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忘、记忆建构和改善记忆

遗忘

学习目标问题 8-15 我们为什么会遗忘？

在所有对记忆的喝彩声中，所有为理解记忆而付出的努力中，以及所有关于改善记忆的书籍中，是否存在赞美遗忘的声音呢？威廉·詹姆斯就是这样的声音：“大部分情况下，我们记住了一切和一切都没记住一样糟糕。”心理学家罗伯特·比约克（Robert Bjork）和伊丽莎白·比约克（Elizabeth Bjork）也对此表示认同，他们将遗忘称为“学习的朋友”。显然，丢弃那些杂乱无章的无用信息，如昨天停车的位置、旧电话号码、餐厅已经上过的菜，是一件好事（Nørby, 2015）。

20世纪20年代，其他记者正潦草地做笔记时，俄国记者、记忆奇才所罗门·谢尔舍夫斯基（Solomon Shereshevsky）只靠听力就能完成采访。尽管所罗门的记忆力并不完美，他却可以当众表演记住大量无意义的信息，如用他不懂的语言写下但丁《地狱》中的诗篇（Johnson, 2017）。但是，垃圾记忆已经主导了所罗门的意识（Luria, 1968），他很难进行抽象思维，如概括、组织、评估。他可以把读完的故事背诵出来，却很难总结出故事的内容要点。

吉尔·普莱斯（Jill Price）对自己的各种生活事件有着准确度惊人的记忆，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一个研究小组从她14岁开始对她进行了仔细研究。她说，她的超级记忆，又称超级自传体记忆，已经严重干扰了她的生活，其中每一段记忆都会让她想起另一段记忆（McGaugh & LePort, 2014; Parker et al., 2006），“就像一场不断上演，永不落幕的电影，不间断，不可控，令人身心俱疲”。尽管这样的记忆并不完美，但像普莱斯这样的人的大脑塞满了信息，而信息一旦进入记忆存储，就永远不会消失（Frithsen et al.，2019; Patihis, 2016）。这样的人类个体十分罕见，在世界范围内也仅发现了60个，研究人员已经确定他们大脑的记忆中心区域范围更大，也更加活跃（Dutton, 2018; Mazzoniet al., 2019; Santangelo et al., 2018）。良好的记忆力是有益的，遗忘的能力也同样如此。如果有一天，增强记忆的药物出现了，那它的药效最好不要太强。

然而，更多时候，难以预测的记忆会使我们灰心丧气、深感挫败。记忆古怪极了。我自己的记忆很容易让我想起与爱人美妙的初吻这样的情节，或是伦敦到底特律的航空里程数这样的琐碎事实。然而，在我发现自己没能编码、存储或提取一个学生的名字，或想不起钥匙放在哪里时，记忆却又抛弃了我。我们给出这样一个句子，“这条鱼攻击了游泳者”，稍后再对你提问，看看你如何记住这个句子。

加工信息时，大脑会过滤、改变或丢失大部分信息（图8.12）。

遗忘和双通道意识

对一些人而言，记忆丧失极为严重，是永久性的。亨利·莫莱森（Henry Molaison，或H.M.）就是一个例子。为了治疗他的重度癫痫，外科医生切除了他的大部分海马体，导致“剩余的海马体与大脑其他部分严重脱节”（Annese et al., 2014）。在之后的55年里，莫莱森患了 顺行性遗忘 （anterograde amnesia），可以记住自己的过去，却不能形成新的有意识记忆［那些无法回忆自己的过去——储存在长时记忆中的旧信息——的人，则患了 逆行性遗忘 （retrograde amnesia）］。尽管莫莱森还和术前一样，十分聪明，每天都做填字游戏。然而，神经科学家苏珊娜·科金（Suzanne Corkin, 2005, 2013）报告称：“1962年我就认识H.M.了，他却还不知道我是谁。”信息可以在他脑海中存留大约半分钟时间，足以进行对话。然而一旦分心，他就会忘记刚刚说过的话或刚刚发生过的事。由于失去了将新信息转化为长时记忆的神经组织，莫莱森永远记不起现任美国总统的名字（Ogden, 2012）。

神经学家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 1985, p. 26–27）则提到了另一个病人吉米（Jimmie）。由于脑损伤，吉米患上了顺行性遗忘，没有了新的有意识记忆。因此，他对1945年受伤后流逝的时间毫无感觉。

当吉米说自己19岁时，萨克斯在他面前摆放了一面镜子：“照照镜子，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镜子里的人像是19岁吗？”

