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〇年

火车驶过的时候，旁观者愣住了。

“若他总问起我。”脱离句中的那个“è” 像草地上的一颗球那般飞落。

他的严肃快把我逼疯了。衣领中的头颅，发丝在脑袋上排列得纹丝不动，下方的肌肉紧绷在脸颊上应该在的位置……

森林还在那里吗？森林定然还在那里。可我的目光方移开十步，我就放弃了，又被困入无聊的对话。

在黑暗的森林中，在湿软的土地上，我只能借助他衣领的白色寻路。

我在梦中请女舞者艾杜尔多娃再跳一回查尔达什。她脸庞中央，额头下缘与下巴间有一道宽阔的阴影或光线。恰逢此时，有人以不自觉的密谋者姿态告诉她，火车马上就要开了。看她听消息的模样，我非常清楚，她不会再跳了。“我是个坏女人，不是吗？”她说。“哦，不，”我说，“不是的。”我转身随意找了个方向离开。先前我向她打听过她腰带上插的花。“它们来自欧洲所有的侯爵。”她说。这些新插在她腰带上的花朵是欧洲所有的侯爵送给她的，我思考其中的含义。

爱好音乐的女舞者艾杜尔多娃无论去哪儿都有两个小提琴手陪同，连坐电车时也是，她常让他们演奏。因为反正没有禁令，要是演奏得好，乘客愉快又不花钱——换句话说，如果事后不收钱的话——为何不能在电车里拉琴呢？虽说起初它确实让人意外，一小会儿之后，每个人都觉得不合适。但是，在行驶的全程中、在强劲的气流里、在寂静的街道上，它是多么悦耳。

在户外的女舞者艾杜尔多娃不如在舞台上漂亮。那苍白的肤色；那紧绷在皮肤上、让脸庞快要体现不出什么强烈表情的颧骨；那像是从低洼中升起、不能拿来开玩笑的大鼻子，比如说测测鼻尖的硬度，或是轻轻捏住鼻梁，来回动一动，道一句“你总算是跟来了”；那腰线甚高、套着一条太多褶皱的裙子的宽大身段——谁能喜欢这些呢——她看起来几乎就像我的一个阿姨，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许多人的老阿姨都长得差不多。然而，除了一双极漂亮的脚，户外的艾杜尔多娃其实没办法弥补这些缺点，真的没有什么可以引发爱慕、讶异，或者哪怕只是注意的东西。所以，我常常见到艾杜尔多娃遭冷遇，即便平素极其老练、行为极其端正的先生们也无法掩饰这种冷漠，尽管他们在面对一位如此知名的舞者时自是已耗费了大量心力，毕竟那是艾杜尔多娃。

我的耳廓摸起来像一片树叶那样清新、粗糙、清凉而多汁。

我写下这些，必定是出于对自己身体、对这具身体之未来的绝望。

若绝望表现得如此肯定，与它的对象连接得如此紧密，像一名掩饰自身败退又因此遭其撕裂的士兵那般受到抑制，它就不是真正的绝望。真正的绝望立刻且永远先行于它的目标，（到了这个逗号这里就清楚了，只有第一句话是正确的）。

你绝望了？

是吗？你绝望吗？

逃跑？你想躲起来？

作家们讲臭话。

穿白衣的裁缝女工在倾盆大雨中。

生命中过去的五个月里，我什么都没能写出来，对此我也许是满意了，尽管可能一切都得为此负责，于我而言，这依旧是什么力量都取代不了的，五个月后，我终于有了再次和自己对话的念头。每当我真心自问，我依旧一一作答，这里总还有些东西要从我身上蹿出来，从已经做了五个月稻草堆的我身上，它的命运似乎是在夏日里被点燃、焚尽，比旁观者眨一下眼还迅捷。但愿这能发生在我身上！十倍于此的事情应该发生在我身上，因为我对这段多灾多难的时光竟然毫无悔意。我的状况既非不幸，却也并非幸运，不是冷漠，不是虚弱，不是倦怠，也不是有了其他兴趣，那它到底是什么？我不明白，或许和我写不出东西有关。而我想，我无须知道原因就能理解它。因为，所有我突然想起来的事情都不是从根源上，而是在接近中间的某处出现的。那就让人试着抓住它，让某人试着抓住一根从茎中间才开始生长的草。或许有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比如攀在梯子上的日本杂耍演员，这把梯子不摆放在地面上，而是撑在一个半平躺者高举的鞋底上，它也不靠在墙上，只浮升在空中。我做不到，更何况我的梯子根本没有那面可供使用的鞋底。这当然还不是全部，此等质询还不足以让我开口。可每天都至少要有一行文字指着我，就像有人用望远镜指着彗星。而我若真的出现在那句话面前，受那句话引诱，就好比去年圣诞节，那时候我走得太远了，只恰巧还可以把控住自己，仿佛我真的站上了自己梯子的最后一格，然而，它静静地架在地面上，靠在墙上。可那是什么样的地面！那是什么样的墙！那把梯子却没有倒下，我的脚就这样将它按在地面上，它就这样把我的脚抬到墙上。

