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性别的多样性：理解天性与教养的关系

从受孕开始，人类就是自身的遗传倾向（genetic predisposition）与其周围环境之间一连串相互作用的产物（McGue, 2010）。他人如何对我们做出反应，如何对我们产生影响，都受我们自身基因的影响。基因还影响着我们的家庭环境（Barlow, 2019; Kong et al., 2018）。现在，让我们忘掉天性与教养之间的矛盾，想想它们之间的联系。

想象一下，有这样两个婴儿，一个在基因上具有吸引力，十分友善，容易相处，另一个则恰恰相反，没那么可爱。再进一步假设一下，第一个婴儿更惹人喜爱，得到了更多的关怀，能够激发人们的照顾欲，因此成长为一个更热情、更外向的人。渐渐地，这两个孩子都长大了，性格本就更热情外向的孩子可能会参加更多的活动，广泛交友，进一步提升社交自信。

那么是什么造成了两个孩子之间的人格差异？遗传和环境都不能单独发挥作用。环境会引发基因活动，而我们受基因影响的特质会唤起他人的显著反应。因此，一个孩子的冲动和攻击性可能会让父母或老师感到愤怒，父母或老师会对在家庭或教室里表现良好的孩子表现出强烈的喜爱之情。在这种情况下，孩子的天性与父母的教养相互作用。也就是说，基因与环境共舞。

同卵双生子不仅有相同的遗传基因，他们还寻求和创造表达他们共有基因的类似环境（Kandler et al., 2012）。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不同家庭长大的同卵双生子在回忆起他们各自父母的温情时，会觉得非常相似——几乎像是被同一对父母养大一样（Plomin et al., 1988, 1991, 1994）。即使在同一个家庭长大，异卵双生子对他们早期的家庭生活也有着更多不同的回忆。桑德拉·斯卡尔（Sandra Scarr, 1990）说：“由于孩子有各自不同的特质，因此他们把我们当作不同的父母。”

经验如何影响个体发育？

我们已经看到，在特定环境中表达的基因如何造成了我们的发育差异。我们更像是图画书，已经初具特定的线条，而经验则完成了整张图片。天性和教养塑造了我们，但是我们的教养中影响力最大的因素是什么？早期经验、家庭和同伴关系，以及我们的所有其他经验是如何引导我们的发育并造就我们的多样性的？

与天性共同作用的形成性“教养”在受精时就开始了，在子宫这个产前环境内，胚胎吸收的营养各不相同，受有毒物质影响的程度也不同。在子宫之外，教养继续发挥作用，我们的早期经验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

经验与大脑发育

学习目标问题 4-9 早期经验如何改变大脑？

不断发展的神经连接让大脑为思考、语言以及后来的经验做好准备，但早期的经验是如何在大脑中留下“印记”（fngerprint）的呢？马克·罗森茨韦格（Mark Rosenzwejg）和大卫·克雷奇（David Krech）打开了这一问题的大门，他们饲养了一些幼鼠，其中有一些是在隔离的封闭空间内单独饲养的，另一些则是在公共场地群体饲养。后来通过对这些幼鼠的大脑研究发现，饲养环境中接触玩具最多的幼鼠，大脑发育得最好。也就是说，生活在丰富多彩的模拟自然环境的大鼠，其大脑皮质（cerebral cortex）通常更重、更厚（图4.4）。

罗森茨韦格对这个发现感到十分惊讶，于是在发表这一发现前，他又重复了几次实验（Renner & Rosenzweig, 1987; Rosenzweig, 1984）。结果非常明显，即使仅仅观看简短的大鼠视频片段，你也能从大鼠的活跃程度和好奇行为中判断出它的喂养环境是贫乏还是丰富（Renner & Renner, 1993）。大鼠在丰富的环境中被喂养了60天后，大脑重量增长了7%~10%，神经突触连接的数量迅速增长了约20%（Kolb & Whishaw, 1998）。丰富多彩的环境确实会提高脑力。人类也会因为缺乏刺激而大脑发育迟缓，认知发展减慢（Farah, 2017）。

这些研究结果已经推动人们改善实验室、农场、动物园等场所的环境，以及机构中孩子所处的环境。触摸和按摩刺激有益于幼鼠和早产婴儿的发育（Field et al., 2007;Sarro et al., 2014）。经过“抚触”的幼鼠和早产婴儿的体重增长更快，神经发育更迅速。与父母有肌肤接触的早产儿睡眠质量更好，紧张情绪更少，10年后表现出更好的认知发展水平（Britto et al., 2017; Feldman et al., 2014）。

天性和教养共同构建、完善我们的神经连接。在大脑发育成熟并提供了丰富的神经连接之后，我们的经验将启动一个修剪的过程。观看、嗅闻、触摸和音乐律动等举动激活并强化了某些神经通路，而那些没有被使用的神经通路则被削弱。就像森林中的道路那样，行人不多的小路会慢慢消失，而行人众多的小路则渐渐拓宽（Dahl et al.，2018; Gopnik et al., 2015）。青少年期的结果就是大量未使用的神经连接消失。

这样，天性与教养的交会点就是童年早期学习的生物学现实：在童年早期——额外的神经连接随时可以建立——掌握另一种语言的语法和口音，对他们来说轻而易举。如果在青少年期之前缺乏对某种语言的接触（书面语或手语），那他们就永远不能完全掌握好那种语言。同样，如果早年没有视觉经验，那么去除白内障而复明的患者也永远不能获得正常的视知觉（Gregory, 1978; Wiesel, 1982）。因为本应负责视觉的脑细胞已经死亡或转作他用。要获得最适宜的大脑发育，早年合适的刺激相当关键。大脑的成熟似乎受到一条规律的支配——用进废退。

尽管早年的正常刺激是至关重要的，但大脑的发育并没有随着童年结束而结束。由于大脑具有惊人的神经可塑性，神经组织在人的一生中不断发生变化，并且根据经验重新构建，新的神经元也会诞生。如果训练一只猴子在一天内用一根手指拉杠杆多次，那么控制这根手指的大脑组织将发生变化以反映这种经验（Karni et al., 1998）。人脑的运作也一样。无论是学习用键盘打字、玩滑板，还是在伦敦的街道上导航穿行，当我们的大脑将学习内容融会贯通时，我们会越来越熟练（Ambrose, 2010; Maguire et al., 2000）。

父母到底应该受到多少赞扬或责备？

学习目标问题 4-10 父母和同龄人以何种方式影响孩子的成长？

在生育小孩时，女人和男人首先要洗基因这副牌，然后把可以形成生命的一手牌分发给未来的孩子，之后孩子受到的若干影响则是父母控制不了的。尽管如此，所有的父母，无论是亲生父母还是养父母，他们依然总是为孩子获得的成功而感到无比骄傲，也会为孩子的失败而感到内疚、羞愧。当孩子因获奖而得到他人的祝贺时，父母会眉开眼笑；当孩子屡次惹麻烦的时候，孩子的父母也会想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弗洛伊德式精神病学和心理学一直是解释这类问题的一种依据，例如，把从哮喘到精神分裂症的病症都归罪于“不良养育”。许多人认为父母应该且能够把孩子当成陶器模子里的黏土来塑造。人们因孩子的美德而赞扬其父母，因孩子的恶习而批评其父母。同时，“有毒的”父母可能会给脆弱的孩子施加心理伤害。难怪生养孩子显得如此危险。

但是，父母是否真的会通过一些方式让孩子儿时遭受心理创伤，如过于强势或漠不关心，强烈督促或放任自流，过度保护或有意疏离呢？那么孩子是否应该为自己的失败而责备父母，或父母是否应该因孩子的失败而责备自己呢？或者说，父母的正常失误无意中伤害了脆弱的孩子，是否让人们轻视真正虐待的残酷性？套用发展心理学家艾莉森·戈普尼克（Alison Gopnik, 2016）的话说，父母是否不太像陶工，而更像园丁，为孩子的自然成长提供土壤？

