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儿期和儿童期

正如花朵按照其遗传指令绽放，我们人类同样也要经历一系列有序的生物成长过程。 成熟 （maturation）——有序的生物成长过程——让我们具有许多共性。婴儿先学会站立，再学会走路；幼儿先学会使用名词，再学会使用动词。严厉的剥夺或虐待行为会阻碍儿童发展，但遗传的成长模式是“工厂原装”的——它们是天生的。成熟（天性）为发展制定了最基本的方案，经验（教养）对其进行调整——基因和环境相互作用。

生理发展

学习目标问题 5-4 在婴儿期和儿童期，大脑和运动能力是如何发展的？

大脑的发展

在母体的子宫内，你发展中的大脑以爆炸性的速度形成神经细胞——每分钟近25万个。发展中的大脑皮质实际上会生成数量过多的神经元，在28周时神经元数量达到峰值（Rabinowicz et al.，1996, 1999）。

从婴儿期开始，大脑和思维——神经硬件和认知软件——便同时开始发展。出生时，你就已经拥有一个成熟个体所应该拥有的大部分脑细胞。然而，此时你的神经系统还不成熟：出生后，分支神经网络（能够实现你的各种能力）将飞速增长（图5.5）。这种快速发展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婴幼儿的大脑尺寸在出生后的早期迅速增长（Holland et al., 2014）。从3岁到6岁，额叶区发展最快，使额叶能够制订合理的计划。这么多年来，你的大脑需要大量的能量（Kuzawa et al., 2014）。这个能量密集过程让你控制注意力和行为的能力迅速提升（Garon et al., 2008;Thompson-Schill et al., 2009）。

大脑的联合区——那些与思维、记忆和语言有关的区域——是最后发展的皮质区。随着它的发展，你的心理能力激增（Chugani & Phelps, 1986; Thatcher et al., 1987）。支持敏捷行动、言语和自我控制的神经纤维通路在青春期大量增加。在肾上腺素的影响下，数百亿的突触形成并组织起来，而“用进废退”的突触修剪过程会关闭不使用的神经连接（Paus et al., 1999; Thompson et al., 2000）。

动作的发展

发展中的大脑使身体变得协调。随着婴儿的肌肉和神经系统日渐发育成熟，他们会表现出更多的复杂技能。除了个别例外的情况，动作发展的序列是普遍的。婴儿先会翻身，然后才能不靠支撑自己坐立起来，通常先会用四肢爬行，然后才学会走路。这些行为反映的不是模仿，而是神经系统的成熟——失明儿童也是先会爬行，后会走路。

基因指导动作发展。在美国，25%的婴儿在11个月左右学会走路，50%的幼儿在1岁生日后一周内学会走路，而15个月时90%的幼儿已经学会走路（Frankenburg et al., 1992）。同卵双生子通常几乎在同一天学会走路（Wilson，1979）。成熟——包括位于大脑后部的小脑的快速发展——为我们在1岁左右学会走路做好准备。其他身体机能也是如此，包括对肠和膀胱的控制。在必要的肌肉和神经系统发育成熟之前，无论是恳求或惩罚都不会令孩子养成如厕的习惯。对于孩子的初次如厕，你不能操之过急。

不过，教养也能改变天性。在非洲、加勒比海和印度的一些地区，照料者经常按摩、锻炼婴儿，这样可以帮助婴儿更快学会走路（Karasik et al., 2010）。备受推崇的婴儿仰卧睡姿（让婴儿仰卧睡觉可以降低婴儿猝死综合征的风险）与婴儿日后学习爬行有些许关系，但与之后的学习走路无关（Davis et al., 1998; Lipsitt, 2003）。

大脑成熟和婴儿记忆

你能回忆起自己的第三个生日吗？我们大多数人都已记不起4岁之前的事情。老鼠和猴子同样会失去之前的记忆，这是因为神经元的快速生长破坏了储存旧记忆的回路（Akers et al., 2014）。但随着儿童的成熟，这种婴儿期遗忘现象会减弱，他们记住过去经历的能力越来越强，记忆甚至会持续一年或更久（Bauer & Larkina, 2014; Morris et al., 2010）。掌控记忆的脑区，如海马体和额叶，在青春期及以后继续发育（Luby et al.，2016; Murty et al., 2016）。

尽管对早年生活的有意识记忆很少，但我们的大脑仍在加工和储存信息。卡罗琳·罗维-科利尔（Carolyn Rovee-Collier）在攻读心理学博士学位时，观察到婴儿的非言语记忆在起作用。她2个月大的孩子本杰明（Benjamin）可以通过移动婴儿床上的风铃得到安抚，她希望在自己工作时，孩子也能得到安抚，于是她用一条布带将风铃系在本杰明的脚上。很快，本杰明就踢脚来牵动风铃。想到自己无意中做的家庭实验，罗维-科利尔意识到，与20世纪60年代流行的观点相反，婴儿是具有学习和记忆能力的。为了确定这不是发生在自己儿子身上的偶然现象，她在其他婴儿身上重复了这个实验（Rovee-Collier, 1989, 1999）。果然，在实验当天和第二天，当把婴儿的脚和风铃系在一起时，他们踢脚的频率会增加。然而，如果第二天把这些婴儿的脚与不同的风铃系在一起时，婴儿没有表现出任何学习的迹象，这表明他们记得之前的风铃，并认出了新旧风铃之间的差异。一个月后，再次将这些婴儿的脚与熟悉的风铃系在一起时，他们仍然记得这种联系并开始踢脚。

成年人仍可能寻到被遗忘的童年语言的痕迹。一项研究对讲英语的英国成年人进行了测试，他们对小时候使用过的印地语或祖鲁语没有有意识记忆。然而，即使到了40岁，他们还能重新学会这些语言中微妙的声音差异，而其他讲英语的人却学不会（Bowers et al., 2009）。从1岁起就被收养且生活在加拿大的中国人，即使没有关于中文词语的有意识记忆，也能像流利使用中文的人那样处理中文发音（Pierce et al., 2014）。因此双通道思维的观点认为：神经系统和潜意识以某种方式记住了意识里不存在也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东西。