比如说今天，我有过三回放肆的言行，一次是对着一名售票员，一次是对着一个被引荐给我的人，这么说来才两回，可它们像胃疼那样让我痛苦。从任何人的角度来看，这都是放肆无礼的，从我的角度来看同样如此。于是我走出自己内心，在弥漫着大雾的空气中挣扎，然而最糟糕的是，没有人注意到，即便在我的同伴面前，我也把这种放肆当作一种必须为之的放肆，当作正确的表情和必须承担的责任。最恶劣的却是，我的一个熟人甚至不把这种放肆当成一种性格的标志，而将它看作性格本身，让我注意到自己的放肆，叫我去欣赏它。我为什么不留在自己内心里？可现在，我对自己说：瞧，世人被你打败了，你离开的时候，售票员和被引荐给你的人心平气和，后者还与你道了别。可这毫无意义。一旦背离自己，你什么都做不成，可在你的圈子里，你又能错失些什么呢？对于这番话，我只能回答：比起在圈子之外揍人，我宁可在自己的圈子挨揍，可这见鬼的圈子究竟在哪里？有一阵子，我确实见到它平躺在地上，像是被溅了石灰，可它现在只是像这样在我面前飘荡，好吧，甚至都不飘了。

五月十七日、十八日，彗星夜。 和布莱、他的妻子和孩子在一起，时而在自身之外听见自己的声音，大致像是一只幼猫的呜咽，不过好歹是叫了。

又悄悄过去了多少日子；今天是五月二十八日，难道我连每天拿起这支蘸水钢笔、拿起这块木头的决心都没有吗？我想我确实没有。我划船、骑马、游泳、躺在太阳下。因此我的小腿肚很好，大腿不坏，肚子也还成，胸腔就很差劲了，要是我的头转到后脖颈……

星期日，一九一〇年七月十九日 ，睡觉，醒来，睡觉，醒来，悲惨的生活。

异文

我经常思考，任想法不受干扰地驰骋，无论我转向何方，我总能得出这个结论：我接受的教育在某些方面对我造成了可怕的伤害。这种认知中包含一种之于许多人的责难。有父母亲戚、某位特定的厨娘、教师、几位作家——他们用于伤害我的爱使他们的罪孽更加深重，因为，他们竟用爱伤我至此——几个和我家交好的家庭、一位游泳教练、避暑胜地的当地人、城市公园里几位没人会去细看的女士、一位理发师、一个女乞丐、一名舵手、一位家庭医生，还有不少其他人，如果我愿意且能够一一列出名字的话，那就更多了，简而言之，多到我得注意别在这堆人当中叫重名字的地步。这时候，有人或许会觉得，单看那么大的基数，这种责难的稳固性就很成问题，因为它又不是什么将军，只会笔直前进，不懂得如何自我分配。尤其是在这种针对的是逝去之人的情况下。这些人可能会随着一股遗忘的力量而保留在记忆中，他们身下几乎不再有地面，连他们的腿也已化作烟尘。现在去向处在这种状态下的人问责，追究他们在早些年抚养一个男孩时犯下的过错，于他们而言是完全不可理解的，正如我们完全不理解他们一样。可你根本无法让他们回忆起那些时光，没人能强迫他们，但显然，你根本连强迫都谈不上，他们什么都记不住，如果你硬要逼迫他们，他们就默默地把你推到一边，因为他们极有可能根本没听这些话。他们像疲惫的狗那样站着，因为，为了在记忆里保持正直，他们用尽了力量。然而，如果你真的任他们听和说，那你的耳畔只会充斥着反唇相讥的嗡鸣，因为人们将死者为尊的信念带入了彼世，并以十倍的努力为之辩护。即便这种观点可能并不是正确的，死者对生者可能怀有极大的敬畏，那他们就更该呵护他们活着时的过去，毕竟那才离他们最近，我们的耳畔又得嗡嗡作响了。即便这种观点并不正确，死者才正该不偏不倚，纵是如此，他们也绝对不愿受无法证实的责难缠扰。因为这种责难已然因人而异，无从证实。无法证实以往教育中犯下的过错是否存在，就好比作者的著作权。现在我所展示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变作一声叹息的责难。

这是我不得不提出的责难。它的内部很坚实，有理论支持。不过，我暂且忘了自己内心真正腐坏的东西，或者说，我原谅了它，还没对此发出什么牢骚。相反，我每分每秒都可以证实，我受的教育打算把我塑造成一个与现在不同的人。按照教育者的意愿，我或许受了伤害，我因而就此向他们发难，要求从他们手上取回现在的自己，由于他们给不了我，我便把责难和大笑打成鼓点，一直敲到那个世界去。但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另一个目的。我指责他们毁损了我的一部分——优秀且美丽的一部分——这种指责有时会出现在我梦里，就像别人梦中死去的新娘。此等责难总在成为叹息的边缘上徘徊，它首先应该成为一句恳切之语，不受损害地传到听者的耳朵里，这也是它原本的模样。什么事情都撼动不了的大型责难把小型责难攥在手里，大的走了，小的蹦蹦跳跳，可一旦小的到了，它仍然与众不同，我们一直期待着它，对着鼓点吹起了喇叭。

我经常思考，任想法不受干扰地驰骋，但我总是得出结论：我受的教育对我造成的损害超出了我理解的范畴。在外表上，我与其他人无异，因为我受的体育教育与常人没有差别，我的身体也很寻常，就算我个子相当矮小，还有点胖，但喜欢我的人依旧不少，包括女孩。这一点没什么可说的。就在最近，有个姑娘还说了句很动听的话：“呀，我要是能见一见您的裸体就好了，肯定更好看，让人想亲吻。”可是，如果我这儿缺一片上嘴唇，那儿少一个耳廓，这儿漏一根肋骨，那儿差一根手指；如果我头上有斑秃，脸上长麻子，也都不足以对应我内在的不完美。这样的不完美并非与生俱来，因而让人更加难以承受。因为，和所有人一样，我生来就带着重心，就连最愚蠢的教育也无法使之动摇。我仍然拥有这种良好的重心，可从某种程度而言，我再也不具备与之匹配的身体。一个毫无作用的重心会变成铅，像一颗猎枪的子弹那样卡在身体里。但这种不完美也并非我所应得，我不是因为犯下过错，才非得忍受它的出现。所以，无论我如何寻觅，我心里依旧毫无悔意。因为于我而言，悔恨或许是好事，反正它自己会痛哭，会把痛苦推到一边，单独把每一件事都解决好，仿佛一场为名誉而进行的决斗。有了悔恨的慰藉，我们就将保持正直。