父母的养育当然重要。但是在极端情况下，养育产生的影响会最大化：受虐待的儿童变得具有虐待他人的倾向，被忽视的儿童变得忽视他人，备受宠爱但受家庭严格管制的儿童变得自信而能干。由于战火纷飞而逃离家园的越南和柬埔寨难民的孩子在学术和工作中成就卓著，这体现了家庭环境的力量——他们的成就可以归因于联系密切、相互支持甚至苛求的家庭（Caplan et al., 1992）。美籍亚裔和欧裔的父母在期望上大为不同。美籍亚裔母亲可能会督促她的孩子把事情做好，但通常不会使他们的关系变得紧张（Fu & Markus, 2014）。给孩子助力，并陪同孩子学习的“虎妈”往往会激励她们的孩子（这些孩子所处的文化背景使他们乐意接受这种强迫教育）。然而，美籍欧裔父母可能会认为这样做很过分，因为这破坏了孩子的积极性（Deal, 2011）。

然而在人格测量中，从子宫开始的共同环境的影响，通常只能解释不到10%的人格差异。涉及我们的特质而非价值观时，行为遗传学家罗伯特·普洛明（Robert Plomin，2018b）指出：“就算我们一出生就被在不同的家庭中长大，我们基本上也会是同一个人。”

这项研究具有惊人的意义。在发展心理学家斯卡尔（Scarr, 1993）看来，这句话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因为一个人获得成功而过多赞扬其父母，也不应该因为一个人没有成就而过多责备其父母”。如果认识到孩子不是那么容易受到父母教养的影响，父母或许能稍稍放松一下，自然地爱孩子，因为孩子是自己所生的。

同伴影响

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什么样的经历会对他们产生影响呢？所有年龄段的人都试图融入群体，但儿童和青少年尤其如此（Blakemore, 2018; Harris, 1998, 2000）。

试想同伴的力量：

·不喜欢吃某种食物的学龄前儿童，如果和一群喜欢这种食物的儿童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他们往往也会吃这种食物。

·一个儿童在家里听到的是某种英语口音，而在社区和学校里听到的又是另一种口音，那么他（她）肯定选择学习同伴的口音，而不是父母的口音。口音（和俚语）反映了文化，正如哈里斯（Harris, 2007）所指出的，“儿童从同伴那里习得他们的文化”。

·十几岁就开始抽烟的儿童一般都有抽烟的朋友，这些朋友向儿童暗示了吸烟的快乐，还会为其提供香烟（Liu et al., 2017）。这种同伴相似性（peer similarity）的原因可能部分在于“选择效应”（selection effect），儿童会寻找态度、兴趣和特质与自己相近的人作为同伴（Domingue et al., 2018），所以抽烟的人可能会选择抽烟的人做朋友，不抽烟的人可能会选择不抽烟的人做朋友。

家长有权选择孩子所在的社区和学校，从而影响塑造儿童的同伴群体的文化。由于这种影响很重要，父母可能希望参与到针对整个社区或学校的干预计划中。如果不良的风气渗入儿童的生活，那么不仅儿童需要引导教育，这种风气本身也需要被纠正。即便如此，同伴只是文化影响的一个媒介。正如一句非洲谚语所说的：“养育一个孩子需要一个村庄。”

文化影响

学习目标问题 4-11 文化如何影响我们的行为？

与苍蝇、鱼、狐狸狭窄的发展道路相比，大自然为人类修筑了一条更长更宽的道路，而环境则驱使着人们在这条路上前行。人类这一物种的标志在于学习和适应的能力，这是大自然赋予人的伟大礼物。人天生具有巨大的大脑硬盘驱动器，做好了随时接受文化应用软件的准备。

文化 （culture）是一个群体中所有人共有的行为、观点、态度、价值观和传统，能够一代又一代地传递下去（Brislin, 1988; Cohen, 2009）。罗伊·鲍迈斯特（Roy Baumeister, 2005）指出，文化似乎塑造了人类的天性。人类是社会性动物，但不只如此。狼也是群居动物，它们成群结队地生活、捕猎；蚂蚁一直以来都以群体为单位，从不单独行动。但鲍迈斯特表示“文化是一种更好的社交方式”。狼的生活方式与一万年前相差无几，人类却享用电力、开发室内管道系统、发明抗生素、创建互联网——这些于我们大多数祖辈而言难以想象的事物，都是文化影响下的产物。

其他动物会表现出较小的文化内核。黑猩猩有时也会产生一些习惯：用树叶清洁身体、拍打树枝以引起异性注意、跳“雨舞”来传递大雨将至的信息，并将这些习惯传递给同伴和后代（Whiten et al., 1999）。文化会传播习得行为，这些习得行为使一个群体具有优势，利于该群体的生存和繁衍，但人类文化的作用远远不止于此。

多亏人类文化对语言的掌握，人类有着源源不断的创新精神。在一天之内，我们使用了谷歌、手机、数字听力技术，以及数字吉他调音器。从更广的时间范围看，得益于文化所积累的知识，20世纪（大多数生活在可能阅读本书的国家里的）人类平均寿命延长了30年。此外，文化还促成了有效的劳动分工。撰写本书的人中，有两位幸运地成了作者代表，在书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这本书传递了积累的文化智慧），但这本书实际上是一群有才华的人合作和奉献的结果。正所谓，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

在不同的文化中，人类在语言、金钱、体育、宗教和习俗方面都有差异。但在差异之下，我们的文化能力表现出巨大的相似性。文化传递着习俗和信仰，使我们能够交流、以钱换物、玩耍、进食，并在开车时遵守既定的交通规则，以避免发生事故。

文化间的差异

我们可以从不同信仰、不同价值观的文化差异里，从养育方式及安葬方式上，以及从穿着（无论我们穿什么）方式上看到人类的适应性。我们时刻注意到的是，这本书的读者在文化上有很大的差异，读者居住地的跨度从澳大利亚到阿尔及利亚，从新加坡到瑞典。

顺着某个自成一体的文化前行如同顺风骑车：风带着我们前行，我们却几乎注意不到其存在。若逆风骑车，我们就会感受到风的存在。与不同的文化接触时，我们就会意识到文化之风。到欧洲旅游的大多数美国人会对这异国小小的汽车、人们左手用叉的行为，以及沙滩上人们衣着毫无拘束等现象感到惊讶。在伊拉克、阿富汗和科威特驻军的美国和欧洲士兵同样会意识到自己祖国的文化是多么自由。来自日本和印度的人到达美国后，难以理解为什么这么多人在家里还穿着在外面才穿的脏鞋。

尽管如此，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类仍有着一些共同的基本道德观念。甚至还不会走路的婴儿，也更喜爱那些乐于助人的人而不是爱捣乱的人（Hamlin et al., 2011）。全世界的人都珍视诚实、公平和善良的品质（McGrath, 2015）。然而，每个文化群体都发展出了自己的一套行为 规范 （norm），即可接受和期望的行为惯例。例如，英国人有按先后顺序排队的习惯；南亚、非洲和中东大部分人只用右手吃饭。有时社会期望会令人压抑：“为什么我的穿着这么重要？”不过，社会规范为社会机器提供了润滑剂。

当文化碰撞时，不同文化的不同准则往往会令人困惑。我们应该握手、鞠躬还是亲吻对方的脸颊来打招呼？同样，如果知道什么样的手势和赞美是适合文化习惯的，那我们就可以放松并享受彼此的陪伴，而不必担心尴尬或冒犯。

