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学、认知与学习

从流涎的狗、跑动的老鼠和啄击按键的鸽子身上，我们了解了许多关于学习基本过程的知识，但是条件反射原理并不足以呈现学习的全貌。今天的学习理论家认识到，学习是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文化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图7.12）。

条件反射的生物学制约因素

学习目标问题 7-14 生物学制约因素如何影响经典条件反射和操作性条件反射？

自查尔斯·达尔文以来，科学家认为所有动物的进化历程都是相同的，因此它们在天性和能力方面也有共同之处。比如，巴甫洛夫和华生认为，所有动物在学习方面的基本规律大致上是相似的。因此，无论研究鸽子还是研究人，都应该没有什么区别。此外，任何自然反应似乎都能被任何中性刺激条件化。

经典条件反射的生物学限制

1956年，研究学习的研究人员格雷戈里·金波（Gregory Kimble）宣称：“生物体能够进行的任何活动都可以被条件化，而且……这些反应可以被生物体能够感知到的任何刺激所条件化”。25年后，金波谦虚地承认，有“五百份”科研报告证明了自己的观点是错误的（Kimble, 1981）。动物的条件反射能力受到的生物学因素的制约，远远超出早期行为主义者的认识。比如，每个物种都有一种天性，使其准备好去学习有助于生存的联系，这一生物学倾向称为 准备性 （preparedness）。环境不是影响学习的唯一因素，生物学因素也很重要。

约翰·加西亚就是对所有联系都可以平等习得这一普遍观点提出疑问的人之一。在研究辐射对实验动物的影响时，加西亚和罗伯特·库林（Robert Koelling, 1966）注意到，老鼠开始避免饮用辐射室中塑料瓶里的水。经典条件反射会是其原因吗？老鼠会不会把塑料瓶里的水（条件刺激）与辐射（无条件刺激）引发的疾病（无条件反应）联系起来呢？

为了验证自己的预想，加西亚和库林给予老鼠特殊的味道、视觉或声音等条件刺激，随后使其接触会引起恶心、呕吐等无条件反应的辐射或药物（无条件刺激）。实验过后，他们有了两个惊人的发现。首先，尽管老鼠在尝试了新口味的食物后过了几个小时才感到不适，它还是会避免这种口味的食物。这一发现似乎违反了条件反射必须在条件刺激之后立即发生的概念。

第二，产生不适的老鼠对味道产生了厌恶感，但没有对看见的画面或听见的声音产生厌恶感。这与行为主义者的观点（即任何可感知的刺激都可以作为条件刺激）相矛盾，但这一发现也有适应性的意义。对老鼠来说，识别已污染的食物最简单方法是品尝它。如果品尝一种新食物后产生了不适，它们就会避开这种食物。这种反应叫作“味觉厌恶”，正是这种反应使得投放鼠药来消除“忌口”的老鼠群体变得极为困难。

人类在生理上似乎也具备学习一些特定联系的能力。如果你吃了受污染的牡蛎后四小时内产生了剧烈的不适，你可能会对牡蛎的味道产生厌恶感，而不会对见到的相关饭店、碟子、和你在一起的人或者在那里听到的音乐产生厌恶感。与此相反，通过视觉捕食的鸟类，似乎在生理上准备好了对所看见的有毒食物产生厌恶感（Nicolaus et al., 1983）。

加西亚关于味觉厌恶的早期发现受到了大量批评。正如德国哲学家阿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曾经说过的，重要的想法总会先遭到嘲笑，然后遭受攻击，最后才会理所当然地为人接受。一些主要期刊拒绝发表加西亚的论文，一些批评者则说，加西亚的发现是不可能的。但是，科学有时就是如此变化无常，加西亚和库林的味觉厌恶研究频繁地在其他实验中被复制，从构造简单的蜗牛到复杂的人类都适用（Aonuma et al., 2018）。条件化味觉厌恶实验现在已经成为教科书中的基础内容。

味觉厌恶研究也是一个极佳的实验案例，它从实验动物产生的不适开始，最终发展为其他许多动物的福祉。在一项条件化味觉厌恶的研究中，一些狼在引诱下吃掉了沾有药物的羊的尸体，这种药物会让它们感到恶心不适。此后，它们便对羊肉产生了厌恶感；后来研究者把两头狼和一只活羊关在了一起，这两头狼似乎对羊感到害怕（Gustavson et al., 1974, 1976）。这些研究不仅将羊从天敌口中拯救了出来，而且还让不吃羊的狼免遭牧场主和农民的怒火，以免它们被杀死。类似味觉厌恶的应用还有效地防止了狒狒劫掠非洲种植园，浣熊攻击家禽，以及渡鸦和乌鸦啄食鹤蛋等。这些案例中的捕食者和猎物都在生态圈中占据了重要的生态位，而味觉厌恶研究让它们都得到了恰当的保护（Dingfelder, 2010; Garcia & Gustavson, 1997）。

