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期

学习目标问题 5-14 如何定义青少年期？身体的变化如何影响发展中的青少年？

许多心理学家曾认为，我们的人格特点是在儿童期形成的。今天的发展心理学家认为发展是贯穿一生的过程。随着这种生命周期观点的出现，心理学家开始研究为什么生理成熟和后天经验不仅成功地塑造我们的婴儿期和儿童期，而且还影响到青春期以及未来的发展。 青少年期 （adolescence）是从儿童到成人的过渡期，它始于生理上的性成熟期，终于获得独立的成年人地位的时候。因此，在鼓励青少年独立的文化中，几乎不存在青少年期。而在西方文化中，性成熟较早，独立期较晚，青少年期正在变长（Sawyer et al., 2018; Worthman & Trang, 2018）。

在工业化国家，青少年是什么样的？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的《安娜·卡列尼娜》（ Anna Karenina ）中，青少年期是“告别童年的幸福时光，兴高采烈地跳出那个大圈子，一条路正伸向远方”的时期。另一位少女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却在躲避纳粹屠杀时的日记中记录了这样多变的情感：

他人对我的态度变化太大。某天他们说我很聪明，可以学习所有的东西；第二天，他们又说我是只笨山羊，什么都不懂，还自以为从书上学到了很多。啊，我躺在床上时，心头涌起了许多思绪，我不得不忍受那些讨厌的人，尽管他们总是误解我的意思。

斯坦利·霍尔（Stanley Hall, 1904）是最早描述青少年期的心理学家之一，他认为从生理成熟到社会独立的紧张感导致了一个“风暴与压力”的时期。这一时期父母的控制力也逐渐减弱（Lionetti et al., 2019），这也是一个青少年渴望被社会接受却常常感到与社会脱节的时期。在美国，友谊始于七年级但终于八年级的比例约为四分之三（Hartl et al., 2015）。与社会脱节严重打击了青少年，也增加了他们药物滥用和出现抑郁症状的风险（Hussong et al., 2019）。事实上，30岁以后，许多在鼓励独立的西方文化中长大的人不想回顾自己的青少年时期。因为那时的他们需要同龄人的社会认同，生活方向在不断变化，与父母的疏离感也最深（Arnett, 1999; Macfarlane, 1964）。但对另一些人来说，青少年期是一个免受成年期烦恼且充满活力的时期，因为此时有相互付出的友谊、高度的理想主义，以及对生活满满的期待。

生理发展

青少年期始于性成熟。伴随激素的大量分泌，性成熟会令个体的情绪多变，并促使身体变化（见第4章）。

青少年期的发展节奏

就像在生命的早期阶段一样，青少年期时生理变化出现的顺序（例如，在月经初潮前，就出现乳房发育和可见的阴毛）要比青少年期本身出现的时间容易预测。有些女孩在9岁时就开始快速发育，有些男孩却迟至16岁才开始发育。

早熟的青少年可能会面临一种挑战。乔西·奥斯博格（Josie Ullsperger）和莫莉·尼古拉斯（Molly Nikolas）说：“早熟的青少年可能更容易遇到压力和困难衍生出的心理健康问题。”这种脆弱性在情绪反应敏感的青少年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另外，如果一个女孩的生理发展和她的心理成熟程度不匹配，以及发育程度与她的朋友不同步，她可能会与比她年长的未成年人交往，受到嘲笑或性骚扰，因此变得焦虑或抑郁（Alloy et al., 2016; Ge & Natsuaki, 2009; Weingarden & Renshaw, 2012）。

青少年的大脑

青少年期的大脑也在发育。在青少年期之前，脑细胞的连接增多，就像树木不断长出新的根系和枝叶一样。然后在青少年期，大脑开始选择性地清除那些很少用到的神经元和连接（Blakemore, 2008），即用进废退。

随着青少年的成熟，他们的额叶也在发育。髓鞘是一种脂肪组织，在轴突周围形成，可以加快神经传递速度，髓鞘的持续生长使额叶与大脑其他区域的交流更加顺畅（Whitaker et al., 2016）。这些发育让人能更好地判断是非、控制冲动并且具备长远规划的能力。一项研究的参与者有1.1万名（参与者年龄跨度为童年晚期至成年早期），研究内容则是影响青少年大脑发育的因素，如药物、使用电子屏幕的时间长短和睡眠质量（NIMH, 2019; Wadman, 2018）。