如果不了解什么是可接受和期望的，我们可能会经历文化冲击。地中海地区的人认为北欧人办事效率高但为人冷漠，一心只想着守时（Triandis, 1981）。在日本，银行挂钟走得十分准确，行人步伐匆匆，邮政人员快速地忙碌着。如果这些时间观念很强的日本人去印度尼西亚旅游，他们很容易失去耐心。因为在印度尼西亚，时钟时间并不准确，人们的生活比较闲散（Levine & Norenzayan, 1999）。欧洲共同体成员国的人每年有20天的带薪假期，他们一旦去美国工作也可能会经历文化冲击，因为美国压根儿就没有工人带薪休假的制度（Ray et al., 2013）。

文化的历时变化

就像生物一样，文化千差万别，为资源而竞争，因此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Mesoudi, 2009）。我们再来看看文化随时间变化的速度有多快。英国诗人杰弗雷·乔叟（Geoffrey Chaucer，1342—1400）与现代英国人相隔不过25代人，但他们若一起交谈会十分困难。上个世纪初，英国人生活在一个没有汽车、没有无线电广播、没有电灯的世界。而自1960年以来这段短短的历史中，大多数西方文化以惊人的速度发生着变化。中产阶级住进了空调房，能够网上购物、随时随地使用电子通信，而且由于人均实际收入翻倍，他们外出就餐的次数是其祖父母的两倍以上。人们现在享有更多的人权，而且由于经济上更加独立，今天的女性更普遍地因为爱情而结婚，不用经常忍受家暴。

但是，有一些变化却不是那么积极。你如果在1960年的美国睡着了，醒来会发现现在的文化是经济萧条、经济不平等的文化。你还会发现美国人与英国人、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一样，用在工作上的时间更多，睡眠时间更少，与朋友和家人相处的时间也更少（BLS, 2011; Twenge, 2017）。

对于这些变化，无论喜欢还是厌恶，我们都很难不因其惊人的变化速度而震撼。我们不能从人类基因库中寻找原因，因为人类基因库进化太慢，无法解释这些高速的文化变迁。文化变化多样，文化在变迁，文化塑造了我们的生活。

文化与自我

学习目标问题 4-12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文化在价值观和目标上有什么不同？

如果有人将你的一切社会关系都剥夺掉，将你独自一人放逐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的自我身份认同还有多少能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

如果你是一个 个人主义 （individualism）者，保留的会很多。你会有一种独立的“我”的感觉，以及对你独特的个人信念和价值观的认识。个人主义者相对看重自己的个人目标，以自己的特质来定义自己的身份，会努力获取个人控制和个人成就。

人类普遍对归属感有所需求，个人主义者也是如此。他们也会加入群体，但是较少关注群体和谐以及在群体中承担的职责（Brewer & Chen, 2007）。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很重视自由意志感（Chernyak et al., 2019）。由于个人主义者较为独来独往，因而能更自由地加入或退出社会团体，能自由地变换场所，能跳槽另谋高就，甚至能离开大家庭迁至一个新的地方生活，只要两个人真心相爱就会结婚。

一个 集体主义 （collectivism）者，如果被放逐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可能就会产生严重的身份认同缺失。与家人、集体、忠实的朋友分离，这个人就会失去与他人的联系，而无法确定自己是谁。通过对集体的认同，集体主义者获得一份归属感，习得一套价值观，得到一种安全感。集体主义者对集体有着很深的依恋，这些集体通常是家人、家族、企业或国家，年老的长辈是很受尊敬的。例如，中国法律规定，凡未供养老人（60岁及以上）、关心老人、给老人提供舒适的生活条件、满足老人特殊需求的子女，父母有权起诉其子女。

集体主义者运动员比起个人主义者更重视集体胜利。他们在促进集体利益中获得满足感，甚至牺牲个人需求。为了维护集体精神，他们会避免正面对抗和直言不讳，避开令人不快的话题。他们为人谦虚，绝不自视过高（Bond et al., 2012）。他们认为心存宽仁是强化集体和谐的一种方式（Joo et al., 2019）。在遇到陌生人时，集体主义者不会主导谈话，通常比较沉默寡言且羞涩（Cheek & Melchior, 1990）。当文化更注重“我们”而不是“我”时，那种令人满意的、特别定制的北美拿铁咖啡在首尔可能像是自私的要求（Kim & Markus, 1999）。

你怎么看有人愿意改变自己的行为以适应不同的人和情况？在个人主义国家（例如美国和巴西），人们通常用“不诚实”“不值得信任”“不真诚”来描述这类人（Levine，2016）；在传统的集体主义国家（例如中国、印度和尼泊尔），人们更常将他们描述为“成熟”“诚实”“值得信赖”“真诚”。

当然，文化内部也具有多样性。许多国家也存在与宗教、经济地位和地区有关的独特亚文化（Cohen, 2009）。中国南方通常种植水稻，种植这种作物需要集体合作，由此建立起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中国北方通常种植小麦，这种作物由个人种植即可，由此形成个人主义价值观。这些差异导致中国南方人和北方人的思维模式、感知状况和行为方式大相径庭（Dong et al., 2019; Obschonka et al., 2018; Talhelm et al., 2014）。研究人员设计了一个巧妙的实验，在中国的星巴克咖啡馆内，把椅子搬到一起，挡住过道。他们观察到，典型的个人主义者会把其中一张椅子移开，然后再走过去；典型的集体主义者则会从椅子中间艰难地挤过去（Talhelm et al., 2018）。与更具集体主义精神的中国南方人相比，中国北方人更愿意移动椅子。

心理学家简·特温格（Jean Twenge）在为她的第一个孩子取名时发现，那些不常见的名字更受个人主义者青睐。特温格和她的同事（2010a, 2016a）对1880~2015年出生的3.58亿美国婴儿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以前最常取的婴儿名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如图4.5所示，男婴和女婴在其对应出生年份的所取之名中，最为常见的10个名字所占的比例急剧下降。相反，对于崇尚集体主义的日本，半数日本婴儿的名字都在该国最常见的10个名字之列（Ogihara et al., 2015）。

个人主义者与集体主义者之间的差异也体现在面对奥运奖牌时不同的表现。美国的金牌获得者和对其进行报道的美国媒体将这些成绩主要归功于运动员本身（Markuset al., 2006）。美国游泳金牌获得者米斯蒂·海曼（Misty Hyman）说：“我要保持专注，现在是向世界展示我的能力的时候了。”日本的女子马拉松金牌获得者高桥尚子（Naoko Takahashi）则持有不同的看法：“这里有世界上最好的教练、世界上最好的经理，以及所有支持我的人——这一切的一切汇集成了一枚金牌。”

个人主义者在婚姻中更看重浪漫和自我实现（Dion & Dion, 1993）。集体主义视角下的情歌总是表达了一生的承诺和情意。正如一首来自中国的情歌所唱的那样：“爱你到地久天长……陪你到海枯石烂。”（Rothbaum & Tsang, 1998）

什么因素可以预测一种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变化，以及文化之间的差异？社会文化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个人主义和独立性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包括自愿移民、资本主义经济、稀少的人口以及充满挑战的环境（Kitayama et al., 2009，2010; Varnum et al., 2010）。在20世纪以及当前的西方文化中，除了最贫穷的国家，其他国家随着富裕程度不断提高，个人主义文化也越来越盛行（Grossmann & Varnum，2015; Santos et al., 2017）。生物学因素可能也发挥了作用。一项比较集体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的大脑活动的研究表明，集体主义者在看到他人处于困境时，会遭受更大的情感痛苦（Cheon et al., 2013）。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人类是一种生物心理社会型的动物。