这一研究也为达尔文的理论提供了支撑，即自然选择更青睐有助于生存的特征。我们的祖先学会了避免会导致生病的食物和情况，这一能力使他们得以生存下来并繁衍生息（Bernal-Gamboa et al., 2018）。就像焦虑、疼痛和其他不好的感觉一样，恶心的感受也服务于一个良好的目的，它们就如同汽车的燃油报警灯，向身体发出威胁到来的预警信号（Davidson & Riley, 2015; Neese, 1991）。

人类的准备性是适应性的，它会将条件刺激与随后发生的、可预测的无条件刺激联系起来。原因往往就出现在结果之前。但正如我们在味觉厌恶研究中所见，将一个结果与之前发生的事件联系起来的倾向往往会欺骗我们。化疗结束一个多小时后癌症患者常常会恶心、呕吐，随着时间的推移，患者可能会对与诊疗室有关的景象、声音和气味产生典型的条件反射性厌恶或焦虑（Hall, 1997）（图7.13），甚至仅仅是回到化疗等候室或者看到护士，就会激起患者这些条件反射性的感受（Burish & Carey，1986;Davey, 1992）。正常情况下，这种对恶心刺激的反感是适应性的。

操作性条件反射的生物学限制

自然界也制约着各个物种的操作性条件反射能力。科幻作家罗伯特·海因莱因（Robert Heinlein，1907—1988）就曾说：“永远不要试图教一头猪唱歌——那会浪费你的时间，也会惹恼猪。”

我们很容易学会和保持那些能够反映我们生理和心理天性的行为（Iliescu et al.，2018）。因此，你可以使用食物作为强化物，轻而易举地条件化仓鼠的挖掘或后腿直立的行为，因为这些动作都属于仓鼠自然的觅食行为。但如果你用食物作为强化物，来塑造洗脸和仓鼠那些通常与食物或饥饿无关的其他行为，就没那么容易了（Shettleworth, 1973）。同样地，你也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教会鸽子扇动翅膀以免受到惊吓，啄击按键来获得食物，因为扇动翅膀逃跑和用喙进食本来就是鸽子的自然行为。然而，鸽子很难学会用啄击按键来避免受到惊吓，或用扇动翅膀来获取食物（Foree & LoLordo，1973），其原理就在于，生物学上的限制使生物体更倾向于学习能够适应自然的联系。

在动物训练师玛丽安·布雷兰（Marian Breland）和凯勒·布雷兰（Keller Breland）的早期工作中，他们认为操作性条件反射的原则对动物可能做出的几乎所有反应都有效。但在接下来的工作中，他们也了解了生物学方面的限制。在一次表演中，受到训练、可以捡起大块木制“美元”硬币并将其放入储蓄罐的猪渐渐开始回归它们自然的行为方式。它们扔下硬币，就像猪平时那样用鼻子去拱它，再把它捡起来，随即重复这一过程，这延迟了它们的食物强化物投放。当动物恢复它们的生物学预设模式时， 本能漂移 （instinctive drift）就发生了。

认知对条件反射的影响

学习目标问题 7-15 认知过程如何影响经典条件反射和操作性条件反射？

认知和经典条件反射

巴甫洛夫和华生在否定意识等“心理主义”概念时，不仅低估了准备性和本能漂移等生物学制约因素的重要性，也低估了认知过程，如思想、知觉和期望的影响。早期的行为主义者认为，老鼠和狗的学习行为可以简化为无意识的机制，因此没有必要考虑认知。但是罗伯特·雷斯科拉（Robert Rescorla）和艾伦·瓦格纳（Allan Wagner）证明，动物也可以学习预测某个事件。如果先在对老鼠电击前有提示音，随后在播放提示音时伴随着灯光，那么老鼠会对提示音产生恐惧反应，对灯光则不会。尽管灯光之后总是紧随着电击，但灯光没有增加任何新信息，提示音才是更好的预测因素。联系的可预测性越强，条件反应就越强，就好像动物学会了期望，即对无条件刺激发生的可能性的认识。