认知发展

学习目标问题 5-5 皮亚杰是如何拓宽我们对儿童思维发展方式的理解的？今天的研究人员又是如何在他的工作基础上进行研究的？

“从一颗卵细胞发展为一个人”的这段旅程并不稳定（Broks, 2007），从哪一时刻起你开始变得有意识？为了寻找婴儿的意识思维——或者更确切地说，标志着早期意识的神经信号——来自法国的研究人员通过在屏幕上闪现面孔来实验。起初，这些面孔出现的时间很短，即使是一个成年人也无法有意识地觉知它们。闪现逐渐放慢，直到成年人的脑电波反应表现出有意识觉知的迹象，此时是图像出现约300毫秒后。当5个月大的婴儿有足够的时间来加工这些面孔时，他们表现出了相同的视觉觉知的大脑信号（Dehaene, 2014; Kouider et al., 2013）。

有了意识，你的思维是如何发展的？发展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一生都在寻找这个答案。他研究了儿童发展中的 认知 （cognition）——与思维、认识、记忆和交流有关的所有心理活动。他对儿童认知发展的兴趣始于1920年，当时他在巴黎编写儿童智力测验问卷。在测试时，皮亚杰对孩子的错误答案产生了兴趣——同一年龄阶段的儿童所犯的错误通常非常相似。尽管别人认为这些错误是幼稚的，但皮亚杰看到了正在发展的智力所起的作用。这些偶然的发现是心理科学的成果之一。

对儿童长达半个世纪的研究使皮亚杰确信，儿童的思维并非缩小的成人思维。皮亚杰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让我们明白了儿童的推理方式与成人不同，是“极其不合逻辑的”（Brainerd, 1996）。

皮亚杰进一步认为，儿童的思维发展需要经历一系列阶段，从新生儿的简单反射到成人的抽象推理能力，呈上升的发展趋势。因此，8岁的儿童可以理解幼儿无法理解的东西，例如“灵感的闪现就像在你大脑中点亮一盏明灯”这样的类比。

皮亚杰的核心思想是，智力发展反映了我们坚持不懈地解释自己人生经历的努力。为此，发育成熟的大脑构建了 图式 （schema）——我们灌注经验的概念或心理模式。

为了解释我们如何使用和调整图式，皮亚杰提出了两个概念。首先，我们会 同化 （assimilate）新的经验——用现有的图式（理解）解释它们。例如，幼儿大脑中有一个简单的狗的图式，他可能会把所有的四足动物都叫作狗。但当我们与世界互动时，我们也会调整或 顺应 （accommodate），从而使图式吸收新经验所提供的信息（图5.6）。因此，孩子很快就会发现先前关于狗的图式太宽泛了，于是进一步细化分类来让自己顺应。

皮亚杰的理论和当前的观点

皮亚杰认为，儿童在与世界互动的过程中构建对世界的理解。他们的思维经历一次巨变后会更稳定，就像从一个认知阶段进入下一个认知阶段。因为，每个阶段都有其独自的特点，让某种类型的思维过程得以发展。皮亚杰认为，认知发展包括四个主要阶段——感知运动阶段、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和形式运算阶段。

感知运动阶段 皮亚杰的 感知运动阶段 （sensorimotor stage）是指婴儿从出生到2岁左右，通过自己的感觉和运动（看、听、触摸、吮吸、抓）来理解这个世界。当他们的四肢开始活动时，他们就学会了如何让事情发生。

很小的婴儿似乎只生活在当下：看不见的东西便在他的思维之外。在皮亚杰的一个测试中，他给婴儿呈现一个很有吸引力的玩具，然后把自己的贝雷帽扣在玩具上。小于6个月的婴儿不会去寻找。比较小的婴儿缺乏 客体永久性 （object permanence）的概念——物体不会因为感知不到而不存在。到8个月时，婴儿开始表现出对看不到的东西的记忆。如果你把一个玩具藏起来，婴儿会马上去找它。再大一两个月的婴儿，甚至在玩具不见的几秒钟后便开始找它（图5.7）。

那么，客体永久性概念真的会在孩子8个月大时突然出现吗？就像春天到了郁金香就会开花？现在的研究人员认为，客体永久性是逐渐获得的。他们认为的发展比皮亚杰的观点更具有连续性。即使是小婴儿，至少也会到玩具刚刚被藏起来的地方暂时找一找（Wang et al., 2004）。

研究人员还认为皮亚杰及其追随者低估了婴儿的能力。婴儿能像小科学家一样思考。婴儿能验证想法，做出因果推断，并从统计模式中学习（Gopnik et al., 2015）。让我们看几个简单实验：

·婴儿的物理能力。就像成人用难以置信的目光盯着一个神奇的魔术一样（露出“哇！”的表情），婴儿也会对一些出乎意料的现象注视更长的时间，并进行相关思考——如一辆车好像要穿过某个物体，一只皮球停留在半空中，或一个物体神奇地、违反了客体永久性的消失等（Shuwairi & Johnson, 2013; Stahl & Feigenson，2015）。为什么婴儿会表现出这种视觉偏向？因为不可能的事件违背了婴儿的预期（Baillargeon et al., 2016）。

·婴儿的数学能力。卡伦·温（Karen Wynn, 1992, 2000, 2008）给5个月大的婴儿呈现一个或两个物体（图5.8）。然后她把物体藏在一个隔板后，并在婴儿的注视下拿走或增加一个物体。在这两种情况下，当她掀开隔板呈现物体时，物体的数目有误时，婴儿注视的时间更长。但他们是对物体数量的增加或减少做出反应呢，还是对数目的改变做出反应呢（Feigenson et al., 2002）？后来的实验证实，婴儿对数的感知能力可延伸至更大的数字、比例，以及鼓点和动作等方面（Libertus & Brannon, 2009; McCrink & Wynn, 2004; Spelke et al., 2013）。如果婴儿习惯了达菲鸭木偶在舞台上跳三次，那么当它只跳两次时婴儿会露出惊奇的表情。