吉米脸色苍白，紧紧地抓着椅子，咒骂着，随后变得仓皇失措：“到底怎么回事？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我这是在做噩梦吗？我疯了吗？这是个玩笑吗？”直到他的注意力转移到一些打棒球的孩子身上时，他停止了恐慌，可怕的镜子也随即被抛之脑后。

萨克斯给吉米看了一张《国家地理》杂志上的照片。萨克斯问：“这是什么？”

吉米回答：“这是月亮。”

“不，不是，”萨克斯说，“这是一张从月球上拍摄的地球照片。”

“博士，你在开玩笑吧！总得有人拿着相机上去吧！”

“那是自然。”

“该死！你在开玩笑吧，你到底怎么做到的？”惊奇的吉米仿佛一个20世纪40年代的聪明小伙子，惊讶地发现自己穿越到了未来。

通过对这些独特的人进行精细测试，人们发现了更奇怪的事情。虽然无法回忆起新的事实或最近做过的事情，但莫莱森、吉米和其他有类似疾病的人可以学习非言语类的任务。研究人员向他们展示图片中难以找到的人物（如《沃尔多在哪里》系列），他们能够迅速再次找出这些人物来。尽管无法说出卫生间在哪里，他们却能够找到去卫生间的路。他们能够学习阅读镜像文字或拼图，甚至学会复杂的程序性工作技能（Schacter, 1992, 1996; Xu & Corkin, 2001）。他们可以形成经典条件反射。然而，在做所有这些事情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曾经学习过。莫莱森展示了自己的非陈述性记忆——熟练的镜像追踪，然后说：“嗯，真奇怪，我以为那会很困难，但看起来我已经能做得很好了。”（Shapin, 2013）

莫莱森和吉米失去了形成新的外显记忆的能力，但他们大脑的自动加工能力仍然完整。如同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一样，他们失去了对新的人和事形成外显记忆的能力，但还可以形成新的内隐记忆（Lustig & Buckner, 2004）。这些病人可以学会如何做某件事，但他们不会有学习新技能的有意识记忆。这些悲惨案例的研究证实，我们有两个不同的记忆系统，分别由大脑的不同部分控制。

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遗忘的过程是悄然进行的。接下来，让我们思考一下遗忘的原因吧。

编码失败

我们感知到的许多事物，从未得到我们的注意，没有编码，我们永远不会记得这些信息（图8.13）。英国小说家、评论家C. S. 路易斯（C.S.Lewis, 1967, p. 107）描述了我们从未编码过的事物的巨大数量：

（我们）每秒钟都被各种感觉、情绪、想法所轰炸……其中百分之九十的东西（我们）必须简单地忽略掉。过去（是）一个由数十亿个这样的时刻组成的疯狂奔流的大瀑布：其中任何一个时刻都过于复杂，无法完全掌握，而其总体则超出了人的想象……时钟的每一次嘀嗒声中，世界的任何一个有人居住的地方，都有一段丰富多样到无法想象的“历史”从这个世界坠落，直至完全被遗忘。

年龄会影响编码的效率。编码新信息时，年轻人的脑区会立即行动起来，而老年人的脑区则反应较慢。老年人编码速度较慢的现象也有助于解释与年龄有关的记忆衰退（Grady et al., 1995）。（更多关于衰老对记忆的影响见第5章。）

但是，无论多么年轻，我们都会有选择地注意到那些不断轰炸我们的万千景象和声音中的极少数。比如，你肯定已经无数次看见过苹果公司的标志，但你能把它画出来吗？在一项研究中，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85名学生（包括52名苹果用户）中只有1人能够准确地画出来（Blake et al., 2015）。大多数人也很难回忆起其他熟悉事物的细节，如他们国家的硬币（Nickerson & Adams, 1979; Richardson, 1993）。没有编码的努力，许多潜在记忆永远不会形成。

存储消退

有时候，我们也会忘记已经编码的信息。为了研究已存储记忆的保持时间，赫尔曼·艾宾浩斯学习了无意义音节表，如YOX和JIH，并测量了自己在20分钟到30天后重新学习每个音节表时的记忆保持量，其研究成果便是著名的遗忘曲线：遗忘的过程最初极为迅速，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趋于平缓（图8.14）（Wixted & Ebbesen，1991）。另一项研究也发现，学生在学校学习的西班牙语词汇也存在类似的遗忘曲线（Bahrick, 1984）。相较于那些刚刚结束高中或大学西班牙语课程的人，离开学校3年的人已经忘记了所学的大部分内容（图8.15）。然而，人们这时记得的东西，在25年后甚至更久以后，基本上还能记得起来。他们的遗忘过程已经趋于平缓。