忽视认知的经典条件反射治疗往往效果有限。比如，接受酒精使用障碍治疗的人们可能会收到添加了致恶心药物的酒类饮品，他们会把酗酒与恶心不适联系起来吗？如果经典条件反射仅仅是一个给刺激联系“盖章”的问题，我们倒是可以希望如此，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然而，在一个人意识到恶心是由药物引起，而不是酗酒引起时，往往会导致酗酒和恶心不适之间的联系削弱，从而降低了疗效。因此，经典条件反射不仅仅是条件刺激与无条件刺激的联系，认知也会在其中起作用，尤其是对人类而言。

认知和操作性条件反射

B. F. 斯金纳也承认行为的生物学基础以及个体思考过程的存在。然而，还是有许多心理学家批评他不重视认知的重要性。

1990年，在因白血病去世的8天前，斯金纳曾在美国心理学会大会上进行了演讲。在这次最后的演讲中，他依然对相信认知过程（想法、知觉、期望）在心理科学中，甚至是我们对条件反射的理解中占有一席之地的观点持反对态度，尽管越来越多的人认同这一观点。他认为“认知科学”只是20世纪早期内省主义的回潮。对斯金纳来说，思想和情绪也是行为的一种，与其他行为遵循着同样的规律。

然而，认知过程的证据是不能忽视的。比如，在固定间隔强化程式中，随着反应产生强化物的时间越来越接近，动物的反应会变得越来越频繁。尽管严格的行为主义者会反对谈论“期望”，但动物的行为表现得就像它们期望重复做出反应就会很快产生奖励一样。

对迷宫中老鼠的研究也为认知过程的作用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探索迷宫的老鼠似乎在没有得到明显奖励的情况下，形成了一个 认知地图 （cognitive map），即对迷宫的一种心理表征。当实验者在迷宫中的目标箱里放置食物时，这些老鼠就会以跟之前经过食物强化训练的其他老鼠一样快的速度跑完迷宫到达目标箱。就像人们在一个新城市里观光一样，这些探索迷宫的老鼠在先前的观光中似乎就经历了 潜在学习 （latent learning）（Tolman & Honzik, 1930）。这种学习只有采取激励措施时才会明显表现出来。孩子也可能会在观察父母的过程中学习，但很晚以后才会根据需要将学习成果展示出来。

要记住的一点：学习不仅仅是将反应与后果联系起来，认知也会发生作用。在第9章中，我们将了解到更多有力证据，关于动物具有解决问题和使用语言的某些方面的认知能力。在第11章中，我们将学到，认知如何导致过度奖励从而降低了我们执行所期望行为的动力。

表7.5比较了生物学因素和认知因素对经典条件反射和操作性条件反射的影响。

观察学习

学习目标问题 7-16 什么是观察学习？

认知为 观察学习 （observational learning），即社会学习，提供了有力支持。在观察学习中，高等动物，尤其是人类，可以无需直接经验，仅通过观察和模仿他人来学习。一个小孩看到姐姐被烧热的火炉灼伤了手指，就学到了不能摸火炉。我们可以凭借观察和效仿他人来学习母语和其他各种特定行为，这一过程就叫作 模仿 （modeling）。

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是研究观察学习的先驱，我们可以描绘一下他的观察学习实验的场景：在一个房间里，一个学龄前儿童正在画画，一个大人在另一个地方搭建积木。在孩子的注视下，大人站起身来，对着房间里的一个大型充气波波玩偶拳打脚踢了近10分钟，还将其扔来扔去，同时大吼大叫着：“用拳头狠揍它的鼻子……打倒它，踢它。”（Bandura et al., 1961）

随后，实验人员把这个小孩领进了另一个房间，里面摆满了吸引人的玩具。实验人员又很快转过身，告诉小孩说她已经决定把这些好玩具“留给其他孩子”，于是实验人员又把这个开始垂头丧气的小孩领进了第三个房间，里面放了一些玩具，还包括一个波波玩偶。实验人员让小孩一个人在房间里待着，小孩会做些什么呢？

那些没有观看过示范行为的小孩，都没有模仿大人的举动，而那些观看过示范行为的小孩则通常会对玩偶大打出手（Bandura, 2017）。观察攻击性的情感爆发显然让小孩们的抑制力出现了下降，但还有其他因素也在发挥着作用，因为小孩会模仿他们所观察到的行为，并且使用他们所听到的语言。

