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你来了，被悲伤折磨得狼狈不堪（一刻不停地扭动着，就像漫画里的打斗场面——四肢从一团阴云中飞出），走进俱乐部的第一个房间。你进入新世界时，之前的不快烟消云散。你孤孤单单……只剩悲伤和期待。其实，你早对悲伤的样貌有了先入为主的观念，对此，你可能都没有意识到，却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这些观念。结果，就落到如今这步田地——最大的恐惧变为现实，你被悲伤紧紧裹挟了。
这趟旅程注定是漫长的。我们的目的不是解决这个麻烦，或者把它甩掉，我们要学会带着它上路。但问题是，怎么才能轻装上阵呢？将来会不会有一天，我们不再感觉如此沉重、艰难和痛苦呢？
要想轻松控制悲伤这团乱麻，先要破除我们目前对悲伤的成见。首先，审视一下你的内疚感是很有帮助的。你之所以到了这儿，可能是因为你认为自己在应对悲伤的过程中做“错”了什么。你不断复盘自己在死亡发生前后的行为，发现它们十分怪异、令人不安、过于激动或者不够有感情。我想看看“正确的悲伤”这个想法从何而来。别人说应对悲伤的正确方法是什么？你预想这个过程应该是什么样？现在，让我们从头开始，就从悲伤出现的那一刻开始。
好吧，我这是在说胡话。悲伤从来就不存在“出现的那一刻”，它始终伴随在我们身边。活着就会死去。埋葬逝者是人类最悠久的传统之一，大概是出于赋予死亡仪式感的需要（另外，我猜也是为了阻止穴居人的致命疾病蔓延）。死亡像时间一样古老，而悲伤好似它养的猫——最原始的那种——你以为它已经死了，但其实它仍坐在角落里吐毛球呢。我又在说胡话了，但观点是明确的。你不可能长生不死，所以悲伤总有一天会找到你。
有些人对于悲伤的最初认识，来源于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1969年的著作《论死亡和濒临死亡》。你可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但对于这本书提出的悲伤“五阶段”理论，估计你并不陌生。在现代人心中，这一理论的文化分量堪比披头士乐队或《教父》。毫不夸张地说，也许你并未从头到尾读过这本书，但一定听说过它的重要假设：悲伤要历经五个阶段，你会一步步走过痛苦，直至接受现实。要不是陷入悲伤，不得不想方设法让它停止，你可能压根儿都想不起来这个理论。
想从悲伤中挣脱出来是人之常情。你这么想一点错都没有。想要沿着一条能让一切变得合理的路走下去，也不是痴人说梦。多少年来，我们就是这样被反复教导的。直到今天，如果谁在人生中第一次体会到了悲伤的滋味，还会有人劝他沿着一条特定的路径往前走，“对，只要你成功走过那‘五个阶段’，就能到达‘终点’”。
这不是真的！
是谎言！
认清现实吧！
这一切既悲伤又痛苦！但如果你能停止对那个“终点”的找寻，事情就变得简单多了！
我没有大喊大叫！好吧，抱歉，我确实嗓门儿有点大。
我退后一步。
我只是想申明观点，因为时至今日，还有人相信“五阶段”那套理论是真的，声称它才是应对悲伤的有效办法。对此，我非常反对。
我不是应对悲伤的专家，也并非心理学家、心理治疗师或者顾问，甚至称不上游泳高手。因此，在我这个没有任何资格的人（但也别忘了我提出五十七条“悲伤观点”）试图戳穿有关悲伤的这一著名理论之前，容我解释为什么我对“五阶段”现在仍大行其道（很讽刺）感到愤怒。想必你已经注意到了，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多年前我对这个理论信以为真时的切身感受。
父亲去世前，也就是我尚未加入俱乐部之时，我就听说过悲伤“五阶段”，知道有这么回事，不知不觉就接受了这个理念。就这样，它在我脑子里扎了根，等待着在必要时发挥作用。我隐约记得它谈到了否认、愤怒什么的，讲述了人面对死亡的各种情绪。“过程很悲切，但谢天谢地，你最终会没事的，你会得救的。”我并没有认真解读它，只是潜意识里知道它的存在。（就好像我知道癌症患者看起来都面色苍白，他们会说一些睿智的话，然后闭上眼，平静地死去。）之前有人去世时，我听他们提到悲伤的几个阶段，还在电影和电视节目中看到过。亲人亡故后，你会经历一个过程，沿着一条直线往前走——每战胜一种情绪，就把它勾掉，始终朝那个终极目标迈进。对此，我深信不疑。情况并没有那么糟嘛，嘿，走出悲伤指日可待！
如此说来，如果谁在经历亲人死亡后，仍然深陷在悲伤之中，兴许是没有严格沿着这条路走吧？或者是没有好好阅读指南，哪里做错了？抑或是他们主动选择沉浸在悲伤之中？要么就是他们在历经这些阶段时不够努力？再不然就是他们拒绝重拾快乐？如果你认为悲伤“五阶段”理论就是真理，那么以上所有假设都是完全合理的。
1998年，我父亲去世了。
悲伤来得突然又猛烈，叫人胆寒。我的世界被翻了个底儿朝天，就好像在洗衣机里不停地旋转，被扔过来、丢过去，被踩踏着。我吓傻了，很生气，也很伤心……我感受到的不是某一种情绪，而是很多种情绪。成千上万种情绪一股脑儿向我涌来，此起彼伏，来势汹汹，根本无从辨别。我有感觉，但不确定那种感觉究竟是什么，当然，肯定是情绪——糟透了的情绪！我才刚刚十五岁，还从未经历这种程度的震惊和创伤；我并没有真正沮丧过，甚至连很难过的时候都没有（我现在才意识到这一点）。我只知道那种感觉很不好，心里不好受。我意识到我不快乐。