我说过，我的不完美既非与生俱来，亦非应得，即便如此，与其他人相较，在旺盛的幻想与精挑细选的救济品的帮助下，我比别人更能承受这种不幸，比如令人厌恶的妻子、凄惨的人际关系、潦倒的职业，而且我绝对没有绝望到脸色发乌，而是白里透着红。

如果我受的教育能如其所愿地渗透到我心里，我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或许是我的青春过于短暂，我已经年届四十，却依旧高声赞颂着青春之短暂。只有这样，我才可能保留些许力量，去体悟自己青年时代受到的损害，进而将其遗忘，进而对过去的各方各面提出责难，最后为自己储下剩余的力量。可这所有力量又只是我儿时就拥有的力量的残余，使我比别人更容易受到青春的朽损，诚然，一辆上佳的赛车先得让灰尘与风追赶和超越，它的轮胎才能飞越障碍，人们几乎都要相信爱了。

从打算自我体内涌出的责难之力中最能看清楚，我现在依旧是怎样一个人。有时候我心中空无一物，只有受愤怒驱使的责难，身体还算康健的我在街上紧紧地拽住陌生人，因为我心里的责难从一侧灌注到另一侧，就像一只被人迅速端起的洗脸盆中的水。

那些时刻已经过去。责难像陌生的工具般躺在我周围，我几乎没有重提它们的勇气。与此同时，我受的老式教育之腐朽似乎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在我身上，回忆的瘾——或许是我这个年龄段的单身汉的普遍特征——使我的心再次向那些应该受我责难的人敞开，恍如昨日之事，它曾像吃饭那样频繁，现在却如此稀罕，为此，我将其记录在案。

但除此之外，我还是我自己，放下笔、打开窗户的这个我或许是我敌对者最好的助手。因为我低估了自己，这已然是一种对他者的高估，再说我确实也高估了他们。更别提我还在自我伤害呢。责难他人的欲望涌上心头时，我就看向窗外。谁又能否认，坐在自己船里的渔民就像从学校被拖到河边的小学生。好吧，他们的静止往往是不可理解的，就像窗玻璃上的苍蝇。电车在桥上行驶，当然和以往一样，带来一阵粗糙的风声，像腐朽的钟那样鸣响。毋庸置疑，那个从上至下一身黑、胸口闪烁着勋章金光的警察只能让人想起地狱，现在，他和我抱着同样的想法，观察着突然向船侧俯下身去的渔民——他是在哭，是遇上了幽灵，还是浮子动了？都没错，可那都属于他的时刻，现在唯有我的责难是正确的。

它针对了一大群人——着实令人害怕，望着窗外的不止是我，其他人也宁愿盯着河水看——先是父母和亲戚，他们对我的伤害出自于爱，这让他们的罪孽更加深重，因为他们本来完全可以因为爱我而让我受益；然后是眼神怨毒的友人家庭，罪恶感令他们感到沉重，不愿多加回忆；接着是一大堆育儿保姆、教师和作家，其中还有某位特定的厨娘；随后，作为惩罚而把他们混为一谈的是一位家庭医生、一名理发师、一名舵手、一个女乞丐、一个贩卖纸张的、一个公园门卫、一个游泳教练，然后是城市公园里没人会去细看的陌生女士、避暑胜地的当地人（对无辜的自然表示嘲讽），还有许多其他人；但我要是愿意且能够一一列出名字的话，那就更多了，简而言之，多到我得注意别在这堆人当中叫重名字的地步。

我经常思考，任想法不受干扰地驰骋，但我总是得出相同的结论：教育对我产生的腐蚀超过了我认识的所有人，超出我能理解的范畴。我却只能时不时地提起这一点，事后人们会问我：“真的吗？这可能吗？这叫人怎么相信？”我已经因为神经质的恐惧而试着控制自己不提这些。

从外观上来看，我和其他人一样；我有腿、躯干和脑袋，穿着裤子、外套，也戴着帽子；我接受过适当的体育锻炼，哪怕我还是长得非常矮小瘦弱，这也是难以避免的事情。再说，喜欢我的人不少，包括年轻的姑娘，就连不喜欢我的人也觉得我还过得去。

想到这一点时，我不得不说，我接受的教育在某些方面对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我的确不是在什么偏远地方，也许山区中的哪座废墟里受的教育，我对此不能责难半句。冒着从前所有老师都无法理解的风险，我愿意，也最希望成为废墟中那个渺小的居民，被残骸间来自四面八方、照耀在我温热常春藤上的阳光灼焦，即便起初我可能会受自己心中的良好个性压制而显得软弱，但它定会随杂草的力量茁壮。

