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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斯皮茨纳格尔走过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巨大的谷物交易大厅的参观长廊时，一阵喧闹声迎面而来。那是1987年的夏天，市场一片大好，美国经济空前繁荣。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首次收于2 000点之上。罗纳德·里根在柏林劝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拆除柏林墙。同年，迈克尔·杰克逊发行专辑《真棒》（ Bad ）。也是在这一年，氟西汀（抗抑郁药）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内部，被肾上腺素充斥的无情资本主义机器正在努力工作，年少的斯皮茨纳格尔对眼前的景象目瞪口呆。
成群结队的交易员挤在公开喊价的大厅里喊叫着，许多人都穿着色彩鲜艳的夹克，做出疯狂的、难以辨认的手势。废弃的单据像五彩纸屑一样散落在黑色的油毡上。当买卖指令穿过高大空洞的天花板空间，在交易大厅中飞来飞去，斯皮茨纳格尔能感觉到空气中嗡嗡作响的震动。完全是一派混乱无序的景象，但不知道为何，却又乱中有序。
那年，斯皮茨纳格尔年仅16岁。他的父亲在芝加哥郊区担任教堂牧师。埃弗里特·克里普是他父亲教区的信徒，克里普既是玉米交易商，也是芝加哥期货交易所（该交易所创立于1848年，堪称债券与大宗商品市场的核心堡垒）的资深交易员。斯皮茨纳格尔随父亲参观交易所大厅时结识了克里普。当时，小斯皮茨纳格尔没有任何交易或市场经验，对于此次参观也无过多预期。他想象中的交易所场景类似于“007”系列电影中的豪华赌场。然而，他所目睹的一切却截然不同，这令他备感兴奋。
谷物交易大厅是交易所的核心交易区域。交易所大楼这座建筑本身就是装饰艺术的代表之作，1930年建成，坐落在芝加哥商业区中心的西杰克逊大道141号。这里历史悠久，企业家在此进行玉米、小麦、燕麦和大豆等商品交易。交易大厅内部宽敞，犹如一座足球场，四周环绕着巨大的价格显示屏。红色、绿色和黄色的数字一行接一行地闪烁跳动，实时反映着全球各地的商品供需状况。
斯皮茨纳格尔被这幅场景深深吸引。
他并非一个被数字和神秘市场文化所吸引的书呆子。他在密歇根州诺斯波特的农村地区长大，喜欢体育运动——棒球、足球。他喜欢在附近的密歇根湖上竞赛帆船。但他并不是一般的孩子。他狂热地演奏圆号，每天练习三四个小时。他在家里走来走去，嘴里嘟哝着“自律、自律、自律”，令他的父母感到震惊。他的父亲莱恩·爱德华·斯皮茨-纳格尔（斯皮茨纳格尔后来抛弃了连字符）除了是诺斯波特的一名新教牧师，还是一名民权活动家。凯特·斯蒂文斯的音乐成为这个家庭的日常背景音乐。一天，斯皮茨纳格尔走进卧室，发现父亲留下一摞甘地的书，希望能够以此说服斯皮茨纳格尔登记为出于宗教道义而拒绝服兵役者，但是没有成功。斯皮茨纳格尔更愿意接受父亲关于冥想的教诲，他后来认为这让他在做交易员时更具优势。
老斯皮茨纳格尔放弃了在纽约州北部一家州立医院当院长的高薪职位，转而做了一名收入微薄的牧师，一家人搬到了更小更简陋的房子里。这本来会让家中的孩子领悟到钱并不重要，但斯皮茨纳格尔却学到了相反的东西。他讨厌贫穷，长大之后也不想过这种生活。后来，当他回想起自己节衣缩食的童年时，心中充满了自豪感。与他之后在全球金融高层中遇到的绝大多数人不同，他几乎是白手起家。
斯皮茨纳格尔六年级时，全家搬到了芝加哥郊区的马特森，他的父亲在那里成为一个更大教会的牧师。斯皮茨纳格尔不喜欢千篇一律的郊区生活，也很怀念密歇根州北部广袤无垠的自由林地。但搬家也有一个显著的好处：他家非常靠近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商品交易中心，他可以经常见到资深的玉米交易商克里普。
