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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冷的雨水从天而降，落在格陵兰岛北极内陆巨大冰川的最高点，海拔两英里
。那是2021年8月，地球上最稳定的冰冻地区之一出现了有记录以来第一次冰川降雨。国际北极研究中心的科学家约翰·沃尔什告诉塞拉俱乐部：“这场降雨对冰川系统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大气变化将我们推向了未知的领域。”
“史无前例的未知领域相互融合”将成为未来十年新的关键词。2020年9月，在《动荡的二十年代》（The Turbulent Twenties）一文中，社会学家杰克·戈德斯通与科学家彼得·图尔钦共同预测，美国多样化的结构性因素交织，将引发更大规模的社会动荡，“这个国家正面临百年一遇的政治危机”。诸如2020年黑人人权运动以及新冠疫情肆虐，这些事件都发生在美国政治两极分化、国民收入份额连续多年下滑，以及精英阶层顽固反对增加公共服务支出的时期。
“我们已经在路上，”他们写道，“但更糟糕的在后面。”
戈德斯通和图尔钦的预测引人注意，也令人深感不安。但这并不新鲜，早在10多年前，也就是2010年，图尔钦就利用戈德斯通创建的计算模型预测：全球动荡将在21世纪20年代达到临界点。该模型分析了结构性人口力量——贫困、贫富差距以及精英之间的权力竞争，这些因素均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该模型预测了一个以内部冲突、暴力和民主衰落为特征的“乱世”即将到来。在2020年的文章中，他们甚至预测了即将进行的美国总统选举后令人震惊的事件：“如果特朗普败选，他可能会质疑选举结果是‘被操纵’的……特朗普可能会呼吁他的众多武装平民支持者捍卫他们‘一直以来最喜爱的总统’（如他所说），对抗所谓的‘自由主义专制’。”
随着新十年的展开，各地都有着对未来乱世的预测，悲观预言家比比皆是。在2021年3月发布的《全球趋势2040：一个更具争议的世界》（Global Trends 2040：A More Contested World）报告中，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预测：“具有高度破坏性的事件可能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更为频繁、强烈地出现。这些挑战通常缺乏直接的人为因素或导火索，但将对国家和社会造成重大影响，并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冲击。”
混乱的推动因素在于紧密相连的全球秩序。该报告称：“过去一年里，新冠疫情令人类意识到自身的脆弱性，并揭示了高度相互依赖所带来的潜在风险。在未来几年至数十年间，全球将面临接连不断且更为严峻的挑战，如疾病、气候变化、新技术及金融危机所带来的破坏等。”
尽管全球化进程自1960年以来为人类带来了显著的利益（例如饥荒和婴儿死亡率的急剧下降，全球各地的预期寿命延长了20多年），但与此同时，全球化所依赖的复杂技术、网络和控制机制也带来了新的风险。这些风险可能对人类产生极具破坏性的影响，引发部分人群的担忧。
普林斯顿大学全球系统风险项目的研究者在2022年7月的论文中阐述：“全球化与现代生活弥漫着一种神秘的氛围，即文明大范围瓦解的可能性。我们的世界正面临着生存危机的挑战，因为我们认识到当前的发展路径难以持续……诸如‘9·11’事件、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新冠疫情等全球系统性冲击，使我们更加意识到日益紧密的全球一体化与相互依赖的生活方式的脆弱性。”
市场崩溃、疫情暴发、恐怖袭击、暴乱、特大火灾、超级风暴等具有极大破坏力甚至致命性的事件在全球范围内越发频繁地发生，所造成的损害也日益加剧。这些事件突发性强，影响范围广大。即便看似微小的事件也可能引发灾难，譬如蝴蝶翅膀的挥动可能在各大洲触发龙卷风。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事件的频繁发生使其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更加可预测。它们并非如黑天鹅事件般突如其来，而是塔勒布所提出的灰天鹅——完全可预见的毁灭性事件。例如，经常摧毁海岸的飓风，以及夏季如约而至、肆虐美国西海岸的野火（索内特将这些可预测的灾难称为“龙王”）。