我开始找那幅具有魔力的“五阶段”导图，希望它能帮我摆脱这些情绪。我需要捋清和缓解各种情绪，搞清楚那种强烈的感觉到底是什么。但当我一边阅读关于“五阶段”的更多资料，一边试图确定下一步该朝哪个方向前进时，我发现自己完全看不懂它。我就在导图上啊，他肯定走了。我能看见那些蓝点——我就在那儿，被一圈浅蓝色的悲伤包围着——怎么看不到出路呢？无论选哪条路，尽头无一例外都是悲伤。属于我的蓝点似乎指错了方向——它有时飘浮在半空中，有时又不在我所料想的地方。肯定是我做错了什么，我难道不应该处于某个阶段吗？它在哪儿呢？我难道不应该一步步走过那些阶段吗？先是开胃菜，然后上主菜，接着是布丁。我想吃布丁。第一阶段：否认。什么意思？我……否认了吗？他的的确确走了呀，我并没有否认这一点。第三阶段：交涉。跟谁交涉？他已经走了！
这张清单让人无从下手，没有一条说得通。未能善始，如何善终？如果我没能顺利通过每个阶段，又怎能在最后抵达那片神奇的“接受”之地呢？我连“愤怒”这一关的大怪物都没击倒呢。还得攒多少个金币，才能离开“抑郁”这个阶段？
最初的震惊减弱后，我悲伤了几个月，然后情况开始趋于稳定。我的耳朵适应了各种情绪发出的纷繁的嘈杂声，但压倒一切的仍是愤怒。我一点也不奇怪——我的愤怒是如此火暴，不由分说地把其他情绪都打翻在地。愤怒，没错：我知道它是清单中的一个阶段，所以我没有偏航。可问题是，我压根儿没有向前走，我就只是愤怒，每时每刻都如此。
我好像卡在这儿了。多愤怒一会儿也无妨，但等你把所有愤怒都发泄出去以后，就应该继续往前走了。我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我感受到的仍然只有愤怒。悲伤偶尔会溜进来，但愤怒的力量更大，大到让悲伤窒息，结果我就只能大喊大叫。情况可太不妙了。我母亲并没有我这么生气，她已经麻木了。我哥哥一开始很愤怒，然后就听天由命了。没人和我一样，好像腹部有团滚烫的熔岩——大概在小肠的位置，它一刻不停地燃烧着。这团怒火是如此难以遏制，以至我毫无反抗之力。它决定了我当下的感受，也是我唯一的感受。
大家不喜欢我这个样子，我的家人、老师、朋友都不喜欢。因此，我开始为自己如此不善于处理悲伤而感到羞愧。对于生命中如此重要的事，我怎么能只有一种情绪呢？真是太丢人了。我连悲伤都不会，我把事情搞砸了，简直错得离谱。结果呢……这又加重了我的愤怒和羞愧。按照“五阶段”理论，如果我卡在这里，就无法到达“终点”，也就无法在最后“接受”现实，就再也好不了。
今天，在时间这服良药的安抚下（就像吃完辣椒后喝牛奶），我看清了愤怒的把戏。它在建造一座愤怒的堡垒，以抵御悲伤的入侵，从而避免我受伤。没有人愿意帮助或拯救愤怒的人，也不想跟他们交谈，而这正是我想要的——无人打扰。这就给了我时间，让大脑跟上现实的步伐。他走了。他走了。这件事切切实实地发生了。他离开了这个世界。
如果你也像我这样愤怒过，那你就一定内疚过。我想告诉你：亲人离世，你感到愤怒是正常的，不要将它当成一个必然穿越的阶段。人在悲伤时感到愤怒，这再正常不过——无论何时，愤怒都是正常的。我要向年少的自己道歉，我想告诉她：不必为你的愤怒而难过。我感到很内疚，因为我熟知的悲伤文化告诉我，这不是悲伤应有的样子。电影把悲伤诠释为解脱前的爆发，先是一拳打在墙上，然后流下热泪——这样，你就度过了这个阶段。可我非但没有释然，反而更痛苦了。
感到内疚是责备自己、忽视悲伤的另一种形式。现在我明白了，我那时的愤怒并非一个必然走过的阶段。它是真实存在的，是被允许存在的，那是我悲伤的方式，我当时只能那么做。但当时，我并不明白这些。
由于“五阶段”的误导，很多人都不知道悲伤可以是混乱和无序的。如果你大发雷霆，那并没有“错”，因为在这件事上，根本就不存在“正确”与否。你并没有考砸“悲伤”这场考试，因为根本就不存在“通过考试”。你的亲人去世了，悲伤是你的权利啊！破口大骂也是你的权利。真希望当初有人允许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去悲伤，乱糟糟的也好，愤怒、伤心、恐惧的也罢。现在，我准许你悲伤；你爱怎么悲伤，就怎么悲伤。（当然，不包括自残或伤害他人，也尽量别服用精神类药物，可以尽情观看奈飞的节目。）
走出悲伤的路不是笔直的，悲伤也不是一盘必须下完的棋。
悲伤是你永远都要背负的一团乱麻。
多年后，我经过多次治疗，终于摆脱了愤怒，我成为一名反“五阶段”理论的狂热分子。考虑到它对我造成的伤害，我想要大声斥责它的种种缺陷。我希望今天的年轻人不再求助于它，1998年早已过去，我们也已经进步了。毕竟，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你完全可以通过搜索引擎摆脱“五阶段”的束缚。希望如此。
播客开播几年后，我有一次参加了一个专门针对年轻悲伤者的悲伤主题活动（你没看错，是悲伤主题活动，这里并不只有眼泪和号哭，有时我们也会聊聊天）。小组成员和我谈论彼此的经历，总之，我们在这个美好的夜晚开展了一次开诚布公的“死亡聊天”。
我准备离开时，一位二十多岁的伦敦本地人走向我，她看起来很冷静。她说刚才有点害羞，不敢在大家面前提问，现在她想私下问我一些问题。她的双胞胎妹妹几个月前去世了，她担心自己悲伤的方式不对。她也知道悲伤“五阶段”理论，但她的真实感受并不符合“五阶段”，所以有点担心；她压根儿不知道该如何度过这些阶段。她问我对此有何建议，能不能指出她错在哪儿。
“五阶段”滚蛋吧！
我在心里大喊一声：又是它！我真想对着天空挥一拳，“该死的‘五阶段’！你就非得纠缠不休吗？”。
几个月来的悲痛让那位姑娘憔悴不堪，她很像二十年前的我——盯着那幅不知所云的导图，害怕自己已经犯下大错。谎言不光依然存在，甚至还在大行其道。即便在播客和悲伤话题随处可见的今天，她偶然发现的第一根救命稻草也让她觉得是自己做错了。
你不可能悲伤得“不对”。