想到这一点时，我不得不说，我接受的教育在某些方面对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责难波及许多人，我的父母、一些亲戚、几个我们家的访客、各色作家、那位送我上了一年学的厨娘、一群老师（我不得不在记忆中把他们紧密地挤在一起，不然我时而又会忘记其中的某一位，可正因为我把他们挤得那么紧，这个整体中的哪一部分又分崩离析了）、一名学校督察员、缓慢行走的路人。总之，这种责备像一把匕首在社会上迂回，没有人，我重复一遍，可惜没有人可以肯定，匕首的尖端不会突然出现在前面、后面或侧面。我不想听到任何反驳这种责备的言论，因为我已经听过太多反驳，也因为我在大多数的反驳中遭到了驳斥，我把这些反驳囊括在我的责难里。现在我宣布，我受的教育和这些反驳在许多方面对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或许有人觉得，我是在某个偏远地区受的教育？不，我是在城市正中受的教育，城市正当中。不是在什么废墟、山脉或湖边。我的父母与他们的身边人至今受我责难，为此感到愤懑，不过现在，他们轻松地把它推到一边，露出微笑。因为我把手从他们身上移开，放到自己的额头上，我想：我本该是废墟中那个渺小的居民，听着寒鸦的鸣唳，被它们的影子笼罩，在月光下获得宁静，被残骸间来自四面八方、照耀在我常春藤营地上的阳光灼焦，即便起初我可能会受自己心中的良好个性压制而稍显软弱，但它定会随杂草的力量茁壮。

据称，且我们也愿意相信，处于险境中的男人甚至对美丽的陌生女子都敬而远之；一旦这些女人在燃烧的剧院里挡住他们逃跑的去路，他们就把她们撞到墙上，用头、手、膝盖和肘部推搡她们。此刻，这些滔滔不绝的女人们陷入了沉默，她们无休止的对话成了动词和句点，原本平坦的眉毛挑起，大腿与臀部不再随呼吸起伏，因为恐惧，嘴巴仅能松弛地闭合，里面灌入的空气比平时更多，脸颊似乎有些鼓起来了。

“哎，”说着我用膝盖轻轻地推了推他（有些唾液从我的嘴里溅了出来，这是突然发话的坏兆头），“你别睡着了！”

“我没有睡着，”他答，睁开眼睛时还摇了摇头，“如果我睡着了，怎么能保护你呢？我难道不应该保护你吗？你当时在教堂门前不就是因此才拽着我不放吗？是啊，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们都明白，只要把你的手表放在口袋里就行了。”“因为现在已经很晚了。”我说。我不得不挤出一个微笑，为了掩饰，我紧张地朝屋子里瞧去。

“你真的想这样吗？你很想上去，非常想？那你开口就是了，我又不会吃了你。你瞧，如果你觉得上去要比留在下面更好，那就上去，赶紧的，不用考虑我。这就是我的看法，换句话说，也就是随便哪个路人的看法，你很快就会再下来，要是不知怎么的，这里站了个人，多好啊，你都看不清他长什么样子，他却挽起你的手臂，把你拽到附近的酒馆里喝红酒，然后把你带到他的房间，多么寒酸的房间，可它和夜晚还隔着几块窗玻璃呢，眼下你当然可以对这个看法嗤之以鼻。真的，要是你希望，我可以向任何人重复，我们在下面惨透了，过的简直是狗一般的生活，可现在什么都帮不了我，无论是躺在这里的水沟里，用嘴堵住雨水，还是在上面的枝形吊灯下，用同一双嘴唇品尝香槟，对我而言都没有区别。顺便说一句，我甚至没有在这两件事之间选择的机会，在我身上从没发生过什么引人注目的事，在对我而言不可或缺的仪式的上层建筑之下，又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呢？在这种仪式下，我当然只有继续爬行，不比一条害虫好多少。而你，谁知道你心里藏着什么。你有勇气，起码你觉得你有，试试看吧，去做你敢做的事情——要是留神的话，你已经能在门口的仆人脸上认出你自己。”

异文

“哎，”说着我用膝盖轻轻地推了推他（有些唾液从我的嘴里溅了出来，这是突然发话的坏兆头），“你这是睡着了吧！”

“我没忘了你。”他说，睁开眼睛时还摇了摇头。

“我又不怕。”我说。我没有搭理他的微笑，往铺石路上看去。“我只想告诉你，我现在无论如何都得上去。因为你知道，有人邀请我上去，天色晚了，大家都在等我。或许有些活动会推迟到我去的时候再开始。我不想这么断定，但这还是有可能的。你马上就要问我，我是不是根本放不下这些人，对吧？”

“我不会这么问的，因为首先，我看你火急火燎地想告诉我，其次，我根本不在乎，因为对我来说，上面和下面根本都一样。无论我是躺在下面的水沟里，用嘴堵住雨水，还是在上面的枝形吊灯下，用同一双嘴唇品尝香槟，对我来说完全没有区别，就连口味都没有，顺便说一声，我很想得开，因为我既不可以这么做，也不可以那么做，所以我不应该拿自己和你比较。因为你！你来城里多久了？你在城里待了多久了，我问你。”

“五个月，但我已经很了解它了。我和你说，我没让自己安生过。要是回过头看看，我根本不清楚有没有出现过黑夜，对我来说，你能想象吗，这一切就像是一日，没有白昼，就连光线没有半点变化。”

“要是我能确定你对我是真诚的就好了。我早就上去了。我怎么能确定你对我真不真诚？你现在这么看着我，好像我是个小孩子，这对我有什么用，只能让情况更糟糕。但或许你就想把它搞得更糟糕。况且，我再也受不了这小巷里的空气了，我已经属于上面那个团体了。只要一留神，我喉咙就发痒，你也是吧，我得咳嗽了。那你知道我要怎么上去吗？在后脚还没踏出去以前，我踏进大厅的前脚就已经改变了。”

“你说得对，我对你不真诚。”