斯皮茨纳格尔对自己热衷的事物表现出极高的专注度，这使得他在街坊四邻中具有引领潮流的地位。他的兄弟兼挚友埃里克·斯皮茨纳格尔（《滚石》与《名利场》等杂志的撰稿人）表示：“一旦他确立了一个目标，我们都会效仿。当他决定购买一个木偶时，我们便会说，‘现在我们也要去买’。不久之后，家附近的孩子都拥有了一个木偶。”斯皮茨纳格尔利用八毫米摄影机拍摄了数十部自制电影——创作灵感源于《星球大战》《西部》《无敌浩克》等不同题材的电影。偶尔，他会邀请兄弟或朋友担任导演，但最终成品往往难逃其严谨审视后的批评。
为了反抗父母嬉皮士式的自由主义，他投身于威廉·巴克利等保守派的著作中。如同他的偶像巴菲特一样，他开始送报纸，并最终垄断了当地送报纸的渠道：雇同学送报，以固定工资负责一条送报路线。朋友开始找他借钱，这让他意识到持有流动性现金的价值。他将自己视为右倾青少年亚历克斯·基顿，即20世纪80年代热门情景喜剧《亲情纽带》（ Family Ties ）中由迈克尔·J.福克斯饰演的角色。他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政治辩论节目《交火》（ Cross fire ）的忠实观众，并且总是站在共和党主持人帕特里克·布坎南一边。他订阅了巴克利的保守派杂志《国家评论》（ National Review ），并逐渐对得克萨斯州国会议员罗恩·保罗的自由主义观点着迷。他天生擅长数学，也是全美最好的圆号演奏学生之一，并被纽约茱莉亚音乐学院录取。
而这一切在他参观了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之后都变了。他放弃了进入茱莉亚音乐学院的计划，因为他意识到音乐事业永远不会让他致富。“我是不是有点贪心了？”斯皮茨纳格尔事后说道，“当然，那是20世纪80年代。”他不再那么关心政治，并不再花时间在足球和棒球上。他从图书馆借了威廉·费里斯所著的《谷物交易商：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故事》（ The Grain Traders：The Story of the Chicago Board of Trade ），并且再也没有归还。
克里普把他收入麾下，并给他安排了工作机会。起初，他是个跑腿的，负责将卡片带到其他交易员处确认订单，向交易员询问：“这个交易合适吗？”此外，他还会帮交易员取午餐。在执行这些任务的过程中，他不断吸收知识，学习交易运作机制、奇特的手势信号，辨别交易双方的位置和影响力。
他从克里普身上学习到很多。克里普被称为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贝比·鲁斯。克里普在没有电的时代长大，并在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太平洋战场中幸存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搬到芝加哥，并于1946年开始在交易所的一家公司（后来成为美林证券）担任跑单员。1953年，克里普在小麦交易所购买了一个席位，获得了用自有资金交易的权利。1978年，他创办了自己的公司——阿尔法期货。
克里普的交易哲学简洁而引人深思：成功的交易者喜欢亏损，不喜盈利。斯皮茨纳格尔在阿尔法期货工作不久后，克里普就用低沉、沙哑的声音告诫他：“你必须喜欢亏损，不喜盈利。这违反了人性，但这就是你必须克服的。”
这意味着，一旦投资头寸出现亏损，应立即止损出售：无论你是否认为它会反弹，即使你认为市场存在误判，或是你在《华尔街日报》上看到了什么资讯，或是你得到某张精美的图表，只要亏损发生，就要果断卖出。学会接受亏损，并继续前行。克里普告诫斯皮茨纳格尔：“你必须表现得像个愚者，内心更要有一种愚者的觉悟。”