从现在开始，立即放弃这个想法——“存在一种应对悲伤的正确方法”，因为根本不存在正确方法。我希望所有人永远摒弃这个错误的认知。悲伤并非一种线性叙事，不能边走边勾掉经过的地方，它不是一幅让你从头走到尾的导图。别再误以为你可以走完这段路了，你没法做到。你还以为摆脱那五种不同的情绪后，就会到达一个没有痛苦和悲伤的地方吗？别傻了。这就是我对那个姑娘说的话。我解释，“五阶段”是一个过时的理论，只会限制你，而最初的理论实际上被曲解了。
她有点震惊地看着我，接着看向别处，深吸一口气后，又转过头说：“真的吗？”她又问了一遍，仍是一副惊讶的模样。从来没人跟她这么说过，也没有人帮她摆脱“五阶段”的桎梏。
不存在正确的悲伤方式。
这就是我喊叫的原因。虽然“五阶段”理论被曲解，并且年代久远，但人们仍然相信它，求助于它。不要再吃1969年的残羹冷炙了，请不要再相信一个对悲伤者毫无帮助的理论了。它对人有害。相信它只会叫人伤心。那姑娘又看着我，这次看起来轻松了不少：“原来如此，难怪我做不到。”她笑了。我也笑了。
有人竟然把一个复杂、混乱、人人都会经历的过程，打造成一个你能完成的棋盘游戏，这个想法真是匪夷所思，难道不是吗？太荒唐了。我拥抱了她（当时还没有新冠疫情），感到很欣慰，因为她终于知道了真相；当你迷失在悲伤中，以为某种办法能帮你摆脱困境而你做不到时，那感觉真的很要命。
再强调一遍：
你没做错什么。
不存在正确的悲伤方式。
想来也怪，悲伤“五阶段”理论具有的持久生命力，也算令人钦佩了。它就像一首非常好听的歌，长久以来，在你耳畔嗡嗡作响，若即若离。你知道它，听别人说过它，并真心希望它是真的。那么，抛开我们从外界获得的模糊概念不谈，“五阶段”理论到底讲了什么呢？
悲伤“五阶段”理论是指：在经历死亡后，你会产生五种不同的情绪状态，直至最终接受你已失所爱这一事实。该理论已成为文化试金石，人们（大都不是俱乐部会员）一次次地向它求助。而这正是“五阶段”理论的悲剧所在，因为该理论并没有声称自己具备这种能力。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在她的著作《论死亡和濒临死亡》中首次提出该理论，她的书并非《经过这五阶段你再也不会感到悲伤》呀！我们对它朝思暮想，因为这个想法实在很迷人。所以，我们选中了这一理论，来迎合内心希望的事态走向。
现在，请允许我正式向你介绍悲伤“五阶段”理论：五阶段为否认、愤怒、交涉、抑郁和接受——有史以来最糟糕的组合。在剖析库伯勒·罗斯的大作之前，我想介绍这位了不起的女性及其构建该理论的背景。
在诋毁库伯勒·罗斯之前，你最好了解她的生平。
1．她是瑞士裔美国精神病学家。
2．她获得十九个荣誉学位。
3．1965年，她开始担任芝加哥大学精神病学系助理教授，并对癌症晚期患者进行了一系列采访。
4．正是这些对癌症患者的采访促使她开发了“五阶段”理论，即个体在濒临死亡时经历的五个阶段。
5．她帮助推进临终关怀运动，认为应该给濒临死亡的人提供一个宁静的地方，以便其接受死亡。
6．1985年，她尝试为感染艾滋病的婴儿和儿童建立一家临终关怀医院，但遭到西弗吉尼亚州当地居民的阻止，他们担心自己会感染。
7．她写了二十多本关于死亡的书，为濒临死亡者提供帮助。
8．她还与一名通灵者发生了性关系，但此后，该人被揭露为骗子和参与非法性活动。（考虑到那是1976年的加州，正发生美国性解放运动，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就其所处的时代而言，《论死亡和濒临死亡》是一本不可思议的书。它切切实实地改变了人们对死亡以及临终患者所享权利的讨论。库伯勒·罗斯的一个主要观点是，患者应当被告知生命快要到头了。作为一名心理治疗师，她在工作中发现，很多医生并未告知患者住进医院是因为行将就木。
你很难想象1969年的情况和现在有多么不同，当时的很多事物在今天看来都荒谬至极，当然，超短裙除外。库伯勒·罗斯生动地记述了当时与她共事的医生和护士的言谈举止，他们因为自身对死亡的恐惧，而选择不把真相告诉患者，结果反而对患者造成了更大伤害——保护变成了加害。当时使用的语言也很成问题。他们在向患者说明其将因何种疾病而长辞时，可谓绞尽脑汁，搜索枯肠。他们不提供任何细节，所以你也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得了哪种肠癌，比如他们会用“恶性”一词指代一切癌症，讨论到此结束。有时，他们会含糊地告诉患者的伴侣或者父母“情况很严重”，但患者本人是不会被告知这些的。医学专业人士认为，得了绝症和即将死亡的人无法接受“自己实际上快要死亡”这个事实。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的医院里挤满了在痛苦中煎熬的患者，他们服用各种药物，接受折磨人的手术，坚信这些治疗最终会让自己痊愈。没有人告诉他们，大部分疗法都是无效的。在《论死亡与濒临死亡》一书中，库伯勒·罗斯认为这样做是不人道的。该观点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而主流观点认为这是帮助人们面对死亡最仁慈的方式——无知而终乃天赐之福。