文化与育儿

育儿价值观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反映了个体差异和文化的多样性。你是希望你的孩子有独立性，还是希望他顺从呢？与亚洲文化中的家庭相比，在西方社会中，大多数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独立思考。“你应对你自己负责”，西方的家庭和学校都是这样教育儿童的，“问心无愧，善待自己，发掘潜能，按个人需求思考”。最近，一些西方父母进一步地教育他们的孩子说：“你比其他孩子更特别。”（Brummelman et al., 2015）许多西方的父母不再把对他人的顺从、尊重和敏感觉察放在首位（Alwin, 1990; Remley, 1988）。而在20世纪50年代，西方父母教育孩子：“忠于你的传统，忠于你的家族和祖国，尊敬父母和长辈。”文化不仅各有不同，也会发生变化。

不同时空的儿童都能在不同的育儿体系下茁壮成长。英国上层阶级父母，按传统会把儿童的日常照料工作交给保姆，然后在孩子10岁左右时送他们去寄宿学校。

许多亚洲人和非洲人更强调培养情感联系。襁褓中的婴儿和蹒跚学步的幼儿可能每天都与家庭成员保持亲密的联系（Morelli et al., 1992; Whiting & Edwards, 1988）。这种文化中长大的孩子具有更强的“家族自我感”，即认为使自己蒙羞的必定会令家族蒙羞，而能给家族带来荣誉的也必定给自己带来荣誉。

而在肯尼亚西部的传统古斯族，婴儿的喂养很随便，白天大多数时候婴儿是在母亲或者兄弟姐妹的背上度过的，有大量的身体接触，几乎没有面对面的接触和语言交流。将婴儿背在背上这种在许多西方人看来缺乏互动的方式，在古斯人的父母看来，似乎比放在婴儿车里推着、坐在汽车座椅上、放在游戏围栏里的方式要好得多，因为后者婴儿获得的身体接触非常少（Small, 1997）。在塞内加尔的一些村庄，文化传统不鼓励照顾者与幼童交谈。一些鼓励看护者与幼童交谈的项目使儿童的语言发育状况在一年后得以改善（Weber et al., 2017），但实施这些计划就会破坏文化，这值得吗？儿童养育方式的多样性给我们示警，不要假定任何一种文化中的养育方式是唯一成功的养育方式。

不同群体间的发展相似性

我们往往很在意自己与其他人有什么不同，却忽视了由人类共有的生物性决定的相似之处。一项涵盖49个国家的研究显示，在个性特征方面，如责任心和外向性，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异比预期的要小（Terracciano et al., 2006）。国民刻板印象夸大了一些尽管存在但并不明显的差异：澳大利亚人认为自己很外向，讲德语的瑞士人认为他们自己很有责任心，而加拿大人则认为自己是合群的。实际上，与群体中的个体间差异相比，群体间的差异更小。无论文化如何，我们人类的相似之处都多于不同之处，我们都具有同样的生命周期。我们以相似的方式对婴儿说话，并对婴儿的“叽咕”声和哭声有相似的反应（Bornstein et al., 1992a, b）。

即使是一种文化内部的差异，比如种族差异，往往也很容易用生物因素和文化的相互作用来解释。有研究人员对此进行了阐释：黑人男性的血压普遍比白人男性高，假设（1）两个群体中食盐消耗量都与血压有关，且（2）黑人男性的食盐消耗量明显高于白人男性（Rowe et al., 1994, 1995），这会得到什么样的结论呢？血压上的“种族差异”，可能实际或至少部分是饮食差异引起的，与种族无关。

而这与心理学上的发现相符：不同种族群体之间存在行为差异，例如平均学业成就，但正如研究人员所说，这种差异“只是表面上的”。如果家庭结构、经济、同伴影响和父母教育等变量能够预测一个种族的群体行为，那么这些变量同样也能预测其他种族的群体行为。

因此，作为不同种族和文化群体的成员，我们表面上差异很大，但我们属于同一个物种，受到相同心理力量的支配。作为不同种族和文化群体的成员，我们的语言各不相同，但这些语言反映出普遍的语法规则；我们的口味不同，但都反映出共同的饥饿规则；我们的社会行为不同，却都反映出人类影响的普遍规则。跨文化研究加深了我们对人类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相似性的理解。

性别的发展

学习目标问题 4-13 社会性别与生物性别有何差异？

我们人类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冲动，就是把世界上的事物分门别类。在我们将人进行分类（比如高或矮，聪明或愚笨，开朗或冷漠）的各种方式中，有一个方式是显而易见的。在你出生的时候，每个人都想知道你是男孩还是女孩，你的父母可能会用粉色或蓝色的衣服来提供线索，他们的答案描述了你出生时被赋予的性别。对大多数人来说，我们的 生物性别 （sex）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 社会性别 （gender），即文化对男性或女性的期望。近年来，对性别发展的文化理解和科学认识在不断加深。

简单地说，你的身体定义了你的生物性别，你的思想决定了你的社会性别。但是你的大脑对社会性别的理解来自生物特性和经验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Eagly & Wood，2013）。在进一步思考这种相互作用之前，让我们仔细看看男性和女性的一些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

相似性与差异

学习目标问题 4-14 男性和女性具有哪些相似性和差异？

无论是男性、女性还是 双性 （intersex），我们都从母亲和父亲那里分别获得23条染色体。这46条染色体中，有45条染色体是不分性别的，人人如此。这些相似的生物特性在我们进化上的祖先面临相似的适应性挑战时提供了帮助。例如，男性和女性为了生存都需要长途跋涉，包括迁徙、追捕猎物、逃避威胁。这一点在如今的生物学层面表现为，男性和女性在超长距离比赛中的完成时间是差不多的。所有人都需要生存、繁衍和躲避捕食者，因此人在大多数方面都是相似的。你认为自己是男性、女性、非男非女，还是两者的某种结合（Hyde et al., 2019）？无论你的答案是什么，你都没有给自己的词汇量、幸福感或观察、学习和记忆的能力提供线索。因为无论社会性别为何，平均而言，我们都具有相似的创造力和智慧，并感受到相同的情感和渴望（Hyde，2014; Lauer et al., 2019; Reilly et al., 2019）。

但在某些领域，女性和男性的特征确实不同，而这些差异值得关注。一些经常被提及的差异（如自尊心的差异）实际上是相当普遍的（Zell et al., 2015）。女性和男性的平均智力测验分数几乎一致（Lynn & Kanazawa, 2011; Tran et al., 2014）。相比较而言，其他方面的性别差异会更为突出。平均来说，女性进入青春期的时间比男性早2年，预期寿命也比男性长4年。女性表达情绪的自由度更高，肆意大笑或号啕大哭的次数更多，并且经常在脸书上更新动态，表达“爱”和“兴奋”（Fischer & LaFrance, 2015;Schwartz et al., 2013）。女性的拼写和阅读能力也更强（Reilly et al., 2019）。女性能察觉到更微弱的气味，并能在性高潮后更快地重新唤起性欲。女性患抑郁症和焦虑症的风险是男性的2倍，患进食障碍的风险是男性的10倍。然而，平均来说男性死于自杀、烟草滥用和患上酒精使用障碍的可能性则比女性高4倍。男性更有可能拥有健硕的体格和强大的力量，但也更容易患孤独症谱系障碍、色觉缺陷和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成年男性患反社会人格障碍的风险也更大。也就是说，男性和女性都有着各自的高风险。

本书会多次谈论性别的相似性和差异，但本章节将仔细谈谈三种性别（男性、女性、双性）的差异。尽管个体差异很大，但平均来说，男性和女性在攻击性、社会权力和社会联系方面是不同的。