班杜拉认为，这种“其他因素”是这样运作的：通过观察示范，我们经历了替代性强化或者替代性惩罚，学会了预测在与所观察到的情况类似的场景下，某种行为的后果。我们尤其容易向我们所认为的成功人士、德高望重者，或和我们自己相似的人学习。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结果显示，人们在观察他人赢得奖励时，大脑的奖励机制就会被激活，表现得就像是自己赢得了奖励一样，在被观察的人与他们相似的时候更是如此（Mobbs et al., 2009）。我们认同他人时，就会间接地体验到他们的成果。而我们在观察到他人安全地驾驭令人恐惧的情况时，甚至我们自已习得的恐惧也会消退（Golkar et al., 2013）。切斯特菲尔德勋爵（Lord Chesterfield，1694—1773）就曾有过这样的观点，“事实上，我们大部分的自我是通过模仿形成的”。

班杜拉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追求研究本身”的基础研究如何产生更宏大的目标。他反思道：“波波玩偶的研究为未曾预见的、25年后的全球化应用确立了原则。”他的研究所提出的见解不仅用于限制电视暴力，还为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电视和广播连续剧提供了社会模型，这些模型为减少非计划生育，防止感染艾滋病病毒，以及促进环境保护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大脑的镜像与模仿

学习目标问题 7-17 观察学习如何通过神经镜像实现？

1991年，意大利帕尔马的一个炎炎夏日，一只实验猴正等待研究人员吃完午饭回来。研究人员在其运动皮质旁负责计划和实施运动的前额叶脑区中植入了电极，并且设置了监测设备提醒研究人员关注猴子该脑区的活动。例如，猴子将花生放进嘴里时，该设备就会发出蜂鸣声。那天，一位研究人员手拿冰激凌甜筒回到实验室时，猴子就开始盯着他看。该研究人员举起甜筒准备舔一口时，监测设备发出了蜂鸣声，仿佛这只一动不动的猴子自己动起来了一样（Blakeslee, 2006; Iacoboni, 2008, 2009）。

研究人员在早些时候也曾听到过同样的蜂鸣声。在猴子看到人类或其他猴子将花生放到嘴边时，监测设备就会响起来。以贾科莫·里佐拉蒂（Giacomo Rizzolatti, 2002，2006）为首的研究团队大吃一惊，他们认为自己偶然发现了一种前所未知的神经元类型。他们提出，这种假定的 镜像神经元 （mirror neurons）为日常模仿和观察学习提供了神经基础。一只猴子看到其他猴子的举动时，它的神经元会反映其他猴子的行为。（关于镜像神经元重要性的辩论，已经被大众媒体夸大，详见Gallese et al., 2011; Hickok，2014。）

模仿行为在其他物种中也普遍存在。灵长类动物会观察和模仿各种使用新奇工具的行为，比如使用石锤敲碎坚果（Fragaszy et al., 2017），而这种模仿行为会在它们的本土文化中代代相传（Hopper et al., 2008; Whiten et al., 2007）。在一项对73 790条座头鲸的长达27年的观察分析中发现，1980年，一条鲸鱼第一次拍打水面将猎物驱赶到一起，在此后的几年里，这种“挑尾捕食”技术迅速传播到了其他鲸群中（Allen et al.，2013）。

猴子也是如此。艾丽卡·范德瓦尔（Erica van de Waal）和她的同事将某一种带颜色的玉米浸泡在口味恶心的溶液中，从而训练出几组更喜欢蓝色玉米或粉色玉米的黑长尾猴。4~6个月后，新一代猴子出生，成年猴子还是坚持自己习得的对某种颜色的玉米的偏好。在对成年猴子进行观察学习后，新生的27只幼年猴子中有26只都习得了这种偏好。此外，偏好蓝色玉米或粉色玉米的雄猴迁移到另一个族群中时，就会转换偏好并开始像这个新族群一样进食。猴子观察到什么，就会怎么做。

在人类中，模仿也普遍存在。我们的各种口头禅、时尚、仪式、食物、传统习俗、道德风尚都是通过一个人模仿另一个人进行传播的。我们的儿童是天生的模仿好手（Marshall & Meltzoff, 2014）。8~16个月大的婴儿已经开始模仿各种新奇手势（Jones, 2007, 2017）；12个月大时，他们会跟着看向大人所看的地方（Meltzoff et al., 2009）；14个月大时，儿童会开始模仿电视上的行为（Meltzoff, 1988; Meltzoff & Moore, 1989, 1997）；甚至在两岁半时，儿童的许多心理能力就已经接近成年黑猩猩，在社会任务方面还超过了黑猩猩，比如模仿他人解决问题（Herrmann et al., 2007）。儿童也在观察中学习。