克里普运用策略的核心在于通过对交易者的下行风险加以限制，实现目标收益的稳定。尽管在此过程中可能会承受一定程度的损失，但本金安全得到保障。正如交易员所言，不会遭遇“爆仓”的困境，除非运气极其不佳。这正是克里普在期货市场中长期屹立不倒的原因，也是他被誉为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贝比·鲁斯的原因。斯皮茨纳格尔的交易生涯深受克里普传授的这一理念的指引。
克里普实质上向斯皮茨纳格尔传授了“乱世之王”的关键特质——尽早恐慌，立即止损。因为如果你的头寸继续下跌，你可能会全军覆没。通过把这个原则变成铁律，斯皮茨纳格尔让能够接受这一观点的从业人员形成自身的一种条件反射。
克里普的交易方法并不高深莫测。从进场的第一天起，新手交易员就被反复告知“及时止损，让利润马上变现”。克里普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狂热地执行这一铁律，并坚信除此之外，其他一切都不重要。
斯皮茨纳格尔回忆道：“克里普的独特见解在于，他看待交易的方式别具一格。对他而言，交易的实质并非市场运行机制，如供需原理和价格形成等传统理论。他所重视的是交易纪律，这也是我初涉交易领域时所领悟的第一课。实际上，整个交易业务均建立在交易纪律这一基石之上，其余皆为细枝末节。交易者须克服舒适心理，将自己置于不适之中。若能战胜此心境，成功的机会便触手可及，也意味着财富增值的契机。”
克里普方法的挑战性在于，要一直坚持使用这种方法，能够持之以恒者寥寥无几。正如他所说，这是反人性的。但凡一次没有践行这个方法，就可能遭受毁灭性的损失。斯皮茨纳格尔花了一段时间才彻底认识到这一点。他认为只要对市场研究得足够充分，就能预测市场的走向。他把玉米和大豆价格的图表钉在卧室的墙壁上。他为观察作物生长阶段和降雨量搭建了一个盆栽玉米和大豆实验室。他长期研究夏季的天气预报，细读美国农业部的数据。他会前往北方的玉米地，仔细观察玉米穗的发育情况，试图弄清影响产量的具体因素。然后，他会在交易所或他父亲的教堂将他的新发现与克里普交流。
斯皮茨纳格尔询问克里普：“我能给您看看这幅标注了未来玉米作物生长度日的天气图吗？为什么还不涨价呢？”
“真是废话，”克里普哼了一声，“你在浪费时间。没有人能预测价格。”
如果说读大学也是虚度光阴，那么斯皮茨纳格尔一定深以为然。他选择在密歇根州卡拉马祖学院学习政治学和数学，他认为这两门学科对他的交易影响最小（当时他认为数学与交易无关）。暑假期间，他作为克里普手下的交易员，午休时总是随身带着那本已经快翻烂的书——《美国国债基差交易》。为了在传奇人物查理·迪弗朗西斯卡（被誉为查理·D.，当时是交易所交易额最大的交易员）手下工作和学习，他甚至不惜休学了一个学期。
斯皮茨纳格尔在21岁毕业后，立即回家去了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工作。他抽出时间为惠普公司的掌上电脑设计了一个交易程序，可以实时计算交易者的头寸和盈亏，使他能够对不断变化的价格做出更快反应。最初他设计这款软件是为了自用，后来开始出售给交易大厅的职员。他回忆道：“我从中赚了不少钱，这就是我这么年轻就有钱做交易的原因。”
在短短几个月内，在克里普的支持下，加上他设计交易程序的收益以及祖母给的一些现金，斯皮茨纳格尔租了交易所的会员资格。他身穿水绿色的阿尔法期货公司外套，系着以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为头像的领带。斯皮茨纳格尔终于成为交易所的自营商，这意味着他可以用自己的钱交易。而其他交易员、经纪人都是为银行或投资公司等机构进行操作，换句话说，是在用别人的钱买卖。