“我想走，想上楼梯，要是有必要，翻跟头上去都行。我期待这个群体为我提供一切我缺乏的东西，首先就是如何调动我的力量，情况如此激化，我的力量有所不足，而这种攀登是小巷单身汉唯一的可能性。他的躯体虽已残破，可如果能凭借它保住几餐饭，免受他人影响，他就已经很满足了，简而言之，他要在日益消解的世界里坚守。哪怕看上去只不过是在取回自己曾经的所有物（情况通常也是这样），哪怕它们已经被改变、被削减，他却要试着用暴力夺回自己失去的东西。因此，他的存在是一种自杀式的存在，只剩下啃噬自己肉体的牙齿和供自己牙齿啃噬的肉体。因为没有核心、没有职业、没有爱情、没有家庭，也没有退休金，换句话说，在面对世界的时候，如果没有保留一个总体规划——当然只是尝试性的——没有以庞大的财产集合在某种程度上令世界惊愕的话，就无法规避眼前毁灭性的损失。这个单身汉有一套单薄的衣裳、一身乞讨的功夫、一双不屈不挠的腿和一间令人生畏的出租房，还有那平素拼拼凑凑、过了那么久之后再次显露出的本性，他张开双臂以把这一切都拢到一起，要是随机抓到哪一件无足轻重的东西，他总要丢掉两件别的。这当然就是真理所在，真理在任何地方都不会表现得更加纯粹。因为，真正以完美公民形象出现的人，更确切地说，好比一个乘船在海上航行、前有泡沫后有航迹、四周存在各种影响的人，完全不同于浮在浪中几块木板上的人，更何况就连这些木头还相互碰撞，彼此挤压——他，这位先生暨公民，面临着不小的危险。因为他和他的所有物并不统一，而是两件东西，若有谁破坏了这种关联，他也将被一并破坏。在这方面，我们与我们相熟的人确实难以分辨，因为我们极其隐蔽，比如说，我现在被我的职业，被我臆想出或真实存在的痛苦，被对文学的喜好等物遮蔽。可是，对自身根基感受得过于频繁、过于强烈的正是我，在此过程中，我几乎感觉不到半点满足。我只需要不间断地感受此等根基一刻钟，有毒的世界就会灌进我嘴里，就像灌进溺亡者口中的水。

“此刻我和那个单身汉之间几乎没有区别，只不过我还能回忆自己在村中度过的青春岁月，如果我愿意的话，哪怕只是形势所迫，我或许还能把自己扔回那个地方。可单身汉面前一无所有，身后也一无所有。此刻，这也无甚分别，可是单身汉只有这一刻。如今没有人能够理解那个时代，因为没有什么能如那个时代般遭到摧毁。当他持续地感受着自己的根基，仿佛一个突然注意到躯干上长了溃疡的人，他就错过了那个年代。直到现在，溃疡依然是我们身上最微末的东西，甚至还不是最微末的，因为它好像还没有出现，现在却比我们身上打出生以来就拥有的一切更重要。直到现在，我们都全身心地投入于我们手头的工作，投入于我们眼睛所见到的、投入于我们耳朵所听到的、投入于我们踏出的脚步，我们就此突然向完全相反的方向转去，就像山间的风向标。

“即便那已是他最后的方向，他当时也并未逃跑——因为只有逃跑才能保他立于脚尖，又只有脚尖才能保他立于世界——相反，他躺下了，就像冬天里时不时会有孩子为求冻死而躺在雪地里。他和这些孩子都相当清楚，无论是躺下，还是以其他任何方式屈服，都是他们的过错，他们知道自己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这么做，但他们无从得知的是，现在，经历过田野上或城市里的变化以后，他们将忘记从前所有的过错与压迫，在适宜他们生存的新环境中活动，仿佛那是他们初生时的环境。可在这种情况下，忘记并非一个合适的词语。与他的想象力一样，这个人的记忆力并没有受到什么损害。可就连山岳也无法动摇它们；此人站在我们民族之外，站在我们人类之外，动辄饥肠辘辘，只有那一刻属于他，永不休止的受难时刻，没有亮起星点令他恢复元气的火花，他始终只有一件东西：他的痛苦，可世上没有哪个角落可以找到第二重痛苦来当作药物，他只拥有两只脚需要的地面，以及一双手可以覆住的支撑物，换而言之，他拥有的比杂技剧院里的空中飞人还少得多，起码他们还在下面为他挂了一张网。

“我们其他人确实受到过去与未来的牵制。为了让它们在浮沉中保持平衡，我们不仅几乎耗尽了所有闲暇，更为此花费了那么多工作上的时光。未来在体积上占优的东西被过去以质量取代，在它们的尽头，两者不再有差别，最早的青年此后将变得与未来一样明亮，而我们其实已经在叹息中经历过未来的尽头与过去。所以，我们正沿着这个几乎已经关闭的圈子的边缘行走。说来这圈子确实属于我们，可只有我们死守着它的时候，它才属于我们，但凡我们不知何故在一次自我遗忘、一次消遣、一次惊吓、一次震惊或一次疲倦中稍加侧身，那我们便已将它遗落在空间中，直到如今，我们的鼻子依然卡在时间的洪流中，现在，我们这些昔日的游泳者，今日的散步者踏上了回程，迷失了道路。我们在法则之外，没有人知晓，却都依此对待我们。”

“你现在千万别考虑我。你又怎么能和我相比？毕竟我已经在这个城市里待了二十多年了。况且你真的能想象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样的四季，我已经经历过二十次了。”他松垮垮的拳头在我们头顶上晃动，“这儿的树已经长了二十年，人在树下显得何等渺小。在这许多夜晚，你懂的，在所有这些屋子里。你一会儿靠着这堵墙，一会儿靠着那一堵，窗户就这么绕着你转。在这许多清晨，你看着窗外，从床边拖来沙发椅，坐下来喝咖啡。还有这许多傍晚，你支起手臂，以手托腮。是啊，若一切不止如此该有多好！要是我们至少能养成一些新习惯，就像每天都能在这里的小巷里见到的那样就好了。——现在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像在抱怨？可是，不，我为什么要抱怨这些呢？没有谁会允许我这么做的。我只能去散散步，这应该就足够了，况且世界上还没有我没法去散步的地方。可现在看起来，我又在为之自负了。”

