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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年轻的时候就明白父母没有能力供自己上大学，更不要说去医学院读书。如果我想接受高等教育，就必须工作和攒钱。
到了八九岁的时候，放暑假时，我不再在街边的小摊上卖柠檬水，而是卖起了苏打水和三明治。我从熟食店买来黑麦面包和蒜味腊肠自己做成三明治，又从附近的批发商那儿买来瓶装苏打水，放在自己的红色小手推车里冰镇起来。我向在服装厂里干活的女工出售午餐。服装厂坐落在范·辛德伦大道上，那儿是布朗斯维尔和东纽约之间的边界。
在被熟食店的老板排挤走之前，我的生意做得很不错。可是他看到我的生意越来越红火，就叫自己的侄子也来卖三明治，以压低价格的手段把我挤走。
在后来的几年里，我给婚礼运送过燕尾服，在一家工厂里组装过螺丝刀，还在布朗斯维尔操作过蛋奶冷冻机。干这些活的收入都不多，可是我得攒钱上大学。
后来被我称为“精神储藏室”的另外两份工作是面包店杂工和餐厅服务员。它们深藏在我的记忆里，直至在创作《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时用到为止。
14岁的时候，我成了“东纽约贝果店”送货员的助手。那家店离我住的地方不远，就在高架铁路的下面。我们清晨四点开始干活，所以我三点就得起床。早晨七点收工的时候，司机把车开到一四九中学门前让我下车。学校下午三点放学后我要做作业，吃过晚饭就上床睡觉，那时候天还亮着。
最初，我的工作是帮助司机把一筐筐热贝果装到后车厢里。贝果有原味的、撒了罂粟籽或芝麻的，还有咸味的。我坐在副驾驶座上和司机一起把货送到尚未开始营业的杂货店和饭店里。
我们在天亮前到达送货地点时，司机看着订货单高声叫道：“两打：一打原味，一打罂粟。”
车上的乘客座椅都被拆除了，所以我转过身就能抓到仍然热乎乎的贝果，一手抓三个，然后高叫道：“六个！一打！六个！两打！”那个时候面包都是按打计算的。抓罂粟籽和芝麻贝果的时候很难受，因为它们会划破我的手指。不过最痛苦的还是用被划破的手去抓那些撒了盐的。我把贝果装进袋子里，等车在马路边停下，就跳下车把袋子放到仍然黑乎乎的门洞里。
我还记得那一天司机为了给一个新客户送货而改变了路线。开过利沃尼亚街和萨拉托加街交叉路口的时候，我看到一家糖果店的灯还亮着。“奇怪，”我说，“大概是有人在打劫。”
司机笑着说：“‘午夜玫瑰’二十四小时营业。脑筋正常的人不会打劫那家店的。”
我问他为什么，他摇着头说：“问有关在‘午夜玫瑰’闲逛的聪明人的问题，实在不太明智。”
大约就是在那个时期，我认识了一个比我年长的男孩。他们家搬到了我家对面的斯内迪克大道。他告诉我，他正在练习拳击，但是年龄太小还不能上场。他还向我坦白，说自己准备沿用哥哥的外号“旋风男孩”，用“男孩”的名称去打比赛。
我告诉他，希望自己有足够的钱去学习“阿特拉斯肌肉训练法”，练出一身像杂志和漫画书里的阿特拉斯先生那样的肌肉。这样我就能保护自己，不受恶棍的欺负。
“男孩”在利沃尼亚大街的阿多尼斯俱乐部练习举重。有一天他带我到俱乐部，把我介绍给大家。几个满身肌肉的男人看到骨瘦如柴的我不禁大笑起来，但是对“男孩”却十分有礼貌。他们教我如何举起哑铃。如今，我仍能在脑海中清晰地看到他们的样子：练完举重后站在镜子前伸展着油光发亮的肌肉，身体散发着汗味。
一些流浪汉时不时来这里洗漱，或者在俱乐部后面睡上一两晚。我兴趣盎然地听他们讲故事：跳上运货火车穿越全国，到流浪汉收容所去见名字稀奇古怪的老朋友。我想象着自己退了学，跳上停在附近火车站的货车去周游美国。如此，我就有事情可写了。
后来，我听说了“男孩”的哥哥阿贝·瑞勒斯的事情。
“旋风男孩”阿贝·瑞勒斯为杀人团伙主要杀手，已指证其同伙及雇用他们的黑帮。1941年11月12日清晨，虽由五名警察严密监控，他仍从坐落在科尼岛的半月酒店六楼的窗户跳下或被推下。记者称其为“会唱但不会飞的金丝雀”。