然而，额叶的成熟似乎晚于情绪性的边缘系统。青少年期的激素激增和边缘系统的发育可以解释青少年偶尔的冲动、冒险性行为和情绪风暴，如摔门和调高音量（Casey & Caudle, 2013; Fuhrmann et al., 2015; Smith，2018）。这也难怪青少年（他们尚未发育完全的额叶还不完全具备制订长期计划和抑制冲动的能力）可能无法抵挡吸食香烟或电子烟的诱惑。实际上，青少年并没有低估吸烟、超速驾驶或不安全性行为的风险，只是他们的大脑偏向于即时奖励，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全世界的青少年都难以自控（Hansen et al., 2019; Steinberg et al., 2018）。青少年的大脑就好比一辆汽车，油门够猛，刹车却不太灵敏（图5.12）。

因此，当青少年鲁莽驾驶，或是在学业上自毁时，他的父母能否安慰自己：“这也不是他能控制的，他的额叶皮质还没有完全发育”呢？他们至少还可以抱有这样一种期望：大脑的变化是青少年依靠他人的想法形成新的自我概念的基础，也是他们评估风险回报的基础（Barkley-Levenson & Galván, 2014; Somerville et al., 2013）。青少年期开始和结束时，青少年的大脑是不同的。除非其大脑发育速度因酗酒而减慢（因为酗酒会让人变得容易冲动且上瘾），否则其额叶将继续发育，直到25岁左右成熟（Crews et al., 2007; Giedd, 2015）。其额叶也会与边缘系统形成广泛的连接，从而更好地调节情绪（Cohen et al., 2016; Steinberg, 2012）。

2004年，美国心理学会（APA）与其他7个医疗和心理健康协会一起向美国最高法院提交意见书，反对判处十六七岁的青少年死刑。这些意见书认为青少年的大脑中“影响决策的领域”处于不成熟的状态。青少年的大脑扫描显示，额叶不成熟现象在青少年罪犯和青少年吸毒者中最为明显（Shannon et al., 2011; Whelan et al., 2012）。因此，心理学家劳伦斯·斯坦伯格（Laurence Steinberg）和法学教授伊丽莎白·斯科特（Elizabeth Scott）认为，青少年“因处于青春期而罪责较轻”（Steinberg et al., 2009）。2005年，法院以5∶4的比例通过投票，宣布判处青少年死刑违反宪法。2012年，APA提出了类似的主张，反对判处青少年不可假释的终身监禁（Banville, 2012; Steinberg，2013）。对此，法院再次以5∶4的微弱优势通过投票。

认知发展

学习目标问题 5-15 皮亚杰、柯尔伯格和后来的研究人员是如何描述青少年的认知和道德发展的？

青少年早期，自我中心主义持续存在，且个体的推理常常表现出自我中心的特点。青少年开始能够思考自己和他人的观点，他们也开始考虑别人会如何看待自己，并且非常在意这些想象中的观众的看法（如果青少年知道同伴都有相似表现的话，或许他们就不会那么担心别人如何看待自己了）。青少年也有发展个人神话的倾向，即相信自己是独特和特殊的，发生在“大多数人”身上的事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我吸电子烟只是觉得好玩，我才不会像我叔叔那样变成烟鬼。”

推理能力的发展

当青少年的智力发展到顶峰，即皮亚杰所说的形式运算阶段时，他们便将新的抽象推理工具应用于周围的世界。他们可能会思考什么是理想，并将其与社会、父母和自身不完美的现实进行比较。他们可以分辨人性、善恶、是非与公正。他们对公平的理解从简单的平等转变为公平——获得应与其付出的价值成比例（Almås et al., 2010）。在抛弃了童年早期的具体形象后，他们可能会寻找精神和更深层的生命意义（Boyatzis，2012; Elkind, 1970）。青少年所具有的推理假设和演绎结果的能力同样可以使他们发现别人推理中的矛盾并判断真伪。这往往会导致他们和家长发生激烈的争吵，并默默发誓永不忘记自己的理想（Peterson et al., 1986）。