“所以还是我轻松。我又无须在这房子前面站着。”

“所以你才不要和我比，不要因为我而让你觉得不安。你是个成年人了，反正你在这个镇上也显得很孤僻。”

我确实近乎孤僻。我的保护色似乎消融在这个镇上了，最初几日我容光焕发，因为此等消融受到神化，令我们活着的一切都就此从我们身边飞离，然而，在飞离的时刻，它还用人性的光芒最后一次将我们点亮。我就以这样的面貌站在我那单身汉的面前，他极有可能因此喜爱我，却不清楚为什么。他的言谈中似乎时不时地表现出，他知道该如何应付，他清楚眼前站着的是谁，因而他可以随心所欲。不，并非如此。倒不如说，他将用这种方式对抗所有人，因为他只能以隐居者或寄生虫的身份过活。他只是被迫成为隐居者，一旦迫力被某种他所未知的力量克服，他就已然是一条明目张胆、尽情依附的寄生虫了。然而世上再没有什么可以拯救他，所以，人们可以从他的所作所为中想到一具溺毙者的尸体，它被不知哪道洪流驱逐到水面，撞上一位疲倦的游泳人，双手搭在他身上，想要紧紧抓住他。尸体不会复活，甚至都不会获救，却可以把人拉下水。

十一月六日。 Ch.夫人关于缪塞的座谈会。犹太女人有吃饭咂嘴的习惯。做好了一切理解法语的准备，包括轶事之困难，就在结语来临之前，那一句停留在整个轶事的废墟上，本该留在我们心间的结语来临以前，法语在我们眼前熄灭了，或许一直到那一刻，我们都过于专注，懂法语的人在结束前就离开了，因为他们已经听够了，其他人则远远未听够，大堂的音响效果，比演说词更清楚的是包厢里传出的咳嗽声；在拉歇尔那儿用晚餐，她和缪塞一起读拉辛的《费德尔》，书放在他俩中间的桌子上，顺便提一下，桌子上放着各式各样的东西。

克劳德尔领事的眼睛闪闪发亮，他宽阔的脸庞吸收、反射着这道光，他总想着告别，甚至还成了一两次，不过总的来说，他没成功，因为与一个人道完别，另一个人就站了过来，接着又有他已经道过别的人排了过来。演讲台上有个供管弦乐队奏乐的游廊。各种各样的噪声干扰着。走廊上的服务员，隔间里的客人，钢琴声，远处的弦乐，最后的一记音锤，一场极难辨清方位因而令人烦躁的吵嚷。包厢里，一位女士的耳环上镶着钻石，它的光线不停地变幻。柜台边站着一圈法国上层人士，都是身着黑衣的年轻人。其中一位正在向别人鞠躬致意，他的眼睛都快落到地面上了。他的脸上满是笑意。可这笑脸只是摆给姑娘看的，看男人的时候，他便直截了当地盯着对方的脸，严肃地抿着嘴，把先前的致意解释为一种或许可笑但无论如何都不可或缺的礼节。

十一月七日。 韦格勒的黑贝尔讲座。他坐在讲台上，房间的装潢很现代，仿佛他的爱人要从门外冲进来，最后开始演一出戏。不，他在作报告。黑贝尔的饥渴。和艾莉莎·伦辛复杂的关系。他学校里有个女老师，是个老姑娘，她抽烟、吸鼻烟、打人，给好孩子发葡萄干吃。他漫无目的地到处旅行（海德堡、慕尼黑、巴黎）。他先给教区督察当仆人，和楼梯下的马车夫睡在同一张床上。

尤利乌斯·施诺尔·冯·卡洛斯费尔德 ——弗里德里希·奥利维尔所绘。他在斜坡上作画，他是多么英俊严肃（一顶高帽子，像是压扁的小丑帽，又硬又窄的帽檐深深遮住面部，波浪般的长发，眼睛只盯着画，两手很稳，膝盖上放着木板，坡上的一只脚滑得有些低）。哦，不，那是施诺尔画的弗里德里希·奥利维尔。

十一月十五日，十点。 我不会让自己累着。就算我的中篇小说会割开我的脸，我也要跳进去。

十一月十六日，十二点。 我读《在陶里斯的伊菲革涅亚》。除了几处明显的错误，从一个纯洁的男孩口中吐出的干涸德语着实使人震惊。在阅读的那一刻，每个词都被读者眼前的诗句托至高处，那里有一道或许微弱却能穿透人心的光线。

十一月二十七日。 伯恩哈德·凯勒曼的朗诵会。“我笔下一些没付印的东西”，他这么起的头。他人看起来很不错，几乎灰白的头发直立着，脸费了不少功夫刮得一干二净，鼻子尖尖的，脸颊上的肌肉常像波浪那样在颧骨上起伏。他是个平庸的作家，有些段落写得很好（一个男人走到外面的走廊上，咳嗽，四下看看是不是没有人），也是个诚恳的人，他想诵读事先说定的内容，但听众们不依，由于对第一个精神病院的故事感到恐惧，也由于对叙述的方式感到无聊，尽管故事没什么悬念，依然零星不断地有听众带着一股热切离开，仿佛隔壁有人在讲故事似的。故事读完前三分之一，他喝了点矿泉水，这时候走了一大批人。他吓了一跳。“快结束了。”他干脆说了个谎。等他朗诵完，所有人都站了起来，掌声稀稀拉拉的，听起来像是有谁坐在所有坐着的人中间为自己鼓掌。可此时，凯勒曼还想继续读另一个故事，或许不止一个。面对着离去的人，他只张了张嘴。最后，他听从了劝告，说：“我想再读一个短小的童话故事，只有十五分钟。我休息五分钟。”有些人留下来听他读童话，里面的段落大概可以让任何人从大厅最远的地方起跑，越过所有听众跑到外头去。