此时我才明白送贝果的司机看到那个在“午夜玫瑰”糖果店里待着的男人时告诉我的话。他们是黑帮的杀手，记者将其称为“杀人公司”。
这些杀手的老板从曼哈顿打电话下达攻击指令，他们就是在我家附近作的案。我那个练拳击的朋友的哥哥“旋风男孩”阿贝·瑞勒斯就是其中最令人恐惧的杀手。上面那篇报道刊登后不久，我的朋友和他的家人就悄悄搬走了。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贝果送货员助手的工作干了不久，我就升职做了面包师助手，开始在室内干活。后来，我根据自己的经历练习场景写作时，凭记忆写了一段简短的文字。以下便是我的记忆，未经加工：
贝果工厂——生面团的味道，地面和墙都是白的……整形、揉搓的动作循环往复。揉成长条，然后手腕快速抖动，将长条扭成圈……另一个面包师将这些面包圈整齐地码在一个浅木盘里……堆得高高的……用车将其推至炸锅和烤箱前。一个男孩站在那里将面包圈从盘子里拿出……每次拿三个……扔进冒着泡的炸锅……然后用金属漏勺将其捞出，滴着油，黏糊糊的……倒在面包师的工作台上。面包师将面包圈整齐地铺在长长的案板上，然后推进烤箱……木板上还剩下一排排的面包圈……他继续制作……取出摆着褐色贝果的板子，从下面翻动贝果，使其脱离……最后把饼倒在巨大的柳条篮子里，再把篮子装上在外面等候摸黑送货的卡车。跛足的面包师……嗓音尖锐的面包师……
多年以后，我将这段记忆写进了小说《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
在面包店工作需要值夜班，因而影响了我的睡眠和学习，我的成绩每况愈下。于是我到萨特大街的帕奇冰激凌店找了一份洗盘子的工作。老板很快就提升我做了冷饮销售员、三明治制作师、收银员，最后是快餐厨师。16岁的时候，我在皮特金大道找了一份更好的工作——迈耶甜食店的服务员。这家店地理位置优越，离洛斯皮特金剧院很近。
不过，迈耶甜食店的老板已经不是迈耶了，里面的快餐店和冰激凌店都归戈尔茨坦先生和索恩先生所有。这两个人快把我们这些服务员逼疯了。
戈尔茨坦先生温文尔雅，总是声称自己愿意帮助那些想挣钱上大学的穷孩子。他在店门口和收银台后面的墙上挂满了曾经在店里做过服务员的人的照片，称他们为“成功人士”。
照片上的人有的身着陆军、海军或海员制服，有的身着毕业典礼时穿的长袍。提起“他的孩子们”，戈尔茨坦满怀深情。
去求职的时候我告诉他，父母希望自己能去医学院读书。他拍着我的头，称赞我是个听话的好孩子。
晚上他值班的时候，如果生意清淡，他就会平静地坐在柜台前，与闲下来的快餐厨师讨论白天出现的问题。但顾客多的时候，他就变成了另一个人，越过顾客的头高声尖叫着向我们发号施令。
索恩先生的性格有所不同。生意兴旺的时候，他就守在收银台旁，这样我们就能从容不迫地招待客人。在大批客人进店之前的清闲片刻，或者在晚餐和电影散场之间的那段时间，他会走进餐厅，以检查工作为借口，把桌上大部分的糖罐、番茄酱瓶和盐瓶拿走，将其藏在收银台下面的架子上。
一位老服务员告诉我们，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店里曾出过一件大事。有一天，几个流浪汉把盐瓶里的盐全倒在了糖罐里。索恩先生还以为有人偷餐具，所以决心抓住偷窃者。他经常在收银台和洗碗池之间来回巡视，撤走了很多餐具。所以索恩先生值班的时候各种餐具都不够用。
一开始，他的做法遭到了服务员们的强烈反对。我们可不愿意告诉顾客没有吃冰激凌或喝咖啡用的勺子，也没有吃巧克力蛋糕用的叉子。气愤的顾客离开时往往不付账或者拒绝给小费，但是我们又不能告诉索恩先生，那都是拜他所赐。
后来，我从老服务员那里学会了如何应对。晚上索恩先生值班的时候，我们就事先把餐具放在腰带或上衣下面的口袋里。有时候我们还会合伙转移索恩先生的注意力，设法取出他藏的糖、番茄酱和盐。
“安静”的索恩先生和“大吼大叫”的戈尔茨坦先生让我们这些服务员不得安生，有时候他们甚至互相干扰。
