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

概念

学习目标问题 9-1 什么是认知？什么是元认知？概念的作用是什么？

研究认知的心理学家着重关注与思考、认识、记忆和信息交流有关的心理活动。其中一项活动就是 元认知 （meta cognition, 字面意思即“超越认知”）。元认知是关于认知的认知，或者说是对我们思维的思考。学生在学习中用好元认知，积极地监测和评估其学习过程中一系列认知活动，可以帮助他们在学业上取得更好的表现（de Boer et al., 2018）。（元认知可以帮助你厘清学习中的盲点，提高成绩。）

概念 （concept）的形成也是一种认知活动。同类事物、事件、想法和人在大脑中形成的思维集合就是概念。例如椅子这一概念，就是我们对婴儿椅、靠背椅、餐桌椅等一切用于“坐”的同类物品的概括。概念简化了人的思维过程。试想，如果没有概念，生活将会怎样？我们不能让孩子“把球扔掉”，因为根本没有“扔”或“球”这两种概念。我们不能说“我想挣钱”，因为人类不是生来就有“挣钱”或“钱”的概念。像“球”和“钱”这样的概念，不需要耗费过多的认知努力，就能为我们传递大量信息。人们有一种自然的偏见，即倾向于把接收到的信息分为两类——比如将人类分为“愚蠢”或“聪明”、“自由派”或“保守派”、“白人”或“黑人”不同类型（Fisher & Keil, 2018）。

我们经常通过拓展 原型 （prototype）来形成概念，原型即符合该类别事物所有特征的心理意象或最佳事例（Rosch, 1978）。某个事物越接近其概念原型，就越容易被认定为是这一概念的最佳示例。例如，相比“乌鸦是鸟”，人们需花更多时间接受“企鹅是鸟”这一说法。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乌鸦比企鹅更像鸟类，更接近鸟类的原型。

在给人的面孔分类时，我们会在心理上用原型将这些人归类。比利时学生就是这样将混合种族面孔进行分类的。在观察一张具有70%白种人特征、30%黄种人特征的混合面孔时，参与者将这张脸归类为白种人。随着参与者的认知偏向白种人原型，同一张脸，他们可能会记住80%的白种人特征，而不是他们实际看到的70%白种人特征的面孔（Corneille et al., 2004）。同样，如果给参与者展示一张具有70%黄种人特征的混合面孔，他们之后可能会记住一张更典型的黄种人面孔。性别方面也是如此：人们初次看到一张具有70%男性特征的面孔，会将此人归类为男性（这不足为奇），但之后人们对这张面孔的记忆则会比初见时更具有典型男性特征（Huart et al., 2005）。

如果某种事物的特征与我们熟悉的原型不吻合，我们就难以将其归类。西红柿是水果吗？16岁的女性是少女还是妇女？鲸鱼是鱼类还是哺乳动物？因为鲸鱼与哺乳动物原型相差较大，所以我们识别鲸鱼属于哺乳动物时会比较缓慢。类似的情况还有，如果我们生病时的症状与疾病原型不相符，也许我们就不能快速察觉到自己生病了（Bishop, 1991）。例如，有些心脏病患者的症状表现为胸闷气短、疲惫，这与心脏病症状原型（胸部剧烈疼痛）不吻合，这类病人很可能就不会去看医生。如果某种歧视与我们的偏见原型（白人歧视黑人、男性歧视女性、年轻人歧视老年人）不吻合，那么我们通常会忽略这种歧视。人们很容易就能察觉男性对女性的歧视，但女性对男性的歧视或女性之间的歧视却不那么容易被发现（Cunningham et al., 2009; Inman & Baron，1996）。虽然概念引导思维，让思维变得更加敏捷，但这不代表概念总是会为我们指明正确的方向。

问题解决：策略与阻碍

学习目标问题 9-2 问题解决的过程中有哪些认知策略，其中有何障碍？

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是能够证明我们具有理性的一个证据。如何在交通堵塞时选择最佳路线？如何应对朋友的批评？怎么在没有钥匙的情况下进屋？

有些问题可以通过反复试错来解决。托马斯·爱迪生在发现适用的灯丝前，曾尝试了数千种灯丝。对于其他问题，我们可以使用 算法 （algorithm），即通过按部就班的程序得到解决方案。但是分步算法劳神又费力。例如，如果要我们使用SPLOYOCHYG中的所有字母来组成一个单词，我们可以尝试把每一个字母逐一换位，但这种方法一共会产出907 200种结果。

大脑不可能拥有一个沙滩球大小的计算区域，所以我们倾向于采用更简单的思维策略来解决问题，即 启发式 （heuristic）。我们可以把经常出现在一起的字母（CH和GY）加以分组，排除少见的字母组合（如YY）来减少SPLOYOCHYG字母排列的所有结果，最后采用启发式，再运用试错法，也许就能找到答案。你猜对答案了吗？