一种解释认为，这些遗忘曲线是生理记忆痕迹的逐渐消退。认知神经科学家正在不断接近揭晓记忆的生理存储之谜，也在不断增加我们对记忆存储如何消退的理解。就如同那些在图书馆里找不到的书一样，记忆也可能因为很多原因而无法获取。一些记忆从未形成（没有被编码），一些记忆则丢失了（储存的记忆会衰退），还有一些则是因为我们无法提取到它们。

提取失败

通常情况下，遗忘不是记忆消退，而是记忆未被提取到。我们会把重要的信息或复述过的信息储存在长时记忆中，但有时候，重要的事件会不服从我们的提取指令（图8.16）。

一个名字在我们的舌尖却怎么也想不起来的情形多么令人沮丧。如果存在提取线索，如以M开头，我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提取到难以捉摸的记忆。正是提取的问题导致了老年人偶尔会记忆失败，他们也更常因为舌尖上的遗忘而沮丧不已（Abrams, 2008;Salthouse & Mandell, 2013）。

你是否还能回忆起我们让你记住的那个关于游泳者被攻击的句子的主旨？如果不能的话，“鲨鱼”这一词语是否可以作为提取线索呢？实验表明，相较于句子中实际出现的单词“鱼”，鲨鱼一词（可能是你想象出来的）更容易提取到大脑储存的图像（Anderson et al., 1976）。原话是：这条鱼攻击了游泳者。

提取问题有时是干扰造成的，有时甚至是动机性遗忘造成的。

干扰 随着收集的信息越来越多，尽管你的心理阁楼永远不会被塞满，但里面会变得更加杂乱无章。大脑会使用新密码与旧密码竞争，削弱你对旧密码的记忆，尝试让一切都井井有条（Wimber et al., 2015）。但有时杂乱无章的记忆会取得胜利，新的学习会和旧的学习发生冲突。先前的学习扰乱了对新信息的回忆时， 前摄干扰 （proactive interference）就出现了。假如你新买了一个密码锁，之前背得烂熟的旧密码就可能会干扰你对新密码的检索。

当新的学习扰乱了对旧信息的回忆时， 倒摄干扰 （retroactive interference）就出现了。如果有人用一首老歌的曲调来唱新的歌词，你可能就会想不起原来的歌词。这就像往池塘里扔下第二块石头，就会扰乱第一块石头所荡起的波纹。

入睡前一小时出现的信息受到的倒摄干扰较少，因为此时干扰事件发生的概率最小（Mercer, 2015）。在一个经典实验中，两个实验参与者日复一日地学习一些无意义的音节（Jenkins & Dallenbach, 1924），然后尝试在一夜睡眠后或保持清醒后回忆这些内容。如图8.17所示，保持清醒并参与其他活动后，遗忘发生得更快。研究人员推测，“与其说遗忘是旧印象和关联的衰退，不如说遗忘是新事物对旧事物的干扰、抑制或抹杀。”

睡前一小时是将信息刻入记忆的大好时机（Scullin & McDaniel, 2010），只是很少有人能记住睡前几秒钟出现的信息（Wyatt & Bootzin, 1994）。你也别指望在睡眠过程中学习，虽然睡眠时耳朵确实能够听到房间里大声播放的信息，大脑中却几乎不会有任何记忆（Wood et al., 1992）。

旧的学习和新的学习并不总是竞争关系。2016年巴西奥运会时，西班牙语的记忆就帮助我学习了一些葡萄牙语。这种现象称为正迁移。

动机性遗忘 记住过去的本质往往是修正过去。几年前，我家厨房里的超大饼干罐里面，常常塞满了刚出炉的巧克力豆饼干，料理台的架子上也放了许多要晾凉的饼干。一天过后，罐子里、架子上却连一点儿饼干渣都没有了。那段时间里，家里就只有我、妻子和三个孩子，会是谁拿了呢？因此，趁着记忆犹新，我做了一个小小的记忆测试。安迪承认自己狼吞虎咽了20块，彼得认为自己吃了15块，当时6岁的劳拉猜测自己吃了15块饼干，妻子卡罗尔回忆说吃了6块，而我记得自己吃了15块，还带了18块到办公室。我们羞愧地承认吃掉了总计89块饼干。不过，我们仍然离真相甚远，因为饼干一共有160块。