道德发展

儿童期和青少年期的两个主任务是：辨别是非和促进个性发展——控制冲动的心理“肌肉”。儿童学会同情他人，且这种能力还会在青少年期继续发展。要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就是要以有道德的方式去思考，并做出相应的行为。皮亚杰和柯尔伯格认为，道德推理指导道德行为。基于心理学学界共识产生的颠覆性改变，一个较新的观点应运而生——我们的许多功能不是发生在有意识且深思熟虑的“高速公路”上，而是发生在无意识且自动化的“低速公路”上。

道德推理 皮亚杰（Piaget, 1932）认为，儿童的道德判断建立在认知发展的基础之上。柯尔伯格（Kohlberg, 1981, 1984）同意他的观点，并且试图将我们判断是非时的想法，即道德推理的发展描述出来。柯尔伯格提出了一些道德两难困境（例如一个人是否应该为救所爱之人去偷药），并分别询问儿童、青少年和成人这种行为是对还是错。柯尔伯格对他们的答案进行了分析，并以此提出了道德思维的三个基本水平：前习俗水平、习俗水平和后习俗水平（表5.3）。柯尔伯格认为这三个水平构成了道德阶梯。同所有阶段论一样，各水平出现的顺序不变。我们从最底层开始，发展到不同的高度；在后习俗水平，我们可能会把别人的舒适置于自己的舒适之上（Crockett et al., 2014）。婴儿能够判断是非，偏好道德而非不道德的行为（Cowell & Decety, 2015）。学龄前儿童通常认同其文化群体，遵守并执行该群体的道德规范（Tomasello, 2019; Yudkin et al.，2019）。当这些规范奖励善良的行为时，学龄前儿童就会帮助他人（Carragan & Dweck，2014）。我们似乎天生就排斥不公平（Elenbaas, 2019）。

柯尔伯格的批评者指出，后习俗水平受文化的限制。有些社会的人们信奉个人主义，认为个人目标优先；有些则信奉集体主义，更重视集体目标，后习俗水平主要发生在前者身上（Barrett et al., 2016; Eckensberger, 1994）。在更信奉集体主义的印度，与其说道德是个人选择，不如说是与角色相关的责任（Miller et al., 2017）。也可以说柯尔伯格的理论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因为比起“公平”，女性倾向于强调关心需要帮助的人（Gilligan, 1982, 2015）。

道德直觉 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 2002, 2012）认为，我们的道德很大程度上根植于道德直觉——“快速的直接感受”。根据直觉主义的观点，大脑可以迅速而自动地做出道德判断，正如我们做出审美判断那样。海特认为，厌恶感或兴奋感会触发道德推理。

一位妇女回忆起自己和三个年轻人在家附近的雪地开车时的情景，“一位老太太拿着铲子站在车道上，这时一位年轻人要求下车。当我意识到他要去帮那位老妇人清扫车道上的积雪时，我吃惊地张大了嘴”。这一出乎意料的善举激发了这位妇女崇敬的心理：“我恨不得马上跳出汽车，拥抱这位年轻人。我多想一边唱一边跑，一边跳一边笑。我要赞美人们。”（Haidt, 2000）

海特想弄明白：“人类的道德真的受制于道德情感吗？道德推理是假装一切尽在掌握吗？”想想你会在什么时候想要实施惩罚？一些实验显示，惩罚不法行为的愿望大多不是出于理性（比如客观认为惩罚可以阻止犯罪），而是出于情感，比如道德义愤和报复快感（Chester & DeWall, 2016; Darley, 2009）。在情绪化事实之后，道德推理——我们大脑中的新闻秘书——的目标是为了让自己和其他人相信我们的直觉感受是有逻辑的。

对道德悖论的一系列研究支持对道德的社会直觉的解释。请想象一辆因失控而冲向五名行人的电车，除非你扳动开关，将电车引到另一条轨道上，不然他们必死无疑，但这样可能使另一条轨道上的另一个人死亡。你会扳动这个开关吗？大多数人说“会”。牺牲一个人，可以救五个人嘛。