有时，我们会对一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突然有那么一瞬间，所有零散的思绪汇聚到了一起，就形成一个突然的、看似可行的、通常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这就是 顿悟 （insight）（Topolinski & Reber, 2010; Webb et al., 2019）。十岁的约翰尼·阿普尔顿（Johnny Appleton）瞬间的顿悟曾解决了一个困扰建筑工人的问题：如何从水泥砌墙上一个约一米深的狭窄洞中救出一只年幼的知更鸟。约翰尼的办法是：缓缓地往洞里倒入沙子，让小鸟有足够的时间慢慢站在逐渐上升的沙堆上（Ruchlis, 1990）。顿悟出来的解决方案往往不够完美，但总是正确的（Danek & Salvi, 2018）。

当人们顿悟时，大脑在经历什么？大脑扫描（EEGs或fMRIs）显示，人们顿悟时，大脑中与顿悟相关的活动呈爆发状态（Kounios & Beeman, 2014）。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要求人们想出一个单词，这个单词能与一组中其他三个单词——如pine（松子）、crab（螃蟹）和sauce（酱汁）——中的任一个组成一个复合词或短语，并在想出答案时按铃回答（提示：这个词是一种水果 ）。人们解决问题的方案有一半都是通过顿悟获得的。在顿悟之前，问题解决者的额叶（与集中注意力相关的区域）十分活跃，在顿悟得出答案的瞬间，右耳上方的颞叶突然活跃起来。

顿悟总是以“突袭”的方式到来，并且在之前没有任何“预告”或接近答案的感觉（Knoblich & Oellinger, 2006; Metcalfe, 1986）。当答案“apple”（苹果）浮现在脑海中时，我们会感到幸福而满足。笑话带来的欢乐同样也取决于我们的顿悟能力，即对出人意料的结局或双关含义突然间的领悟：例如“You don’t need parachute to skydive.You only need a parachute to skydive twice”（过了河也别拆桥，没准儿你还要回来呢）。 喜剧演员格鲁乔·马克思（Groucho Marx）是这方面的高手：“I once shot an elephant in my pajamas. How he got in my pajamas I’ll never know.”（我曾经穿着睡衣射杀过一头大象，但这头大象怎么跑到我睡衣里来的，我就不知道了）。

尽管我们能够创造性地解决问题，但也可能会受到一些其他认知倾向的误导。证实偏差便是其中之一。证实偏差常引导我们寻找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忽略或歪曲与自己观点相悖的证据（Klayman & Ha, 1987; Skov & Sherman, 1986）。在一项经典的研究中，彼得·沃森（Peter Wason, 1960）给英国大学生一组由3个数字组成的数列（24-6），并要求学生猜测他设计这一组数列时所采用的规则（规则很简单：任意3个升序排列的数字）。在提交答案之前，学生会自己编写3个数字的数列，沃森会告诉他们这些数字是否符合他的规则。一旦有学生确定自己发现了正确的规则，他们就可以将规则公布出来。结果呢？大多数学生的想法都是错误的（他们猜想“也许是等差数列”），然后只去寻找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通过测试6-8-10、100-102-104等）。结果呢？几乎没有学生的答案是正确的，却没人提出疑问。

后来沃森说道：“普通人逃避事实、矛盾、前后不一，在面临与问题相关的新信息时还会条理清晰地为自己辩解。”因此，人们已经在心中形成一种观点后，就更乐于接受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比如，疫苗会导致（或不会导致）孤独症谱系障碍，人可以（或不能）改变自己的性取向，枪支管制不能（或能）拯救生命。而一旦我们被一个不正确的观点所困扰，就很难从不同的角度来对待该问题。这种解决问题的障碍被称为 固着 （fixation），是一种无法从新的角度出发的能力。试着解决图9.1中的火柴棍问题，看看固着会不会成为你解题过程中的阻碍（解决方案见图9.2）。

心理定势 （mental set）是固着的一个典型例子，即沿用得心应手的老方法解决问题。但事实上，过去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有时的确有助于解决新问题。

假定某一序列为O-T-T-F-？-？-？，那么，最后三个字母会是什么？

大多数人很难想到最后3个字母分别是F（ive）、S（ix）和S（even）。不过解决了这个问题，下一个问题也许就变得更加容易了。

假定某一序列为J-F-M-A-？-？-？，那么，最后三个字母是什么？（如果不知道答案，就想想现在是几月份吧。）

如同知觉定势让我们先入为主地感知事物一样，心理定势也会让我们先入为主地去思考问题。有时候这种先入为主的概念可能会成为解决问题的障碍，就如我们过去对火柴棍的经验所形成的心理定势，可能会让我们在解决火柴棍问题时拘泥于二维平面思维。