为什么我们的记忆会失效呢？部分原因在于，记忆是一个“不可靠的历史学家，它只为个人利益服务”（Tavris & Aronson, 2007）。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向部分参与者解释了经常刷牙的好处，随后，这些参与者就会（比其他人）更多地回忆起前两个星期里自己经常刷牙（Ross et al., 1981）。

那么，为什么我和家人对饼干数量的估计会有如此大的偏差呢？是记忆编码的问题，还是记忆储存的问题呢？是我们没有注意到底吃了多少吗？还是我们对饼干的记忆，就像艾宾浩斯对无意义音节的记忆一样，和饼干一样快速地消失了呢？或者说信息仍然完好无损，但无法提取，因为回忆起来会很难堪？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认为，我们的记忆系统对这些信息进行了自我审查。他提出，我们会 压抑 （repress）令人痛苦或难以接受的记忆，以保护自我概念，并尽量减轻焦虑。但他认为，受到压抑的记忆仍然存在，并且可以通过后续线索或在治疗过程中被提取出来。压抑是弗洛伊德人格精神分析理论的核心，如今依然是心理学一个流行的观念。事实上，挪威的一项研究发现，受过教育的人比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更倾向于相信受压抑的记忆的存在（Magnussen et al., 2006）。美国的一项研究也发现，81%的大学生和60%~90%的心理治疗师相信“创伤性记忆往往会受到压抑”（Otgaar et al., 2019; Patihis et al., 2014a, b）。然而，越来越多的记忆研究者认为，压抑即使存在，也是极为罕见的。想一想那些人们后来又想起的词语。比如，经历过性侵的人能够忘记一些中性词，如盐、植物，但难以忘记与创伤有关的词，如性交、侵犯（Blix & Brennen, 2011）。创伤会释放应激激素，使经历创伤者关注并记住威胁（Quaedfieg & Schwabe, 2017）。因此，人们常会对创伤经历形成侵入性的持续记忆，尽管这是他们最想遗忘的（Marks et al., 2018）。

记忆建构错误

学习目标问题 8-16 错误信息、想象和来源性遗忘如何影响记忆建构？我们如何判断记忆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

近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人类的记忆就像一台摄像机，准确记录我们看到和听到的事件，以便日后进行回顾和检查”（Simons & Chabris, 2011）。实际上，记忆并非如此精确，如同科学家根据恐龙残骸推断出它的外形一样，我们会根据储存的信息加上后来的想象、期待，以及所见所闻来推断自己的过去。记忆处于不断建构之中：我们不仅提取记忆，还会重新编织记忆。

记忆就像维基百科，可以不断进行修改。在“重演”一段记忆时，我们常会用一个稍加修改的版本来取代原来的记忆，就如同电话游戏中，信息在人与人之间私下传递时，会逐渐发生改变（Hardt et al., 2010）。记忆研究人员将这一现象称为 再巩固 （reconsolidation）（Elsey et al., 2018）。因此，约瑟夫·勒杜（Joseph LeDoux, 2009）说，某种意义而言，“你的记忆只是上一次的回忆。使用的次数越少，记忆就越完好无损”。这也意味着，某种程度上，“所有的记忆都是假的”（Bernstein & Loftus, 2009b）。

尽管知道这些，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我还是错信了自己的记忆，当时记忆研究者伊丽莎白·洛夫特斯（Elizabeth Loftus, 2012）曾在会上发言。洛夫特斯向与会者展示了一些单独的面孔，让我们稍后进行辨认，就像列队指认犯罪嫌疑人一样。随后，她又向我们展示了一些成对的面孔，其中一张是我们之前见过的，一张是没有见过的，也要求我们识别出之前见过的那张。但是，有一对面孔由两张我们没见过的新面孔组成，其中一张面孔与我们之前见到的很像，所以我们大部分人都把这张面孔识别错了。演示的高潮部分在于，她向我们展示了最初看到的面孔和之前选错的面孔，而我们大多数人再一次选择了错误的面孔。由于记忆再巩固的原因，我们这些本应清楚这一点的心理学家，用错误的记忆取代了原来的记忆。