十二月十五日。 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在如今这个状况下得出的结论，它已经持续了将近一年，而且该状况实在过于严重。我甚至不清楚，自己可不可以把这说成是一种全新的状况。然而，我的实际看法是：它是新的状况，我有过类似的，但还没有过这样的。我就像是石头做的，我像自己的墓碑，没有缝隙留给怀疑或信任、热爱或憎恨、勇气或畏惧，无论特殊的还是一般的都没有，只存着一份模糊的希望，却并不比墓碑上的铭文好。我写的每个字几乎都彼此不相合，我听见辅音破锣般排列在一起，元音则像展览会上歌唱的黑人。我的怀疑在每个词周围转悠，还没看到词，我就见到了它，可那又如何！我根本看不见那个我发明的词。这大概还不算是最大的不幸，只不过，我大概必须发明出能够将尸体的气味朝一个方向吹的词语，它还不能直接吹到我和读者的脸上。坐在写字台前时，我的状况并不比一个在歌剧院广场的车流中跌倒、摔断了双腿的人好。尽管喧腾，所有的车辆却沉默地从各个方向来，又向各个方向去，可那人的痛苦带来了井然的秩序，连警察都没法比，痛苦令他闭上眼睛，车辆不必掉头，广场和街道就已经变得荒芜。那么多的生命令他痛苦，因为他毕竟阻碍了交通，但空虚也不遑多让，因为它让他实际的痛苦消失了。

十二月十六日。 我再也不放下这本日记了。我必须在这里坚守住自己，因为我只能在这里这么做。我想解释一下我心里时不时出现的幸福感，就好比刚才。它确实是一种带着气泡的东西，以轻盈、舒适的颤栗彻底地将我填满，说服我相信其能力，我无时不刻都可以确信这能力并不存在，哪怕是现在我都确信无疑。

黑贝尔称赞尤斯提努斯·凯尔纳的《旅行之影》：“这样的作品几乎不存在，没人见识过。”

W.弗雷德的《荒凉路》。这种书是怎么写出来的？一个工于刻画微小的人把自身的才能延伸到一部小说的宏大中，使用的是一种令人恶心的可悲方式，即便如此，在错误运用自身才能时迸发出的能量还是值得我钦佩的。

这种对小说、戏剧等作品中次要人物的追寻。我在过程中得到的这种归属感！在《比绍夫斯堡的少女》（是叫这个名字吗？）中，有两个给剧里的新娘做白嫁衣的女裁缝。这两个姑娘过得好不好？她们住在哪儿？如果她们不能出现在剧里，而得死板地待在外面又会如何？她们会不会站在挪亚方舟前，被倾盆大雨淹没，最后只能把脸贴在船舱的窗户上，只能让下层的乘客看见片刻的黑暗？

十二月十七日。 芝诺在说起某个紧急的问题时随意提到，是不是不存在静止的东西：不，飞箭不动。

如果法国人天生就像德国人，他们又怎么会被德国人钦佩呢？

我已经搁置、划去了许多东西，实际上，几乎是我今年写下的一切，不管怎么说，它们也非常妨碍我的写作。那是一座山，是我写过所有东西的五倍，单单是它庞大的体积就已经将我所写的一切从我的笔下拖走。

十二月十八日。 如果我把信（即便是那些内容估计不甚重要的信，比如刚才那封）放一段时间不拆封的原因并不确定，只是软弱与胆怯而已——它们犹豫着要不要打开一封信，就像它们犹豫着要不要打开一扇房间的门那样，而这个房间或许已经有个不耐烦地等着我的人——那么把信放在那里的这种行为就可以用缜密来解释。假设我是个缜密之人，我必须尽可能地尝试延展与信有关的一切，即慢慢将其开封，慢慢读它，读很多遍，思考良久，为誊清稿打许多遍草稿，最后还得犹豫地把它寄出。这一切都由我掌控，只是这封信的突然而至是无法避免的。好吧，我也人为地放慢了速度，我很久没有打开它，它就在我面前的桌子上，一直在等我出现，我一直拥有它，却没有接收它。

晚上，十一点半。 只要我不从自己的办公室中解脱，我就会迷失，这对我来说再清楚不过，这只是在于，只要有可能，我就能把头抬得足够高，那我就不会淹死。这将是多么困难，这得要从我身上引出怎么样的力量啊，今天我没有遵循新作息，晚上八点到十一点并没有坐在写字台前，从这件事上就能看出来，我甚至不把它当作眼下最大的不幸，我只是为了上床睡觉而匆忙地写下了这几行字。

十二月十九日。 开始在办公室里上班。下午在马克斯那儿。

读了一些歌德的日记。距离已经平静地记录下这种生活，这几本日记给它添了一把火。一切事件经过的明晰让它们变得神秘，就好比观看远处草坪的时候，公园的栅栏让眼睛感到宁静，却又将我们置于一种不平等的敬畏中。