库伯勒·罗斯写道，有些患者已经猜到自己如风中之烛，想和亲人谈谈，却遭到护士和医生的阻止——这些人只想依照自己的想法让患者“感觉好受点”。库伯勒·罗斯认为，如果告知患者的亲人真相，重要的谈话就有可能发生，支持也能被提供。但整个医院被一种奇怪而麻木的礼貌氛围笼罩着；医护人员有种确保一切都干净整齐的冲动，而这最终决定了临终患者获得的护理。库伯勒·罗斯写道，患者可能会对即将死亡感到愤怒，但如果给予他们适当的协助，这种愤怒并不会伤害他们。他们能得到诚实的回答，从而打消心中的疑虑；他们可以在去世前，对所爱之人说出某些至关重要的话；他们可以和护理人员交谈，即使后者无法解答，也没有关系。医护人员只要和患者坐在一起，以示对他们的尊重，告诉他们死亡即将来临，就能让他们平静下来，接受现实。知道真相并不会造成痛苦。患者越了解自身的状况，就越能对正在发生的事泰然处之。
库伯勒·罗斯认为，专业医护人员在告知患者真相后，应当给他们一些时间。如果被允许慢慢地、分阶段地消化这些信息，患者就能接受命运的安排。
干得漂亮，库伯勒·罗斯——到目前为止，你写的这些都合情合理。
库伯勒·罗斯认为，患者从确诊直至理解自己即将死亡，要经历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否认（和隔离），患者不相信诊断，认为肯定是搞错了，他们会要求再做一次检查，坚信情况会好转，只要找到那种神奇的治疗方法，就会没事。第二阶段是愤怒，他们对癌症感到愤怒。“为什么是我？我可是个好人啊，不该让我死，这不公平。”第三阶段是交涉。“要是我祈祷一下，没准儿就能治好？如果我表现好点儿，上帝就会治好我？”第四阶段是抑郁。“我不想死，这太可怕了，我太可怜了。”第五阶段是接受。“我要死了，我正在死去；对此，我完全明了。”库伯勒·罗斯观察到，一旦到达最后的阶段，患者就会平静下来。他们可能会叫家人离开，只想一个人待着，因为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库伯勒·罗斯写道，一般而言，当患者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到达最后的阶段时，他们会在接下来的几小时或几天内去世。战斗结束了，他们能看到身体的真实状态——它正在死亡，他们该走了。整个过程中都有人引导他们，现在他们已经说完了该说的话，表达了疑虑，道歉了，可以平静而有尊严地离开了。
听起来还不错。如果你不得不走，那就尽量平静地走吧。留出时间道别，搞清楚到底是哪种病害了你。卡里亚德，真搞不懂你对库伯勒·罗斯有什么可抱怨的……假如我因某种绝症而要离世，我可能也会经历这些阶段……等会，等会……可这一切关悲伤什么事啊？
谢天谢地！终于有人和我想的一样了！这个理论跟悲伤毫无关系，它讲的是濒临死亡的人。
月夜漫步，走入棺材
又跳出来，吓死我了
是的，库伯勒·罗斯的“五阶段”理论针对的是濒临死亡（死于绝症）者，而非那些在亲人去世后仍要面对残局的人。换言之，这不是写给你的。
这不是写给你的！
库伯勒·罗斯在其著作中描述的大多数患者都因癌症离开。时至今日，仍有很多人如此；当然，癌症绝不是唯一的致命疾病。《论死亡和濒临死亡》也能为临终患者的照顾者提供指南。你知道这本书的副书名是什么吗？我猜你不知道，因为那些人跟你说“走过‘五阶段’就能摆脱悲伤”的时候，从来不会提到这一点。现在，我来告诉你答案：《论死亡和濒临死亡——医生、护士、神职人员和患者家属能从临终患者身上学到什么》。我说什么来着？这与悲伤毫无关系！按照这个逻辑，你大可拿起一本名为《论汽车和驾驶汽车——驾驶员、乘客、神职人员和车主能从汽车身上学到什么》的书，读给那些深陷悲伤的人听，并坚称这对他们有帮助。“说真的，我这是在帮你，你轻踩离合器了吗？那真的会影响刹车……你怎么还没接受‘他们已经离开’的事实呢？哦，怎么又哭上了！拜托，不是刚说完嘛，看镜子、打灯、接受现实！”
如果你清楚库伯勒·罗斯这本书的目标受众是临终患者，那么“五阶段”理论就说得通。它有一个明确的终点——死亡，但悲伤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终点。可人们忘了原著的写作背景，只记得那个“五阶段”神话，这真让人恼火。它不是悲伤指南，而是临终指南。正因为存在这种天真的想法——度过这些阶段就能到达终点，我们（和亲朋好友）才会因总也走不出来而感到挫败。
学界也早就指出该理论被曲解了：几十年的研究表明，大多数人的悲伤并不是分阶段发展的。就连库伯勒·罗斯本人也公开说明，她的理论被曲解了。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依然把它当成救命稻草呢？1998年的我（彼时也是个青少年）与我在2019年那次悲伤主题活动中遇到的那位本可以上网查找有用信息的姑娘之间相隔了二十年，可我们却找到了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五阶段”的魅力依然不减？
原因在于它简单易懂。它讲述了一个帮我们走出悲伤迷途的简单故事，它不会制造混乱或令人困惑。它是一种线性叙事，一条路走到底，有美丽的开端、中段和结局。对悲痛欲绝的人而言，还有什么比经过波涛汹涌的大海后投入平静的港湾更诱人的呢？亲人离世后，你的世界被搅得天翻地覆。你的情绪、心灵、睡眠和思想从未如此混乱（我又一次感到同样困惑、疲惫和情绪化的时候，是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对身处此等地狱中的人，你能说的最抚慰人心的事情就是：你会没事的，慢慢就好了，一切会结束的。
以我的经验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确实会好过些，状态也会慢慢好转，但这个过程不是一条直线。有时向前，有时退后，左摇右摆，跌跌撞撞，我无数次被打倒。真正对我有帮助的是，我开始围绕悲伤建立新的生活秩序。我知道，以下这个更符合实际情况的说法，会让那些非俱乐部会员或刚刚加入并且还在拼命寻找出路的会员不安：这个过程没有尽头，但不管怎样，你总能学会与之共存。