人类通过观察成人来学习的倾向极其强烈，以至于2~5岁的儿童会过度模仿，无论儿童是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城市还是非洲的农村。儿童甚至会模仿一些毫不相关的大人的行为。如果他们观察到大人在伸手拿塑料罐中的玩具之前，先用羽毛轻抚罐身，他们也会这样跟着做（Lyons et al., 2007）。甚至，他们还会有样学样地模仿大人的动作，先把棍子在盒子上方挥动几下，再用棍子按下盒子的按钮，尽管只需按下按钮就能把盒子打开（Nielsen & Tomaselli, 2010）。

人类的大脑与猴子的大脑一样会共情和模仿。研究人员无法在人类大脑中植入实验电极，但可以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来监测与执行和观察行为相关的大脑活动。那么，人类模仿他人行动，分享他人经验的能力是专门的镜像神经元赋予的吗？还是源自大脑的分布式网络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仍众说纷纭，悬而未决（Fox et al., 2016;Gallese et al., 2011; Hickok, 2014; Iacoboni, 2009）。但不管怎么说，儿童的大脑确实使他们具备了共情和推断他人心理状态的能力，后者又称为心理理论。

我们的大脑在观察他人后产生的反应使得情绪具有传染性。大脑会模拟并代入性地体验所观察到的事物。这些心理上的即时重现极其真实，我们甚至可能会把观察到的行为误记为是自己执行过的行为（Lindner et al., 2010）。我们看见别人遭受电击，就好像自己也遭受了电击一样，因此会更小心地做自己的选择（Lindström et al.，2019）。但正是由于这些重现，我们可以领会他人的心理状态。在观察他人的姿势、表情、口音和写作风格时，我们会不自觉地和他们同步，这让我们得以体会他人的感受（Bernieri et al., 1994; Ireland & Pennebaker, 2010）。模仿帮助我们获得友谊，引导我们效仿喜欢的人，使他们更加喜欢我们（Chartrand & Lakin, 2013; Salazar Kämpf, 2018）。在他们哈欠连天时我们也会打哈欠，他们微笑时我们也跟着微笑，他们哈哈大笑时我们也会哈哈大笑。

我们见到亲人处于痛苦中时，不仅我们的脸会反映出对方的情绪，我们的大脑也会如此。观察他人的痛苦会让我们的身体分泌止痛物质，从而缓解自己的痛苦，让我们更愿意伸出援手（Haaker et al., 2017）。即使是阅读小说也可能引发这样的效应，因为我们会在精神上模拟和间接体验小说所描述的经历（Mar & Oatley, 2008; Speer et al., 2009）。在一系列实验中，通过阅读《哈利·波特》并了解主人公对“泥巴种”这类人的接纳，人们减少了对移民、难民和同性恋者的偏见（Vezzali et al., 2015）。

观察性学习的应用

学习目标问题 7-18 亲社会模仿和反社会模仿有什么影响？

班杜拉的研究和镜像神经元研究的重大意义在于，我们会在观察他人的同时在心理上进行模仿，以此来学习。家庭、邻里或我们所消费的媒体中的各种榜样和模范都会产生或好或坏的影响。

亲社会效应 好消息是，人们对 亲社会行为 （prosocial behavior，积极有益的行为）进行模仿能够产生亲社会效应。很多企业都采用行为模范的方式来帮助新员工有效学习沟通、销售和客户服务技巧（Taylor et al., 2005）。通过观察经验丰富的员工或模仿演绎员工的演员示范如何有效地使用这些技巧，实习员工能够更快习得这些技巧。

举止文明、助人为乐的人能够促使其他人表现类似的行为。观察到别人热心帮助他人后，人们也变得更加乐于助人。例如，看到别人帮助女性捡起掉落的书后，人们也开始帮助他人把掉到地上的钱捡起来（Burger et al., 2015）。印度的圣雄甘地和美国的马丁·路德·金同样借助榜样的力量，使非暴力行动成为促进国家社会变革的强大力量（Matsumoto et al., 2015）。媒体也能产生模范作用，横跨多个国家的几十项研究表明，观看亲社会的电视剧、电影和视频能够促进人们的助人行为（Coyne et al., 2018;Prot et al., 2014）。