塔勒布认为，日益不稳定的世界是人类试图通过技术、定量模型以及无处不在的即时优化来对其进行控制所产生的矛盾结果，这导致了一个愈加复杂、由人类构建的脆弱且易受冲击的社会。在《反脆弱》一书中，他写道：“随着复杂性的增加、各部分之间相互依存度的增加、全球化的推进，以及所谓‘效率’这种让人们违背规律行事的野蛮概念的出现，黑天鹅效应势必增加。”
2020年，一种新型病毒肆虐全球，导致数百万人失去生命，世界经济陷入困境。一部手机记录的美国明尼苏达州非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遭警察暴力执法致死的事件，引发了美国乃至全球的抗议浪潮。特朗普的偏执使数千万美国人变得激进，导致美国民主制度面临严峻挑战。
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推进，各类互联互通也在加速发展。复杂性催生复杂性，速度孕育速度。社交网络犹如病毒传播着新闻和阴谋论。便捷的航空旅行使得原本可能在乡村地区消亡的传染病得以迅速蔓延至全球各地。
全球变暖（源于人口增长、文化复杂性以及社会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所导致的严重后果正在不断扩散，侵蚀海岸线，引发强烈飓风以及大规模火灾，对美国部分昂贵房产造成破坏。在美国西部，气候学家正在担忧一场特大干旱可能使数十万人陷入水资源短缺和荒漠化危机的困境。尽管尚无确凿证据表明全球变暖将增加飓风和台风（均为破坏力巨大、损失严重的气候灾害）发生的频率，但研究普遍发现，在海洋变暖和气温升高的能量驱动下，飓风和台风正变得更强、更具危险性。因为温暖的空气能够容纳更多水分，2023年1月加州发生的致命洪水便为例证。
One Concern位于旧金山，是一家致力于运用人工智能（AI）技术预测极端天气事件的公司。该公司首席战略官杰弗里·博恩正致力于构建相应模型，以协助企业应对自然灾害所带来的不可预知的破坏。预测的难点在于，随着气候混乱导致传统模型失效，风暴发生的频率和强度越发难以预测。博恩阐述道：“虽然登陆的飓风和台风数量可能减少，但破坏性有增无减。”因此，他“在系统中加入更多极端事件，如雨季延长、夏季炙热、冬季严寒以及干旱现象加剧”。他指出，“气候专家讨论全球变暖时所使用的术语并不准确，这已经是‘极端’气候变化了”。
保险业正面临日益严重的经营风险和社会声誉损失，主要是因为保险赔付金额持续上升。2021年，受新冠疫情影响，人寿保险赔付额同比增长15%；网络攻击的加剧导致网络保险赔付额比2020年猛增74%，达到48亿多美元。事实上，部分保险种类的赔付增长态势更为显著。据统计，过去25年里，因干旱和洪水导致的农作物损失，使得农民获得的保险赔付额增长了300%。
政治极端主义正在全球范围内兴起，这是全球联系不断加强和沉迷于在线社交网络的一个黑暗而讽刺的症状。在美国，民意调查显示，21世纪初以来，美国人被进一步推向右翼和左翼，中间立场日益空虚（在美国和欧洲，极端主义在极右翼中更为盛行，谷歌搜索相关术语将证实这一点）。从优兔（YouTube）到4chan论坛，再到Facebook和红迪网（Reddit），社交媒体的影响通过有毒的AI算法使青少年群体更加激进，这些算法为上瘾的用户输送越来越狂热的内容。2021年11月的一项研究对2006—2020年的抗议活动进行了调查，发现在此期间，世界各地的抗议活动增加了两倍，每个地区都有增加。
在美国政治舞台上，钟摆效应愈加明显，从偏向左翼的非洲裔美国人、前社区活动家贝拉克·奥巴马，到极端右翼、无视历史先例的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再到性格和价值观与特朗普截然不同的乔·拜登。其中，有毒的阴谋论QAnon
受到很大一部分特朗普支持者的追捧，成为政治极端化加剧的典型案例。2020年大选前夕，《大西洋月刊》将选举环境评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两党分歧和不信任氛围之一”。2022年9月，路透社/益普索的一项民调显示，五分之一的美国人认为对持不同政见者实施政治暴力是可以接受的。同月，芝加哥大学安全与威胁项目的研究估计，有1 500万美国人认为，如果特朗普由于其试图推翻2020年总统选举的诸多调查而被起诉，使用武力将是合理的回应。