这正是“五阶段”依然存在的原因，它向你承诺了“终点”，承诺你会到达那片让你感觉美好的乐土——好得不能再好；就这样，我们对这个彩色的谎言信以为真，因为它看起来真的很好。悲伤终有结束的一天——这个想法对我们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以至于库伯勒·罗斯的理论被扭曲后融入主流文化。我记不清有多少次非俱乐部成员向我提起它，想以此证明他们十分了解悲伤。它巧妙地嵌入我们最熟悉的故事结构，电影和电视节目也大都采取线性叙事。悲伤必须有个“结局”，观众才能满意地离开；故事结束了，人改变了，也吸取了教训——这就是故事的发展方式。“五阶段”理论就迎合了我们对这种结构的渴求。悲伤的好莱坞版本是：虽然死亡令人悲伤，但你会继续生活下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欣然接受屏幕上的一个个场景，它们将悲伤刻画为一个“大哭、擂墙、哀号、流泪、最终接受”的简单过程。看完这个充满希望的故事后，我们当然也想在复杂的生活中找到同样简单的出路。
尽管我们都希望生活像一个直截了当的故事那样简单，但现实可不是电影剧本。当亲人从你的世界消失时——你可能早已料到，抑或是你半夜接到一个紧急电话——你对此的真实感受和处理方式不可能（也不会）有序。悲伤就像一团毫无章法、叫嚣着要吞噬一切的乱麻，在你心中留下个大洞，你必须学会承受。你不能指望把它分成几个阶段，随随便便就消化掉。只有你承认它很棘手，才能在几年甚至几个月后甩掉羞耻感。
好吧，现在你身处悲伤之山的顶峰，身上只有两罐汽水、一个坏手电筒和一张明确告诉你没有回家路的导图。接下来该怎么办？
“五阶段”已经无法带你到达那片接受之地了，你该如何应对这种有史以来最糟糕的状况？
史蒂芬·曼甘
演员、作家。史蒂芬的母亲在他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去世了。
你告诫自己千万要小心，别犯错，别悲伤“错”了；陷入悲伤时，你担心自己不正常；前一分钟感觉糟透了，后一分钟又兴高采烈……情绪完全不受控制，你担心自己不够在乎……“我应该难过三年才对，应该一直痛哭流涕啊，我的母亲去世了！”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你不是这样消化悲伤的，尤其当你还年轻的时候。这些情绪会突然一股脑儿涌上来，然后消失，接着再度袭来，这种反复可能会伴随你的余生。
尽管“五阶段”的威慑力依然存在，但令人欣喜的是，人们对悲伤的认知正在迅速发生改变。其他理论也确实存在，并且没有把悲伤硬说成一条直线（你肯定不会在电影的叙事中看到这些理论）。它们更微妙、更复杂，也更真实地反映了我们的体验。很多学派都可以帮你理解悲伤，比如它如何运作，以及如何影响你。其中许多理论都提供了更温和的处理方式，允许你走一条曲折的路，为悲伤保留空间，逐渐围绕它建立新的生活秩序。
现在，我带你走入悲伤学界，给你讲讲一个让我大开眼界的理论。这个理论彻底改变了我看待悲伤的方式。我看到这个理论时，第一个想法是：竟然有人跟我想的一样！该理论是由玛格丽特·施特勒贝和亨克·舒特这两位学者创建的，它比“五阶段”理论更复杂；我认为，它对悲伤的描述更符合实际情况。施特勒贝和舒特提出了一种应对悲伤的新方式，其中包括“次级损失”概念（比如子女去世导致婚姻失败，父母去世致使家庭缺失等）。他们的“双过程”模型认为，不应该急于恢复积极的心理状态。（读到这儿，我真是如释重负！允许悲伤者继续悲伤，无论他需要多长时间。
）我们内心的全部感受比好情绪（幸福、喜悦、爱等）和坏情绪（悲伤、愤怒等）复杂得多。正是因为我们意识到有些情绪是消极的（比如悲伤），所以切实感受它们才很重要，我们真的很难过。
在遇到“双过程”模型之前，我获取的所有信息都是关于逃离悲伤以及如何度过这个阶段。你在悲伤时，当然希望如此，这无可厚非。但跟悲伤打交道这么多年的经历让我明白，你根本无法摆脱悲伤，它永远在等待着，没什么恶意，就是时刻静待机会再来。悲伤时，你无可奈何，只能听之任之。讽刺的是，我们对感受负面情绪的恐惧会阻碍我们前进，阻碍我们到达那个可以承受这些情绪而又不至于崩溃的阶段。
凯蕾·卢埃林
作家、演员。凯蕾在一年内失去了六个亲人，其中包括父亲、年幼的侄子、祖父和抚养她长大的祖母。
伤心不好，哭也不好，陷入悲伤更不好。一个小时了，你的感觉除了糟糕还是糟糕，这时我就会说：“坚强点儿，去跑跑步，做些什么吧……”在我看来，两者兼顾很重要：在感受悲伤的同时，得想办法把情绪和化学物质释放出去。
菲莉帕·派瑞
心理学家、作家。
关于眼泪，我想说的是，一旦你允许自己流泪，你就会发现，情况并不像你担心的那样糟糕——你不会被它淹没，也不会哭超过一小时。久而久之，你身体的自然反应就是，受够了，受够了愤怒，受够了流泪。所以，感知它，同时知道你能应付，远比把它锁在心中的那个盒子里要好。
“双过程”理论认为，当我们悲伤时，另外两件事会同时发生，情况有点复杂，有时会让你感到困惑。我们处于可怕的悲伤时刻，大哭不止、涕泪交流、哪哪都疼。但同时，在一波又一波痛苦之间的中场休息阶段，你又不哭了。此时，你可能会尝试做一些让自己感觉好点的事情（修复导向）：聊天、吃巧克力、看垃圾电视节目、盯着社交媒体、躲在羽绒被下等。
我十几岁时就这么干过，长大后再度经历了一遍。我认识的大多数悲伤者也承认自己有过同样的经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觉得自己忽视了悲伤，注意力转移了。我和《悲伤播客》的许多听众交谈过，他们坦言：“唉，我感觉不好。我应该多想想那个人，而不是……”