交易所的自营商实质上扮演着做市商的角色，无论市场走向如何，他们都通过促进买卖来平滑市场的价格。经纪人则根据客户的意愿行动，他们的客户可能是一家希望为冬小麦收成做套期保值的大型农业公司，或者是一家希望保护自己免受美国国债价格下跌影响的保险公司。相比之下，自营商则是纯粹的短期投机者，他们仅针对价格的短期波动进行投注，以期谋取利润。
美国长期国债期货交易中心是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最活跃的地方，斯皮茨纳格尔在22岁时成为这里的正式会员，当时他是这里最年轻的自营商。1991年《华尔街日报》曾经报道：“这里是世界上最活跃的期货交易场所。”当时，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里交易的每三份合约中就有两份是美国长期国债期货。
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是期货合约的发源地（期货合约可在特定的时间以特定的价格购买特定数量的商品）。早在19世纪，中西部的农作物商人就在芝加哥聚会，按照当时买家提供的价格出售产品。最终，他们发明了期货合约，以允许他们在未来以固定的价格交易农产品。假如你有个饼干公司，你可以约定在8月1日以每蒲式耳
20美元的价格购买1 000蒲式耳小麦。这种合约可以为你提前锁定价格，保护自己免受小麦价格暴涨的影响。如果小麦价格跌破20美元1蒲式耳，卖给你合同的中间商，也就是自营商会受益。他还可以围绕价格波动进行交易，通过低买高卖而获益。
美国长期国债期货本质上是和债券期货一样的。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里根政府发行数十亿美元的国债为经济繁荣提供资金，美国长期国债期货合约的交易量大幅上升。期货合约帮助需要购买债券的大型机构抵御损失，这种交易被称为“套期保值”，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对冲交易。
正如1903年弗兰克·诺里斯小说《深渊》所描述的样子，斯皮茨纳格尔意外发现自己与芝加哥最具实力的交易员共事。交易中心设有等级分明的八角形台阶，由低至高呈倒梯形分布，宛如一个婚礼蛋糕。诸如斯皮茨纳格尔之类的小角色，在较低的台阶附近活动，试图通过数千英镑的小额交易分享利润。而位于最高层的外围台阶上，则是那些富可敌国的交易员，他们能在一笔交易中毫不犹豫地投入数百万美元。这些顶层交易员身处最高层级，具备非凡的交易实力。
交易员不同层级的奥秘在于视野之差。随着层级的提升，交易员的视野在交易中心中逐渐开阔，这显著增强了他们观察市场动态的能力，使他们更易捕捉到外部大额订单的动向。相反，在较低层级，即所谓的“低洼区”，视野受限，可接触的交易资源也相对少。这就像在一个大富翁棋盘上，顶层交易员占据着公园广场和海滨大道等优越位置，中层交易员则拥有大西洋大道等黄色和红色的街区。而斯皮茨纳格尔仅能屈身于低级的紫色街区——价格低廉的波罗的海大道。
当时期货交易所的顶层交易员炙手可热。在随后的10年里，电子机器人以高频交易的速度优势接管了期货市场。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还没有人预见到它的到来。美国长期国债期货交易中心是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最传奇的地方，汤姆·鲍德温这样的传奇大亨在这里赚取了巨额财富。鲍德温是最活跃的美国长期国债期货交易者，他像斯皮茨纳格尔一样用自己的钱交易，但交易规模要大很多。《华尔街日报》在1991年2月一篇专题报道中称鲍德温是“少数几个能影响数十亿美元交易市场价格的人”。
斯皮茨纳格尔回忆道：“鲍德温整天向我扔废纸团，这简直是一种折磨。他让我痛苦不已，但我感到荣幸，因为这位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场内交易员竟然花时间针对我。”