父母也是强大的榜样。那些冒着生命危险，从纳粹手中解救犹太人的欧洲基督徒，他们父母当中至少有一个人具有强烈的道德或人道主义关怀，并与他们关系密切；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民权活动家也是如此（London, 1970; Oliner & Oliner, 1988）。道德的观察学习开始于成长早期。有社会责任感的幼儿乐意模仿他们的父母，到其成长为学龄前儿童时，往往就具备了强烈的内化良知（Forman et al., 2004）。

言行一致的榜样是最有效的。为了鼓励孩子进行阅读，父母可以为孩子朗读书的内容，可以将他们置于各种书和读书人的环境中；为了增加孩子信奉自己宗教的概率，父母可以和他们一起做礼拜并参加宗教活动（Lanman & Buhrmester, 2017）；要让孩子学会坚持不懈，就要让他们看到你的毅力和恒心（Butler, 2017）。

然而，一些榜样常常是嘴上说一套，做起来又是另一套。似乎许多父母都是以“照我说的做，而不是像我一样做”的原则来教育子女，而实验表明，这两种做法孩子都学会了（Rice & Grusec, 1975; Rushton, 1975）。孩子接触到伪君子时，就会模仿伪君子的所作所为，做他所做的事，说他所说的话。

反社会效应 而坏消息是，观察学习也会产生反社会效应。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父母有虐待倾向的孩子攻击性更强，为什么经常受骗的孩子更容易撒谎骗人，以及为什么一些有家暴倾向的男性，其父亲也有家暴倾向（Hays & Carver, 2014; Jung et al., 2019;Stith et al., 2000）。批评者认为，这种攻击性也可能是遗传所致。但我们知道，对于猴子来说，这种攻击性是受环境影响的。多项研究表明，与母猴分离并在攻击性强的环境中长大的小猴子也会极具攻击性（Chamove, 1980）。我们小时候学到的教训在成年后很难被取代，有时还会在后代身上表现出来。

观察学习也会影响成年人。反复接触仇恨言论的人会对这类仇恨的话语脱敏，并且他们对仇恨对象的偏见也会增加（Soral et al., 2018）。正如社会心理学家克里斯·克兰道尔（Chris Crandall）和马克·怀特（Mark White, 2016）提醒我们的，政治领导人有能力影响规范，而规范极为重要，因为“人们会把社会接受的偏见表达出来，把社会不接受的偏见隐藏起来”。

各种电视节目、电影和视频都是观察学习的来源。在观看过程中，儿童可能会错误地学到霸凌是有效控制他人的方式，学到无拘无束的性行为会带来欢娱，却不了解欢娱过后的痛苦或疾病，或者学到男性就应该刚强、女性就应该温柔。一些电影甚至还会美化高速驾驶和危险驾驶行为，这些电影是否在“教育”观众，这些驾驶行为是可以接受的呢？一项对近20万张超速罚单的分析表明，电影《速度与激情》上映后的周末，司机的平均车速都有所增加（Jena et al., 2018）。

而儿童有着充足的时间学习这样的课程。在18岁以前，发达国家的大部分儿童花在看电视上的时间比他们花在学校的时间都多。青少年平均每天看电视超过4个小时，成年人则是平均每天3个小时（Robinson & Martin, 2009; Strasburger et al., 2010）。

观众想要通过讲故事的人了解生活，然而这个讲故事的人讲的却是神话故事，而非现实。据报道，1998~2006年，黄金时段电视节目的暴力情节增加了75%（PTC，2007）。一项对超过3000个网络和有线电视节目的分析表明，每10个节目中就有6个包含暴力内容，74%的暴力行为没有受到惩罚，58%的节目没有表现受害者的痛苦，近一半的事件都涉及对暴力的“合理化”，近一半的内容都将施暴者描写得极具魅力。这些条件决定了世界各地许多研究中所描述的暴力观看效应的“配方”，并为大多数媒体研究人员所认可（Anderson et al., 2017; Bushman, 2018; Martins & Weaver, 2019; Teng et al., 2019）。（见“批判性思考：观看媒体暴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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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杜拉与巴甫洛夫、华生、斯金纳以及其他数不胜数的研究人员一样，加深了我们对学习原理的认识，他的研究工作说明了全心全意致力于几个定义明确的问题和想法可能产生的影响。这些研究人员界定了这些问题，让我们更明白了学习的重要性。他们的遗产告诉我们，思想史往往是由那些冒着走极端的风险将思想推向极限的人创造的（Simonton,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