攻击性 对心理学家而言， 攻击性 （aggression）是任何旨在伤害他人身体或情感的身体行为或言语行为（Bushman & Huesmann, 2010）。想一想那些好斗的人，他们大多数是男人吗？很可能是。一般来说，男性会承认他们具有更强的攻击性，特别是极端的身体暴力（Yount et al., 2017）。近一半14~19岁的美国男孩表示，“一旦被挑衅，就想揍人”，他们对此倍感压力（PLAN USA, 2018）。在男女恋人之间，轻微的身体攻击行为比如扇耳光，双方实施的次数差不多，但更为暴力的行为大多是由男性实施的（Archer, 2000; Tremblay et al., 2018）。

实验证实了攻击性的性别差异。男性更愿意发出怒吼，对别人进行长时间的痛斥（Bushman et al., 2007）。而实验之外，全球更多实施暴力犯罪行为的是男性（Antonaccio et al., 2011; Caddick & Porter, 2012; Frisell et al., 2012）。在世界范围内，95%的谋杀犯是男性（HEUNI, 2015）。男性还在狩猎、打斗、交战和支持战争方面起着主导作用（Liddle et al., 2012; Wood & Eagly, 2002, 2007）。

这里有另一个问题：想一想人们通过传播伤人的流言蜚语或将某人孤立于社交团体或社交场合之外的方式去伤害他人的例子。这些人大多数是男性吗？也许不是。这些行为是关系攻击行为（relational aggression），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实施这些行为（Archer, 2004, 2007, 2009）。

社会权力 假设你走进一个求职面试现场，第一眼就看到了两位面试官。左边的那个人不苟言笑，显得自信和独立，一直与你保持着稳定的眼神接触。右边的人给了你一个热情洋溢的微笑，但目光接触较少，似乎希望另一个面试官能发挥主导作用。

哪位面试官是男性？

如果你说是左边的那位，会有很多人表示认同。在世界各地，从尼日利亚到新西兰，人们都感知到了权力的性别差异（Williams & Best, 1990；关于该话题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批判性思考：职场中的性别偏见）。

现在想象一下，一对异性恋夫妇正在协商购车价格。其中一人说：“如果不能再便宜点儿，我们就走了。”以此催促销售人员降价。

这对夫妇中的哪位是砍价的人？男性或女性？

如果你说的是男性，你再次站在了人数多的一边。人们倾向于将谈判与男性联系在一起，这能够解释为什么男性在谈判结果中往往具有优势（Mazei et al., 2015）。

社会联系 无论性别如何，每个人都渴望有所归属，尽管满足这种渴望的方式大不相同（Baumeister, 2010）。男性往往是独立的。即使在儿童期，男孩通常会组成一个大型的游戏团体，充满了活力和竞争，他们之间也很少有亲密的讨论（Rose & Rudolph, 2006）。而成年男性通常喜欢并肩作战，他们的谈话往往集中在解决问题上（Baumeister, 2010; Tannen, 1990）。当被问到一个他们不知道答案的难题时，比如“你知道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吗？”，比起女性，男性宁愿胡扯，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无知，这种现象被研究人员称为男性回答综合征（Giuliano et al., 1998）。

大脑扫描并未显示出明显的性别差异（Ritchie et al., 2018; Wierenga et al., 2019）。神经科学家达芙娜·乔尔（Daphna Joel, 2015）和她的同事报告说：“人类的大脑不能被划分为男性或女性大脑两个不同的类别。”然而，大脑扫描确实显示出了大脑神经网络连接的性别差异，这种性别差异在产前就已经出现，先于文化的影响（Wheelock et al.，2019）。而且扫描结果已经表明，相较于男性的大脑，女性的大脑通常是以一种能够建立社会关系的方式连接的（Ingalhalikar et al., 2013）。这能够解释为什么女性之间相互依赖的程度更高。在儿童期，女孩通常会形成一个小团体，与一群伙伴玩耍。女孩之间竞争较少，更多的是模仿彼此的社会关系（Maccoby, 1990; Roberts, 1991）。青少年期的女孩与朋友相处的时间更多，独处的时间更少（Wong & Csikszentmihalyi, 1991）。在青少年后期，女孩沉溺于社交网站，每天平均发短信的次数也高于男孩（Pew, 2015;Yang et al., 2018）。女孩之间的友谊和成年女性之间的友谊更加亲密，存在更多探讨关系的对话（Maccoby, 2002）。在一项对脸书（女性使用率更高）上1000万条帖子的分析中，女性的动态展现出与男性一样的自信，但使用的语言更温暖；男性发表的动态则通常是咒骂或表达愤怒的内容（Gramlich, 2018; Park et al., 2016）。分析发现，发表在脸书上的7亿多词汇中，女性会使用更多与家庭有关的词汇，而男性则使用更多与工作有关的词汇（Schwartz et al., 2013）。

有人会倾诉自己的忧虑和痛苦，当这些人寻求他人的理解时，通常会选择女性。女性和男性都表示，他们与女性朋友的相处更愉快，关系更亲密、更值得维护（Kuttleret al., 1999; Rubin, 1985; Sapadin, 1988）。女性之间的关系比男性更亲密，相互帮助的情谊比男性更深（Rossi & Rossi, 1993）。女性之间的关系纽带将家庭联系在一起，这些关系纽带包括母亲、女儿、姐妹、姑姑和祖母。女性朋友之间沟通频繁，且更加坦率（Berndt, 1992; Dindia & Allen, 1992）。乔伊斯·贝南森（Joyce Benenson, 2009）及其同事表明，“也许是因为‘女性’对亲密关系有更大的渴望”，大学一年级女生更换室友的可能性是男生的2倍。当感到压力时，女性也比男性更可能向他人寻求支持。这被称为照料与结盟理论（Tamres et al., 2002; Taylor, 2002）。

社会联系与社会权力的性别差异在青少年期和成年早期最为明显，这段时期是约会和交往的黄金时期（Hoff et al., 2018）。青少年期的女孩缺乏自信与安全感，而男孩似乎更强势，也更不善言辞（Chaplin, 2015）。在成年期，第一个孩子出生后，男女之间的态度和行为差异往往达到顶峰。特别是母亲，可能会表现出更多传统的女性态度和行为方式（Ferriman et al., 2009; Katz-Wise et al., 2010）。到了50岁，大多数的性别差异会消退，特别是在父母之间。男性不再那么霸道，变得更有同情心，而女性变得更加自信，特别是那些有偿工作的女性（Kasen et al., 2006; Maccoby, 1998）。在世界范围内，为了报酬而工作的女性比男性少。但是，与男性一样，女性在有偿工作时往往对自己的生活更加满意（Ryan, 2016）。

因此，尽管女性和男性的相似之处多于不同之处，但普通女性和男性之间仍存在一些行为差异，其中一些差异也发生在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身上（Lonsdorf, 2017）。这种差异是由生物特性决定，由文化和其他经历塑造的吗？我们在性别顺应或不顺应的程度上有差异吗？请继续阅读下去。

社会性别的天性

学习目标问题 4-16 性激素如何影响产前和青春期的性发育？

男性和女性在大多数生理方面都是相似的，比如出汗调节体温，喜欢高能量的食物，皮肤被摩擦的地方会长出老茧。尽管生物特性并不能决定社会性别，但它可以在以下两个方面影响我们的心理性别：

·基因上——男性和女性有不同的性染色体。

·生理上——男性和女性体内分泌不同浓度的性激素，这引发了其他的解剖学差异。

以上两个影响因素在你出生前很久就参与了你的塑造过程。

产前性发育 你的母亲怀孕6周后，你看起来和其他的小胚胎差不多。然后，随着基因开始发挥作用，你的生物特征会变得更加明显，这由你的第23对染色体（两条性染色体）所决定。不论你是男性还是女性，在这对染色体中，母亲贡献出一条X染色体。而父亲提供46条染色体中唯一一条分性别染色体——要么是一条 X染色体 （X chromosome，使你成为女性），要么是一条 Y染色体 （Y chromosome，使你成为男性）。一些其他的性发育变化我们稍后会谈到。