斯皮茨纳格尔致力于深入了解鲍德温的操作方式。他后来描述鲍德温是一个“不疯魔不成活”的人。令人敬佩的是，鲍德温在极度耐心与压倒性侵略之间展现出了惊人的自控力。鲍德温以狂野的手势闻名，其空中飞跃的姿态被称为“鲍德温飞跃”，吸引了众多交易者的关注。鲍德温与热爱止损的克里普截然相反，他非但没有减少损失，反而将更多现金投入亏损的头寸，期待市场转向对他有利的一方。这确实导致出现一些巨额损失。1983年，他单笔交易亏损超过30万美元；1989年，他曾一天内亏损达500万美元。然而，在更多时候，他能引导债券市场朝他期望的方向发展，这在当时价值5万亿美元的市场上堪称一项惊人的成就。
斯皮茨纳格尔身着水绿色夹克，胸前印着“SIZ”（“斯皮茨”的简写），这是他为追随鲍德温的绰号“Sizzler”而特意准备的。他的交易座位稳健地逐级攀升，过程中时而遭受小幅亏损，时而能取得令人敬佩的胜利。他逐渐磨砺出深入骨髓的市场波动感知能力，犹如群鸟在空中变换飞行轨迹。他不时尝试涉足其他市场，如大豆和玉米，但始终钟爱美国长期国债期货。克里普每日都在交易所游荡，念念有词地重复着“喜欢亏损，不喜盈利”，引导他逐步培养出每日承受亏损的自律，就如同职业棒球手在等待挥棒击出全垒打之前不断练习击球。
斯皮茨纳格尔有时会对交易员的激烈程度感到不适。交易员仅需轻微的动作，如眨眼或点头，便能与房间另一端的交易员完成交易。一日终结时，交易员可能会走至他面前并表示：“我与你完成了这笔交易。”然而，斯皮茨纳格尔往往无法理解对方所言何事。交易大厅内的其他自营商会排挤他，轻戳他的肋骨，向他吐口水，甚至将他推下台阶。交易员为争夺订单而展开竞争，但可供流通的数量是有限的。交易员越多，每个人分得的份额就越小。尽管斗殴事件时有发生，但交易员通常还是很有礼貌地从大厅里走出去，然后再挥舞拳头。
1994年，斯皮茨纳格尔作为一名活跃的交易员首次尝到了严重市场危机的滋味。当时，经济已经连续扩张了3年，债券市场异常火爆。而量化交易员作为一个新的势力正在迅速崛起，他们运用高等数学和计算机来预测市场，构建衍生品等复杂金融产品。这也使得市场变得愈加复杂。债券市场不仅规模庞大，而且随着华尔街的金融奇才们学会在这些神秘的数学化迷宫机器中隐藏风险，市场日益变得晦暗不明。衍生品具有放大波动率的特性，随着风险从基础资产（利率、商品、债券）传播到衍生品，犹如导火索引发爆炸。衍生品还具有另一个让量化交易员欣喜若狂的特点：理论上它们的增长是无限的。一家公司只能发行一定数量的债券，但银行可以出售无限数量与单一债券或商品挂钩的衍生品合约。
随着经济的逐步复苏，时任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逐渐关注到通胀上升的问题。为保障经济稳定，他首先谨慎地调整短期利率，以减缓经济增长速度。然而，随着利率的逐步攀升，债券市场受到波及，债券投资者承受了巨大压力。截至1994年8月，美联储已将利率上调近2个百分点。同年11月，格林斯潘果断采取更为激进的政策：联邦基金利率突然飙升至5.5%，增幅达到0.75个百分点。
这一出人意料的举动引发了全球债券市场的恐慌。斯皮茨纳格尔周围的交易员纷纷陷入困境，其中包括他的偶像鲍德温，鲍德温执意要在这场不可阻挡的崩盘中挣扎。这些交易员已经变得过于自满了，坚信市场能够马上回暖，以至于当时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经理之一斯坦利·德鲁肯米勒在短短两天内损失了6.5亿美元。众所周知，利率上涨导致了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破产，该县对利率衍生品进行了荒谬的押注。这是当时美国最大的市政破产案。