前运算阶段 皮亚杰认为六七岁前儿童都处于 前运算阶段 （preoperational stage）——能够用文字和图像来描述事物，但他们还太小，不能进行心理运算（如想象一个动作然后在心里把它颠倒过来）。

对一个5岁的孩子来说，盛在一个又高又细的玻璃杯里的牛奶看起来“太多”，而如果把牛奶倒在一个又矮又粗的玻璃杯里，可能看起来刚刚好。这是因为儿童只关注了高度这一个维度，并且不能执行将牛奶倒回去的心理运算。皮亚杰认为，儿童在6岁前缺乏 守恒 （conservation）的概念，即尽管形状改变了，量却保持不变的原则。

假装游戏 符号化的思维和假装游戏比皮亚杰预计的要出现得早。朱迪·德洛克（Judy DeLoache, 1987）给儿童呈现一个房间模型，在把一只迷你玩具狗藏在迷你沙发后面时，发现2岁半的儿童很容易就能记住到哪里去找迷你玩具狗，但他们不会利用模型在一间真实的屋子里寻找藏在沙发后面的真实的填充玩具狗。3岁的孩子（只比2岁半的孩子大6个月）通常却可以在真实屋子里找到填充玩具狗，这表明他们可以将那个模型作为屋子的符号表征进行思考。虽然皮亚杰认为阶段之间的转换不是突然发生的，但他可能会对这么小的儿童就有符号化的思维感到惊讶。

自我中心主义 皮亚杰认为学龄前儿童是 自我中心 （egocentrism）的：他们很难从别人的观点认识事物。当河对岸的人问他们：“我怎样才能去河对岸呢？”他们会回答：“你已经在河对岸了。”妈妈对2岁的加布里埃拉说“给妈妈看你的画”时，她会拿起画对着自己。与此类似，3岁的格雷用手蒙住自己的眼睛，认为这样别人就看不到他了，因为他认为如果他看不到祖父母，祖父母也看不到他。当3岁的格兰特被问及如果看到熊会怎么做时，他回答说：“我们遮住眼睛，这样熊就看不见我们了。”

从与儿童的对话中也可以看出他们的自我中心，如一个小男孩这样回答问题（Phillips, 1969, p. 61）：

“你有兄弟吗？”

“有。”

“他叫什么名字？”

“吉姆。”

“吉姆有兄弟吗？”

“没有。”

像加布里埃拉一样，看电视时，如果幼儿在你前面挡住了你的视线，他们会认为你能看到电视，因为他们能看到。他们不能从别人的观点认识事物。即使是青少年，也会以自我为中心，高估别人对他们的关注（Lin, 2016）。成年人可能会高估他人拥有与自己相同的意见、知识和观点的程度。我们认为，如果我们清楚某件事，那么其他人也应该很清楚。或者电子邮件的收件人能够从邮件中“听出”我们“只是开玩笑”（Epleyet al., 2004; Kruger et al., 2005）。也许你还记得曾经用手拍出或者敲出《生日快乐歌》这样的简单曲调，并让别人猜曲名。你的大脑里有这首曲子，所以这对你来说很容易猜出！但其实你受到了自我中心的干扰，认为自己大脑里的东西也存在于别人的大脑里。

具体运算阶段 皮亚杰说，儿童在7岁左右进入 具体运算阶段 （concrete operational stage）。给他们提供具体的（物理）材料，他们开始能够掌握一些运算，例如守恒的概念。他们能理解形状的变化并不代表量的变化，在心中用不同形状的玻璃杯将牛奶来回倾倒。他们也很喜欢听与守恒有关的笑话：

琼斯先生去一家餐馆吃晚饭，点了一份比萨饼。当服务员问他比萨是切成6块还是8块时，琼斯先生说：“啊，你最好把它切成6块，8块我根本就吃不完！”（McGhee, 1976）

皮亚杰认为，在具体运算阶段，儿童完全获得了理解数学转换和守恒的心理能力。当我的女儿劳拉6岁时，我对她糟糕的数学运算能力感到吃惊。问她“8加4等于多少”，她需要用5秒钟才能得出“12”，还要再花5秒钟才能算出12减4的得数。但到8岁时，她能够立刻回答出第二个问题。

形式运算阶段 到12岁时，我们的推理可以从纯粹的具体思维（涉及实际经验）发展到抽象思维（涉及想象的现实和符号）。皮亚杰指出，随着儿童进入青少年期，他们可以思考假设命题和推论因果关系：如果这样，那么会那样。系统化推理，就是皮亚杰称为形式运算的思维，现在他们已经能够掌握了。

虽然成熟的逻辑和推理要等到青少年期才能形成，但形式运算思维的雏形却比皮亚杰所认为的要早。思考这样一个简单问题：如果约翰在学校，那么玛丽也在学校，当约翰在学校时，我们能得出什么对于玛丽的结论呢？ 形式运算阶段 （formal operational stage）的青少年能够轻松地回答这一问题，但是多数7岁的儿童也能做到（Suppes, 1982）。表5.1总结了皮亚杰理论的四个阶段。

对皮亚杰理论的反思

关于儿童心理学，皮亚杰有哪些观点呢？皮亚杰能成为《时代》杂志评选出的20世纪20位最有影响的科学家和思想家之一，说明他肯定留下了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在一项英国心理学家的调查中，他被评为20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家（Psychologist，2003）。皮亚杰确立了认知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大家对认知发展的研究兴趣。他没有特别强调儿童达到特定里程碑的一般年龄，强调的是这种发展序列。从澳大利亚到阿尔及利亚再到美国，世界各地的研究都证实，人类的认知发展都是按照皮亚杰所提出的基本序列进行的（Lourenco & Machado, 1996; Segall et al., 1990）。

