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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过去了，记忆已经褪色模糊，但伤痛的阴影仍挥之不去。我无法详细地描述他去世那天的情形，害怕再次揭开伤口。我努力回想十五岁时的那场噩梦。你要是问我那一年德语课本的封面是什么样，我铁定答不上来——虽然我拥有它的时间比我父亲确诊癌症后存活的时间还要长，但是请原谅我记不清了。
那个星期，我们每天都去看他；但那天早上，我不想去医院。他被转移到弗农山医院的癌症病房，他病得太重，已经无法去往沃特福德附近的临终关怀医院。直到今天，我仍然不知道弗农山医院的确切位置，也不想搞清楚，害怕这样做只会让一切记忆变得更真实。我记得我们当时开车是往北走的。那一年，《泰坦尼克号》刚上映不久，我们在去医院的路上经常听广播里的电影主题曲《我心依旧》。我当时感觉怪怪的：席琳唱着她的心将与你相伴相随，而我们却在看着一个大活人的生命走向终结。好像席琳也真的希望我父亲能挺过去，我之所以觉得怪，是因为我们在去探望他的路上不得不听这么一首歌——多像命运专为我写的一出恶作剧啊。
4月20日那天，我不想去看父亲。我坐在沙发上，请母亲允许我休息一天。她坐在那把本该放在闺房的华丽椅子上跟我说话，声音好像从过去飘来的一样。透过她身后的窗户，我看到花园里生长的绿色灌木和各色春花。她说：“今天最好还是去看看他吧。”因为害怕，我没再提任何问题。人们经常忘记这点：青少年的闷闷不乐其实可以被解读为“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保持沉默，希望你能解释清楚些”。
我们开车去了。席琳充满希望的歌声再次响起（谢谢你，席琳）。我们开着一辆红色的车，来到那家由红砖砌成、几近坍塌的医院，四周绿树成荫。除了我们，到处都春意盎然，生机勃勃。我和哥哥坐在医院的咖啡馆里：巨大的拱形空间里，天花板很高，就像一座寺庙，我们吃着烤豆子和烤面包，餐具是钢制的，摸上去很冷，我们很悲伤。
亲朋好友络绎不绝地来到病房，与他道别，我们守在一旁。我们等了一夜。他被安置在一个面积不大的单间里，等待死亡的来临，我就睡在他床边的地板上。太阳升起来了，母亲求他到有光的地方去，求他放弃抵抗。“去吧，彼得，”她反复地说，“到那束光里去吧。”她握着他的手，让他安然接受死亡的降临，我们都围在他的床边。他于4月21日上午9时40分去世，我看了下时间。我的生日也是21日，但不是4月。是的，我注意到了日期和时间，但没有其他感觉。真讽刺，我想，命运又跟我开了一次玩笑。
我再次走进病房时，护士已经为他摆好了姿势，让他可以平静地离开。护士帮他穿好睡衣，拔掉管子，还换了干净洁白的枕头。我看着他的脸，他已经走了。他有着了无生气的脸和静止不动的眼睛，僵直的手整齐地搭在胸前。他不再像我父亲了，因为他一动也不动，不再大声吃东西，不再呼吸，也没有抽鼻子。我父亲是个生龙活虎的人，是个会发出各种响动和气味的大活人。但眼前这个人太安静了，毫无生命迹象。他走了。这里只有一具尸体。我忽然意识到他之前像什么了：一股推动躯体运转的能量。可现在，那股能量消失了。他去世了。天哪，他真的走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我打开了房间的落地窗，对面是一个有待重新铺砌的肮脏露台，上面有碎石板和半死不活的盆栽植物。我打开窗户是希望他能走，能彻底离开。无论他要去哪儿，我都希望他现在能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