晚，在加拉加斯住两天。”他说，“前任乘务长本应购置足够的避孕套和预防药剂，但是他忘了。一般情况下，例行检查是在大家每次从岸上返回后进行。但是，鉴于大多数水手还要在纽约签到，你最好明天就进行第一次检查。”
我提醒他，应当正式宣布我为船上的医生。
“就当你已经被正式任命了吧。”
我考虑了一下，说：“我希望看到手写的任命，船长。”
他瞥了我一眼：“嗯？”我心想，他是在说：自以为是的傻瓜。
他的态度随后缓和下来，在一块餐巾上写了几行字递给我。我把餐巾仔细地叠好，放进钱包。保险起见，我的证件都放在那里。
有几个水手出现了淋病绿脓症状，我给他们开了青霉素，每隔四小时注射一次，持续两天。晚上去注射的时候，我不得不打着手电下到他们的卧舱，用手电照着他们的眼睛将其弄醒，再把他们的身体翻过来。进针前我在每个人的屁股上都狠狠地拍一下，所以他们没有什么感觉。
我给一个水手受伤——一般性骨折——的左臂上了夹板，等回到国内再做处理。
我的工作还包括每周打开一次柜子为大家分发糖果、烟和其他东西。大部分物品的存货有限，所以我必须进行分配。船长说得没错，那位前任乘务长确实没有储备足够的物品。
除了看病和管理物品外，我还要兼管财务。每到一个港口，我都得事先为水手们准备好当地的货币。为了防止他们在航行中跳下船去买东西，他们挣的钱我每次最多给一半。我要做的就是将他们每天的工钱乘上出海的天数，他们每个人只能拿到那笔钱的一半。因此，在船长告诉我准确的抵达日期之前，我不能开始计算。
于是，我便有了不少阅读和写作时间。我用办公室里的打字机练习写笔记，记录过去发生的事情。我还以日记形式为日后撰写航海小说积累素材。我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写的。
我意识到必须锻炼自己的写作能力。有关航海题材的书，只要能够找到，我都认真研读。萨默塞特·毛姆在自传体小说《总结》中描述了他训练自己写作的经历。他整天泡在图书馆里，抄录他崇拜的那些作家写的精美句子。我最初感到十分震惊，后来理解了他的行为。在船上的这个小图书馆里，我也做着同样的事。
我相信自己最终能像毛姆一样跨越模仿的阶段，但现在必须学习如何将字词变成句子，再用句子构成段落。我相信自己能够提高语言能力，形成自己的表达方式和风格，并使笔下的人物具有特色。既然毛姆能够放下身段，像孩子一样通过模仿学习写作，我也能够做到。
从海明威那里，我学会了写简洁的陈述句，避免陈腐的修辞。他从马克·吐温那里学习了贴近现实、明晰的写作风格。海明威说，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是美国小说的鼻祖。诗人阿齐博尔德·麦克利什
则说海明威的短篇小说塑造了“他那个时代的风格”——沿用了海明威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我们的时代》的标题。
从福克纳那里，我学会了摆脱复杂冗长的复合句，将头脑中的景象用文字表达出来。
最后，我不再模仿他们的文字。
在《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中，查理最初的表达风格是直接、明了的，如同孩子一样。但随着他的变化，文中的简单陈述句逐渐变成复合句，并采用错综复杂且充满隐喻的表达方式。然而，当他的写作能力退化后，他的风格又重归简单，甚至几乎不加修饰。
在船上的图书馆里，我孜孜不倦地向文学大师学习。
在阿鲁巴补给了燃料之后，“北极星”驶向加拉加斯去装民用燃油。装好油我们就可以返航了，所以在船长告诉我抵达费城的准确日期之前，我便无事可做。
我和斯帕克斯正在办公室里下棋，突然听到一阵剧烈的敲门声。一个水手急切地冲进来叫道：“乘务长！快来！一个水手出事了！”
“怎么了？”
“我不知道，他一直在呕吐，现在嘴和鼻子都在冒黑水。”
我抓起自己的黑色背包，高声喊着让斯帕克斯通知船长和大副。然后，我跟着这个水手沿着过道奔向位于前甲板的水手室。过道里的人为我让出了一条路。我刚到门口便闻到一股夹杂着柠檬糖浆味的恶臭。我感到恶心，但还是强忍着走了进去。
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趴在下铺上，伸着头呕吐着，脸上到处是黑乎乎的呕吐物和血。他用鼻孔和嘴费劲地呼吸着，大声地喘着气。
我经常看见这个中年水手在甲板上擦拭油迹，或者给脚手架刷油漆。为了缓解醉酒后的疼痛，他到药房来要过几次阿司匹林。有一次，他还向我提起在费城有很多家人。
我不知道他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意识到吐血过多已经让他虚脱了。
“帮我把他翻过来！”
两个水手过来帮我移动他的身体，让他的头朝下，避免窒息。
“谁知道是怎么回事？那股甜味是哪儿来的？”
“离开加拉加斯后他就断酒了，”其中一个水手说，“厨房关门后他溜进去偷了一夸脱柠檬香精。他大概把它都喝了。”
我摇了摇头。该怎么办？即使头朝下，他还是喘不过气来，鼻子倒吸着流出的污物。