我也是这种感觉，尤其是刚开始那会儿。我为没有哭个不停而感到内疚。如果我这几天休息，不哭了，是不是就不尊重父亲了？我做错了吗？“双过程”理论认为，“忽视”悲伤和感觉不到悲伤都属于这个过程的一部分，我们会在悲伤和停下来喘口气之间摇摆。只有同时做这两件事，才有足够的时间去应对正在发生的事。我们不能整天沉浸在悲痛之中；眼泪哭干了，喉咙开始疼痛，接着去上个厕所。止住悲伤，喘口气，这些都是有帮助的。走出悲伤的过程很艰难，我们必须从那种深切的悲痛中跳脱出来，休息一下，唯有如此，才能继续活下去。
亚斯明·阿克拉姆
演员、作家。亚斯明向我讲述了她的姑姑伯纳黛特去世的过程，她从小是姑姑看着长大的。
我此前从未感受那样的痛苦……我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大哭，接着我对此感到厌倦。“能不能休息十分钟？我不想一直被泪水淹没。”
理查德·科尔斯
牧师、播音员、作家。理查德的丈夫大卫于2019年去世。
我发现，悲伤至少包含两个层次：最上边的一层是，你在商店里，因为不知道该选哪个牌子的帕尔马干酪而大哭；隐藏在最下面的一层，发生了深刻的根本性变化，除了努力挺住，别让自己掉下去，你什么都做不了。
我发现“双过程”模型时，长出了一口气；原来，不能遵循“五阶段”的人不止我一个！从十几岁时一直挥之不去的内疚消散了，我并没有做错什么。
父亲去世后的一年里，我开始沉迷肥皂剧。听上去也还好——但其实我根本没在看，我在消失。节目一开始，我的大脑就放空了，我感觉幸福而平静，没有痛苦，没有悲伤，我陷入了一种无知无觉的状态。我全身心投入别人的世界。当时的电视节目排得很满，你可以在肥皂剧中轻松度过几个小时，甚至都不用离开沙发。我下午5:35开始看《邻居》，6点看《家与远方》，接着看《辛普森一家》，最后以《艾玛镇》、《伦敦东区》和《加冕街》收尾。因为《辛普森一家》和《伦敦东区》之间有个空当，所以我把《艾玛镇》这个我之前从未看过的节目加了进去。这样，我就完全没有安静思考的时间了，不用去想死亡的这段平静时光可真美好啊。
那还是1998年，社交媒体尚未出现——今天的悲伤者大都会转向社交媒体吧，在那上面躲个一两晚，暂时停止对痛苦的思索。如果那时我知道“双过程”就好了，多希望有个亲切的声音对我说：“没关系的，你必须休息一下，不能一直哭个没完。”要是那样，我就不必为遮遮掩掩而感到羞耻。后来，母亲觉得不能再坐视不管。她从客厅门口探出头来，看到电视上正在播《艾玛镇》，说道：“天哪，卡里亚德，你竟然看这个？你还好吗？”说完，她又去煮茶了。这绝不是说《艾玛镇》不好——它是一部制作精良、很有深度的肥皂剧，很多人都喜欢看。但我母亲是对的，就算是我，连续看三个小时剧也实在不像话。
经过母亲那次挖苦，我开始戒除肥皂剧，不再一刻不停地看电视了，我开始思考今后的人生道路到底该怎么走。我艰难又缓慢地走出了悲伤的第一年。但那段时间狂看电视的行为，让我深感后悔——感觉犯了大错，我怎么能那么自私，怎么能停止悲伤呢？
最近，我终于原谅自己了，因为当时只能那么做。时断时续地悲伤是可以的。暂时忘记悲伤，躲到一个不那么痛苦的地方，等准备好了再回来，也是可以的。悲伤会波动和重复——它不是一条直线。如果你还在原地打转，或者让奈飞再播放一集你其实根本不感兴趣的节目，也没关系。你已经尽力了，你做得很好。
悲伤既常见又独特。我知道你的心很痛，但又不清楚这种痛究竟是怎样的。如何面对悲伤、越过悲伤或者走出悲伤，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经历。你确实需要一张导图带你走出悲伤，但它必须是真实有用的。找到适合你的方法，并接受以下事实：随着年龄的增长，情况会改变，悲伤的其他层面也会发生变化。如果“五阶段”对你有用，那我真心为你高兴。任何能引导你走出悲伤泥潭的事物，都是值得庆祝的。但如果你和我一样，对“五阶段”的种种规则感到沮丧，请记住：还有别的方法能帮你厘清奇怪的悲伤过程。你从来没有做错什么。
葬礼那天
我穿着从网上买的暗棕色上衣、黑色丝质针织衫、黑色罗纹套头衫、微喇长裤，戴了一条他在土耳其送给我的金项链（后来不知什么时候弄丢了）。鞋子是我以前常踩着到处走的那双大靴子，就像辣妹合唱团穿的那种，但更哥特、更偏卡姆登风格。学校里每个人都拿这双鞋取笑我，但我就是喜欢它，因为它与众不同——这也是我现在的感觉。我计划着那天的穿着，好像晚上要出去玩一样，那感觉很怪；那可是件大事，是一个无比可怕的时刻，当然，我需要穿上盔甲。
自675年以来，万圣教堂就挨着伦敦塔。它是伦敦金融城最古老的教堂。马路对面的那片空地，在过去几个世纪里经常被用来绞死、审讯和关押叛徒。威廉·佩恩曾在这里受洗，他后来开拓了宾夕法尼亚州殖民地。美国第六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曾在这里完婚。我的父亲，作为一名管理顾问，将在这里举行葬礼——这座城市教堂将为一个来自伦敦北部、说话带点威尔士口音的男人举行葬礼。
教堂的设计很简单——透明的玻璃、抛光的地板，它历经英国宗教改革并幸存下来。走进去，你更能感受到它的宏伟，仿佛它自己也意识到自身承载的厚重历史。以前，我们经常周日到这里来。后来，我母亲受够了漫长的车程，加之缺少同伴，就开始带我们去当地的教堂了。有一次，我们去郊区的一座教堂听布道，有了参照物，我才意识到万圣教堂的布道等级有多高。就这样，每个周日，我都像看伦敦西区的演出一样，参加礼拜仪式。而现在，我被迫坐在这儿，观看这场由教堂组织的“业余演出”。