形成（或好或坏）的决策与判断

学习目标问题 9-3 什么是直觉？代表性启发式和易得性启发式如何影响我们的决策和判断？

我们每天都要做出上百个判断和决策（我应该带件夹克吗？我能信任这个人吗？我应该自己投篮还是传球给那个手气不错的球员？），这些时刻我们几乎不会花费时间和精力去系统地推理，而是按照 直觉 （intuition）行事，凭借我们快速的、自发的、不理智的感觉和想法做出判断和决策。社会心理学家欧文·詹尼斯（Irving Janis, 1986）在采访了政界、商界和教育领域的决策者后得出这一结论：决策者“在解决问题时，往往不是三思而后行。那么他们通常是如何做出决策和判断的呢？如果你这样问起，他们很可能会告诉你……他们大多是凭自己的直觉来决定的”。

两条快速但冒险的捷径

当我们需要快速做出判断时，启发式通常可以帮助我们快速思考，也往往是有用的（Gigerenzer, 2015）。但是，正如认知心理学家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和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所指出的那样，如果采用直觉行事的心理捷径（代表性启发式和易得性启发式），即使再聪明的人也可能做出愚蠢的决策。没人会想到特沃斯基竟然会和卡尼曼成为挚友和伙伴（Lewis, 2016; Sunstein & Thaler, 2016）。当他们相遇时，特沃斯基还是一名气宇轩昂的战争英雄。那时他正在研究决策相关的课题，而卡尼曼则研究视觉，他老是发愁、忧虑不已。他们二人抛开分歧，封闭在一个小研讨室里，争论，说笑，最终探讨出来的结果改变了人们看待思维和决策的方式（Dean & Ortoleva, 2019）。他们的努力成果最终为他们赢得了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遗憾的是，特沃斯基当时已经过世，独留卡尼曼享受这一荣誉。

正如卡尼曼在为我的书《社会心理学》撰写的小短文中所写的：“我和阿莫斯一起体会到了拥有一只能下金蛋的鹅的奇妙之处，两个人加起来总比一个人聪明。”

代表性启发式 凭借直觉将某事件与特定原型加以比较，并以此来判断事件的可能性，使用的就是 代表性启发式 （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试想，有这么一个人，他身材矮小、瘦削，喜欢朗诵诗歌。你觉得这个人更可能是一位常春藤联盟高校英语教授，还是一名卡车司机呢（Nisbett & Ross, 1980）？

许多人会猜测这个人是一名英文教授——因为相较于卡车司机原型，这个描述更符合大众所认知的学术教授原型。在做出这样的判断时，人们忽略了常春藤盟校英语教授（不到400人）和卡车司机（仅美国就有350万人）的基本比例。因此，就描述形象适配度而言，即使英语教授的形象比卡车司机典型50倍有余，也不能忽略卡车司机的人数是常春藤盟校英语教授人数的大约8750倍。这意味着，实际上，描述中这位身材瘦小的诗歌爱好者是卡车司机的可能性，比是教授的可能性高出很多。

有些原型具有社会影响。一位同时养育了两个黑人孩子和三个白人孩子的母亲问其他父母：“当你的孩子挑选佳得乐（一种饮料）口味的时候，店员会跟着他们吗？当你的孩子装扮成忍者和小丑挨家挨户地玩‘不给糖就捣蛋’的时候，他们会被问到和谁在一起，以及住在哪里吗？这些问题我的黑人小孩都被问到过，白人小孩却从没有。”（Roper，2016）如果人们对黑人青少年罪犯形成一种原型、一种刻板印象，他们在判断黑人个体时可能会无意识地使用代表性启发式。即使其结果是无意的，也是种族主义的一种体现。

易得性启发式 当我们基于心智显著性 来衡量事件的共性时， 易得性启发式 （availability heuristic）就开始发挥作用了。任何信息，不论其生动、新颖或独特，只要大脑能轻易联想到，那么我们都会认为这类信息稀松平常。赌场就十分擅长利用这一点。赌场用闪烁的灯光播报极少数的胜局，让人产生深刻记忆，以此诱使人们去赌博；然而不为我们所见的是更为频繁的输局，输掉的金额更庞大。

易得性启发式扭曲了我们对风险的判断。一位名人的孩子接种疫苗后患上孤独症，引发了大多数人对疫苗的质疑。之后，虽然科学数据证明疫苗与患上孤独症并无联系，但大多数人仍旧更愿意相信这位名人身上发生的那令人难忘的事，也不愿相信有力的科学证据。稚嫩的幼童跟恐怖分子相比谁更可怕？一旦你了解到在2015年和2016年，武装幼童杀害的美国人比外国恐怖分子杀害的美国人还多（Ingraham, 2016; LaCapria，2015），你也许会改变原来的看法。如果今年外国恐怖分子在美国杀害了1000个人，全美范围的人都会感到非常恐慌。然而，人们更应感到恐惧的是每年夺走3万多人生命的谋杀、自杀以及枪击导致的意外死亡事件。重要的是：我们常常害怕不该害怕的事情（见“批判性思考：恐惧因素”）。

