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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又称资源循环型经济，是指以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为特征、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面对以“高能耗、高污染”为主要特征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所造成的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等环境问题，循环经济以减量化（reducing）、再利用（reusing）和再循环（recycling）为原则，强调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之间的和谐，着眼于如何通过对有限资源和能源的高效利用，减少废弃物排放来获得更多的人类福利，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
循环经济包括原料、生产、流通与消费四大环节，生产资料从原料环节经过加工逐步形成商品，再流转到消费环节，这一过程使与碳减排相关的场景变得越来越复杂，牵涉的主体越来越多，碳循环经济体系所对应的碳信息流与价值链传导机制也由简单的线性关系转向复杂的网状结构。其中，消费作为碳循环经济体系的最后一环，对碳信息与碳价值的传导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促进消费端绿色转型，将直接推动“资源-产品-废弃物”的单项式发展路线向“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反馈式循环过程转变，这一转变对于推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建设资源循环型产业体系和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进而保障我国资源安全和推动“双碳”目标的实现具有重大意义。
居民消费产生的碳排放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居民在生活中的能源消费所造成的直接碳排放，比如家电使用、私人交通、住房供暖等；二是居民在消费商品和服务过程中的能源消耗所造成的间接碳排放，比如生活中消费的衣服、食品、日常用品等在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碳排放。虽然我国面向终端个人消费者的绿色转型政策起步较晚，但消费领域的绿色转型深度、广度和速度在我国绿色转型整体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具体而言，消费端碳减排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消费端是碳排放产生的重要来源之一，具有巨大的减排空间。据碳足迹概念测算数据，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约70%来自家庭消费，
我国与居民生活消费相关的直接碳排放和间接碳排放约占碳排放总量的53%，
对比世界平均水平，我国居民生活消费的碳排放占比仍存在较大的上行压力。当前，我国家庭能源需求占国家能源需求的比重约为26%，产生的碳排放占全国二氧化碳排放的比重约为30%。
我国生活消费领域的绿色转型滞后于生产领域，生产领域绿色转型的效率提升不足以抵消消费规模扩张所带来的消极资源环境影响，直接导致经济整体绿色转型趋势的放缓。
第二，消费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消费端需求产品的结构反向刺激和调整生产端安排。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6年起，每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均超50%，其中2021年的贡献率达65.4%。“十四五”期间，我国进入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历史阶段，消费将进一步成为双循环的内生动力。同时，通过引导消费者逐步构建绿色消费意识，可以提高消费者作为消费端经济主体对绿色产品的支付意愿，对企业的技术、流程和商业模式“用脚投票”，有利于促进科技变革和反向调整生产端安排，塑造绿色低碳可持续的社会文化氛围。
第三，消费端巨大的碳减排潜力，同时也意味着消费端贡献大量碳信用
机会的能力。通过对消费端数以亿计的个人进行低碳减排宣导，形成消费端碳汇资产，能够为具有控排需求的企业提供碳信用资产，助力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参考生产端的碳减排路径，政府作用于企业的“G-B”模式已经在多领域进行探索实践，形成产业政策、碳交易及金融支持等工具手段。例如，在产业政策领域，国家针对火电、钢铁等高污染行业出台超低排放改造等强制要求，未达标企业无法继续生产经营；在碳交易领域，国家部委及地方政府推动碳市场建设，促进企业将碳排放内化为生产成本，影响企业生产决策，进而促进碳减排；在金融支持领域，大力发展绿色金融，以更优惠的信贷融资政策支持绿色低碳项目，通过引导资金投向间接引导企业行为。
与生产端碳减排场景相对集中、主体参与路径相对简单形成对比，消费端碳减排的承接主体是数以亿计的个人，个人行为与生活习惯决定了碳排放，其碳排放场景复杂而零散，且以间接排放居多，政策缺乏直接引导消费的工具手段。
基于消费端碳减排及政策传导的特殊性，消费端碳减排政策的传导机制可以归纳为政府引导、企业推动、全民参与的“G-B-C”模式。平台企业通过自有运营场景和用户，收集个人的碳减排行为数据，并对个人碳减排行为数据进行分析总结，归纳消费端个人碳减排的经验和规律，向上反馈至政府或监管机构，形成自下而上的传导机制；政府或监管机构在收到平台企业的市场经验反馈后，进一步制定消费端碳减排政策指引，并向下施政于平台企业，平台企业在自有运营场景中将政策向消费端个人落地实施，形成自上而下的传导机制，最终形成以平台企业（B）为媒介的消费端碳减排路径。
在消费端“G-B-C”碳减排传导机制中，平台企业一方面通过自有运营场景向下触达个人，将政府的碳减排政策向消费端传导，引导个人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向上将碳减排市场经验反馈至政府或监管机构，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信息传导和助推作用。因此平台企业是“G-B-C”消费端碳减排机制中的核心角色。
完成有效推动消费端碳减排任务，具有以下两项重要前提：一是明确居民生活中哪些场景构成了最主要的碳排放源，以及消费行为向何种方式转变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碳减排效果；二是确定通过怎样的方式才能将绿色消费观念传递给广大居民，进而引导其改变原有的消费习惯，做出有利于环境的消费选择。
从绿色消费的主要场景来看，衣食住行用在我国居民的整体消费中占比接近八成，其中衣物服饰生产、餐饮浪费、室内空调使用、驾驶燃油汽车出行等，都是消费端碳排放的重要来源。因此，绿色消费路径的选择，可以在衣食住行用的大方向下，从每个细分环节找出最有效的减排方式，并加以宣传推广。例如，2019年欧盟委员会发布的《欧洲绿色协议》提出重点关注食品、住房、生活用品、出行及政府采购等消费场景，而我国早在201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印发的《关于促进绿色消费的指导意见》中就已经将旧衣回收、绿色居住、绿色出行、绿色产品供给等列为绿色消费的重点领域。
从推动绿色消费的具体方式来看，由于个人的消费习惯是其偏好及效用评估等因素综合影响而形成的，受居民收入、产品价格、社会中多数人的选择等多种因素影响，且存在一定程度的消费刚性，因此推动人们改变长久以来形成的消费习惯并非易事，仅依靠社会宣导可能很难触动每个消费者，使他们做出行为上的改变。近年来，围绕消费端碳减排的政策制定已经开始关注对消费者偏好和习惯的研究，背后涉及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诸多理论学科。
很多研究指出，蓬勃发展的行为科学或可以为消费端碳减排的政策制定提供思路，各国政府也在积极探索利用行为科学的洞察构建新型干预方案，用以替代传统的政策干预措施。其中，助推理论认为，个体行为受决策环境微妙变化的影响，也就是说，通过调整选择架构有可能改变人们的行为。
这种既保留人们的主观选择权，又能把人们引向正确决策的方式，或将在绿色环保这个对大多数人而言仍然较陌生的领域发挥重要的政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