受孕后约7周，Y染色体上的一个单一基因会扳动一个主开关，促使睾丸发育并产生 睾酮 （testosterone），这就是促进男性性器官发育的主要雄激素。女性体内也分泌睾酮，但含量较少；女性体内主要的性激素是 雌激素 （estrogen），如雌二醇。

再后来，到产前的第四和第五个月，性激素会影响胎儿大脑的解剖结构。在男性较高的睾酮水平或女性雌激素的影响下，男性和女性按各自的模式发育（Hines, 2004;Udry, 2000）。然而，如果女婴在产前接触到高于正常含量的雄激素，她们在成年后的行为则会更多地表现出男性的特征（Endendijk et al., 2016）。

青春期的性发育 我们在进入 青春期 （puberty）时会分泌大量的激素，身体也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在这个为期2年的快速性成熟期，女孩和男孩出现了明显的差异。女孩和男孩会分别在10岁和12岁左右开始出现各种变化（如乳房发育或睾丸增大），尽管这种青春期的变化来得悄无声息（Biro et al., 2012; Herman-Giddens et al., 2012）。在可见的身体变化之前的一两年，我们往往会第一次感受到性吸引力的悸动（McClintock & Herdt, 1996）。

女孩会稍早进入青春期，因此一开始会比同龄男孩长得更高（图4.6）。但当男孩开始进入青春期时，便会迎头赶上，到14岁以后时，男孩通常就比女孩高了。在这些生长高峰期， 第一性征 （primary sex characteristic），也就是生殖器官和外生殖器的发育十分明显，非生殖性的 第二性征 （secondary sex characteristic）也是如此。女孩的乳房发育，臀部变大；男孩的面部毛发开始生长，声音变粗。女孩和男孩都开始长出阴毛和腋毛（图4.7）。

对男孩来说，青春期的标志是第一次射精，这往往发生在睡眠时（“梦遗”）。这被称为 首次遗精 （spermarche），通常发生在14岁左右。

对女孩来说，青春期的标志是第一次月经，即 月经初潮 （menarche），通常发生在12岁半前后一年之内（Anderson et al., 2003）。科学家已经确定了近250个预测月经初潮年龄的基因（Day et al., 2017）。但环境因素也很重要，父亲缺席、性虐待、不安全依恋或母亲孕期吸烟等因素都有可能使初潮提前（Richardson et al., 2018; Shrestha et al., 2011; Sung et al., 2016）。如今，各国女孩都比过去更早进入乳房发育期和青春期。疑似诱因包括身体脂肪的增加，饮食中类激素的化学物质增加，以及与家庭破裂有关的压力增加（Biro et al., 2010, 2012; Ellis et al., 2012; Herman-Giddens, 2013）。但好在，良好的母子依恋关系可以缓解儿童的压力，包括那些与青少年早期有关的压力（Sung et al.，2016）。请记住，先天因素和后天教养是相互影响的。

性发育变化 自然可以模糊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生物界限。双性人可能生来就具有异常的男性和女性染色体、性激素和解剖结构的组合。例如，一个基因上为男性的人可能生来就有两条或更多的X染色体以及一条Y染色体（克里内费尔特综合征），这常常导致不孕和睾丸发育不良。基因上为女性的人，如果只有一条正常X染色体（特纳综合征），可能没有月经，乳房无法发育，也没有生殖系统，因此无法生育。这些人可能会在性别认同上挣扎不已。

过去，医疗专家通常会建议这些孩子进行变性手术，为他们建立一个明确的性别认同。一项研究回顾了14个基因上为男性的病例，这些男孩在婴儿期接受了变性手术，并被当作女孩抚养长大。在这些病例中，6人后来自我认同为男性，5人以女性的身份生活，剩余3人一直不能确定自身性别（Reiner & Gearhart, 2004）。

有这样一个著名案例，某位小男孩在一次包皮环切手术中，因医生的不当操作被切除了阴茎。精神病医生建议男孩的父母把他当作女孩来抚养。那么，一边拥有男性染色体和激素，另一边又处于女性的成长环境，那这个孩子的性别认同是受先天影响还是受后天教养的影响呢？布伦达·赖默尔（Brenda Reimer）与其他大多数女孩截然不同。“她”不喜欢玩偶，甚至会在打闹中撕破自己的衣服。到了青少年期，“她”也不想和男孩接吻。最后，布伦达的父母向他坦白了一切，这使布伦达立即放弃了其被指定的女性身份。他接受了手术，切除了因激素治疗而发育出的乳房。他还把长发剪了，并重新取了一个男性的名字——大卫。后来，大卫与一位女性结婚，成了别人的继父。不幸的是，就像他那抑郁的同卵双胞胎兄弟一样，大卫最终选择了自杀（Colapinto, 2000）。如今，大多数专家建议，等到孩子身体自然发育完成，性别认同变得清晰，再进行此类手术。

性别的教养

对许多人来说，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是和谐共存的。生物学划出界限，文化添加细节。将新生儿定义为男性、女性或双性的身体特征在全世界都如出一辙。但是定义男性（或男孩）和女性（或女孩）应该如何行动、交往或自我感知的性别特征在不同时空则有所不同（Zentner & Eagly, 2015）。

性别角色

学习目标问题 4-17 文化对性别角色有哪些影响？

文化通过定义我们在特定的社会地位或 角色 （role）中应该如何表现来塑造我们的行为。我们可以在 性别角色 （gender role）中看到这种塑造力量，也就是社会对男性和女性行为方式的期望。

世界范围内对于性别角色的态度随着时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20世纪初，世界上只有新西兰一个国家承认女性选举权（Briscoe, 1997）。到2015年，所有国家都赋予了女性这一权利。100年前，美国妇女不能在国家选举中投票，不能参军，也不能无故与丈夫离婚。如果某位女性为了报酬而工作，那她更可能是一名厨师，而非大学教授。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被要求画出一名科学家时，只有不到1%的美国儿童在其画中将科学家画成一名女性。而在最近的研究中，描绘女性科学家形象的人数比例达到了28%（Miller et al., 2018）。如今，在许多国家，女性占其国家劳动力的比例达到40%以上（BLS, 2019; Fetterolf, 2017）。

在全球范围内，女性在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不会成为代表性人物（UNESCO, 2017）。大多数担任教职的人是男性，获得更多的研究经费支持的也是男性，大部分受知名期刊认可的文章还是出自男性研究人员（Odic & Wojcik, 2020;Oliveira et al., 2019; Shen et al., 2018）。在许多国家，女性仍然遭受着有意无意的性别歧视，这阻碍了女性从事与STEM相关的职业（Kuchynka et al., 2018; Leaper & Starr，2019）。但有迹象表明，STEM女性职位的供需都在增加。在高中阶段，美国女性在阅读和写作方面的表现优于男性（Reilly et al., 2019）。在大学阶段，美国女性与男性相比，获得大学学位的人数更多，成绩更优秀，并且在科学和数学方面的表现丝毫不亚于男性（Stoet & Geary, 2018; Terrell et al., 2017）。当研究人员邀请美国教授推荐有关STEM职位的候选人时，高素质的女性成为大多数人的首选，同等素质的男性则略逊一筹（Williams & Ceci, 2015）。这对刚起步的女性科学家和工程师来说是个好消息，她们向导师和榜样学习，而这些导师和榜样都是精明能干的女性（Dennehy & Dasgupta, 2017;Moss-Racusin et al., 2018）。

性别角色也因地而异。采集食物的游牧社会几乎没有按性别进行分工，男孩与女孩的养育方式几乎相同。然而，到了农耕社会，女性通常在附近的田地里干活，男性则在外面放牧。这样的文化塑造了儿童，使其承担不同的性别角色（Segall et al., 1990;Van Leeuwen, 1978）。