然而，和皮亚杰相比，今天的研究者往往把发展看作更连续的过程。通过观察每一种思维在儿童发展过程中的开始时间，他们揭示了皮亚杰所忽视的一些能力。此外，他们认为形式运算思维在认知中所占的比重并非像皮亚杰所说的那么大。作为自身认知发展的一部分，我们正在修正皮亚杰的理论以适应新的发现。

对教师和父母的启示 未来的父母和教师们，请记住：幼儿不具有成人的逻辑。那些在别人看电视时挡住其视线的学龄前儿童还没有学会考虑别人的观点。对我们来讲简单而又显而易见的事情——从跷跷板上下来会导致另一端的儿童摔下来——对3岁的儿童来说可能难以理解。我们所有人都要记住，儿童并非被动地等待老师来给自己灌输知识。教师最好在儿童已知事物的基础上进行建构，给他们提供具体例证并引导他们自己思考。最后，接受儿童的认知不成熟是适应性的。最自然的方法是让儿童亲近给自己提供保护的成年人，并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学习和社会化（Bjorklund & Green, 1992）。

另一种观点：维果茨基和社会儿童

学习目标问题 5-6 维果茨基是如何看待儿童的认知发展的？

当皮亚杰形成其认知发展理论时，俄国心理学家列夫·维果茨基（Lev Vygotsky）也在研究儿童如何思考和学习。皮亚杰强调儿童的思维如何通过与物理环境的互动而发展，维果茨基则强调儿童的思维如何通过与社会环境的互动而发展。如果说皮亚杰的孩子是一个年轻的科学家，维果茨基的孩子就是一个年轻的学徒。通过教儿童新的词汇，并给他们提供指导，父母、教师和其他儿童提供了我们现在所说的临时 脚手架 （scaffold），儿童可以通过这个脚手架迈向更高的思维水平（Renninger & Granott, 2005; Wood et al., 1976）。当儿童的社会环境呈现给他们的东西介于太简单和太难之间时，他们的学习效果最好。

维果茨基指出，语言是社会指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思维提供了基石。到7岁时，儿童更多地用语言思考，并使用语言来解决问题。维果茨基认为，儿童通过内化他们的文化语言和依靠内部语言来做到这一点（Fernyhough, 2008）。当把孩子的手从一杯热咖啡上拉开时，父母会说：“不，不，贝维！”这是在教会孩子自我控制。当贝维以后面对需要抵制诱惑的情况时，她可能同样会想：“不，不，贝维！”那些在做数学题时自言自语的二年级学生能在下一年更好地掌握三年级的数学知识（Berk, 1994）。无论是大声说话还是无声默念，自言自语都有助于儿童控制自己的行为和情绪，掌握新的技能［这样做对成年人也有帮助。善于鼓励自己的成年人会表现得更好——“你可以做到！”（Kross et al., 2014）］。

心理理论

学习目标问题 5-7 发展心理理论是什么意思，孤独症谱系障碍患者的思维是如何受损的？

当小红帽意识到“祖母”其实是一只狼时，她立刻想到了这个生物真正的意图，并迅速逃开了。学龄前儿童虽然仍以自我为中心，但当其开始形成 心理理论 （theory of mind）时，就会发展出这种推断他人心理状态的能力（Premack & Woodruff, 1978）。

7个月大的婴儿开始能够理解他人的观点（Kovács et al., 2010）。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从别人的观点认识事物的能力逐渐增强。他们开始理解为什么玩伴会生气，什么时候兄弟姐妹会与自己分享，以及怎么做能让父母给自己买玩具。他们表现出捉弄、同情和劝说他人的能力。而做决定时，他们开始考虑自身行为会让别人产生什么样的感受（Repacholi et al., 2016）。那些更能理解他人想法的学龄前儿童往往更受欢迎（McElwain et al., 2019; Slaughter et al., 2015）。

在3岁到4岁半之间，孩子开始意识到别人的观点可能是错的（Callaghan et al., 2005; Rubio-Fernández & Geurts, 2013; Sabbagh et al., 2006）。珍尼弗·詹金斯（Jennifer Jenkins）和詹妮特·奥斯汀顿（Janet Astington）向加拿大儿童展示了一个创可贴盒子，并问他们盒子里面装的是什么。孩子们本以为是创可贴，却发现盒子里装的居然是铅笔。当询问“从未见过这个盒子的孩子会认为盒子里装着什么”时，3岁的孩子通常会回答“铅笔”，而到了四五岁，孩子们的心理理论有了很大的进步，他们已经能够预料到朋友们会有盒子里装的是创可贴这样的错误想法。

在后续的一个实验中，儿童看到一个叫莎莉的木偶在红色的橱柜里放了一个球，随后另一个木偶安妮把球移到蓝色的橱柜里。研究人员随即提出一个问题：当莎莉回来时，她会去哪里找球呢？患有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儿童（见第15章）难以理解莎莉的心理状态与他们自己的不同——莎莉并不知道球已经被移动了，还是会到红色的橱柜里找球。他们甚至很难描述自己的心理状态，例如，他们不太使用“我”这样的人称代词。父母听力正常，但很少有机会与他人交流的聋儿在推断他人心理状态时也存在类似的困难（Peterson & Siegal, 1999）。

社会性发展

学习目标问题5-8 照料者-婴儿之间的依恋关系是如何形成的？

婴儿从生下来就是社会性生物，会对照料者产生强烈的依恋。婴儿会偏好熟悉的面孔和声音，当照料者注意他们时，他们会发出咕咕和咯咯的声音。4个半月大的婴儿就能区分熟悉的和不熟悉的语言（Fecher & Johnson, 2019）。大约8个月后，在婴儿形成客体永久性概念并能够开始活动身体后不久，就会发生一件奇怪的事情：他们开始表现出 陌生人焦虑 （stranger anxiety）。他们见到陌生人时会哭闹并伸手去抓自己熟悉的照料者。“不！不要离开我！”这个年龄段的儿童会形成熟悉面孔的图式：当他们不能将新面孔同化到已经记住的图式中时，他们就会变得很痛苦（Kagan, 1984）。这再一次揭示了一条重要原则：大脑、思维和社会情绪行为共同发展。