我听起来有点势利，是不是？确实如此。我被惯坏了。万圣教堂的牧师可主持过朱迪·嘉兰（美国女演员、歌唱家）的葬礼；他在受到感召当牧师之前，曾在好莱坞工作，知道如何让坐在最后一排的信众都能听到他的声音，让你觉得上帝真的在借助他与你对话。我信以为真。当然，我们当地的教堂也如奶茶般能给你愉悦感，但万圣教堂堪称纯咖啡因——复活节时，他们会拿真正的吉百利奶油彩蛋给会众吃，但这还不算，圣诞节时，一头真正的驴子会出现在过道上。不管你信奉什么，也不论信仰是否坚定，你都会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我爱这座教堂，爱它上演的基督教演出：一个有观众互动、巧克力和滑稽表演的精彩节目。
爷爷赫伯特（大伙都叫他伯迪）帮助筹资，在教堂门厅处装了一个供残疾人士使用的厕所，对此，他颇感自豪，经常带人过去参观。他总是两眼放光地领人们进去，说道：“过来，给你看看我最近的劳动成果……”看到伦敦金融城的大人物对一个新厕所啧啧赞叹，他高兴得眉飞色舞。
礼拜结束后，大家会聚在一起聊天，就像聚会一样——父亲忙着社交，爷爷忘了自己其实不再需要社交。我则跑来跑去，穿梭在身着优雅裙装的女士之间，为的是再拿一块饼干，接着，又能得到一个奶油彩蛋。你可能以为我在胡诌，但这些都是真的。
1998年的葬礼这天，教堂里座无虚席。人们彼此紧挨着坐在长椅上，两侧也都站着人，他们脸上仍然挂着惊讶与难以置信的表情。我们坐在最前排。我没有回头看，只是盯着我们的教堂，这个曾经充满戏剧性乐事的教堂今天却弥漫着失落而悲伤的葬礼气氛。棺材上放着他的一双跑鞋。每个人都说：“想得真周到。”他们熟识的一位女性友人唱了一首歌。他的一位演员朋友发言了，他举着那天（我父亲去世那天）的报纸——我记不清了，上面有关于太空或月球的内容，大家都称赞他的发言，说“他肯定也会喜欢”。
“志存高远，梦想远大的孩子。”他是这么说的吗？但接下来的事情开始变得模糊不清。
我低头看着裤子，仔细研究那富有弹性的黑色面料。一年后，我在家附近的一家面包店找了份工作，每周六我就穿着这条裤子去上班（下午6点后能免费吃糕点）。去西班牙度假时，我穿着葬礼上的那身行头——暗棕色上衣和黑色丝质针织衫。一天晚上，有个男孩说：“我喜欢你的上衣。”我答道：“谢谢。我就是穿着它参加我父亲的葬礼。”我这人就是不会撒谎，虽然有时候撒谎能让事情变得简单些，也能减少不必要的尴尬，但我就是做不到。
人们离开教堂时，弗兰克·扎帕的《桃花满身》响起，它是父亲最喜欢的一首乐曲。但扬声器的声音太大，与当时的氛围有点不搭。那座古老庄重的教堂里，竟响起如此自由狂野的音乐，不过，这倒也符合他的成长历程：一面稳重，一面不羁。
我的朋友都在，哥哥也在。仪式结束后，我们都聚在教堂后面。那感觉就像是一场聚会刚结束，大家还不准备离开。人们一一问候，我则躲在后面听着，因为我怕对那些成人说出什么错话或傻话。一个从未谋面的亲戚和我说话，他看起来挺大年纪了。他说我父亲的去世让他很难过。“是的，我知道，我也很难过。”
因为参加葬礼的人太多，我们租了一辆客车，并获准把它停在教堂旁，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上车时，我感到一种奇异的兴奋感。这太奇怪了，我努力甩掉这种“错误”的感觉。那里从来不让停车，父亲每次都要费老大劲儿，才能找到停车位；可现在，我们就停在这里，谁能想到死亡竟能带来这个奇怪而又无关紧要的特权——最佳停车位？
客车从教堂旁倒到公路上时，我又低头看裤子，研究其上的罗纹材质和上下起伏的线条。这样，我就不用目睹棺材被放进灵车的场面了。灵车，是的，大家都在说这个词。母亲说：“我们就不坐那辆车了，我怕控制不住。”
如果你问我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我没法回答你，在那之后的几年里我都没法回答这个问题，好像那天就在那一刻结束了一样，中间是一片空白。后来，我记得有酒吧和鸡蛋三明治，还有很多亲戚。一位身穿豹纹衣服（我家很少有人穿这种花色）、头戴大帽子、涂着口红的女士笑着跟爷爷说话。他身上还残留着一丝令人敬畏的魅力和俏皮风格，但一点儿也不像他……一点儿也不。她是我的表姐，可能是二表姐，也可能是三表姐，我在酒吧里听人说：“哦，他们是表亲。”我吃了太多蛋糕，怎么没人阻止我呢？
多年后，我试着填补那段记忆空白。有人问起他火化的事，我才意识到这就是被我删除的那段记忆。想想这有多奇怪：有人问你一件事，你使劲想啊想，在脑海里翻找，才意识到那段记忆根本就不存在。我知道他被火化了。那天去酒吧前，我们坐车去了哪儿？脑海里……一片空白。我盯着那个空荡荡的记忆抽屉，默想：“请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我静静地等待着。
“你真想知道？”那抽屉好像在问。
“是的，我想知道。”
“好的。”抽屉答道。好像这么多年来，它一直在等待这一刻的到来。
接着，那段记忆回来了——那是可怕、令人痛苦的火化过程。你瞧，我并不是无缘无故删除它的。我不想记起这段，一点儿都不想。所有的喧闹都消失了，脑海里浮现家人和几个朋友，还有伦敦北部的火葬场（大家都去过的那个）：苍白的长椅，新木头，一切都那么干净。此刻，再没有什么能分散我的注意力了。一切都过分真实。那是最可怕的一段。他走的那一刻，那棺材……那幕布——你感觉它们带走了他。终于带走了他。接着，什么东西被撕裂了，灵魂中出现一道伤口。现在，只剩悲伤。现在，只剩我们了，在幕布的这边是一场没有笑声的可怕剧目。