2021年12月，关于美国政治两极分化的研究揭示，政治分歧已步入一个爆发的临界点。这项名为“不对称政治两极化的非线性反馈动力学”的研究指出，在政治进程难以逆转甚至无法逆转之际，临界阈值或关键时刻便会显现。研究报告表明，美国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已越过这一门槛，而民主党人或许也将随之突破。在回应《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埃德索尔的提问时，研究报告的作者阐述：“政治过程犹如自然界、技术领域或社会中的其他自然动态过程，具有自我滋养的特征，并可能步入一个不稳定且自我强化的正反馈循环。爆炸现象便是一个典型例证——当热能被提供以点燃可燃物质的若干分子时，这些分子将产生更多能量，进而点燃更多分子，在无休止的循环中不断释放更多能量。”
“两极分化已经变成一种自我滋养的力量。”埃德索尔后来写道。
金融市场及其所依赖的经济体日益呈现出复杂、不稳定并易于崩溃的特征。21世纪初，包括曾任美联储主席的本·伯南克在内的经济学家认为，全球经济已步入所谓的“大稳健”（Great Moderation）时期。经济技术专家的稳定操控，华尔街金融工程师（量化者）的衍生品及其他产品的传播，低通胀空间的实现，将共同推动世界迈向持续繁荣，这是中央管理带来的永恒增长礼物，既不过热也不过冷。然而，2008年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崩溃引发了全球性金融危机。数千亿美元抵押贷款的损失如同传染病般蔓延至衍生品市场，导致数万亿美元的损失。
这种极端的波动具备自我强化的特性，并触发一种类似机械的反馈机制，将极端情况推向更为极端的境地，最终导致系统的崩溃和混沌。金融与经济的崩溃可能导致政治和社会领域出现意想不到的状况。例如，奥巴马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当选美国总统，2010年茶党的极端保守主义崛起，以及特朗普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胜出。这些事件都可以追溯到2008年那场金融危机，而这场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艾伦·格林斯潘领导的美联储为应对“9·11”事件所采取的空前的货币刺激措施造成的。
英国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亚当·图兹创造了一个术语，用来描述世界面临的不断汇聚和扩大的风险——多重危机。在这个世界里，流行病、通胀、经济衰退、气候危机、核升级和其他风险通过一系列的恶性反馈循环放大了危害。大流行病引发供应链中断，导致价格上涨，使经济陷入衰退，进而引发全球饥饿危机，影响低收入国家的贫困人口，导致不稳定的大规模移民，触发政治动荡和政权更迭。图兹写道：“多重危机不仅仅是要接连面临多个危机。这是一种……整体比部分的总和更加危险的情况。”美国国家安全专家、国土安全部前官员朱丽叶·凯耶姆称这是一个“动荡的灾难时代”。
反馈循环是导致气候危机的关键因素。举个例子，地球变暖正在融化西伯利亚的永久冻土，向大气中释放数十亿吨的甲烷气体（一种温室气体），其吸热效应是二氧化碳的80倍。甲烷越多导致变暖越快，变暖越快造成甲烷越多，如此循环往复，产生气候危机。
2021年11月，在冰冷苔原之上的野火肆虐之际，《莫斯科时报》揭示了一个严峻的事实：“俄罗斯大约65%的领土被永久冻土所覆盖。近几十年来，随着气温的逐渐攀升，这片历经千年冰封的土壤已经开始融化……随着永久冻土的消融，释放出长期储存的温室气体，如甲烷等，进而触发一个加速的反馈循环，从而导致气温的进一步升高。”