依恋的起源

一岁的婴儿在受到惊吓或预期到要分离时，通常会紧贴着照料者。分离后重聚时，他们常常会冲照料者微笑并拥抱他们。这种惊人的照料者-婴儿之间的 依恋 （attachment）关系是一种强大的生存动力，能让婴儿与照料者保持亲密。婴儿通常会对那些令他舒适的、熟悉的人形成依恋（一般是他们的父母）。多年以来，心理学家推断，婴儿会对那些满足自己需求的人产生依恋。但是一个偶然的发现推翻了这一解释。

身体接触 20世纪50年代，威斯康星大学心理学家哈利·哈洛（Harry Harlow）和玛格丽特·哈洛（Margaret Harlow）养了一些猴子以进行学习研究。为了使猴子具有相同的经历，并且避免它们生病，小猴子出生后不久就不得不和自己的母亲分开，且分别养在单独的笼子里，每个笼子里面都有一张纱布婴儿毯（Harlow et al., 1971）。令人惊奇的是，当柔软的毯子被拿出来清洗时，猴子就会表现得很沮丧。

哈洛夫妇认识到，猴子依恋毛毯的现象与依恋源自养育的理论观点不符。但他应该如何更有说服力地解释这一现象呢？为探究食物源与舒适毯子的吸引力大小，哈洛夫妇制造了两个人工“母亲”。一个母亲是附有一个奶瓶的木头脑袋金属圆筒，另一个母亲是用绒布包裹的圆筒。

当一个可哺乳的金属圆筒妈妈和一个无法哺乳的绒布妈妈同时被用于养育小猴子时，小猴子明显更偏好舒适的绒布妈妈。就像其他婴儿紧挨着自己的母亲一样，小猴子焦虑的时候也会依偎着绒布妈妈，这种接触时的舒适感能让它们得到安慰。当探索周围环境时，它们会把绒布妈妈当作安全基地，好像两者之间有一根看不见的橡皮筋连接着，会把小猴子拉回去一样。研究人员进一步发现给绒布妈妈增加摇动、温暖和可喂养的特点会使得它更具吸引力（图5.9）。

人类婴儿同样会对柔软温暖、摇动、喂养、轻拍他的父母产生依恋。许多父母和婴儿的情感交流是通过触摸进行的，触摸可以是抚慰性的（依偎），也可以是唤起性的（挠痒）（Hertenstein et al., 2006）。全球各地的人都认为，理想的母亲“通过抚摸来表达爱意”（Mesman et al., 2015）。这样表达爱不仅让婴儿感觉良好，还能促进大脑发育和今后的认知能力发展（Davis et al., 2017）。

人类的依恋可以为个体提供一个安全基地，这个基地不仅可以支持个体探索世界，还能在痛苦时作为一个安全港湾。当我们长大成人后，安全基地也会改变——由父母转为伴侣、朋友（Cassidy & Shaver, 1999; Schmidt et al., 2019）。但不论年龄多大，我们都是社会性生物。当有人通过语言和行动为我们提供一个安全港湾时——“我会一直在你身边。我对你很感兴趣。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支持你”——我们会从中获得力量（Crowell & Waters, 1994）。

熟悉性 接触是形成依恋的关键因素之一，另一个因素是熟悉性。很多动物的依恋形成基于熟悉性，通常形成于 关键期 （critical period）。为了促进适当的发展，某些事件必须发生在最佳时期（Bornstein, 1989）。对于小鹅、小鸭子或小鸡来说，这个时期是在孵化后不久的几小时内，这时它第一眼看到的活动物体通常是它的妈妈。从那时起，小家伙便跟着妈妈，而且只跟着妈妈一个人。

这种严格的依恋形成过程被称为 印刻 （imprinting），康拉德·洛伦兹（Konrad Lorenz, 1937）对此进行了研究。他想知道：如果小鸭看到的第一个活动物体是他，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结果，小鸭子始终跟着他——无论康拉德去哪里，鸭子们一定会跟着。他还发现，尽管小鸟对自己同类的印刻效应最明显，但它们也会对各种各样活动物体形成印刻，如其他动物、有轮子的盒子、跳动的皮球（Colombo, 1982; Johnson，1992）。而且这种印刻一旦形成，就很难消除。

与小鸭不同的是，儿童不会形成印刻。但是，他们确实会对熟悉的事物形成依恋。仅仅是与一些人和事物接触就会培养出他们的喜爱之情。儿童喜欢反复阅读同一本书，看同一部电影，反复表演家庭的传统节目。他们喜欢吃熟悉的食物，住在熟悉的社区，和熟悉的老朋友一起上学。熟悉是安全的标志，熟悉使他们满足。

依恋的差异

学习目标问题 5-9 心理学家是如何研究依恋差异的？他们通过研究得出什么结论？

儿童依恋存在差异的原因是什么？为了弄清楚原因，玛丽·安斯沃斯（Mary Ainsworth, 1979）设计了一个陌生情境实验。她在婴儿出生后的前6个月观察了一些母子在家中的表现。后来，她观察了母亲在场和不在场时，1岁婴儿在陌生环境（通常是实验室里的游戏室）中的反应。实验表明约60%的婴儿表现出安全型依恋（Moulin et al., 2014）。母亲在场时他们快乐舒适地探索新环境；母亲离开时他们会显得沮丧失落；母亲一回来，他们就会寻求与母亲接触。

其他婴儿会表现出不安全型依恋，他们表现出焦虑或回避信任关系。这些婴儿并不积极探索周围环境，甚至紧紧抓住母亲不放。当母亲离开时，他们或大声啼哭，或一直沮丧，或对母亲的行动漠不关心（Ainsworth, 1973, 1989; Kagan, 1995; van IJzendoorn & Kroonenberg, 1988）。