现在想象一个相同的困境，只不过有一点发生了变化。这一次，你必须把一个高大的陌生人推到轨道上，他会被电车撞死，但尸体可以让电车停下。在著名“电车问题”的两个版本中，逻辑是一样的——牺牲一个人，可以救五个人，但是大多数人会拒绝后者。一项脑成像研究表明，只有当面临类似推人的道德两难困境时，参与者的大脑情绪区的神经才会被激活并产生反应（Greene et al., 2001）。因此，我们的道德判断为大脑的双通道思维（双重加工）提供了又一例证（Feinberg et al., 2012）。当位于大脑某个区域的道德推理对我们说扳动开关时，我们植根于大脑其他区域的直觉的道德情感凌驾于推理之上，对我们说不要推陌生人。我们可以把道德认知比作手机的相机设置。通常情况下我们使用默认设置，然而有时我们会通过道德推理手动修改这些设置或调整产生的图像（Greene, 2010）。

道德行为 我们的道德思维和情绪感受肯定会影响我们的道德议论。但有时议论无足轻重，情绪也转瞬即逝。道德是做正确的事情，而做什么也要受社会影响。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1963）观察到，二战时许多纳粹集中营的守卫曾经都是正常人，但后来被强大的邪恶环境腐蚀了。

当代的品格教育项目更多地关注一系列有关道德的问题，即思考、感受以及做正确的事。在学习服务项目中，青少年做家教、打扫社区、帮助老年人。他们这么做会产生哪些结果呢？他们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意愿增加的同时，旷课和辍学率也会降低，暴行也减少了（Andersen, 1998; Heller, 2014; Piliavin, 2003）。道德行为滋养了道德态度。

这些项目还教会他们用自律来抑制冲动。那些学会了延迟满足的人——着眼于未来的人——已经变得更有社会责任感，学业有成，也更有社会价值（Daly et al., 2015;Funder & Block, 1989; Sawyer et al., 2015）。这种着眼于未来的人赌博、吸烟和犯罪的风险也最低（Callan et al., 2011; Ert et al., 2013; Lee et al., 2017）。

在最著名的心理学实验之一中，沃尔特·米歇尔（Walter Mischel, 2014）告诉4岁的儿童可以现在吃一个棉花糖，也可以等几分钟后他回来时吃两个棉花糖。选择延迟满足的儿童之后的大学毕业率和收入更高，并且出现成瘾问题的情况较少。对这一著名研究进行重复后，研究人员发现结果不如之前显著（Watts et al., 2018）。但最重要的是：放弃现在短暂的快乐，转而追求以后长远的快乐是一种能力，能让你变得成熟，且人生更加成功（Watts et al., 2018）。延迟满足会收获更多。

社会性发展

学习目标问题 5-16 青少年期面临的挑战和承担的社会任务是什么？

理论家埃里克·埃里克森（1963）认为，生命每个阶段都有要完成的心理任务，有一个亟待解决的危机。年幼儿童要解决信任问题，接着是自主（独立），然后是主动性。学龄儿童努力追求胜任感，觉得自己有能力且有作为。青少年的任务是将自己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可能性综合起来，对自己有更加清晰的认识（表5.4）。青少年想知道“作为一个个体，我是谁？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我的生活应遵循什么样的价值观？我的信仰是什么？”埃里克森把青少年的这种探索叫作“寻求同一性”。

正如心理学研究中时常出现的那样，埃里克森的研究兴趣也来自他自己的人生经历。据莫顿·亨特（Morton Hunt, 1993）说，作为犹太人和丹麦人的孩子，埃里克森在两边都是一个局外人。他“在学校被指责为犹太人，而在犹太教堂又因为金发碧眼被嘲弄为外邦人”。这种经历激发了他探求青少年自我同一性的兴趣。

同一性形成

为了形成自我同一性，个人主义文化中的青少年通常在不同情境下尝试不同的“自我”。他们可能在家里是一个样子，和朋友在一起是另一个样子，在网上是一个样子，而在学校里又是另一个样子。如果两个情境有重叠——比如一个青少年带新朋友回家——不适感可想而知（Klimstra et al., 2015）。青少年经常会想“我该做哪个自我？哪一个是真实的自我呢？”。这种角色困扰最终的解决方案是形成一种自我定义，将不同的自我整合成一个一致的、舒适的自我—— 自我同一性 （identity）。

对于青少年和成年人来说，不同群体间的同一性形成源于我们与周围人的差异，如性别和性取向、年龄和相对财富、能力和信仰。在英国生活时，我会意识到我是一个美国人。当我在香港时，我开始意识到自己是白种人。对于外国学生、少数民族或宗教群体、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或残疾人来说， 社会同一性 （social identity）往往围绕着他们的差异形成（请继续关注第13章中关于社会同一性和偏见的更多内容）。