与此同时，由于缺乏可感知的关于未来气候变化灾难的图像，一些人对气候变化漠不关心，科学家将这视为“慢动作的世界末日”。并且，人们对气候变化的看法就跟天气一样，一天一个变，虽然天气的变化很容易被感知到，但它对我们预测地球气候变化的长期趋势毫无帮助（Egan & Mullin, 2012; Kaufmann et al., 2017; Zaval et al.，2014）。异常炎热的当地天气加剧了人们对全球气候变暖的担忧，然而，仅需一天的降温便缓解了这种担忧，并且让那些容易被人遗忘的科学数据显得更不重要了（Li et al.，2011）。这就像史蒂芬·科尔伯特（Stephen Colbert, 2014）在推特上所说的那样：“全球变暖不是真的，因为今天很冷！还有个好消息，世界饥饿也结束了！因为我刚才吃饱了。”

戏剧性的结果让我们吃惊得倒抽气，概率却不会。40多个国家在香烟外壳上标注有醒目的警告和图片，试图利用生动、让人难以遗忘的图像来警醒消费者（Riordan，2013）。这样的方式能够奏效，是因为我们会进行情感推理（Huang et al., 2013）。我们总是过多地依赖感觉而不是思考（Slovic, 2007）。2015年，一张海滩上叙利亚儿童尸体的照片在网上疯传。这张照片的威力远胜于数十万难民死亡的统计数据，通过红十字会对叙利亚难民的捐款金额远高于对其他地区难民的捐款金额，高达55倍（Slovic et al., 2017）。

过度自信

学习目标问题 9-5 过度自信、信念固着和框架效应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决策和判断的？

有时，我们是自信而不是真的正确。在各种任务中，人们会高估自己的表现（Metcalfe, 1998）。例如“absinthe（苦艾酒，一种甘苦味的烈性酒）是烈酒还是宝石”这种只有60%的人能回答正确的事实性问题，回答者总感觉有75%的信心能答对（Fischhoff et al., 1977）。这种高估我们的知识和判断准确性的倾向就是 过度自信 （overconfidence）。

过度自信驱使股票经纪人和投资经理在进行市场运作时，相信自己把握股票时机的能力高于股票经济人平均水平，然而实际上他们做不到（Malkiel, 2016）

在买入股票X时，买方经纪人推荐购买这只股并判断此时是最佳买入时机，而这时卖方经纪人也判断是时候卖出X股了。通常情况下买进和卖出相抵、价格持平。虽然说双方经纪人对自己的判断都很自信，但买方和卖方不可能同时正确。过度自信常常让我们屈服于一种计划谬误，即高估自己未来享有的闲暇时间和收入（Zauberman & Lynch, 2005）。学生及其他人总是预计提前完成任务（Buehler et al., 1994, 2002）。而实际上，他们完成任务的时间往往会比预计的时间多出两倍。我们预计下个月会有闲暇时间，于是愉快地接受了邀请；我们自信明年会挣更多的钱，于是毫无顾忌地贷款或赊账。

过度自信会影响生死攸关的抉择。如果给卡尼曼一根魔杖，过度自信便是他最想消除的偏见。历史上，许多领导人在发动战争时，做出的决定都是过于自信的，而不是正确的。在政治上，过度自信助长了极端的政治观点。在医学上，过度自信会导致错误的诊断（Saposnik et al., 2016）。

一个研究小组测试了743名美国联邦情报分析员预测未来事件的能力，参与者的预测常常表现得过度自信，那些经常预测失败的分析员往往缺乏灵活性、思想封闭（Mellers et al., 2015）。对于碳排放总量管制、交易或单一税收等复杂提案来说，理解较为浅薄的普通公民也可能表达激烈的观点。有时，我们知道得越少，能表达出来的东西反而越明确。如果让那些持有激烈观点的人解释上述政策的细节，他们就会暴露自己的无知，这反倒会让他们的观点更为温和（Fernbach et al., 2013）。直面自己的无知即为明智。

然而，过度自信有时具有适应性价值。自信的人往往生活得更快乐，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相信自己有闲暇时间。自信的人往往也更容易做出艰难的决定，而且他们看上去很有能力、令人信赖（Anderson et al., 2012）。如果能及时得到清晰明确的反馈，人们很快就能学会该如何实事求是地去评价自己判断事物的准确率（Fischhoff, 1982）。正所谓：智者知何时为知，何时为不知，此乃经验也。

信念固着

过度自信令人惊讶， 信念固着 （belief perseverance）同样如此，信念固着即形成信念的基础被否定后，仍坚持自己最初的信念。一项关于信念固着的经典研究涉及对死刑持对立观点的人（Lord et al., 1979）。意见双方学习了两个所谓的最新研究结果，一个研究结果支持死刑能阻止犯罪的主张，另一个研究结果则驳斥了这一主张。每一方都对支持各自观点的研究印象更为深刻，且双方都随时准备反驳对方的研究结果。以至于，当把相同的证据展示给支持和反对死刑的意见双方时，竟加大了他们的意见分歧。这些人并不是从证据中得出结果，而是用自己的结果来评估证据。这种现象也被称为动机推理。