安斯沃斯和其他研究人员发现，敏感反应性高的母亲，即那些关注孩子的行为，并做出适当反应的母亲，其孩子表现出安全型依恋（De Wolff & van IJzendoorn, 1997）。只在想起来时才注意孩子，其他时候忽略孩子的、迟钝的母亲，其孩子会表现出不安全型依恋。在哈洛夫妇对猴子的研究中，发现了令人震惊的现象：因为实验室中的人工母亲必定是无法做出反应的，所以小猴子被置于没有人工母亲的陌生环境中时会显得惊恐万分（图5.10）。

在许多人的印象里，哈洛的研究是对无助的猴子的一种折磨，今天，人们更加关注动物福祉，因此人类不再对类似的灵长类动物进行研究。但是哈洛为他的实验方法解释道：“记住，每只遭受虐待的猴子大概对应着现实中一百万个受虐待的孩子。”他表示希望自己的研究能让人们更加关注虐待儿童和忽视儿童的问题。哈洛传记的作者黛博拉·布鲁姆（Deborah Blum, pp. 292, 307）指出：“没有哪个了解哈洛实验的人会认为，婴儿在没有陪伴的情况下会表现得很好，或母亲是否充满关爱并不重要。”“既然我们……在哈洛做这个实验之前，并非完全相信这一点，或许我们需要被这个事实狠狠地打脸一次，以后就不会再对此产生怀疑了。”

所以，关爱孩子的父母（和其他照料者）的存在很重要。但不同的依恋类型是由养育方式决定的吗？还是说依恋类型只是受遗传影响的气质的结果？研究显示，遗传会影响气质，而气质会影响依恋类型（Picardi et al., 2011; Raby et al., 2012）。在出生后不久，一些婴儿明显较难照料——他们易怒、紧张，行动无法预测；另一些则较容易照料——他们开朗、放松，饮食和睡眠时间都很规律（Chess & Thomas, 1987）。朱迪斯·哈里斯（Judith Harris, 1998）指出，由于不考虑这种先天差异，这些研究就像是“把在狗舍里长大的猎狗和在公寓里长大的狮子狗进行比较”。因此，为了区分天性和教养，我们需要在控制气质的影响的同时，改变育儿方式。（停下来想一想：如果你是研究人员，你会如何实现这点呢？）

荷兰研究人员迪姆菲娜·万·德·布姆（Dymphna van den Boom, 1994）的解决办法是将100个6~9个月大的、气质上属于困难型的婴儿随机安排到母亲受过训练的实验组和母亲未受过训练的对照组。在婴儿12个月大时，实验组中68%的婴儿形成了安全型依恋，但对照组这一比例仅为28%。其他研究证实，干预措施可以提高父母的敏感性，并小幅提高婴儿安全型依恋的水平（Bakermans-Kranenburg et al., 2003; Van Zeijl et al., 2006）。这种“积极育儿”的干预措施似乎对脾气不好的婴儿特别有益（Slagt et al.，2016）。

正如这些例子所示，研究人员更关注母亲的关爱而不是父亲的关爱。缺乏母爱的婴儿会遭受“丧失母爱”的痛苦，缺乏父爱的孩子仅仅体验到“缺少父亲”而已。这说明大家普遍认为：“成为父亲”意味着让妻子怀孕，而“成为母亲”意味着要去养育子女。但父亲不仅仅是移动精子库，在全世界近100项研究中，父亲的爱和接纳与母亲的爱对后代的健康和幸福的影响不相上下（Rohner & Veneziano, 2001）（表5.2）。父亲在儿童成长过程中很重要。

英国的一项研究追踪了7259名儿童从出生到成年的情况，那些父亲参与养育过程最多的儿童（一起外出活动、陪他们阅读、关心他们的学习情况）往往在学校取得的成绩更高。即使控制了其他因素，如父母的教育程度和家庭条件之后，结果仍不变（Flouri & Buchanan, 2004）。有父亲支持的女孩会希望其他男人关心和尊重自己，且她们不太容易发生危险的性行为（DelPriore et al., 2017, 2019）。然而，相对于已婚关系，越来越多的非婚生子女和不稳定的同居关系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父亲缺席孩子的人生（Hymowitz et al., 2013）。例如，在欧洲和美国，与同居父母相比，已婚父母分居的可能性约为前者的一半，而分居往往会导致父亲对孩子的关心减少（Brown et al., 2016;Wilcox & DeRose, 2017）。即使在控制了父母的收入、教育程度和种族因素之后，由已婚父母共同抚养的孩子在学校出现问题的概率也较低（Zill & Wilcox, 2017）。

无论单亲家庭还是双亲家庭，无论孩子待在家里还是去幼儿园，是生活在美国、危地马拉，或是卡拉哈里沙漠，所有孩子因离开父母而产生的分离焦虑在13个月大时达到顶峰，然后逐渐减少。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对他人的需要和爱也逐渐减少呢？并非如此。实际上，我们爱的能力仍在增加，我们从未停止通过触摸和拥抱所爱的人获得幸福。

依恋类型和后期关系的发展 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与其妻子琼·埃里克森（Joan Erikson，1902—1997）都认为，安全型依恋的婴儿以一种 基本信任 （basic trust）的心态面对生活——一种生活可预期和可依赖的感觉。他没有将这种感觉归因于环境或天生的气质，而将其归因于早期教养。他的理论认为，被敏感且充满爱的父母养大的婴儿会形成终生的信任感，而非恐惧。

现在许多研究人员认为，早期的依恋关系是形成我们成年后关系的部分基础，也是让我们对感情和亲密感到舒适的部分基础（Birnbaum et al., 2006; Fraley et al., 2013）。与父母关系稳定的人往往享受稳定的友情（Gorrese & Ruggieri，2012）。与父母关系密切的离家大学生，往往能很好地适应另一种“陌生情境”（Mattana et al., 2011）。敏感、有责任心的母亲的儿童往往在社交和学术上都能获得成功（Raby et al., 2014）。

