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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曾想过这些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我从小就高度近视，离开眼镜什么都看不清楚，觉得自己总有一天会瞎。所以我便防患于未然。我努力保持整洁，将每一件东西都放在固定的地方。我还蒙住双眼，练习摸黑找东西。值得骄傲的是，我能在黑暗中迅速地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但是我没有瞎。事实上，戴上眼镜，我的视力很不错。
我不用眼睛看就能找到自己的大部分东西，并非因为我记得它们放在哪里，而是因为我摆放得十分仔细，而且很有逻辑。我必须记住它们放在哪里。可是我从未想过自己会遇到这种事情。我到外面去做事或者走到另一个房间拿东西，却不得不停下来回想我要找什么，并且过一会儿才能想起来。尽管这只是暂时现象，但令我感到恐惧。我想起了查理·戈登在《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结尾处说的话：“我记得我做了一些事，但不记得是什么。”
我为什么会想起自己四十多年前在小说里描绘的人物？我试图将其从脑海中驱除，但是他不肯离去。
查理一直困扰着我，所以我必须找出原因。
我认为摆脱他的唯一办法，就是穿越时间的迷宫找到他的起源，并清除有关他的记忆。或许在这个过程中，我还能发现自己在什么时候、如何以及为什么成为一个作家。
万事开头难。我告诉自己：你已经有了素材，所以无须杜撰，需要做的就是回忆和整理。而且，你无须虚构一个叙述者，以他的口吻去讲故事、写小说。你只需要写下你的创作经历，回忆起自己的生活如何幻化成了查理·戈登的生活。
我想起了故事的开篇：
斯特劳斯博士说，从现在开始，我因该写下自己想到和发生在自己生上的每一件事。我不知道为什么，可他说这非常重要，这样他们才会知道能不能用我。我希望他们用我。金妮安小姐说他们可能会把我变聪明。我想做个聪明人。我叫查理·戈登［……］
尽管小说原本是这样开头的，但事情并非如此开始，而且不像小说结尾处描写的那样结束：“到后院……献上一束花……”。我清晰地记得突然从哪里获得了有关这个故事的灵感。
1945年4月一个天气凉爽、空气清新的早晨，我爬上了萨特大道车站——坐落在布鲁克林区布朗斯维尔——的台阶。我要在站台等十到十五分钟，才能乘车去曼哈顿，然后从那里换乘市内线去纽约大学华盛顿广场校区。
我记得当时自己不知道去哪里找钱付秋季学期的学费。入学第一年，我就花光了打几份工攒下的大部分钱，剩下的钱根本不够支付另外三年的学费。
我从钱包里掏出一枚五分硬币，看着它不禁想起了父亲威利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在经济大萧条时期，他每天早晨都要从我们那套两居室的公寓走十英里路，穿过布鲁克林区和曼哈顿桥去上班，晚上再原路走回家。他这样做就是为了省下两枚硬币。
父亲经常在我熟睡之际就摸黑离开家。但有时候我偶然早起，便能看见他坐在厨房餐桌前蘸着咖啡吃面包卷，那就是他的早饭。而我的早饭总会有热麦片粥，有时候甚至有鸡蛋。
看着他凝视着天空，我以为他的脑海中是一片空白。但我现在明白了，他是在盘算如何偿还债务。吃完早饭，父亲就站起来把我高举到头顶，告诉我在学校要乖，努力学习，然后把我放下，出门去上班。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父亲是羞于出门干活的。
我手中握着的这枚硬币，或许正是父亲积攒下来的。
我将硬币投入孔中，推开旋转门走进了站台。或许有一天我会沿着父亲的足迹，从布朗斯维尔走到曼哈顿，体验一下父亲的感受。我这样想过，但没有付诸实施。
这些经历和情景被储存在我大脑的“地窖”里，在黑暗中冬眠，直至在小说中派上用场。
对于这些资料和记忆，大多数作家都有自己的比喻。威廉·福克纳
将自己写作的地方称为“工作室”，而将储存记忆的地方称为“木柴房”，需要写作素材时便从中提取。
我储存记忆的地方在地窖里靠近炉子的角落。房东允许我的父母在楼梯下面存放物品。长大以后，我有一次爬下地窖的楼梯，发现父母把我小时候的玩具都藏在那里。