为了弄清楚促进或阻断记忆再巩固的方法，神经科学家正努力找出相关的脑区和神经化学物质（Bang et al., 2018），临床研究人员也一直在进行各种实验。他们要求参与者回忆一次创伤经历或消极经历，随后尝试用药物（如普萘洛尔）、短暂的无痛电休克或一些分散注意力的新奇图片来阻断该记忆的再巩固（Phelps & Hofmann, 2019;Scully et al., 2017; Treanor et al., 2017）。假如有一天，利用记忆再巩固来消除特定的创伤性记忆成为现实，你会想要抹去令自己感到困扰的记忆吗？遭到暴力袭击后，你会希望删除对袭击及其恐惧的记忆吗？

错误信息和想象的影响

在2万多人参与的200多个实验中，洛夫特斯向我们展示了犯罪或事故发生后目击者如何重建记忆。一项重要研究中，两组参与者先观看了一个交通事故的影像片段，然后就他们在影像片段中所见的场景回答问题（Loftus & Palmer, 1974）。问题是“当这些车辆相互猛撞时，车速有多快？”时回答者估计的速度，要比问题是“当这些车辆相互碰撞时，车速有多快？”时回答者所估计的速度高得多。过了一周以后，当询问参与者是否在影片中看到过玻璃破碎时，听到“猛撞”问题的参与者回答看到玻璃破碎的比例是另一组参与者的两倍以上（图8.20）。而事实上，该影像片段没有任何玻璃破碎的画面。

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后续实验中，实验参与者同样是在目睹一个事件后，在接收或不接收误导性信息的情况下，进行记忆测试。反复实验的结果证实了 错误信息效应 （misinformation effect）：尽管我们对记忆信心满满，但接触到微妙的误导信息时，我们就可能记错自己的所见所闻（Anglada-Tort et al., 2019; Loftus et al., 1992）。在整个研究中，约有一半的人受到错误信息效应的影响（Brewin & Andrews, 2017; Scoboria et al., 2017）。人们将让行标志记成了停车标志，锤子记成了螺丝刀，可乐罐记成了花生罐，早餐麦片记成了鸡蛋，面目清秀的小伙记成了胡子拉碴的大汉。但是，陷入错误信息效应并不意味着你的记忆糟糕得一塌糊涂，其他各项记忆指标表现良好的人同样会受到错误信息效应的影响（Nichols & Loftus, 2019; Patihis et al., 2018）。人类的大脑似乎天生就内置了图片编辑软件。

错误信息效应极为强大，甚至可以影响人之后的态度和行为（Bernstein & Loftus, 2009a）。一个实验曾误导性地暗示一些荷兰大学生，称他们小时候吃了变质的鸡蛋沙拉后生过一场大病（Geraerts et al., 2008）。接收到这一暗示后，这些大学生立马就不爱吃鸡蛋沙拉三明治了，四个月后仍然如此。

更有甚者，反复想象不存在的行为和事件也会产生错误的记忆。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经过暗示性的访谈后，甚至会生动地回忆起他们不曾犯下的谋杀或其他罪行（Aviv, 2017; Shaw, 2018;Wade et al., 2002）。

错误信息效应和想象效应之所以发生，一部分原因在于，想象某个事物和对其实际感知激活的是相似的脑区（Gonsalves et al.，2004）。想象的事件后来也会渐渐变得熟悉，熟悉的事件则会显得更真实。我们对事物的想象越生动，这些事物就越有可能成为记忆（Loftus, 2001; Porter et al., 2000）。同样，说谎也可以改变人们对真相的记忆（Otgaar & Baker, 2018），假作真时真亦假。

在实验中，研究人员更改了家庭相册，展示了一些家庭成员乘坐热气球的照片。观看了这些照片（而不是仅仅呈现热气球的照片）后，儿童报告了许多关于乘坐热气球的虚假记忆，并表示对这些记忆十分自信。几天后再次受访时，他们报告了关于虚假记忆的更丰富的细节，表现出想象膨胀（Strange et al., 2008; Wade et al., 2002）。一项调查中，有39%的人回忆起了不太可能拥有的2岁及以前的最初记忆（Akhtar et al., 2018）。而在英国和加拿大的一些大学调查中，有近四分之一的学生报告了一些个人记忆，之后发现这些记忆是不准确的（Foley, 2015; Mazzoni et al., 2010）。要记住的一点：不要相信自己所记得的一切。