我在这家店干了两年，攒下的小费足以支付纽约大学第一年的学费。后来，有一天晚上，我的生活出现了一个转折点。
十点钟的时候，看完电影的人蜂拥而入。座位很快就坐满了，于是店外站满了等候用餐的人。当四对夫妇冲进来的时候，戈尔茨坦先生做了一件我从未见过的事。他微笑着迎上去，殷勤地领着他们绕过其他表示不满的顾客，直接来到我负责的餐桌前。
我转身去拿水和菜单，却看见戈尔茨坦先生突然出现了，他正用托盘端着水杯。“桌上为什么没有餐巾？”他冲我喊道，“银餐具呢？为什么没给他们送菜单？”
“戈尔茨坦先生，他们刚坐下。”
解释没用，所以我忙着给顾客点餐，尽量不去理他。他则是赔着笑脸四下张罗着。几分钟后，他在厨房附近碰到我的时候问道：“怎么这么慢？”
“我刚把他们的订单送进去，戈尔茨坦先生。”
“都已经准备好了，就放在柜台上。”
我转头望去，发现确实如此。那些平日里懒洋洋的服务员都忙活起来，已经把刚来的那几位顾客点的三明治和华夫饼准备好了。
“怎么回事？”我向一个老服务员打听。
“好好招待他们，”他低声说道，“这些人经常在‘午夜玫瑰’那儿转悠。”
我左手端着托盘，上面放着两杯咖啡，边上摆着两小杯奶油以保持平衡；右臂托着三个三明治和几个华夫饼。
戈尔茨坦又从过道中间走过来：“怎么这么慢？”
“我正在给他们送餐。”
“他们是贵客。”
“猜到了。戈尔茨坦先生，请您……”
他挡住了我的路：“看看这些奶油！”
我这才发现摆在咖啡旁边的奶油洒到了托盘边上，因为我的手一直在颤抖。他向后退了一步，冲着我大叫起来。他叫得越凶，我的手就颤抖得越厉害。我听说这种装奶油的玻璃杯掉在地上弹三下就会碎，在那之前，如果能把玻璃杯踢到一边，就能阻止它破裂。
颤抖。颤抖。一只杯子掉到地上，弹了两下。我企图在它弹第三下之前将其踢开，但是没有成功。杯子碎了。我想阻止第二只杯子摔碎，可是它弹了一下、两下，又摔碎了！这时候，我的身体失去了平衡，手臂上托着的三明治摇摇欲坠。我想抓住它们，但是为时已晚。我端的所有东西都掉到了地上。
“祝你好运！”笑声中有人喊道。然后有人尖声叫起来，人们笑着、欢呼着，就好像在婚礼上看新郎用脚踩玻璃杯。有人叫道：“这孩子可不傻！把杯子摔碎总比洗杯子强！”
戈尔茨坦的脸涨红，恶狠狠地问：“你怎么回事？”他对起哄的顾客解释道：“是个大学生，但不会端盘子。”又冲着我喊：“收拾干净，白痴！”他厌恶的表情说明了一切。我需要钱去念书，所以他给了我工作机会，但是我辜负了他，当着他尊贵客人的面摔碎了盘子。他转身离开了，那天晚上再也没有和我说话。不过那些“杀人公司”的人给了我很多小费。
打烊的时候，我清理了桌子，加满了糖罐和番茄酱瓶，擦了我负责的几张桌子周围的地。然后，我走到他面前说：“再见，戈尔茨坦先生。我会送您一张照片，让您贴在墙上，以表达我的谢意。”
他皱起了眉头：“你是什么意思？”
“您帮助我做出了决定，我再也无法忍受这糟糕的环境了。我已经被商船队录取了。”
“不上大学了？”
“等战争结束以后。”
他久久地盯着我，冷冷地说：“祝你好运。”我向门口走去的时候，他吼道：“蠢货！”声音大得所有人都能听到。
我没有回头。
“嗨，聪明的大学生！”我回头看着他。
“可别把船上的东西都摔碎！”
正是有了这段经历，多年后我才能想象出查理·戈登的感觉。查理在餐厅里看到一个弱智的服务员将托盘掉到地上，摔碎了所有的盘子。老板冲他叫道：
“好吧，你就摔吧！别站在这儿！快去拿拖把，把这里擦干净。拖把……拖把，你这个白痴！”
突然，我对自己和所有正在嘲笑他的人感到愤怒。我真想捡起碎盘子向他们扔去，划破那一张张笑脸！我跳起来大喊道：“别笑了！不要捉弄他！这不是他的错，他根本听不懂！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看在上帝的分儿上…… 他也是人 ！”
我能通过查理的眼睛看到这些，并感受到他的情绪。之所以能够写出这些，是因为我有过这样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