我看到了自己的棕色玩具熊和充气长颈鹿，还有玩具工具、建筑模型、三轮车、旱冰鞋和儿童读物——一些小画书上还留着蜡笔涂抹的痕迹。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玩腻的玩具都不见了，而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玩具。看见这些东西我才解开了心中的疑团。
即使是现在，我依然能闻到潮湿的空气和堆在壁炉旁的煤散发出的味道。我看到从地窖窗口伸进来的铁铲插进煤箱，然后，几乎是立即，就听到了煤滑进炉膛的声响。我们的房东平卡斯先生打开炉子的铸铁门，用铁棍拨着煤。于是，我闻到了潮湿的煤味，感觉到了火焰的热度。
在煤箱和炉子间的某个地方——在我内心深处，储藏着各种想法、图像、场景和梦想。它们就在黑暗中等待着，随时准备满足我的需要。
等车时我回忆起存放童年玩具的地方，想起了自己的双亲。有趣的是，他们各自的父母做出了同样的选择——从欧洲去了加拿大，后来又到了纽约。我的父母贝蒂和威利在纽约相识后不久就结婚生子。我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于1927年。那一年林德伯格
从纽约直接飞到了巴黎，阿尔·乔尔森则出演了首部有声电影《爵士歌王》。
在那个后来被称为“爵士时代”的充满希望和富足的年代，我的父母与许多美国新移民一样，热衷于参加各种聚会，到氛围自由的公众场合跳“查尔斯顿”小步舞，喝禁止销售的杜松子酒。
我时常在想，母亲那些已经发黄了的照片都到哪里去了？照片中的母亲梳着短发，一双黑眼睛充满了哀怨。我喜欢听她看着两分钱一张的歌谱唱流行歌曲，有时候还会随着她一起唱。我们最喜欢唱的歌是《烟雾迷住了你的眼睛》。
威利小时候在魁北克为猎户打工，为了卖皮货学会了英语、法语和俄语，还能讲几句加拿大印第安语。他和我母亲都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可我从小就明白他们尊崇教育，希望我能好好上学。
然而，我十几岁的时候就发现，我学得和懂得的越多，和他们沟通就越困难。我与他们渐行渐远，自己沉浸在充满书籍和故事的世界里。
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决定让我将来做一名医生。我问他们为什么，父亲答道：“因为医生就像上帝一样，能够救死扶伤。”
母亲接着答道：“你小时候乳突感染，得了双肺炎，是一个优秀的医生救了你的命。”
父亲又说：“我们希望你也能治病救人。”
我认可他们的理由和期望。因此，我决定努力学习，并多打几份工，挣钱上医学院。我一定要成为一名医生！我爱自己的父母，因而放弃了成为作家的梦想，将上医学院预科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但私下里我却想，能不能既做医生又当作家呢？我从书中了解到，英国小说家萨默塞特·毛姆学的是外科，后来随船出海，当了一名船上医生。俄国作家契诃夫的专业是医药学，却用笔名“没有病人的医生”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了他早期创作的小说和随笔。柯南·道尔作为一名眼科医生不足以为生，于是利用营业时间在空荡的诊室里撰写歇洛克·福尔摩斯的故事。
一个英格兰人、一个俄国人和一个苏格兰人都从医生变成了作家。踏着他们的足迹，我或许也能在满足父母愿望的同时实现自己的理想。
然而，我很快就发现了这个想法的不足之处。在成为成功的作家之前，三个人的医生生涯都很失败。
载满了乘客的列车进站了。我上了车，但没有费心去找座位。当时正值交通高峰，在去联合广场的半小时路程中，我得一直站着。我挤过上班的人群，走到车厢中央的白色栏杆旁，在摇摇晃晃的列车上站稳。大部分乘客都抬头向上望着，躲避着他人的目光，感觉十分压抑。我也不例外。
在纽约大学的第一个学年即将结束，我心想： “正是教育使我和自己所爱的人产生隔阂。” 又不禁自问： “如果能变得更聪明一点，会发生什么情况？”
那天早晨，在列车发出哐当、哐当的声响穿过通往曼哈顿的隧道之时，我产生了以下两个想法： 教育能够使人们产生隔阂 ；故事讲述者的 “如果……会发生什么？” 亦然。
那天晚些时候，小白鼠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