在其他研究和日常生活中，人们同样乐于接受支持自己观点的逻辑和证据，而对挑战自己观点的证据不屑一顾，这一现象体现在人们对气候变化、同性婚姻或政治等方面的看法上（Friesen et al., 2015; Gampe et al., 2019; Sunstein et al., 2016）。通常情况下，偏见持续存在，信念固着坚守。

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控制信念固着：斟酌对方的观点。同一批研究人员再次就死刑问题进行研究时，他们要求一组参与者“尽可能客观，不带任何偏见”（Lord et al.，1984）。然而这一要求对于减少对证据的偏颇评价毫无作用。同时，研究人员告诉另一组参与者，“无论你对这个问题的评价是高还是低，另一组都是基于完全相同的研究得出结论”。这样一来，在分析问题时，由于参与者事先设想和考虑过相反的结果，他们对证据的评价偏见就少多了。最新的研究证实了这点，即思考相反的观点可以减少偏见（Catapano et al., 2019; Van Boven et al., 2019）。

一旦信念扎根，要改变它们就需要更有说服力的证据。即使我们看起来对其他观点持开放的态度，但我们也可能经常把与这些观点相悖的证据贴上“单薄”的标签（Anglin, 2019）。例如，气候变化怀疑论者往往将支持气候变化的证据视为不准确或不可信的（Druckman & McGrath, 2019）。中国有句谚语“目不可信，心不足恃”便是说的这个道理。

框架效应

我们提出问题的方式被称为 框架 （framing）。心理学家以及经济学家一致认为，在说服他人时，框架可起到惊人的效果。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还是个年轻学者时，曾与认知心理学家阿莫斯·特沃斯基和丹尼尔·卡尼曼紧密合作。塞勒和其他学者已经证明了选择框架是如何 助推 （nudge）使人们做出有益决定的（Benartzi et al., 2017; Daniels & Zlatev, 2019; Thaler & Sunstein, 2008）。

1.退休储蓄。 美国企业曾要求员工选择是否为退休计划缴费，退休计划会使员工的实得工资较少，因而很少有员工这么做。后来，由于一项新法律的颁布，公司现在有权自动将员工纳入退休储蓄计划，但允许员工退出该计划。无论哪种方式，是否参加退休计划的决定权都在员工自己手里。然而一项对340万员工的分析显示，在新政策下，退休储蓄注册率从59%飙升至86%（Rosenberg, 2010）。英国在2012年开始实施退休储蓄计划的选择退出框架，这一举措在英国获得了相同的效果，使该国退休储蓄者猛增了500多万（Halpern, 2015）。目前，研究人员正在钻研如何帮助退休储蓄者明智地用他们的退休金进行投资（Camilleri et al., 2019）。

2.道德抉择。 试想，一个人给了你5美元，并问你如果有钱的话，你会捐出多少钱？在做出决定之前，你还会被问到另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你个人认为在道德上应该怎么做？这个问题旨在鼓动人们采取更慷慨的心态，诱导人们从道德层面思考，可使他们更加慷慨，这样一来，慈善捐款增加了44%（Capraro et al., 2019）。

3.器官捐献。 在许多欧洲国家以及美国，更新驾照的人可以决定是否成为器官捐赠者。在一些国家，默认选项是“是”，但人们可以选择退出。在这些可以自由选择退出的国家中，几乎所有人都同意成为捐赠者。然而在默认选项为“否”的国家中，大多数人不同意成为捐赠者（Hajhosseini et al., 2013; Johnson & Goldstein, 2003）。默认捐赠对人类有益。

4.酒精使用。 饮酒的人计算自己饮用的酒精量，是靠数酒瓶，而不是计算喝了多少毫升酒。英国一项研究通过减少酒吧服务的分量，总共减少了三分之一酒精消耗量（Kersbergen et al., 2018）。在英国、丹麦、德国、韩国和美国，大多数人都接受在不限制个人自由的情况下，推动实施减少酒精使用的政策（Reynolds et al., 2019; Sunstein et al., 2019）。

值得注意的是：框架可以影响我们的态度和决定。

直觉的危害和作用

学习目标问题 9-6 聪明人如何利用直觉？

我们已经见识过不准确的直觉会如何干扰我们解决问题、评估风险以及做出正确的决定。就算给聪明人支付额外的报酬，就算要求他们证明自己的答案，直觉的危害仍然存在，即使是专家、临床医生和美国联邦情报人员也不例外（Reyna et al., 2014;Shafr & LeBoeuf, 2002; Stanovich et al., 2013）。极其聪明的人也可能做出不那么聪明的判断。

那么，我们的大脑是否真的如诗人艾略特所说“塞满了败絮”？好消息是，认知科学家正在揭示直觉的力量。

·直觉源于经验认识。直觉是一种隐性的（无意识的）知识，一种记录在大脑中但无法完全解释的东西（Chassy & Gobet, 2011; Gore & Sadler-Smith, 2011）。直觉体现在经验丰富的护士、消防员、艺术评论家和汽车修理工做出机敏快速的判断时，体现在熟练的运动员不假思索地做出反应时。事实上，有意识的思考反倒可能会扰乱精心练习的动作，导致技巧高超的运动员在压力下失误，例如投篮这种动作（Beilock, 2010）。瞬间的直觉也会体现在你身上，你的任何基于经验形成的知识都可以体现这种直觉。