对他人的不安全型依恋可能有两种主要形式（Fraley et al., 2011）。一种是焦虑型依恋，这一类型的人不断渴望被接受，但只要有一点可能被拒绝的迹象，便开始保持警惕［焦虑型依恋的人对威胁很敏感，他们很容易感知到他人是否说谎，往往也是熟练的扑克玩家（Ein-Dor & Perry, 2012, 2013）］。另一种是回避型依恋，这一类型的人在接近他人时感到不适，并使用回避策略来与他人保持距离。在恋爱关系中，焦虑型依恋的人会不停地担心被拒绝，因此他们也会粘着自己的伴侣；而回避型依恋的人会在恋爱关系中减少承诺，制造冲突（DeWall et al., 2011; Overall et al., 2015）。

成人的依恋类型也会影响他们与孩子的关系。但对那些表现出谨慎、不安全型依恋的人（几乎占总人口的一半）来说：焦虑或回避有助于他们察觉或躲避危险（Ein Dor et al., 2010）。

依恋剥夺

学习目标问题 5-10 儿童期受到的忽视或虐待是如何影响儿童的依恋的？

如果安全型依恋能孕育社会能力，那么当环境阻止孩子形成任何依恋时，会出现什么结果呢？在各种各样的心理学研究中，再也没有比这更令人难过的研究了。有的儿童被锁在家里遭受虐待或极端的忽视，他们通常会变得退缩、冷漠、害怕，甚至丧失语言能力。那些得不到固定照料者的刺激和关爱的儿童也是如此，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在罗马尼亚孤儿院就有悲惨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罗马尼亚前领导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şescu）认为，贫穷国家需要更多的人力资源，只有这样经济才能增长，因此宣布避孕是非法的。该政策禁止堕胎，并对少于五个孩子的家庭征税。这样一来，罗马尼亚的出生率急剧上升。但是，许多家庭无力负担被迫生下的孩子，不得不把他们送到政府开办的孤儿院。那里的工作人员没有经过培训，且工作强度过大，儿童与照料者的比例通常是15比1，因此这些儿童被剥夺了至少与一个成年人形成健康的依恋关系的权利。

齐奥塞斯库于1989年被处决，随后有人进行这样一项测试：与被分配到优质寄养家庭的儿童相比，这些经历了社会剥夺的儿童智力低下，大脑发育较差，压力反应异常，且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的发病率是其他儿童的4倍（Bick et al.，2015; Kennedy et al., 2016; McLaughlin et al., 2015; Nelson et al., 2014）。19个国家的其他数十项研究表明，从小被收养的孤儿，通常在以后的智力测验中表现得更好（van IJzendoorn et al., 2008, 2017）。

大多数在逆境中长大的孩子（就像那些在大屠杀中幸存的儿童一样）都有很强的适应力，他们经受住了创伤，长大后适应能力强（Helmreich, 1992; Masten, 2001）。研究人员苏珊·克兰西（Susan Clancy）指出，大多数儿童期性虐待的受害者也是如此。除了创伤，艰难困苦往往也能增强意志力（Seery, 2011）。曾遭遇逆境的儿童未来在面对压力时表现得更加坚强（Ellis et al., 2017）。更重要的是，尽管贫穷导致的艰难困苦会让儿童遭遇一些社会问题，但在富裕家庭中长大的儿童也会面临其他风险。富裕家庭的儿童药物滥用、饮食失调、焦虑和抑郁的风险更高（Lund & Dearing, 2012; Luthar et al., 2013）。所以，当回想起曾经所处的逆境时，请想想乌云周围的阳光。当时的应对措施可能增强了你的适应力，让你能够重新振作起来，迎接更好的未来。

但许多经历了长期虐待的人并没有那么容易恢复过来。哈洛研究中生活在完全孤立甚至没有人工母亲的环境中的猴子，也遭受了终生的精神创伤。如果将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成年猴子和其他同龄的猴子放在一起，它们会因害怕而颤抖，或是表现出攻击行为。当它们到了性成熟的年龄，大部分猴子无法顺利交配。即使人工受孕，母猴也会非常冷漠无情，表现出虐待行为，甚至杀掉小猴子。另一项灵长类动物实验证实了虐待-繁殖-虐待的现象：16只被母亲虐待的母猴中，有9只会虐待自己的孩子，而由无虐待倾向的母亲抚养长大的母猴则没有虐待倾向（Maestripieri, 2005）。

人类也是如此，得不到关爱的人通常不会去关爱他人。很多虐待子女的父母以及许多被判有罪的杀人犯表示，他们在儿时曾遭受过忽视或殴打（Kempe & Kempe, 1978;Lewis et al., 1988）。约30%受到虐待的孩子做父母后会虐待自己的孩子，是美国全国儿童平均虐待率的4倍（Dumont et al., 2007; Kaufman & Zigler, 1987）。而父母往往用自己小时候被虐待的方式虐待自己的孩子，例如忽视、精神虐待、身体虐待或性虐待（Madigan et al., 2019）。

虽然大多数受虐儿童后来不会成为暴力罪犯或有虐待倾向的家长，但极早期的创伤仍可能会在大脑内留下印记（Teicher & Samson, 2016）。就像饱受战争压力的士兵一样，面对愤怒的面孔时，受虐儿童大脑的威胁探测区会更活跃（McCrory et al., 2011）。在充满冲突的家庭中，婴儿即使睡着了，在听到愤怒的声音时，大脑的反应也会增强（Graham et al., 2013）。成年后，这些孩子很难调节自己的负面情绪，会表现出更强烈的惊吓反应，并且自杀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两倍多（Angelakis et al., 2019; Jovanovic et al.，2009; Lavi et al., 2019）。

平常温顺的黄金仓鼠如果在幼年遭受反复的惊吓与攻击，那么当它们和体形相同的仓鼠在一起时会显得胆小懦弱，而一旦和弱小的仓鼠在一起时又会变得恃强凌弱（Ferris, 1996）。这些动物大脑中的化学物质5-羟色胺发生了变化，而这种物质可以抑制攻击性冲动。在受虐儿童身上也发现了类似的5-羟色胺反应迟缓，这些儿童在青少年期和成年期变得具有攻击性。通过使应激反应系统敏感化，早期的应激可以永久地增强后期对应激的反应，并导致患应激相关疾病的风险增加（Fagundes & Way, 2014;van Zuiden et al., 2012; Wei et al., 2012）。正如我们在第4章中指出的，受虐待的儿童也会留下表观遗传标记——化学标记，它可以改变正常的基因表达（Lutz et al., 2017;McKinney, 2017）。