来源遗忘

记忆最脆弱的部分是哪里？答案是记忆的来源。我们可能会记得在社交媒体上了解到的一些情况，但不确定其真实性；我们也可能会梦到一个事件，但醒来后不确定它是否真实发生过；我们还可能会告诉朋友一些八卦，后来才知道我们正是从朋友这里得到的消息。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让·皮亚杰成年后才吃惊地发现，他童年时的一段生动详细的记忆——保姆将他从绑架者手中解救出来——完全是虚构的。他显然是在反复听到这个故事的基础上建构了这段记忆，因为他的保姆后来经历了宗教信仰的改变，承认这个故事从未发生过。皮亚杰将他的“记忆”归结为自己的经历，而非保姆的故事，表现出了 来源遗忘 （source amnesia）（又称来源归因错误）。许多错误记忆的核心都是来源遗忘。一些作家、作曲家和喜剧演员有时也会受到这种影响，他们会以为某一灵感来自自己的创造性想象，但实际上是无意中剽窃了之前读到或听到的东西。

甚至学龄前儿童也会出现来源遗忘。一项研究中，“科学先生”让学龄前儿童参与了诸如用小苏打和醋吹气球的活动（Poole & Lindsay, 1995, 2001）。三个月后，这些孩子的父母连续三天为他们讲一个故事，故事描述了孩子与科学先生一起做过的事情，以及一些他们没有一起做过的事情。在被问及只出现在故事中的某项活动时，如“科学先生有一个带绳索、可以拉动的机器吗？”，10个孩子中就有4个会自发地回忆起参与过该活动。

来源遗忘也有助于解释“ 既视感 ”（déjà vu，法语，意为“似曾相识”）。有三分之二的人都经历过这种转瞬即逝的诡异感：“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似曾相识的关键是我们对某一刺激的熟悉感，以及对之前在哪里遇到过这一刺激的不确定性（Cleary & Claxton, 2018; Urquhart et al., 2018）。通常情况下，在有意识地记住细节（这得益于海马体和额叶加工）之前，我们会经历一种熟悉的感觉（这得益于颞叶加工）。而这些功能（和脑区）不同步时，我们就会体验到一种熟悉感，而非有意识的回忆。我们神奇的大脑会尝试理解这种不可能的情况，于是就令我们产生正在重温之前生活的某一刻的怪异感。来源遗忘会促使我们尽力去理解这样的古怪时刻。

辨别真实记忆和虚假记忆

由于记忆既是重建，也是再现的过程，我们无法根据感觉的真实性来判断记忆是否真实。如同幻觉可能感觉起来就像是真实的知觉一样，不真实的记忆感觉上也像是真实的记忆。因为错误信息效应和来源遗忘发生在意识之外，所以我们很难将虚假记忆和真实记忆区分开（Schooler et al., 1986）。你可能会想起向朋友描述童年经历时，曾用合理的猜测来填补记忆的空白。实际上，我们所有人都会这样做。在多次复述的过程中，那些猜测的细节已经被吸收到记忆中，可能会真实得就像真的经历过一样（Roediger et al., 1993）。虚假记忆就像假钻石一样，看起来真实极了。

虚假记忆可能会长久存在，当它们与我们的信念一致时尤其如此。一个大型实验中，许多爱尔兰人就保留了与2018年爱尔兰堕胎政策公投相关的虚假新闻的错误记忆，当这些虚假新闻与他们的观点一致时，情况更是如此（Murphy et al., 2019）。

虚假记忆往往维持着虚假的关联。假如我们先大声朗读一列单词，如糖果、糖、蜂蜜和味道，随后在一张更大的单词表中再认先前的单词。若你和亨利·罗迪格（Henry Roediger）和凯瑟琳·麦克德莫特（Kathleen McDermott）所测试的人一样，那么在四次测试中你可能会犯三次错，错误地记住了一个之前未曾展示过的相似单词，如“甜”。这是因为我们更擅长记住大意，而非单词本身。

虚假记忆具有社会感染性。听到别人记错某一事件时，我们自己往往也会犯同样的错误（Roediger et al., 2001）。我们常会对自己最初是从哪里得知这一错误事件并存储他人的虚假记忆感到困惑——这件事情是我本来就知道的，还是从别人那里得知的呢？你的网友可能会误将某个害羞的同学记成一个举止粗鲁的人，导致你也阴差阳错地对这个同学产生负面的记忆。虚假的网络故事如何传播并成为虚假记忆就显而易见了。