极端事件常常令人恐惧和不安，主要原因在于其难以预测。这是一个价值数万亿美元的问题：即使我们无法预知黑天鹅的到来，但为即将到来的黑天鹅做好准备，能否保护我们免受其最严重的负面影响呢？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由于缺乏丰富的历史数据来为预测模型提供信息，极端事件变得非常难以捉摸。但我们深知，极端事件确实会发生，且日趋严重。问题是，未来的发展路径始终充满不确定性，即使我们已知重大变革正在向我们逼近，犹如2021年亚当·麦凯执导的热门电影《不要抬头》中所描述的毁灭性彗星（影片中总统对威胁的回应是“保持冷静，评估形势”）。正如全球对新冠疫情的灾难性应对措施，不确定性往往导致懈怠、困惑和坐以待毙，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
随着世界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10年，许多家庭对火灾或洪水发生的概率心存侥幸，因此选择不购买保险。更糟糕的是，他们没有其他的房子可以搬进去住。换句话说，如果发生灾难，那将对一个家庭产生毁灭性的打击。
正是这类问题，催生塔勒布、巴尔-扬、诺曼以及英国哲学家兼气候活动家鲁伯特·里德于2014年共同撰写了《预防原则》，该论文可以视作2020年1月备忘录的前篇——塔勒布等人在备忘录中呼吁政府立即采取有力措施阻遏新冠病毒的传播，尽管当时人们对病毒的特性和认知尚存诸多空白。
塔勒布及其合著者在《预防原则》中阐述：“预防原则旨在引导不确定性和风险领域的决策和行动。在证据不足、科学知识不完善的情况下，预防原则具有深远的影响。在黑天鹅影响的背景下，针对不可预知且难以预测的极端后果事件，若某项行动（或根本不作为）所承担的风险具有全球性特征，不确定性便要求我们采取强有力的预防措施。”
《预防原则》的批评者认为它过于模糊、主观、偏执和自相矛盾，对社会进步产生负面影响，同时阻碍了资本主义核心的创新与迭代进程。持续的恐慌状态并非令人向往的未来图景。这仿佛使人类回到原始祖先的谨慎生存状态，时刻警惕着下一个入侵者，或是潜伏在灌木丛中的野生捕食者。此外，还存在陷入病态恐慌的风险、阴谋论和末日悲观主义的蔓延，孕育出一种令人麻痹的懈怠。
塔勒布及其合著者指出，预防原则适用于2014年论文中所述的全球性威胁，即系统性黑天鹅事件。他们阐述：“我们认为，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应启动该原则，条件是当潜在危害具有系统性（而非局部性），且其后果可能引发不可逆转的破坏，如人类或地球上所有生命灭绝。”
塔勒布阐述道：“预防原则允许我们在面对局部问题时保持冷静，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对局部问题予以忽视，而是强调在遵循预防原则的前提下，无须采取过于激进的应对措施。”
这种关于保障措施的观念与塔勒布作为交易者所积累的经验相契合，同时关乎他对市场风险爆发的应对策略。金融危机可能诱发一种被称为具有传染效应的系统性风险——市场某一环节的问题可能如病毒般蔓延至其他环节，引发连锁反应，导致整体混乱。金融泡沫如病毒般传播迅速、呈指数级增长且具有破坏性。塔勒布的应对策略在于，避免参与存在系统性风险的赌博游戏，远离那些骰子。若对飞行员产生疑虑，就不要登机。尽早采取预防措施。在实操层面，避免使用借来的资金（或杠杆）进行投资，以降低市场重大崩溃对自身的影响。
正是基于这一理念，他和斯皮茨纳格尔在安皮里卡资本公司精心制造了一台独具匠心的交易机器，其特性在于稳健。在其他交易策略面临崩溃之时，该交易机器却能脱颖而出，茁壮成长。正如塔勒布后来所说，这台交易机器具有反脆弱的特质，并且环宇资本优化了它。
如何适应这个不确定性不断增加、风险（有些是生存风险）不断上升的世界？我们是否可以从这些乱世之王身上吸取一些教训？更进一步而言，如何保护世界免受极端风险的影响？虽然塔勒布和斯皮茨纳格尔对极端事件的敏感性源于激烈竞争的交易世界，而非全球变暖、大流行病和其他系统性威胁等黑暗领域，但这些领域之间存在着富有意义的共通之处。
塔勒布和斯皮茨纳格尔的策略均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对塔勒布来说，这一切始于现代金融市场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崩盘——“黑色星期一”。对斯皮茨纳格尔来说，这一理念源自一位资深的玉米交易员，这位交易员在充满激烈竞争的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给出了明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