埃里克森注意到有些青少年在其父母的期望和价值观的作用下很早就形成了自我同一性。其他青少年可能会接受某个特定的同伴团体的认同，如大学运动员、预科学生、奇怪的孩子、乐队成员、辩论赛辩手。传统的集体主义文化教导青少年认识自己，而不是鼓励他们自己做决定。双重文化背景下的青少年在整合群体成员关系和对群体成员的感觉时，会形成复杂的自我同一性（Marks et al., 2011）。

大多数年轻人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你会如何在“选择现在的生活方式”和“希望自己过另外一种人生”之间选择？81%的美国青少年选择了第一种，19%选择了第二种（Lyons, 2004）。75%的美国大学生会思考自己存在的意义，并表示他们会同朋友“讨论信仰/精神”，并赞同“我们都是精神的存在”和“寻找生活的意义/目的”（Astin et al., 2004; Bryant & Astin, 2008）。研究人员对此并不惊讶，因为在他们看来，青少年期的关键任务之一是实现这样的目的，即渴望完成一些对个人有意义，且可以改变自己以外的世界的事情（Damon et al., 2003; Sumner et al., 2018）。

干预措施在促进青少年健康和福祉的同时，也大大激发了他们对自尊、地位和尊重的渴望（Yeager et al., 2018）。与其对他们说“健康饮食对身体健康很重要”，更有效的说法是“这些卖家认为你不知道这是垃圾食品，根本就不尊重消费者。而买垃圾食品就是在给这些有钱人送钱”。

在青少年早期到中期，孩子们的自尊水平通常会下降，女孩抑郁的概率往往会增加（Salk et al., 2017）。但十八九岁到二十几岁这段时期，自我形象会回升，自尊的性别差异也会缩小（Zuckerman et al., 2016）。宜人性和情绪稳定程度在青少年晚期也有所增加（Klimstra et al., 2009）。

在这一时期，工业化国家里有许多人开始通过上大学或参加工作来寻找新机会。与大一的学生相比，许多大四学生已经形成更明确的自我同一性和更积极的自我概念（Waterman, 1988）。那些已经形成了明确的自我同一性的人更不容易滥用酒精（Bishopet al., 2005）。

埃里克森认为，青少年的自我同一性形成（一直持续到成年）之后，紧接着就是通过发展 亲密 （intimacy）关系能力而进入成年早期，亲密关系能力即建立紧密相连的情感关系的能力。当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Mihaly Csikszentmihalyi）和杰里米·亨特（Jeremy Hunter）使用传呼机对美国青少年的日常经历进行抽样调查时，他们发现这些青少年在独处时感到最不快乐，与朋友在一起时感到最快乐。在美国，17岁的青少年中有三分之二的人表示，他们在恋爱关系中往往强烈地表达情感，但在集体主义国家（如中国），这种类型的人较少（Collins et al., 2009; Li et al., 2010）。那些与家人和朋友有高质量（亲密性、支持性）关系的人，往往在青少年期也有同样高质量的恋爱关系，这为健康的成年关系奠定了基础。对大多数人来说，亲密关系能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快乐。正如亚里士多德很久以前就认识到，我们人类是“社会动物”。我们有强烈的归属需求。

亲密关系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与父母和同伴的关系

学习目标问题 5-17 父母和同伴是如何影响青少年的？

青少年期往往是父母的影响减弱、同伴的影响增强的一个时期（Blakemore, 2018）。以前整天喜欢抚摸妈妈、依恋妈妈、离不开妈妈的学龄前儿童，到14岁时一下子变成了和妈妈拉一下手就像要死掉一样的孩子。这种变化是逐渐发生的（图5.13）。在儿童期，比起其他儿童的脸，我们更容易识别成人的脸；到了青少年期，我们对同龄人的脸表现出更强的识别能力（Picci & Scherf, 2016）。青少年期改变了依恋关系，并为认知提供了条件。

到了青少年期，父母与孩子争吵得更频繁了，通常是为了一些琐事——家务、作息时间、作业（Tesser et al., 1989）。向青少年期过渡的过程中，相对于次子，头生子与父母的冲突往往更大，并且与母亲之间的冲突也大于与父亲之间的冲突（Burk et al.，2009; Shanahan et al., 2007）。