接下来，请花一分钟时间思考一下自己对性别的期望。你是否同意“当工作岗位稀缺时，男性应该有更多的工作权利”？在瑞典和西班牙，赞成此观点的成年人几乎不超过10%；在埃及和约旦，赞同人数却高达约90%（UNFPA, 2016）。可见同为人类，观念可以截然不同。

关于 性侵犯 （sexual aggression）的文化态度会受到性别角色期望的影响。在对声名赫赫、有权有势的男性的性侵犯指控的真实性得到证明后，许多国家正在努力减少性骚扰和性攻击行为。（详见“批判性思考：性侵犯”。）

性别认同

学习目标问题 4-19 我们如何形成自己的性别认同？

性别认同 （gender identity）是二元的（只涉及两个选项），那么它就是指我们个人感觉自己是男性或女性。而那些具有非二元性别认同的人可能不觉得自己是男性或女性，或者他们可能认为自己是男性和女性的某种组合。那我们该如何形成自己的性别认同呢？

社会学习理论 （social learning theory）认为，我们在童年期通过观察和模仿那些与性别相联系的行为，并因某些行为所受到的奖励和惩罚获得性别认同，如“塔蒂亚娜，你真是玩具娃娃的好妈妈”“男子汉不哭，阿曼德”。但批评者指出，性别认同不仅仅是模仿和奖励的问题。他们指出， 性别类型化 （gender typing），即获得传统的男性或女性角色，会因人而异（Tobin et al., 2010）。

父母确实有助于传播其文化中的性别观点。在一项对43项研究对象的分析中，具有传统性别观点的父母更有可能拥有具有相同性别类型的孩子，这些孩子与其父母对男性和女性的期望相同（Tenenbaum & Leaper, 2002）。当父母平等地分担家务时，这对夫妇的女儿会对家庭以外的工作有更高的期望（Croft et al., 2014）。

事实上，无论父母是否鼓励传统的性别类型，孩子都可能偏向于他们感觉正确的东西。有些孩子会组织自己的“男孩世界”和“女孩世界”，并以他们对规则的理解为指导，有些人则更灵活地遵从这些规则。还有人认为自己是 双性性格 （androgyny）：男性和女性角色的结合对他们来说才是合乎常理的。受益于双性性格，这类成年人更容易适应社会，在行为方式和职业选择上更加灵活（Bem, 1993）。他们从小就有更强的复原力和自我接受能力，且患抑郁症的概率更小（Lam & McBrid-Chang, 2007; Mosher & Danoff-Burg, 2008; Pauletti et al., 2017）。

感觉很重要，认知（思维）也很重要。在生命早期，我们会形成图式，即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概念。性别图式将我们关于两性特征的经验组织起来，帮助我们思考自己的性别认同和作为独特个体的认识（Bem, 1987, 1993; Martin et al., 2002）。

幼儿是“性别侦探”（Martin & Ruble, 2004）。一岁前儿童开始区分男性和女性的声音和面孔（Martin et al., 2002）。两岁后，语言促使孩子以性别为基础来组织自己的世界。例如，英语使用代词he（他）和she（她）区分人的性别；另一些语言把物体分为阳性（le train火车）或阴性（la table桌子）。

儿童的认知里往往只有两种人，他们认为自己“应该”是这两种人中的一种，于是他们开始寻找关于性别的线索。在每一种文化中，人们传达性别的方式都五花八门。性别表达不仅存在于语言之中，还暗藏于衣着服饰、兴趣爱好和个人所有物中。掌握了这些线索后，三岁的孩子可能会把人类世界一分为二。他们或许认为，那些喜欢《冰雪奇缘》、留长头发的人是“女孩”；而喜欢《内裤超人》、不穿裙子的人是“男孩”。这些孩子会根据新收集的“证据”，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自身的性别概念。这些定型观念在五六岁时最为僵化。比如说，某个六岁男孩的新邻居如果是个女孩，在男孩的认知里，两人可能不会有共同的爱好。

因此，对于幼儿来说，性别问题十分突出。然而，他们的认知范围逐渐拓展，不再局限于经典动画片中的“两类人”，以及不同玩具货架上的玩偶和动作英雄。2019年，儿童动画片《亚瑟》风靡一时，其中出现了亚瑟的老师与另一位男性角色结婚的剧情。“艺术反映生活，”创作者马克·布朗（Marc Brown）说，“孩子需要看到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Wong, 2019）

对于顺性别者来说，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一致。而对于 跨性别者 （transgender）来说，其性别认同不同于生理性别（APA, 2010; Bockting, 2014）。例如，有人从小就认为自己是女性，但身体实际上是男性；或认为自己是男性，身体上实际是女性（Olson etal., 2015）。一项针对300名3~12岁跨性别儿童的研究发现，这些“早期跨性别”的儿童与其顺性别兄弟姐妹和顺性别对照组的儿童一样，具有强烈的性别类型意识和性别认同意识（Gülgöz et al., 2019）。大脑扫描显示：那些寻求医学变性的人（大约75%是男性）的某些神经束异于那些顺性别者（Kranz et al., 2014; Van Kesteren et al., 1997）。大脑扫描也显示了跨性别者与顺性别者之间的差异，这表明性别认同受到生物因素影响（Williams, 2018）。生物学家罗伯特·萨波尔斯基（Robert Sapolsky, 2015）解释说：“并不是说这些人认为他们的性别与他们实际的性别不同，而是他们被困在了与他们实际身份不同的身体里。”

在大多数国家，成为跨性别者绝非易事。在一项针对美国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的全国性调查中，71%的人认为男同性恋者得到了“一些”或“很大”的社会认可，85%的人认为女同性恋者也是如此。但只有18%的人认为跨性别者得到了同样的社会认可（Sandstrom, 2015）。在另一项针对27 175名美国跨性别者的调查中，46%的人表示在过去一年中受到了言语骚扰（James et al., 2016）。欧洲和亚洲的跨性别者也经常遭受侮辱、偏见和歧视（Amnesty Internationa, 2018）。这些痛苦刻骨铭心，因此，跨性别者产生性别焦虑的风险会更大（McNeil et al., 2017; Muelleret al., 2017）。被诊断为性别焦虑，必定要经受与性别认同相关的达到诊断水平的痛苦。仅仅认定自己为跨性别者并不表明你患有心理障碍。也许是在美国军队中饱受偏见，跨性别退伍军人自杀死亡的风险是顺性别退伍军人的两倍（Tucker, 2019）。而在一项针对27 000名跨性别成年人的研究中发现，那些接受“转换疗法”的人死于自杀的风险翻倍（Turban et al., 2020）。

跨性别者试图使他们的外在形象和日常行为与自身性别认同保持一致。2019年，美国最高法院下达了一项裁决，即跨性别者有权使用符合其性别认同的洗手间（Wolf，2019）。这种对性别认同的确认可以帮助跨性别者免于抑郁，维持自尊（Glynn et al.，2017）。事实上，性别认同的医疗措施（使用激素、手术）似乎可以降低跨性别者患抑郁症、焦虑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可能（Tomita et al., 2018）。

值得注意的是，性别认同与性取向（性吸引力的方向）是不同的。跨性别者可能会爱慕异性、同性、所有性别的人，或者根本不爱慕任何人。性取向是指你幻想与谁发生性关系，而性别认同是指你以何种身份与某人发生性关系。

据估计，在世界范围内，有2500万人被认定为跨性别者（WHO, 2016）。在美国，被认定为跨性别者的人约有100万（Meerwijk & Sevelius, 2017）。在这个群体中，大约30%的人有更广泛的非二元性别认同，也就是感觉自己是男性和女性的组合，或者感觉自己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Barr et al., 2016; James et al., 2016; Mikalson et al., 2012）。在北美和欧洲，这一数字正在上升，特别是在生理性别为女性的青少年中。有些人想知道这种数字增长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社会现象，或者仅仅是因为今天青少年选择个人身份的自由度更高（Wadman, 2018）。但许多跨性别者在幼儿时期就已经对与自己性别不一致的衣服、玩具和发型产生兴趣（Rae et al., 2019）。