斯帕克斯也过来了：“真臭！要帮忙吗，乘务长？”
“去叫船长！”
“船长下命令不要叫醒他。大副在操舵室值班。”
“这家伙快吐死了。我要给他做人工呼吸，看看能不能帮他清理肺部。用无线电联系附近船上的医生，告诉他们这家伙喝了一夸脱柠檬香精。”
斯帕克斯点点头，立即冲出去。
我脱掉鞋，骑在这个水手身上，把他的头扭向左边。然后，我用力按他的胸口，就像在海上巡逻队里学到的那样。
“吐出浊气。”我用力压下去。“吸进新鲜空气。”我松开手让他吸气。“吐出浊气……吸进新鲜空气。”
我骑在他身上给他做了大概半个小时人工呼吸，拿不准自己是在救他还是在害他。一个通信员拿着斯帕克斯从一艘军舰上收到的无线电报跑过来。电报上写着 “做人工呼吸。”
得知自己处理正确，我松了一口气。我把这套动作教给旁边的一个水手，让他替换我。于是，他学着我的样子继续做下去：“吐出浊气……吸进新鲜空气。”
当我发现他已经没有了脉搏时，便让斯帕克斯再发电报询问海军医生该怎么办。
过了几分钟，船长拿着一封电报走过来：“怎么样了，乘务长？”
“我想他已经去世了。”
“海军医生让你给病人的心脏注射肾上腺素。”
“他可不是我的病人。”
“他就是你的病人，你是船上的医生。”
“你得下命令才行。”
“那我命令你给病人的心脏注射肾上腺素。”
“我不知道怎么注射，我可能会害死他。”
“这就是命令，乘务长。立即执行！否则我把你扔进禁闭室，等我们回来再和你算账。”
我看了一眼周围的目击者。“把命令写下来，船长。”
他向人要来了笔和纸，写下了命令。
“好吧，”我说，“但我相信他已经死了。”
我从药箱里拿出肾上腺素，找来了注射器和针头，做好了注射的准备。我抬头又看了船长一眼：“你确定要注射吗？”
“要是他已经死了，情况就不可能更糟。”
“我不能保证。”
“注射吧！”
几个人按照我的指示给那个水手翻过身。
由于没有心跳，我只能按照自己的想象摸索他心脏的位置。我用听诊器仔细地听着。
什么声音也没有。
船长让斯帕克斯把这个情况告知海军医生。几分钟后，通信员拿来了回电。船长高声念道：“继续做人工呼吸至午夜，然后宣布死亡。”
“可是他已经死了！”
“海军部要检查的。来吧，乘务长，按照医生说的做。”
“为什么要我做？”
“因为你是船上的委派医生，他是你的病人，而且你拿到了手写的命令。”
我把那个水手的身体翻过来，让他脸朝上。在随后的一个半小时里，我骑在那具僵硬的尸体上，对他耳语道：“吐出浊气……吸进新鲜空气。”
到了午夜，我宣布他已经死亡。用帆布裹好他的尸体后，我问船长是否将他海葬。
“不行。再过两天我们就到佛罗里达海岸了。我们得把他带上岸接受调查。”
“检查之前我们把他放在哪儿？”
船长耸耸肩：“放冰箱里吧。”
船长的话引起了大家的不满，水手们低低的反对声从门口传到甲板，然后又传回过道。水手长推开围观的人，关上了舱门。
“船长，恕我直言……”
“怎么啦，水手长？”
“把一个死人和大家的食物放在一起，他们无法接受。他们中的很多人都非常迷信。我觉得你已经把大家惹恼了。”
船长望着我问道：“有什么建议，医生？”
我谨慎地答道：“既然我们已经用防水帆布把他包好了，为什么不把他放到甲板上的空货箱里，然后盖上冰？”
水手长点点头：“这样大家就没意见了。”
“好吧，水手长，叫甲板上的人照看一下。”船长说完就转身离开，爬上通向船舱的梯子回到军官宿舍。
我们在劳德代尔堡靠了岸。我从栏杆上望见一艘小艇载着几个海军官员向“北极星”驶来。尽管在船长的直接命令下，我已经尽力而为了，但仍对调查感到紧张、害怕。我把船长写的命令放到公文包里，庆幸自己有先见之明。要是没有这份命令，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会因为无照行医而受到指控吗？误杀罪？不管怎么说，船长就是船上的权威。他说我是医生，那我就是。
调查只是走了个过场，结论是“自我造成的意外死亡”。我撇清了干系。
驶进港口后，航运专员拿来了航行文件。我的任务就是协助他签发。我给每位水手发了“美国海岸警卫队证书”。
然而，在签下一次航行文件时，除了军官，水手们一个都没有签字。正像水手长所说的，大部分水手都很迷信，将死过人的船视为厄运之船。尽管调查证明那个水手的死与我没有关系，但是他们都看见或者听说过我曾骑在他的身上。水手们都在传，我是会带来不幸的人，是我的诅咒——“吐出浊气……吸进新鲜空气”——让他断了气，然后把他的灵魂赶下地狱。
来到甲板上，我碰见了水手长和几个准备上岸的水手。在死者伙伴们的注视下，我自责地说：“对不起，我没能救活他。”
水手长将手放到我的肩膀上：“你已经尽力了，乘务长。大多数医生都遇到过这种情况。”
望着他们走下舷梯，我的脑海中响起了水手长的话。我遵守对父母的承诺，学了医，但是没能救活病人。我知道，十八个月的服役期满后，如果我不继续与“北极星”续约，我的医学生涯便会就此终结。
与萨默塞特·毛姆、契诃夫和柯南·道尔一样，我曾经做过医生；而且也如同他们一样，我失败了。现在，我要继续踏着他们的足迹，努力成为一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