令我震惊的是，我仍能再次忘记那些从我眼前闪过的场景。哦，是的，我记起那天了。那就是结束？永别？不，不对，后来还有自助餐，大家还聊天来着。一切并没有随着他的离开而结束。他没有离开。他只是……不在这里了，他去了别的地方。他在我十五岁那年去世了，然而他还没走。
浪潮来袭——1998年
夏
很多记忆开始变得模糊。多年前肩膀上晒伤的痕迹……和他去世后几天、几周、几个月发生的事情混在一起，我几乎不记得他走后一周的情形了。我什么时候开始和母亲一起睡？什么时候回学校？什么时候参加了那些无关紧要的考试？
悲伤通常被比作袭来的一阵阵波浪。用它来描述那些你无法控制的事情，再恰当不过了。深陷痛苦之中的人像克努特大王
一样站在海边，对着海浪嘶吼，说他们才是这片海岸的统治者，但海浪丝毫不理会。有些海浪更凶猛，有些还会咆哮。
秋
我记得有一天回到家，正好是下午，家里只有我一个人。独自一人时，是哭泣的最佳时机。有人在时，我是不会哭的，我不会让人知道我有多难过。那样有风险，不安全。忍住，卡里亚德，再坚持一会儿就到家了。你不在乎，不在乎，他们也认为你不在乎。现在，放学回家，终于一个人了，我哭啊哭，哭个没完。这里很安全，不用担心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狼狈相被人发现，我哭得像个狼孩，又像特洛伊人的妻子那样悲痛欲绝。
一个十五岁青少年对悲伤的感受是：一团糟，不能自已。生命里只剩下悲伤，连呼吸都会痛。再无容身之地，我是谁？我将成为谁？我就是悲伤，悲伤就是我。
没人能听见我的号啕大哭。我坐在沙发上，对着天花板和书架顶上的犄角喊叫；我在想，万一他还在那里呢？像鬼魂一样，就像……中年亡故的卡斯珀
爸爸。“你到底在哪儿啊？”我喊道。
别叫了！快停下，卡里亚德！情况已经够糟了。太不像话了！
我命令自己停下，硬撑着穿过走廊，来到厨房。拿起我那个印有森林景观的托盘，双手抖个不停。愤怒的情绪涌上来。我的手开始发痒。我把玻璃杯和带有三明治碎屑的盘子从托盘上拿下来。我想搞破坏，但不能做得太过分，闹到无法解释的地步可不行。我抓紧白色托盘，指节泛白，下一刻，我把它摔到地上。一大块崩下来，盘子的一角缺了一块。就碎了一大块。我喘了口气，感觉好多了，但紧接着，我又觉得尴尬无比，为失控感到羞愧。现在托盘坏了，他们该知道我很难过了。我可以说是手滑。如果他们知道我很难过，就该找我谈话了。我不想谈论未曾真正发生的事。他没有离开，他怎么可能离开呢？没道理呀。所以，他肯定在别的什么地方。
但是，你看到他了，卡里亚德，那天你看到了……
我收拾了残局，让厨房复归平静，看不出发生过什么。平稳、安静、可控，一切都很好。后来，我告诉母亲托盘不小心掉下来了。她看了我一眼。
现在，我只感到麻木和遍体鳞伤。号叫让位于平静。愤怒得以暂时排解，但我感觉它永远不会结束，它还会再次袭来。波浪暂时退却，给我时间重新振作起来，我要趁这个空当让心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这样，下次就能承受痛苦的猛击和咆哮。但我不知道下次是在何时、何地。忍住，坚持到回家。就像参加数学考试那样，用指甲使劲儿掐手掌，这样就不会哭出来，不用承认我不知道答案。“你到底在哪里啊？！”
冬
为了避开圣诞节，我们去了新西兰探亲，探访你这边那些从未谋面的亲戚——姑奶奶菲利斯的后代，她就是我父亲的姑姑。卡里亚德家族被留在世界的另一边。我们开始旅行度假！就像从前那样：东走西逛，四处游览。你不在身边，但也许你正在打电话、参加会议什么的，稍后就会跟我们会合。感觉好多了，我觉得你只是暂时不在，而不是去世了。
他们是如此善良、体贴，我们离得又如此远。我见到了姑奶奶安妮，她也就是我爷爷的妹妹。她风趣又聪明，给我讲了另一个姑奶奶基蒂的逸事——基蒂是布里真德第一个穿长裤的女性。跟安妮谈话让我由衷地感到高兴，那感觉就像回到自己家，和家人待在一起。她就像另一个我，只不过嗓门儿和脾气都更大些。我跟他们相处得很融洽，终于有个能接纳我的地方了。我不只跟你像，也像这些女性亲戚。为什么没人告诉我这些？为什么我直到现在才知道？离圣诞节只有几天时间了。我们住在一个避暑别墅里，他们称之为“小屋”。那儿有一个脑袋那么大的帕芙洛娃蛋糕，我也不知是怎么回事。我们看了《战士公主西娜》（讲述女英雄的故事），西娜在阳光下唱颂歌。我和哥哥有点困惑，但都笑个没完，我们吃烧烤，还去蹦极，过了个节。
电话响了。我站在客厅里，但下一刻，我又出现在卧室里，正往上铺爬。我不记得是怎么进来的，完全不记得了。爷爷去世了。赫伯特——我父亲的父亲，去世了。我当着所有人的面放声大哭，完全失控，我努力往上铺爬。我不在乎，什么都不在乎了。因为现在他也走了，他能说会道、会变魔术、口才雄辩，他是战俘中的幸存者、桂河大桥的建造者，后来还当了律师，他把我们所有人团结在一起；他是你的父亲，对我无比重要。我生命的另一块基石坍塌了。
我哭得很厉害，一屋子人都在哭，因为每个人或多或少都算是他的亲戚。几天后是圣诞节，哥哥忘了，在睡懒觉。等他下午睡醒时，我们说已经是圣诞节了，他怎么都不相信。我们只能打开电视来证明真的是圣诞节。整个世界都变了，你走了，他也走了。一切还有什么意义？我不再找你了，因为我的确不知道你在哪里。一切都失去了意义。
多年后，我读到：你必须独自一人走过四季。一个人看树叶飘零，感受严寒晦暗的天气降临，然后，看春花重现，感受阳光再次普照人间；这一切发生时，他们都不在身边了。每当季节转换，脑海里总有个声音在说：“他们没看到那花，没闻到花香，也感受不到阳光和煦。他们不在了。”
他们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