关于天性、教养及其相互作用的思考

学习目标问题 4-20 天性、教养和个人选择怎样影响性别角色和我们生活的其他方面？

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在谈及现代科学中一些悖论时说道：“既有平凡的真理，也有伟大的真理。平凡真理的对立面就是谬误，而伟大真理的对立面还是真理。”人类祖先的历史促成了人作为一个物种的形成。只要有变异、自然选择和遗传，就会有进化。母亲的卵细胞吞没了父亲的精细胞而建立的独特的基因组合，既带来了我们共有的人性，也造成了我们的个体差异。这对于人的天性而言是一个伟大的真理——基因造就了我们。

但经验对人的形成也有帮助。在家庭和同伴关系中，人们学会了思考和行动。甚至天性引发的一些差异也可能通过后天的教养而增强。如果基因和激素共同决定了男性比女性更强的身体攻击性，那么文化会通过一些社会行为准则，比如鼓励男性具有男子汉气概，鼓励女性更和善、更温柔，来增强这些性别差异。如果男性倾向于扮演需要强壮体力的角色，女性倾向于扮演教养子女的角色，那么他们都会做出符合这些角色期待的行为。角色重塑了其扮演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律师最终会变得更像律师，而教授变得更像教授。性别角色也在塑造着我们。

在许多现代文化中，性别角色正在融合。蛮力对于权力和地位来说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想想“慈善资本家”普利西拉·陈（Priscilla Chan）和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从1965年到2019年，美国医学生中女性的比例从9%飙升到52%（AAMC, 2014, 2018）。1965年，美国已婚妇女投入家务的时间是丈夫的8倍；到了2012年，这一差距缩小至不到2倍（Parker & Wang, 2013; Sayer, 2016）。一项针对30个国家的调查显示，在家务劳动和其他无偿工作的方面（如照顾儿童），性别差距也在缩小（OECD, 2018）。这种迅速的变化表明，生物学影响并不能固化我们的性别角色。

如果天性与教养共同塑造了我们，那么我们“只不过是”天性与教养的产物吗？我们是被这样僵化地决定的吗？

我们是天性与教养的产物，但我们同时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图4.8）。例如，基因的影响无处不在，但基因并非万能。因为有时，人们可以拒绝他们作为基因传播者的进化角色，拒绝生儿育女。同样，文化的影响无处不在，但也不是万能的。因为有时，人们会不顾来自同伴的压力，所作所为与社会期待背道而驰。

此外，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失败完全归罪于基因不好或基因的不良影响。在现实中，人类既是世界的产物，又是世界的缔造者。关于我们自身的很多事情，包括我们的性别角色，都是基因和环境的产物。然而，今天的决策造就了明天的环境，人是环境的建筑师。人类的希望、目标和期望影响着人类的未来，这使得文化能够呈现出多样性并快速变化。因此，人的思想很重要。

* * *

我从收到的电子邮件和公众民意调查中了解到，有些读者对当代科学中的自然论和进化论感到困惑（给其他国家的读者的解释：在美国，关于进化论的科学认知和大众认知之间可能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前沿科学杂志《自然》在2007年的一篇社论中写道：“人类的思想是进化的产物，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在《上帝的语言》（ The Language of God ）一书中，人类基因组计划主任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2006），一位自称是福音派的基督徒，收集了“完全令人信服”的证据，从而得出结论，达尔文的观点“毫无疑问是正确的”。然而，盖洛普民意调查机构报告说，38%的美国成年人认为，在过去一万年内人类的状态与现在并无二致（Swift, 2017）。他们担心行为科学（尤其是生物进化科学）会损害人的美感、神秘感和精神意义。我可以提供一些实例以打消这些人的疑虑。

当牛顿根据光的不同波长对彩虹进行了解释后，诗人约翰·济慈（John Keats）担心牛顿破坏了彩虹原有的神秘美感。然而，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 1998）在《分解彩虹》（ Unweaving the Rainbow ）一书中写道，牛顿的分析引出了一个更神秘的理论——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而且牛顿的光学原理让我们知道，没有任何东西会影响我们欣赏绚丽多彩、横跨在晴朗天空中的彩虹。

当伽利略收集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证据时，他并没有提供无懈可击的证据来证明这个理论。他只是通过对各种现象的观察结果提供了严密连贯的解释，如月球的环形山投下的阴影的不断变化。他的解释最终被接受了，因为他描绘和解释事物的方式自有道理。达尔文的进化论同样是一种对自然史的严密连贯的看法，也提供了把各种观察统一在一起的组织原则。

许多宗教人士觉得人类起源的科学观点与人的灵性是相宜的。公元5世纪，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写道：“宇宙形成初期呈现出一个不太完整的状态，但是它被赋予了把未成形的物质转变成神奇的序列结构和生命形式的能力。”14世纪，穆斯林历史学家伊本·哈勒敦（Ibn Khaldun, 1377）写道：“那么，我们应该欣赏一下这个创造性的世界。这个最初只有矿物质的世界，以一种巧妙的、渐进的方式，进化出了植物和动物。”大约800年后，教皇方济各（Pope Francis）于2015年愉快地接受了科学与宗教的对话，他认为：“自然界的进化与创造的概念并不矛盾，因为进化离不开创造进化的生物。”

同时，在对人和宇宙有了更多的了解后，许多从事科学工作的人对这些发现感到敬畏。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约140亿年前，宇宙在某一时刻突然爆炸，并急剧膨胀到如今宇宙空间这般规模。如果这次大爆炸的能量再稍稍小一点儿的话，那么宇宙很可能会自动萎缩回去；如果能量再稍稍大一点儿的话，那么结果可能会是整个宇宙变成一锅清汤，难以维系任何生命。天文学家马丁·里斯（Martin Rees）爵士在《宇宙中的六个神奇数字》（ Just Six Numbers ）一书中描述道，其中任何一个数字，如果稍微发生改变，都会产生一个无法维系生命的宇宙。如果地球引力再稍稍强一点或稍稍弱一点，又或者如果碳质子的质量稍微有一点不同，那么我们的宇宙就不会再运转。

到底是什么力量形成了这个如此完美、和谐、精妙的宇宙呢？为什么宇宙中存在着万物而不是空无一物呢？如果用哈佛大学天体物理学家欧文·金格里奇（Owen Gingerich，1999）的话来说，宇宙是如何“如此惊人地恰到好处，以至于似乎宇宙原本就是用来产生有智慧且感知敏锐的生命”？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建议，面对这种令人难以想象的问题，谦虚、敬畏、科学的沉默是合适的，他说：“对于无法解释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

我们并不是害怕科学，相反，我们热情地接受它。科学深化了我们的理解力，也唤醒了我们的敬畏感。在《脆弱的物种》（ The Fragile Species ）一书中，刘易斯·托马斯（Lewis Thomas, 1992）描述了令他无比惊讶的事实，地球在适当的时候产生了细菌，在适当的时候产生了巴赫B小调弥撒曲。在短暂的40亿年里，生命从无到有，再到拥有非常复杂的结构，比如有60亿单位的DNA链以及神秘复杂的大脑。宇宙学家戴维斯（Davies, 2007）说，和岩石中的原子一样的原子，以某种方式形成了动态的实体，产生了奇特的、可自我复制的信息加工系统——人类。尽管我们似乎是从尘土中诞生的，但经历了千百万年之后，最终结果是产生了一种无价的生命，一种有着令人难以想象的丰富潜力的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