这些发现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遭受过严重或长期的身体虐待、性虐待、霸凌或在战争暴行中幸存下来的儿童，会出现健康问题、心理障碍，成为药物滥用或犯罪的问题少年，以及增加（对女性而言）早逝的风险（Chen et al., 2016; Jakubowski et al.，2018; Schaefer et al., 2018）。一项对48个国家的13.5万名青少年的分析表明，那些被霸凌的青少年自杀率是正常水平的3倍（Koyanagi et al., 2019）。一项对美国43 093名成年人的全国性研究中，8%的人表示在18岁之前多次受到身体虐待（Sugaya et al.，2012）。在这些人中，84%的人至少患有一种精神障碍。此外，虐待程度越严重，出现焦虑症、抑郁症、药物使用障碍和自杀的概率也越大。受虐儿童在成年后的恋爱关系中也会遇到更多问题（Labella et al., 2018）。

如果受虐者体内能够刺激应激激素分泌的基因发生变异，则他们患抑郁症的风险尤其高（Bradley et al., 2008）。我们将一再看到该结论的相关证据：行为和情感产生于特定环境，并与特定的基因相互作用。

当依恋关系受到破坏时，成年人也会感到痛苦。无论是由于死亡还是由于分离，这种破坏会导致一系列显而易见的后果：因失去伴侣而焦虑不安，之后陷入深深的悲伤，然后情感开始淡化，最后回归正常生活（Hazan & Shaver, 1994）。那些刚刚分居但很久以前就已经对彼此没有感情的夫妇，有时也会惊讶于他们想要联系对方的渴望。分离是一个过程，而不只是一个事件。

发展自我概念

学习目标问题 5-11 儿童的自我概念是如何发展的？

婴儿社会性发展的主要成果就是依恋，而儿童期的主要社会性发展结果是形成积极的自我意识。到童年晚期，即12岁左右，多数孩子形成了 自我概念 （self-concept），一种对“我是谁”的理解和评价。家长时常疑惑孩子的这种自我概念是何时和怎样发展起来的：“我的小女儿能够意识到她的自我吗？她知道自己和别人不同，是独一无二的吗？”

当然，我们无法直接问婴儿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可以对其行为进行归纳，让她的行为成为最初的自我概念的线索。1877年，生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提供了一种方法：自我概念在我们识别镜子中的自我时就已经出现。为了知道孩子是否能够识别出镜子中的女孩正是自己，研究人员偷偷地在女孩的鼻子上涂了点颜色。大约6个月大的婴儿会去触摸镜子中的影像，认为那是另一个孩子（Courage & Howe, 2002; Damon & Hart, 1982, 1988, 1992）。而15~18个月的婴儿，只要一看到镜中的彩色斑点，他们就会摸自己的鼻子（Butterworth, 1992; Gallup & Suarez, 1986）。显然，18个月大的婴儿已经形成关于自己面孔的图式，他们会想：“为什么我的脸上有个点呢？”

到学龄期，儿童的自我概念已经成熟。这些自我概念包括性别认同、群体关系、心理特点，以及将自己与其他孩子进行比较来得出异同点（Newman & Ruble, 1988;Stipek, 1992）。他们会认识到自己擅长某些事情，而不擅长另一些事情。他们开始形成一种希望自己具有什么样性格的理想概念。8~10岁时，儿童的自我形象已非常稳定。

儿童对自己的看法会影响他们的行为。自我概念积极的孩子更自信、独立、乐观、果断和善于社交（Maccoby, 1980）。那么家长应该如何鼓励孩子形成积极的自我概念？

父母的教养方式

学习目标问题 5-12 四种主要的教养方式是哪些？

有些父母打骂孩子，有些父母会跟孩子讲道理，有些父母严格，有些父母宽容，有些父母冷漠，有些父母会拥抱亲吻孩子。父母育儿方式的差异会影响孩子吗？

育儿方式研究最重要的方面是，家长会怎样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控制孩子。教养方式是父母对孩子回应和要求的程度的结合（Kakinami et al., 2015）。研究人员已经确定了四种教养方式（Baumrind, 1966, 1989, 1991; Maccoby & Martin, 1983; Steinberg et al.，1994）：

1. 强迫的专制型父母。他们强调规则，希望服从。“不准插嘴”“自己的房间要保持干净”“不要晚归，否则你会被禁足”“为什么？因为我说了算”。

2. 无限制的放任型父母。他们很少提出要求，从不设定限制，也从不惩罚孩子。

3. 不介入的忽视型父母。他们既不要求孩子也不回应孩子，粗心大意，不关心孩子，不寻求与孩子的亲密关系。

4. 直面问题的权威型父母。他们既有要求又有回应。他们通过制定规则来实施控制，但是也会鼓励稍大的孩子与他们沟通，制定规则时也允许有例外。

关于父母教养方式及其相关结果的更多信息，见“批判性思考：教养方式——太强硬、太放纵、太冷漠，以及恰到好处？”。

面对相互冲突的建议而不知所措的父母应该记住，所有的建议反映的都是建议者的价值观。对那些强调孩子要无条件服从的父母，或者强调孩子生活在危险环境中的父母，专制型教养方式可能会起到预期效果。对那些强调孩子的社交能力和自理能力的父母来说，坚定且开放的权威型教养方式才是可取的。

养育孩子这种投资一般要持续好多年，其中不仅有快乐和爱，也有担忧和愤怒。然而，对于大部分父母而言，孩子是一种遗产，是个人对人类未来的投资。引用精神分析家荣格的话：我们通过父母和过去相连，通过孩子和未来相连——可以进入一个自己从未见过，但每个人都必须关心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