·直觉通常是适应性的。快捷省事的启发式让我们凭直觉假设：看起来模糊的东西离我们很远。通常情况下确实如此，除非是在雾蒙蒙的早晨。习得联想以直觉的形式出现，无论对错：看到一个陌生人长得像曾经伤害或威胁过自己的人，我们可能会下意识地对此人做出不信任的反应。直觉帮助我们生存，也可以引导我们找到满意的伴侣：从新婚夫妇对彼此内隐的、本能的态度，可预测他们婚姻的幸福程度（McNulty et al., 2017）。

·直觉具有强大的力量。这种无意识的、自发的直觉不断对我们的判断产生作用（Custers & Aarts, 2010; Kihlstrom, 2019）。考虑一下：大多数人猜测，选择越复杂，依靠理性而不是直觉做出的决策就越明智（Inbar et al., 2010）。事实上，如果需要做出复杂的决策，有时让大脑无意识地思考并处理问题，倒会让我们受益（Strick et al., 2010, 2011）。在一个系列实验中，三组人分别阅读繁杂的信息（例如关于公寓或欧洲足球比赛的信息）。第一组在阅读了关于四种可能选择的信息后，立即说出了他们的想法；第二组成员有几分钟的时间来分析这些信息，最后做出了稍微聪明一点儿的决策；然而在各项研究中，最明智的是第三组成员，他们的注意力一度被分散，这让他们的大脑自动地、无意识地处理了复杂的信息。

实践经验：在注意力分散时斟酌问题，也许会给我们带来好处（Dijksterhuis & Strick, 2016）。当我们需要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且这个决定涉及大量信息时，明智的做法是收集所有的信息，然后说：“给我一些时间，让我能暂时不去想这个问题。”甚至睡觉也是有帮助的。由于我们的大脑一直处于活跃状态，无意识思维（推理、解决问题、决策、计划）反而可能会出奇敏锐（Creswell et al., 2013; Hassin, 2013; Lin & Murray, 2015）。

批评家指出，有些研究并没有发现无意识思考的力量，他们提醒道，刻意的、有意识的思考也能促进明智的思维（Newell, 2015; Nieuwenstein et al., 2015; Phillips et al.，2016）。怎样走出最妙的一步棋，如何辨别新闻标题真伪，在做出诸如此类具有挑战性的决策时，优秀的决策者会花时间去思考（Moxley et al., 2012; Pennycook & Rand，2019）。在许多问题上，深思熟虑的思考者能察觉哪些是凭直觉做出的选择，但他们知道何时应推翻这些选择（Mata et al., 2013）。看看下面的两个例子：

1. 一根球棒和一个球共花费110美分。球棒比球的价格高100美分。球的价格是多少？

2. 女孩Emily（艾米丽）的父亲有三个女儿，前两个女儿分别叫April（四月）和May（五月）。第三个女儿的名字是什么？

大多数人凭直觉立即作答：10美分和June（六月）。但这两个答案都是错误的，稍加思索就能发现原因。

要记住的一点：双通道思维促成了思维过程的和谐，并且这种和谐趋于完美。因为，我们的思维广阔无形且极富创造力，而批判性思考会考量这种创造性思维，然后评估事实，检验结论，规划未来。

创造性思考

学习目标问题 9-7 什么是创造力，是什么培养了创造力？

创造力 （creativity）是一种创造新颖且富有价值的想法的能力。普林斯顿数学家安德鲁·怀尔斯（Andrew Wiles）的创造性时刻惊艳了世界：17世纪的数学奇才皮埃尔·德·费马（Pierre de Fermat）曾向他那个时代的数学家发出挑战，让他们来评判自己对各种数论难题的解法，其最著名的挑战，费马大定理，难倒了许多聪明的数学家。即使是自1908年起，第一个证明该定理的人可获得（以今天的美元价值计算）200万美元奖金的激励，也无人解出证法。

30多年来，怀尔斯殚精竭虑思索费马大定理的证法，并且已经快得出答案。1994年的一个清晨，他在面对这个最后的困境时豁然开朗，获得了“不可思议的意外发现”。“解法美妙得难以形容，它是如此简单、如此优雅。我不明白我之前怎么会错过它……这是我数学生涯中最重要的时刻。”（Singh, 1997）作家、物理学家等创造型群体，都曾在思维游离过程中突发奇想（Gable et al., 2019）。（也许你也经历过这种时刻？）

创造力需要一定程度的天资（学习能力）。例如，13岁时在定量能力方面得高分的人，后来更有可能出版或创造专利作品（Bernstein et al., 2019; Lubinski et al., 2014）。然而，创造力不仅仅是天资，或者智力测试所揭示的东西。事实上，与智力相关的大脑活动不同于与创造力相关的大脑活动（Jung & Haier, 2013; Shen et al., 2017）。能力测试（如SAT）通常需要 聚合思维 （convergent thinking），也就是提供单一正确答案的能力。