对一小部分的父母和处于青少年期的子女来说，分歧会导致真正的分裂和巨大的压力（Steinberg & Morris, 2001），但大多数的分歧都不是破坏性的。对儿子来说，通常是行为问题，如日常表现或卫生；对女儿来说，通常是关系方面的问题，如约会和交友（Schlomer et al., 2011）。一项对10个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孟加拉国、土耳其）6000多名青少年展开的研究发现，大多数人都喜欢自己的父母（Offer et al., 1988）。“我们通常相处得很好，但是……”青少年通常这样报告（Galam-bos, 1992; Steinberg，1987）。

积极的亲子关系会带来积极的同伴关系。与母亲关系亲密的高中女生，往往也能与女性朋友建立亲密的友谊（Gold & Yanof, 1985）。认为自己和父母关系亲密的孩子一般更健康快乐，学习成绩也更好（Resnick et al., 1997）。当然，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释这种相关性：行为不良的青少年更有可能与父母和其他成年人关系紧张。

正如第4章所述，遗传在形成个人气质和人格差异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余则主要是同伴的影响。与同伴在一起时，青少年不考虑未来，更关注即时奖励（O’Brien et al., 2011）。大多数青少年是群居动物，他们说话、衣着和行为更像同伴而不像自己的父母。他们的朋友是什么样的人，他们通常就是什么样的人。“大家都在做什么”，他们往往就做什么。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就说明了同伴影响的力量。相比那些点赞少的照片，青少年更喜欢那些点赞多的照片。此外，当看许多人点赞的照片时，青少年大脑中与奖励加工和模仿相关的区域变得更加活跃（Sherman et al., 2016）。对他人表示认同以及做被他人认同的事确实让人感觉不错。

无论是网上还是现实中，那些感觉自己被同伴排斥和欺负的人，会体验到强烈的痛苦感。多数被排斥的“学生默默地忍受……只有一小部分学生用暴力来反抗自己的同学”（Aronson, 2001）。因被排斥而导致的痛苦会持续存在。在一项大型研究中，那些小时候受欺负的人在40年后的身体健康状况更差，心理压力更大（Takizawa et al.，2014）。

成人初显期

学习目标问题 5-18 什么是成人初显期？

在西方世界，通常所说的青少年期大致相当于性成熟期。在早期，以及当今世界的其他地区，这一时期更加短暂（Baumeister & Tice, 1986）。性成熟后不久，年轻人就开始承担起成人的责任并且享有成人的地位。亲朋好友会为年轻人精心准备一场庆祝仪式（公开的成人仪式）。然后，这名新晋成年人开始步入工作，接着准备结婚生子。

随着许多西方国家开始实施义务教育，毕业之后青少年才开始独立。现在，青少年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将自己的角色转变为成年人。如今的青少年不太可能为了薪酬、买车或是能享受一段浪漫的恋爱而工作（Twenge & Park, 2019）。在美国，个体的初婚平均年龄与1960年比推后了5年多（男性29岁，女性27岁）。1960年，四分之三的女性和三分之二的男性在30岁时已经完成大学学业，离开家，经济独立，结婚并有了孩子。在21世纪初，30岁的人中，只有不到一半的女性和三分之一的男性做到了这五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Henig, 2010）。2016年，25~35岁的美国人中有15%的人住在父母家里，是1981年的两倍（Fry, 2017）。

正如我们所述，从生理成熟到社会性独立的短暂时间因延迟独立和过早的性成熟而延长（图5.14）。在繁荣的社区，从18岁到25岁是一个越来越不稳定的人生阶段，现在通常被称为 成人初显期 （emerging adulthood）（Arnett, 2006, 2007; Reitzle, 2006）。这些准成年人不再是青少年，但仍不能像成年人那样承担自己的责任，也没有完全独立——他们似乎“介于两者之间”。

那些继续完成学业或开始工作的人，可能会管理自己的时间和优先事项。然而，他们可能是在父母家做这些事情，因为他们无法负担住房的费用，或在情感上仍然依赖父母（Fry, 2017）。美国政府意识到现在成人初显期变得越发缓慢，因此允许26岁以下的受抚养子女继续享受父母的医疗保险（Cohen,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