对斯皮茨纳格尔而言，1994年债券市场“大屠杀”成了验证“克里普铁律”正确的有力证据。他秉持着小幅亏损即迅速离场的原则，避免了全部亏损的风险。他甚至巧妙地取得了可观的利润。他深刻认识到，过去数年市场的平静其实是一种错觉，这种错觉欺骗了交易大厅里诸多精明的交易员。这一教训使他明白，应时刻保持警惕，切勿沾沾自喜，以应对市场的波动。
他已成功通过了第一次考验。数年后，斯皮茨纳格尔升至交易所内仅次于顶层大佬鲍德温的第二梯队，距顶层仅一步之遥。然而，此时他尚未跻身大佬之列。
斯皮茨纳格尔面对这些数据颇感困惑。四周弥漫着一种寂静而神秘的恐慌。那是1997年10月下旬，他的彭博终端上显示，全球股市遭遇直线下跌。香港恒生指数跌幅达10%，连续4天累计下跌23%。这场下跌的冲击情绪迅速蔓延至全球市场，导致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等地的指数大幅下滑。摩根士丹利的一位策略师坦言：“这是一场全球性的冲击。”
在亚洲大范围的货币波动中，市场上下摇摆了数月。泰国、马来西亚、韩国，以及中国香港等地的经济因在20世纪90年代高速增长期间背负巨额债务而遭受重创，其货币价值急剧下跌，这场金融风波后来被称为“亚洲金融危机”。
斯皮茨纳格尔置身于曼哈顿东桥资本（Eastbridge Capital，美国长期国债主要交易商）的办公室，周围是一排排经验丰富的交易员。他瞥了一眼旁边的交易员，一位头发花白的中年人，每天交易数亿美元的债券。中年人的屏幕上满是红色数字，投资组合遭受重创，损失数百万美元。然而，让斯皮茨纳格尔感到奇怪的是，你无法判断他是盈利还是亏损，他的表情神秘莫测。
1997年年初的时候，斯皮茨纳格尔搬到了纽约。他放弃了成为一名场内交易员的梦想，他觉得电脑交易的兴起将对公开喊价交易产生深远的影响（事实确实如此）。他还察觉到纽约这个金融中心的银行中存在着更大的商机——那些寄给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大订单像龙卷风一样席卷了交易通道。他还开拓了其他市场，如期权和欧元，这些市场的资金通常来自美国的银行海外分支机构（通常是欧洲分支机构）账户中的美元。由于它们位于美国境外，不受美联储的监管，这使得它们更容易进行交易。
作为一名自营商（或称自营交易员），斯皮茨纳格尔购买了廉价期权，当投资者涌入欧元、美元等避险资产时，这些期权将在市场崩盘时获得回报。从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倒卖玉米期货开始，他已经历了许多。但归根结底，这仍然是克里普式交易，损失很小，却有机会获得大收益，只是现在通过奇异期权来实现。
这是一项复杂的交易，极难管理，需要不断关注。1997年9月他结婚了。在希腊圣托里尼岛度蜜月时，他不断地用便携式彭博机进行交易，与此同时，全球市场因亚洲金融危机的加剧而剧烈动荡。斯皮茨纳格尔的新婚妻子艾米对此抱怨不已。
1997年10月股市崩盘，斯皮茨纳格尔做空股市赚了一大笔钱。在东桥资本的其他交易员一个接一个地破产时，他的投资组合价值却随着危机的加剧和投资者的恐慌性抛售而不断攀升。虽然这不足以挽救这家公司（一年后东桥资本倒闭了），但这足以让斯皮茨纳格尔确信他的策略奏效了。他的“试错”实验（他喜欢这样称呼它）经受住了真金白银的检验。次年，他的下一个实验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一家大型量化对冲基金公司）崩溃引发更多恐慌的情况下，更是赚得盆满钵满。
这给了他资金缓冲的时间，让他可以暂停交易，并开启了他所谓的“学习休假”模式，希望给他的场内交易员实验增加一些科学的理论依据。他进入了纽约大学的柯朗数学科学研究所，这是世界顶尖的应用数学学院之一，也是华尔街一些最聪明的量化人才的聚集地，其中包括新晋金融学教授塔勒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