记忆建构错误也解释了一些人因不曾犯下的罪行入狱的原因。在入狱后被DNA测试证明无罪的365人中，有69%都是因为目击者错误指认而被定罪的（Innocence Project, 2019; Smalarz & Wells, 2015）。这也解释了“经催眠恢复的”关于犯罪的记忆容易出错的原因，其中一些错误可能是催眠师的引导性问题（如“你听到嘈杂的声音了吗？”）导致的。在许多“后来恢复的”童年虐待记忆中，记忆建构错误似乎也会起作用。（见“批判性思考：童年遭受性虐待的记忆能够被压抑，然后再恢复吗？”。）

记忆建构错误解释了为什么相爱的情侣会高估对彼此的第一印象，即一见钟情，也解释了为什么分手的情侣会低估分手前的爱恋，认为双方从来没有真正相爱过（McFarland & Ross, 1987）。爱一个人时，我们的记忆会消除负面成分，突显正面成分（Cortes et al., 2018）。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人们被问及十年前对大麻或性别问题的看法时，他们回忆起的态度更接近他们现在的观点，而不是他们在十年前实际报告的观点（Markus, 1986）。在一个实验中，选择了撰写文章支持学费提高政策的学生就建构了错误的记忆，以为自己以前就是支持该政策的，然而实际上他们最初是反对该政策的（Rodriguez & Strange, 2015）。人们对体罚的态度也是如此，当前的观点会让人们记错以前的观点（Wolfe & Williams, 2018）。人们在回忆时，常会令一直以来的感受与现在的感受一致（Mazzoni & Vannucci, 2007）。正如乔治·范伦特（George Vaillant, 1977）在长期跟踪研究成年人的生活后指出的：“毛毛虫变成蝴蝶后，坚称自己年幼时也是小蝴蝶，这简直太常见了。成长让我们都成了骗子。”

儿童的目击记忆

学习目标问题 8-18 儿童的目击描述有多可靠？

记忆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错误的。那么，在儿童性侵案的审理过程中，唯一的证据就是受害儿童的记忆时，陪审员该如何裁决？斯蒂芬·塞西（Stephen Ceci，1993）说：“要是对虐待儿童的严重性视而不见，那可真是太可怕了。”然而，透过塞西和玛吉·布鲁克（Maggie Bruck, 1993, 1995）对儿童记忆的研究，人们意识到了塑造儿童的记忆有多么容易。例如，要求3岁儿童在一个符合人体解剖学标准的玩偶上指出儿科医生触摸过的身体部位时，那些没有接受过生殖器检查的儿童中有55%的人都指了生殖器或肛门部位。

研究人员还研究了暗示性访谈技术的效果（Bruck & Ceci, 1999, 2004）。在一个实验中，孩子从一副包括了可能发生的各种事件的卡牌中选择一张，随后由一个成年人为他们读出这张卡牌的内容。比如，“认真想一想，再告诉我这事儿在你身上发生过吗？你还记得有一次手指被老鼠夹夹了，去医院看医生吗？”。在这样的访谈中，同一个成年人会反复要求儿童思考几个真实的和虚构的事件。10周后，另一个成年人问了孩子同样的问题，得到了惊人的结果：有58%的学龄前儿童就一个或多个他们从未经历过的事件编造了（生动的）虚假故事（Ceci et al., 1994）。以下就是一个例子：

我哥哥科林想要我的玩偶，我不想给他，于是他把我推倒在柴堆里，里边就有个捕鼠器，我的手指就这样被夹在里面了。然后我们去了医院，因为那里很远，是我妈妈、爸爸和科林开着我们家的面包车把我送过去的。然后医生就给我这根手指缠了绷带。

鉴于这些故事细节满满，专门负责儿童访谈的专业心理学家都无法可靠地区分真实记忆与虚假记忆。孩子自己也做不到。尽管上述故事里的主人公的父母曾多次提醒他，捕鼠器事件从未发生过，是他凭空想象的，他仍抗议道：“但这事确实发生过，我记得！”不幸的是，这类记忆错误早已比比皆是。在一项超过20 000名参与者的目击数据分析中，儿童经常将无辜的嫌疑人指认为有罪的（Fitzgerald & Price, 2015）。塞西说：“这些研究使我十分担心虚假指控的可能性。如果数据更偏向于某一方，保持中立并不能体现个人的科学操守。”

然而，如果访谈者受过精心训练，那么成人和儿童都能够成为准确的目击者（Wixted et al., 2018）。访谈者用儿童能够理解的中性词汇询问儿童的经历时，儿童常会准确地回忆起发生了什么或谁干了什么（Brewin & Andrews, 2017; Goodman, 2006）。当访谈者使用暗示性更少且更有效的技巧时，即使四五岁的儿童也能更准确地进行回忆（Holliday & Albon, 2004; Pipe et al., 2004）。如果孩子在访谈之前没有与相关的成年人交谈过，信息吐露是在与中立者的访谈中发生，并且中立者的提问不具有引导性时，他们的回忆就特别准确。