创造力测试（如：你能想出一块砖的多少种用途？）需要用到 发散思维 （divergent thinking），发散思维是考虑许多不同的答案和以新方式思考问题的能力。额叶的某些区域受伤后，阅读、写作和算术技能会保持不变，但想象力会受到破坏（Kolb & Whishaw, 2006）。罗伯特·斯滕伯格（Robert Sternberg）和他的同事认为，创造力由5部分组成（Sternberg, 1988, 2003; Sternberg & Lubart, 1991, 1992）：

1.专业性 ，即熟练的专业知识，能为我们思维构建模块提供想法、图像和短语。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曾说，“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模块越多，以新方式将它们组合在一起的机会也就越多。怀尔斯解题时，脑海中丰富的知识为他所支配，随时可为他提供解题所需的定理和方法。

2.富有想象力的思维 ，赋予我们以全新的方式看待事物、识别模式，以及建立联系的能力。在掌握了一个问题的基本要素后，我们便可以用新的方式重新定义或探索这个问题。哥白尼首先发展了有关太阳系及其行星的专业知识，然后创造性地将太阳系定义为围绕太阳而不是围绕地球旋转的天体系统。怀尔斯打破常规的解法结合了两个不完整的答案。

3.富有冒险精神、意志坚定的人格 ，能够容忍模糊性、接受风险，并坚持不懈地克服障碍。怀尔斯说，他在与数学界几乎隔绝的情况下思考，部分原因是为了保持专注，避免分心。这种决心是一种经久不衰的品质。

4.内在动机 ，是一种被兴趣、成就感和挑战性而不是外部压力所驱动的特性（Amabile & Hennessey, 1992）。有创造力的人不太关注外在的激励因素，例如按时完成任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或赚到很多钱，而是更关注工作本身带来的乐趣和刺激。当被问及如何解决困难的科学问题时，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回答说：“通过一直思考这些问题。”怀尔斯对此也表示赞同：“我沉迷于这个问题……从早到晚，不停地思考它。”（Singh & Riber, 1997）

5.创造性环境 ，可以激发、支持和完善创造性的想法。怀尔斯在他人奠定的基础上，与以前的一个学生合作解题。一项针对2026位杰出的科学家和发明家的职业生涯的研究表明，最杰出的人或多或少都接受过同僚的指导和支持，同样也曾被同僚挑战过（Simonton, 1992）。利于创造的环境有助于创新、促进团队建设和沟通（Hülsheger et al., 2009）。这种环境还能将焦虑降到最低、利于沉思（Byron & Khazanchi, 2011）。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在修道院休养期间，解决了一个发明脊髓灰质炎疫苗过程中的难题。后来，在索尔克生物研究所修建时 ，索尔克设计了一个可以沉思的空间，目的是让科学家能在那里不受干扰地工作（Sternberg, 2006）。

对于想要激发创造力的人来说，该研究也提供了一些建议：

·发展专业技能。问问自己最关心什么，最喜欢什么。追随自己的热情，拓宽知识面，成为某方面的专家。

·留出孵化时间。仔细思考一个问题，然后将它搁置一旁，稍后再来解决。对于知识面足够深广的人来说，这是必要的心理构建模块，即一段时间不去注意某个问题（“考虑一晚上”），让大脑自动处理，形成联想（Zhong et al., 2008）。

·让思想自由遨游。创造力源于“分散的注意力”（Simonton, 2012a, b）。所以，远离那些吸引眼球的电视、社交网络和视频游戏吧，去慢跑、散步或冥想。宁静孕育自发性。剧作家兼音乐家林-曼努尔·米兰达（Lin-Manuel Miranda）曾说：“独处的时间是……创造力的源泉。”（Hainey, 2016）

·体验其他文化和思维方式。从不同的角度看待生活有时会激发创造力。留学生也会学习如何将新的文化规范与原本的文化规范相融合，这提升了创造力（Godart et al., 2015; Lu et al., 2018）。甚至，只是走出你所居住的街区，结交与自己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朋友，都能培养思维的灵活性（Kim et al., 2013; Ritter et al., 2012）。

关于本节中一些关键思想的总结，请参见表9.1。

其他物种是否与人类拥有同样的认知技能？

学习目标问题 9-8 关于其他物种的思维，我们知道多少？

其他物种也非常聪明（de Waal, 2016）。在1908年出版的《动物心理》（ The Animal Mind ）一书中，心理学先驱玛格丽特·弗洛伊·沃什伯恩（Margaret Floy Washburn）认为，动物的意识和智力可以从它们的行为中推断出来。2012年，剑桥大学的神经科学家补充说，动物的意识也可以从它们的大脑中推断出来，“非人类动物，包括所有哺乳动物和鸟类”，拥有“产生意识的神经网络”（Low, 2012）。请思考这个问题：动物的大脑能做什么呢？