刚才，我已婚的妹妹第一次来探望我们。

十二月二十日。 我该用什么来为昨天关于歌德的评论辩护呢（它几乎和它所描述的感受一样不真实，因为真实的感受已经被我妹妹驱散了）？没东西可用。我又用什么来为今天什么东西都没写辩护呢？没东西可用。主要是我的状况还不是最糟糕。我的耳畔常有种呼喊：“你快来吧，看不见的审判！”

为了让不惜任何代价也想从故事中脱逃的虚假片段最终能给我带来平静，我把这两段写下来：

“他的呼吸声响亮，像关于一场梦的叹息，梦中的不幸比我们世界里的更容易忍受，所以简单的呼吸就足以成为叹息。”“此刻，我如此自由地通观它，就像人们通观一道小小的难题，对此，他们说，我不能把小球放进它的孔洞里，这又有什么关系，毕竟一切都是我的，这玻璃、这框子、这些小球，还有其他东西都是我的；我可以直接把这些玩意儿都塞进我的口袋。”

十二月二十一日。 米哈伊尔·库兹明的《亚历山大传奇》中的奇闻异事：

“上半身死了而下半身活着的孩子，孩子的尸体上长着会动的小红腿。”

“他把以蠕虫与苍蝇为食的不洁之王歌革与玛各驱逐到裂开的岩崖中，用所罗门的印记封印他们，直到世界终结。”

“石头河，咆哮的石头在水流处翻滚，经过向南流三天，向北流三天的沙溪。”

“亚马孙人，右乳被烧尽的女人，短发，男鞋。”

“用尿液烧毁树木的鳄鱼。”

在鲍姆那儿听了些非常精彩的东西。我身子很虚弱，和以前一样，一直都这样。有种被绑起来的感觉，同时还有另一种感觉：要是我被解开的话，情况会更加糟糕。

十二月二十二日。 今天我甚至不敢自责。朝这个空虚的日子里呐喊可能会带来令人作呕的回声。

十二月二十四日。 现在，我更加仔细地端详了一下我的办公桌，发现自己在上面做不成什么好事情。这里乱摆着那么多东西，形成了一种无序，它不具有平衡，对失序之物完全没有任何容忍度，要不然，不管什么无序都是可以容忍的。就连那块绿布上的无序也随心所欲，老剧院的底层座位可能也会是这样。不过从站位上看……

〔明天继续写〕

十二月二十五日。 ……桌面下打开的抽屉里冒出装订成册的旧报纸、目录、明信片、信件，全都是部分撕开、部分打开的状态，摆成露天台阶的形状，这种不体面的状态破坏了一切。底层座位上个别相对庞大的物件以最扎眼的方式出现，仿佛剧院里允许商人在观众席上安排账目、木匠敲敲打打、军官挥舞马刀、神职人员与灵魂沟通、学者与思想对话、政治家谈论公民精神、恋人之间不再压抑感情，诸如此类。只有我的写字台上直立着一面剃须用的镜子，就像人们剃胡子时需要的那样，衣服刷刷面朝上，放在桌子上，钱包敞开，做好了付钱的准备，钥匙圈上露出一把待使用的钥匙，领带的一部分还缠在褪下衣服的领口上。下一个打开的抽屉被侧面锁上的小抽斗限制，和废物间没什么分别，好比观众席中间低矮的楼座，基本上就是剧院里最显眼的位置，那是留给最卑鄙的人，留给由内而外逐渐涌出污秽的老油子，留给把脚搁在座位扶手上的野蛮家伙的。有许多孩子的家庭，你只能稍微看一眼，没法把他们数清楚，这里排列着可悲的儿童包间的污垢（已经淌到了底层），患不治之症的人坐在黑暗的背景中，所幸的是，只有在灯光照到他们时你才能见到他们，诸如此类。这个抽屉里还有些旧纸片——我要是有个废纸篓，早就把它们都扔掉了——还有几支断了笔尖的铅笔，一个空火柴盒，一个来自卡尔斯巴德的镇纸、一把边缘凹凸不平的尺子（要是它来画公路的话就糟了）、不少领子上的纽扣、用钝的刮胡刀片（世上没有它的用武之地）、领带夹、又一个沉重的铁镇纸。在上面的抽屉里——

悲惨，悲惨却又带着好的意愿。现在的确是半夜里，可这是因为我白天睡得很足，这只是借口，毕竟我白天根本什么都不会写。亮着的灯泡、安静的公寓、外面的黑暗、最后清醒的片刻，它们给了我写作的权利，即便那是最悲惨的事情。我仓促行使这一权利。所以这就是我。

十二月二十六日。 两天半时间里——虽然不算彻底——我独自一人，而且，就算还没有改变，我确实也在改变的过程中了。独处给予我一种永不失败的力量。我的内心正在松动（暂时只是表面），准备好迎接更深层次的东西。我的内心开始建立起一个小小的秩序，我不需要更多，能力不足引起的混乱最为不堪。

十二月二十七日。 我的力量再也不足以完成任何句子。是啊，如果那是关于词语的问题就好了，如果安排好一个词就已足够，就可以带着平静的意识转身离开，让这个词自行填充就好了。

下午睡过去一会儿，醒过来的时候，我躺在沙发上，思考少年时的一些恋爱经历，气恼地在一个错过的机会上（我当时有些感冒，躺在床上，家庭女教师给我朗读《克莱采奏鸣曲》，她很懂如何享受我的激动）耽搁了不少时间，想象着全素的晚餐，为我的消化系统感到满意，也为我的视力是否能保持一生而担忧。

十二月二十八日。 如果我在几个小时里表现得很友好，比如今天和马克斯在一起的时候，还有后来在鲍姆家的时候，那么临睡前，我就已经很傲慢了。