改善记忆

学习目标问题 8-19 如何利用记忆研究的成果来学好本门课程和其他课程？

生物学的研究结果能够促进医学发展，植物学的研究结果能够促进农业发展。同理，记忆研究人员的发现也能让教育受益，改善学生在课堂和考试中的表现。为了便于参考，这里总结了一些基于研究的建议和策略，可以帮助你在需要时记住信息。本书中所使用的SQ3R学习技巧：纵览（Survey）、提问（Question）、阅读（Read）、复述（Retrieve）、复习（Review），就包含了其中一些策略。

复述 为了掌握学习材料，请牢记间隔效应，采用分布式（间隔式）练习。在学习某一概念时，给自己许多分散的学习时间。充分利用生活中的各种小空隙，如坐公交车时、在校园中行走时、准备上课前的几分钟。新形成的记忆十分脆弱，只有不断进行练习，新记忆才会得到强化。因此，专家建议，在停止学习之前，要对需记忆的事项进行三次提取（Miyatsu et al., 2018）。阅读复杂材料时，如果很少复述，那么记忆效果会十分有限，复述和批判性反思可以更有效地增强记忆。正如测试效应所显示的，主动学习是有回报的。在心里念、手写或打字的效果要比默默阅读好（MacLeod & Bodner, 2017）。这种效应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教学时，向自己解释时或大声复述信息时，学习效果最好（Bisra et al., 2018; Forrin & Macleod, 2018; Koh et al., 2018）。

主动解释或复述信息对学习的促进往往被人们忽视。一项实验中，研究人员将学生随机分配到只能被动听讲或学生主动学习的课堂上。在主动学习的课堂上，学生学到的东西更多，尽管他们觉得自己学得不多（Deslauriers et al., 2019）。因此，你可以组建一个学习小组，将课堂上的学习材料在小组里口头表述出来，以得到社会支持作为回报。即使只是手写课堂笔记，也能帮助你用自己的语言总结学习材料，记忆效果比在电脑上逐字逐句地打出讲义更好。因此，研究人员帕姆·穆勒（Pam Mueller）和丹尼尔·奥本海默（Daniel Oppenheimer）指出，在课堂上“笔比键盘更有力量”。

赋予材料意义 你可以通过尽可能多地形成关联信息来建立一个线索的网络。将这些概念应用于自己的生活，理解和组织信息，形成图像。最好是将概念实际画出来（Fernandes et al., 2018）。你也可以将学习材料与自己的见闻和经历结合起来，正如威廉·詹姆斯所说，“将每一个新事物都与已获取的事物交织起来”。只无意识地重复别人的话，而不真正下功夫去理解话的含意，是无法形成足够的提取线索的。这样的情况下，一旦某个考题所使用的措辞与你所记得的单词不同时，你的记忆就会卡壳了。

激活提取线索 牢记环境依赖性记忆和状态依赖性记忆的重要性，在心理上重现你当初学习时的环境和心情，让一个想法提示下一个想法，从而唤起你的记忆。

使用记忆术 编个故事，并将生动的形象融入概念中。也可以将信息分组或创造一个好用的记忆工具。你有没有学会用“Never Eat Slimy Worms”（不要吃黏糊的虫子）来顺时针记住“北（North）、东（East）、南（South）、西（West）”这四个方向呢？

使前摄干扰和倒摄干扰最小化 在睡觉前学习。不要为如西班牙语和法语容易相互干扰的课题安排过于接近的学习时间。

保持充足睡眠 在睡眠期间，大脑会进行信息重组和记忆巩固以长期储存记忆，而睡眠不足会干扰这一过程（Frenda et al., 2014; Lo et al., 2016）。并且，即使是清醒状态下的10分钟休息也能增强我们对所读内容的记忆效果（Dewar et al., 2012）。因此，努力学习一段时间后，你可以先坐一会儿或躺几分钟，休息一下再进入下一个主题的学习。

知识自测 这是一个复述的过程，也能帮助你找出还没掌握的内容。测试的效果是真实而强大的，不要因自己再认信息的能力而过度自信。你可以通过检索练习，在空白纸上列出章节提纲。先对每一章节末尾所列出的术语和概念进行定义，再回头查看书中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