使用概念和数字

通过食物奖励刺激，黑熊已经学会通过触摸屏幕将图片分为动物类和非动物类或概念类（Vonk et al., 2012）。猿类（包括黑猩猩和大猩猩）也形成了诸如猫狗这样的概念。在猴子学会这些概念后，它们大脑中的某些额叶神经元会对新的“像猫”的图像做出反应，而某些其他神经元则会对新的“像狗”的图像做出反应（Freedman et al.，2001）。甚至连鸟的大脑（如鸽子），也能将物体（汽车、猫、椅子、花的图片）分类。如果向鸽子展示一张它从未见过的椅子的图片，鸽子肯定会去啄代表椅子的按键（Wasserman, 1995）。

展现顿悟能力

心理学家沃尔夫冈·柯勒（Wolfgang Köhler, 1925）指出，人类不是唯一展现出顿悟能力的生物。柯勒在对一只名叫苏丹的笼养黑猩猩进行实验时，将一块水果和一根长棍放在笼子外苏丹够不到的地方。柯勒在笼子里放了一根短棍。苏丹抓住短棍，试图用它去够到水果。几次尝试失败后，苏丹放下了短棍，停了下来，似乎是在观察周围的情况。突然间，似是顿悟了一般，苏丹一跃而起，再次抓起了短棍。这一次，苏丹用短棍来拉那根长棍，然后用长棍成功够到水果。猿类甚至表现出了预见性，它们会提前储存好第二天取食物时将会用到的工具（Mulcahy & Call, 2006）。猿类还会预测人类会在某地寻找某物，这体现出猿类还具有阅读他人心思的能力，它们会预测人类会在哪里寻找东西，即使那个东西已经不在那里（Krupenye et al., 2016）。鸟类也表现出了这种顿悟能力。2009年，克里斯托弗·伯德（Christopher Bird）和内森·埃默里（Nathan Emery）曾做过一个实验，将伊索寓言变为现实。寓言中，口渴的乌鸦无法喝到水罐里的水。实验中乌鸦的解决方案与寓言中完全相同。乌鸦还会用铁丝或树枝来获取食物（例如在腐烂的原木中捕获昆虫）（Jelbert et al., 2018; Rutz et al., 2016）。同样，乌鸦也善于创造性地使用工具，并且能提前数小时为还未发生的事情做打算（Kabadayi & Osvath, 2017）。

传播文化

与人类相同，其他物种也会创造文化，并将文化模式传授给他们的同伴和后代（Boech-Achermann & Boesch, 1993）。海豚形成联盟，合作狩猎，并互相学习工具的使用（Bearzi & Stanford, 2010）。在澳大利亚西部，一些海豚深海探寻鱼类时，学会了用海绵动物来保护鼻子，并把这种方法教给了自己的后代（Krützen et al., 2005）。

生活在森林里的黑猩猩选择不同的工具来实现不同的目的，用粗壮的木棍打洞，用轻便灵巧的棍子捕白蚁，或者用尖头棍子烤棉花糖（这是个玩笑，黑猩猩当然不烤棉花糖，但它们会使用如此精密的工具确实令人惊讶）（Sanz et al., 2004）。研究人员发现，至少有39种地方性习俗与黑猩猩使用工具、梳理毛发和求偶交配有关（Claidière & Whiten, 2012; Whiten & Boesch, 2001）。一群黑猩猩可能会直接舔食棍子上的白蚁，而另一群黑猩猩可能会将白蚁捉下来，一只一只地吃；一群黑猩猩可能用石锤砸碎坚果，而另一群则可能用木槌。一只黑猩猩发现了用树苔从水坑里吸水的喝水方式，6天内，其他7只观察能力强的黑猩猩便开始做同样的事情（Hobaiter et al., 2014）。这些传播行为，以及不同的交流方式和狩猎风格，体现了黑猩猩版本的文化多样性。

其他认知技能

猿类、海豚、喜鹊和大象能在镜子中认出自己，展示出了它们的自我意识（Morrison & Reiss, 2018）。大象还表现出学习、记忆、辨别气味、移情、合作、教导和自发使用工具的能力（Byrne et al., 2009）。黑猩猩表现出利他主义、合作和群体攻击性。和人类一样，黑猩猩可能会故意杀死邻居以获得土地，也会对死去的亲人感到悲伤（Anderson et al., 2010; Biro et al., 2010; Mitani et al., 2010）。

对其他物种能力的思考让我们回到了最初的问题：人类是否配得上“智人”的称号？让我们暂停一下，给人类的各方面打一个期中测评成绩：在决策和风险评估方面，人类聪明但容易出错，可能会得到B-；在解决问题方面，人类有创造力，但容易受到证实偏差和思维固着的影响，也许能得到B+；在认知效率和创造力方面，人类有迅速敏捷的启发式和发散思维（尽管有时会出错），无疑能得到A。 gqQO09KhkSSDXL6aFcSaSWL8hfwUX2AGBLvITS4qj/7jSx3QGhGHKADOcKHK4e6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